不得不执行的“三年丧假”：古代皇帝和官员如何利用“丁忧”制度？
“丁忧”的丁，解释为“当”，也就是遭遇的意思，所以字面上讲，丁忧就是遭遇忧伤。实际上，这个词不会泛指一般的忧愁伤心，和小老百姓也没什么关系。多数时候，丁忧是指父母去世，官员就要回家奔丧并守孝三年。
三年之丧有多重要
父母去世，在不同的人类社会里都是大伤心事，在中国的文化传统中尤其严重。孔子和学生宰予的一段对话，很能说明儒家眼里丧事的地位。
宰予说，为父母守丧，要三年时间，实在是太长了。“君子三年不为礼，礼必坏，三年不为乐，乐必崩”，这会导致礼坏乐崩的惨痛结果。所以在他看来，守丧一年，也就可以了。
孔子采用启发式教学：“爸爸妈妈去世还不久，你就吃好吃的，穿漂亮衣服，你心里安吗？”
没想到宰予竟然回了一个字：“安！”
孔子显然很愤怒也很伤心失望，说：“你心安理得的话，那就去做吧。君子在居丧期间，感受不到世间各种快乐，因此也就自然而然不去享乐。你心安理得的话，那就去做吧。”
宰予像，出自《至圣先贤半身像》册，元，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宰予认为守丧一年就够了，孔子相当生气，斥其“不仁”，足见孔子对三年之丧高度重视
宰予退出后，孔子想想还是气不平。他说，宰予真是 “不仁”，小孩出生，爸妈抱了你三年，爸妈去世，当然也要相应的回报。所以“三年之丧，天下之通丧也”，这是普天之下都要遵守的规矩。宰予难道没有得到过父母三年的慈爱吗？
由于宰予也是 《论语》认证过的孔门高弟 （十哲之一） ，贬得太低似乎也不妥，所以孔子的话里情绪怎么理解，有些争论，但孔子对三年之丧高度重视，那是没有疑问的。
可是宰予的担忧也很实在，守丧期间很多事都不能做，引起的麻烦绝不能小看。他在老师面前话不能说得太具体，后来儒家的敌人墨子，对三年之丧批判可就严重了：丧礼的规矩太多太重，严格遵守会导致人的体质下降；而且这段时间男人和女人不能交媾，会降低婴儿出生率；丧礼中又不能做很多工作，国家和社会都会因此瘫痪；既然这个国家人口又少，又穷，又没有足够的力量修城墙，这个国家就一定会遭到侵略；国家穷了之后，没钱去祭祀鬼神，上帝鬼神也就不会保佑你⋯⋯总之，儒家重视办丧事，简直有百害而无一利。
但孔子的传人们，不会因为这些攻击而动摇。人活着除了利益，总是要有点精神追求的。神圣感是怎么产生的？投入巨额的时间、精力和财富去做一件没什么实际意义的事，乃是创造神圣感的必由之路，而神圣感有了，凝聚力也就在其中了。——今天我们也不必嘲笑儒生迂腐，实际上古今中外的人群，大概都很难跳出这种靠折腾找认同的套路，不过是程度有别，形式不同罢了。
在儒家经典里，丧礼居于特别重要的地位。有学者统计，儒家的十三经当中，没有不讲凶礼的。尤其是 《仪礼》和 《礼记》，讲凶礼的部分，占比高达30%和26%。
《丧服图》，西汉，丝帛， 1973年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现藏湖南省博物馆
战国乱世百家争鸣，道术将为天下裂，儒家的主张当然不会被普遍遵守；秦朝焚书坑儒，更不会听信这一套，但到了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要求官员们都守三年之丧，爸妈去世就应该离职，也就是后世所谓“丁忧”，想必就应该成为制度了吧？
然而并没有。
守丧与否和忠孝之争
汉代官员的父母去世，正式的丧假大概只有几十天。要不要守三年之丧，整个汉朝一直没有形成制度。
