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山”与“地下长城”——从地形角度看河北平原抗战

前言

河北是人口较稠密的区域，假如我们能在河北平原地上，把广大的人民推动到抗日战线上来，把广大的人民造成游击队的‘人山’，我想不管什么样的山，也没有这样的山好。我们要在平原地开展游击战争，就必须把广大的人民造成‘人山’……”

——徐向前《开展河北的游击战争》（1938年5月21日《群众周刊》）

“长腿将军”与易攻难守的河北平原

1937年盛夏，“全民抗战”的热浪弥漫在华北上空。许多人单纯地认为，“洗雪国耻”的时机终于来到了。然而，中国军队在河北境内的接战表现实在有负众望。9月，新组建的日本“华北方面军”以北平和天津为基地，沿平汉铁路和津浦铁路大举南下。至11月中旬，侵略者的铁蹄已先后踏及山东德州-河南安阳一线。也就是说，数十万中国军队在短短2个月内就被敌人赶出了河北！国人陷入无法接受这一尴尬的事实，纷纷上书最高军事当局，要求法办表现最差的第2集团军指挥官刘峙。虽然刘因为是蒋介石的嫡系而得以脱罪，但也因此获得了一个极具讽刺意味的绰号——“长腿将军”。

从战法陈旧、指挥失误、畏敌如虎等方面来看，刘峙确实可以成为当时正面战场上诸多颟顸将领的典型。不过，如果我们冷静客观地分析当时的形势后就有会发现：在那种情况下，即使换上几个比较能干的将领，也很难通过在河北战场挡住日本人的全线进攻。因为，除了武器装备、兵员素质等因素不如对手外，就连“地利”也不在本土作战的中国军队手上。

无论是沿津浦线抵抗的第1集团军还是在平汉线两侧作战的第2集团军，其作战区域都处在今天河北省境内。其 “东邻渤海，西至太行，南接鲁豫、北抵燕山”，面积几达9万平方公里，平均海拔在100米以下。进入秋冬季后，海河、滦河和徒骇马颊河等三大水系在往往因水量枯竭或河面冰冻而便于人马徒涉。这是华北的膏腴之地，既有北平、天津、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沧州等工商城镇，又有密若繁星的村落，并初步形成了以平汉、津浦和正太等铁路干线为骨干，平张（家口）、平榆（山海关）、平大（名）、平成、沧（州）石（家庄）、邢（台）德（州）等公路为筋脉的近代交通网络。由此可见，河北平原存在着诸多不利于中国军队的因素：无险峻地形可依托；视野虽开阔却难以找寻合适的观察所，又因地物重叠而难以分清射击目标的远与近；炮兵缺乏隐蔽阵地，直射火器不易实施超越射击。对于如何在这种不利地形上同拥有近代化装备的敌人作战，无论是第1集团军的宋哲元还是第2集团军的刘峙都没有做过认真的思考。在日军主攻的平汉路方向，刘峙曾企图通过阵地防御保住保定和石家庄。但其设在永定河和滹沱河的两道防线均被迅速突破。在日军的衔尾追击之下，一直撤到了河南安阳地界。而这，还是由于敌第6师团被调往淞沪战场所致。

河北平原的战事表明，开阔的地形、较少的河流与稠密的道路为日军发挥近代化装备之威力和提升部队机动性提供了最大的可能。鲜为人知的是，日军早在清末便已开始调查研究河北的军事地理条件。进入民国后，这一工作仍在继续。1924年，日本陆军大学兵要地学教官板垣征四郎在讲授中国北部地区自然地理时，曾特别提醒学员们要注意：“关内各道路，能通野炮的少。京津地区地形低湿，遇降水则影响作战”。三年后，一本直接为在河北作战而编纂的《直隶省兵要地志》在日本出版。在这本书中，详细记述了河北省的地理、地形、地貌、道路交通、气候特征、各地物产、风土人情等情况，并附有图表。对预定战场进行了充分调研之后，日本参谋本部于1936年提出了《昭和十二年（1937）度对华作战计划》。其主旨是，当（全面侵华）战争爆发后，将使用5个师团的兵力占领平津和华北五省。卢沟桥事变后，新组建的日军“华北方面军”的任务就是，以主力将沿平汉铁路作战，于击溃河北省中南部的中国军队后占领黄河以北各要地……这就是所谓的“河北会战”计划。