有的官员坚持这么做，往往因此得到美名。汉成帝时的丞相薛宣，后母病死，他的弟弟薛修辞去官职守孝。薛宣公然说：“三年服，少能行之者。”薛修不听他的，坚持守孝三年，竟至于因此兄弟不和。汉哀帝时有个诸侯王，为母亲服丧三年，汉哀帝特别表彰他是“宗室仪表”，并加封了一万户给他。——凡此种种，正可见服三年丧并不是普遍的现象。
虽然汉朝史料有限，但是学者们还是梳理出风气的变化：东汉的官员守丧风气比西汉要盛，以至于朝廷似乎也默认了官员父母去世，他就是要离职的。
值得注意的是，诏书里有诸如 “听大臣、二千石、刺史行三年丧”之类的表述，也就是你要守丧皇帝不拦着的意思，并不是制度要求。守完三年之丧，朝廷给这位官员的待遇是：可以保留你重回官场的资格，但原来的行政级别是不保留的，请你从头干起，或至少也是去一个低得多的职务。
想想也很合理：守丧并不是国家制度，是你要刷道德分的个人选择，因此造成的损失，当然也应该你个人承担，不然也不能显得你高尚不是？
《圣迹图》之孔门弟子守丧，明。孔子离世后， 众弟子为其守丧三年，表示守礼和尊奉先师，因孔子去世前子贡未能赶到，子贡在墓旁草庐守丧六年才肯离去
实际上，从守丧这件事里，隐约可以看见朝廷和宗族之间的紧张关系。西汉皇权更强大，放弃官位去守丧损失惨重，于是守丧的也少；东汉宗族势力发展势头迅猛，通过守丧彰显自己是孝子，回报率更高。最著名的例子就是袁绍：他20岁时出任濮阳县长，不久因母亲病故服丧，接着又想起父亲去世时自己年纪还小，三年之丧还欠着，要赶紧补。这六年时间，对他积累声望，显然极为重要。
新版《三国》中的袁绍
三国时期，这种忠孝对立更加明显。孙权当皇帝后，下过一道诏书说：太平盛世理应守三年之丧，但现在不是盛世啊，所以既然当了官，爸妈去世就别回家了，腰里系根麻绳 （腰绖） 接着处理公务就好了。可是有人就是坚持要守丧，这事怎么办呢？有人就说出 “忠节在国，孝道立家，出身为臣，焉得兼之”这样铿锵凛然的话来，而最终决议是，谁敢奔丧，就是死刑。
但为了尽孝，有人是真敢玩命。有个叫孟宗的 （后世所谓 “二十四孝”之一） ，毅然决然奔赴母丧，丧事料理完，主动进牢房等候发落，而陆逊出面为孟宗求情。孙权也只好同意罪减一等。——这算是孙吴政权和士族之间别别扭扭的又一案例。
《孟宗哭竹生笋》，清，王素。孟宗是孙吴后期 重臣，相传冬季的一天，母亲病重，想吃竹笋煮羹，孟宗跑到竹林抱竹痛哭，竹笋竟破土而出。担任吴令时，其母去世，按规定，地方守令擅自奔丧是死罪，孟宗还真敢玩命，料理完丧事后主动进牢房等候发落，被陆逊所救，免于死罪
晋朝是个在世家大族支持下才得以建立的王朝，以孝治天下鼓吹得格外响亮，皇帝带头守三年之丧，官员守丧的风气也格外兴盛。“丁忧”这个词，也是这个时代才正式出现的。
接下来南北对峙的时代，南朝的世家大族出身的官员，当然是讲究守丧的，并且把这个行为当作体现华夏文明先进性的一种手段。北方鲜卑人建立的北魏，本来是没有三年之丧一说的，但既然倾慕汉文化，要争华夏正统，当然也要提倡守丧。总之，一个行为既然已经被赋予了神圣性，它有没有实际作用，那就根本不重要了。
终于，天下重归一统，朝廷再度强盛。唐宋以降，天下再也没有能对皇权构成实质威胁的宗族势力，忠孝之间也就不再有那种紧张对峙的关系。那么，接下来的大一统时代，皇帝会抛弃造成极大不便的三年之丧，又要像西汉那样，要求官员专心工作，只给他们放几十天丧假吗？
然而又没有。
丁忧的功能：腾位子
唐宋以后，朝廷对丁忧的态度，和汉朝形成了鲜明对照。
汉朝是朝廷不要求官员守丧，但到了东汉，官员常主动要求守丧。唐宋以后是朝廷立法规定，官员需要守丧，但经常有官员想逃避守丧。从汉朝到清朝，理论上讲都是尊崇儒家思想的，对孔夫子的教诲，态度差别怎么就那么大呢？
赞美的人，说唐宋以后尤其是宋以后，对孝道的理解越来越精深，所以丁忧制度就严密了；批判的人，则说宋以后中国社会越来越缺乏活力，才会这么强调“三年之丧”这个蠢规矩。
但也可以有个更庸俗的解释：官场资源僧多粥少，借着丁忧，可以趁机要求一批人给另一批人腾位子。
秦汉时代，是中国官僚制度初创的时代，这个时代的官僚体系：看缺陷，是有些地方规定得不细，奖惩制度都比较简单粗暴；好处，则是简洁明快，通常是因事设岗，也就是大多数官员都有比较实在的工作，也没有大量的候补官员。这种情况下，有人丁忧离职，怎么找人接替他的工作是个麻烦。
唐宋以后就不同了，官僚系统不断膨胀，因人设岗的情况越来越普遍。尤其是有了科举制度这样稳定的选官体系之后，也就意味着每隔一段时间就会产生一批有当官资格的人。取得做官资格的人排队等官做，叫作“补缺”，但朝廷哪有那么多“缺”给他们？今人很容易觉得，三年之丧的很多规定，显得非常多余，但重要的是，大多数官员也很多余啊。
宋仁宗时代是科举制度大发展的时期，也是丁忧制度大发展的时期，这个时代的一份文件，就很能说明问题：
今执事盈庭，各务简简，况无金革之事，中外之官不缺，（夺情）不可习以为例。望自后并依典礼，三年服满，得赴朝请。（《宋会要辑稿·职官七七》）
大意就是，官员队伍人很多，事儿很少，让他们回家给去世的父母尽孝吧。不便明说的理由大概是：你去守丧，空出来的岗位我可以安排给其他人，反正说实话，科举出身的官员对怎么处理行政工作，大多数人都挺业余的，谁干不是干？
虽不能说各生欢喜，但确乎是一别两宽。
所以我们看到，历朝历代，对文官丁忧的要求，总是比对武将严格得多，到了明代，甚至明确规定，不许武臣丁忧。一方面，这是偃武修文的文化氛围里，默认对武将的道德要求可以比对文臣低一些；另一方面，大量过剩的情况也仅存在于文官队伍里，武将更强调专业性，要是前线有战事，突然指挥官要去守丧，引起的麻烦要大得多。事实上，明太祖之所以明文规定不许武将守制，也正是担心他们借亲丧为名，逃避战事。
医官、外交人员、各地方处理具体行政事务的职事官，这些工作具体，高度依赖专业技能和经验的岗位，实际上也都不提倡丁忧。
而对庞大的文官队伍来说，丁忧也是个可以接受的结果。要突然中断仕途，固然是重大损失，但是第一，守丧期间，在职官员的权力你是没有了，但行政级别还在，待遇也还可以领一些 （不同时代不一样，官员级别不同不一样，具体说的话非常复杂） ，翻检各种文献，可以发现官员们对守丧期间日子的艰难，抱怨是铺天盖地，但抱怨得凶，正说明远不到掀桌的地步；第二，你丁忧别人也要丁忧，如果看见你讨厌的人丁忧了，幸灾乐祸的快感，可以补偿很多损失，更重要的是：如果是更高级的官员丁忧了，对下面的人来说，可能意味着升迁的机会。
所以，丁忧守制，成了大家都可以接受的一个结果。
夺情的算计：抢位子
官员丁忧之后，大致有三种选择。
第一种是老老实实守丧三年。这意味着原来积累的一些资源可能会丧失，有一些机会因此错过，还有再次排队等缺又是漫长的煎熬⋯⋯如欧阳修的儿子回顾父亲生平时说，欧阳修在南京 （今河南商丘） 做官的时候，得罪了权贵，于是朝廷对欧阳修进行审察，结果一审审出了个大清官，当地民间把欧阳修称为“照天蜡烛”。眼看着皇帝要升欧阳修的官了，欧阳修的母亲去世，他这次升官机会也就没了。类似这种案例，文献中是大量存在的。这无疑是官场中人感慨人生无常最重要的谈资。
第二种是“匿丧”，就是隐瞒丧事继续当官。这么做的好处是可以规避第一种选择的损失，坏处则是一旦被揭发，会受到严厉的惩处。如在宋代，刑罚由轻到重分五等：笞、杖、徒、流、死，对匿丧的处罚，一般总在徒刑以上。到明代，开始处罚是杖刑和罢职为民，后来觉得太轻，改为充军，而对明代人来说，是“充军邻于死罪”的。
《徐显卿宦迹图》 册之郡尊折节，1588年，余壬、吴钺，绢本设色，现藏故宫博物院。此图绘嘉靖四十年（1561），徐显卿父亲葬礼上，苏州知府及同知前来吊唁，拜祭于灵前的情形，徐显卿身穿衰服，跪伏在地，王徐二公皆着吊服
大家更青睐的办法，是夺情。
第三种选择就是“夺情”。
如果朝廷不希望这位官员离开岗位，会下诏要求他继续工作，这被称为“夺服”或者“夺情”“夺情起复”。意思是因为对皇帝的忠，不得不剥夺对父母的孝。
前面提到的孙权不许官员奔丧，尽管没用夺情这个名词，但就可以看作是一种夺情。而类似孟宗这样的孝子，大概也是真有被剥夺感的。
而对那些不想守丧的官员来说，说起来是“夺”，其实反而是皇帝送他一份厚礼了。这是皇帝挽留你继续工作，现在比起匿丧，夺情不但赢了里子，而且赢了面子。所以夺情实际上是一种待遇，围绕着夺情与否，官僚系统内部，展开了许多大大小小的攻防战。
有研究者统计了文献中记载的230位唐代官员的居丧情况，发现服丧终制与夺情起复的比例大致是1∶1。当然，能够被文献记录的，大抵都是成功人士，所以实际上必然是服丧终制者的数量大大超过后者，但夺情之频繁，还是显而易见的。
名臣如房玄龄、张九龄等人，都是夺情起复的典型代表。当然，身居要职而一旦去守丧，对个人打击也确实更致命些。代表性的例子如王叔文，他主导了一次本来未必重要，但却因为把柳宗元、刘禹锡等大文人卷进来而知名度极高的变革，当代学者喜欢称为“永贞革新”。权力争夺的关键时期，王叔文的母亲去世，这时候他感叹说：“若一去此职，百谤斯至。”这话算是道出了后世诸多权臣共同的心声。
富弼像，出自明代王圻辑《三才图会》。富弼历 任仁宗、英宗、神宗三朝，母亲去世后，皇帝五次请他坚守岗位，富弼说，现在太平盛世，守孝三年是必须的，其做法受到宋朝士人盛赞
宋代的制度，开始对高级官员是要夺情的，但有些真正高尚的官员，还是选择了守孝三年。代表性的例子如仁宗、英宗、神宗的三朝老臣富弼，母亲去世后，皇帝五次请他坚守岗位，富弼说，夺情起复是“金革变礼”，战争年代的做法，现在太平盛世，守孝三年是必须的。富弼的做法，宋朝士人当然盛赞，但后来的权臣们，想必也恨得牙根痒痒。因为权臣们想留在岗位上不丁忧的时候，反对派们就会跳出来举富弼为例，说你凭啥不走？
张居正坐蟒赐服像，张居正父亲去世，他本人 上表乞求回去守丧，他的党羽则开始鼓吹夺情，意思是因为对皇帝的忠，不得不剥夺对父母的孝，因为夺情问题，引发了一连串的风波
到了明代，最著名的自然是万历年间的首辅张居正的例子。张居正的父亲去世，他本人上表乞求回去守丧，他的党羽则开始鼓吹夺情。刚巧这时候出现了奇特的天象，引发人言汹汹，于是张居正大怒，用诸多凶猛的手段惩治反对者。最后，张居正成功没有回家去守丧，但因为这事名声被搞得很坏，而反对者则很引以为荣。有人挨了廷杖，屁股上的肉打烂了，就把这些败肉腌起来，留给子孙看，仿佛这是荣耀的勋章。
这件事非三言两语所能说清，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国家的肱股之臣夺情，在明朝本来是正常现象。有学者统计，明朝的阁臣丁忧者共19人，诏夺情达11人。只有张居正夺情闹得这么凶，说到底还是人红是非多，一大批人憋着本来就要和他闹罢了。
这世上从来不缺导火索，会不会炸，归根结底看的是有没有火药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