只用了不到半年的时间，日军便抵达了其“河北会战”所规定的最大地理界限。但他们并未达到“速战速决”这个终极目标。其当面的中国军队主力只是被逐出了河北，而不是被“消灭”。更重要的是在日军战线后方，甚至就在那片河北大平原上，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已经以一种全新的方式向自己发起了挑战。

“造人山”，在平原上也能打游击！

就在日军高层紧锣密鼓地谋划“河北会战”的同时，中国共产党人也就如何 “打败日本帝国主义”达成了共识：在其后方放手发动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建立抗日根据地！这一战略被认真地贯彻了下去，直到八年后日本战败投降。而在具体的运用上，这一战略在时间与空间方面出现过显著的变化——大约在1938年夏季前后，游击战争被从山地“繁殖”到了平原。

战争伊始，毛泽东在对华北地理条件，中日两军装备差距、以及 “红军只会打游击战，不会打阵地战，只会打山地战，不会打平原战”等主客观情况进行做全面分析之后提出，八路军应该打“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东渡黄河之后，八路军凭借平型关、七亘村、神头岭等一系列游击战斗胜利的影响，先后创建了晋察冀、晋冀豫、晋绥等山区根据地。当山西抗战局面开始进入崭新阶段的同时，一山之隔的河北省则呈现出另一番景象：国民党军队主力南逃后，原有各级政权分崩离析；大小汉奸纷纷跳出来“欢迎皇军，组织”维持会”；一些打着“抗日救国会”、“联庄会”、“民团”旗号的民众组织不仅内部成分鱼龙混杂，彼此间还互相戒备甚至火并。中共及时注意到了河北平原上的这个“真空”，并迅速调整了策略。1937年9月，经历过两万五千里长征的红军团长孟庆山在冀中的安新、高阳等地开办“游击训练班”；10月，原东北军691团团长吕正操拒绝继续南撤，在晋县小樵镇毅然打出“河北人民自卫军”的旗帜北返冀中前线，次年初，八路军129师陈再道支队走下太行山挺进冀南平原……1938年春季，由于大批日军南下参加徐州和武汉会战，河北的形势进一步有利于我：在冀中，吕正操等部已被改编为八路军第3纵队，冀中军区也于同时成立；在冀南，陈再道支队在短短三个月内由 “由原来6个老连，发展至3个团及若干个支队，共2万余人，并组建了5个军分区”；即使在孤悬敌后的冀东，也爆发了一场有20多万人参加的抗日大暴动。针对平原地区出现的这一变化，毛泽东于1938年4月21日发出了《关于平原游击战争的指示》：“在河北、山东平原地区广大地发展抗日游击战争是可能的，而且坚持平原地区的游击战争也是可能的”。

根据新的斗争方针，八路军各主力部队迅速着手准备挺进平原。其中，各级军政机关的一项工作重点是解决 “平原上能不能打游击”这一思想问题。

本来，八路军上下不应对“游击战”感到陌生。还在弱小的红军时期，他们就曾凭此 “法宝”在南方的山林中与拥有兵力与装备优势的强大对手周旋并战而胜之。十多年的战斗经验表明，山地对于“打游击”是何等之重要。但现在是“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许多指挥员不免担心，部队下到平原上活动后，无法再依托高山密林隐蔽作战企图和行动，平坦的地形和稠密的路网又便利了敌人火力与机动性的发挥。这种情况下，先不要说如何“打”？就连如何“跑”都成了问题。毕竟，人的两条腿哪能跑过汽车轮子？这些困难确实存在，但不能因此得出在河北平原上无法进行游击战的结论。如果认真分析，就会发现当时的河北平原上其实也存在着若干有利因素：日军因兵力不足只占领少数大城市及铁路沿线，中小城镇和广大农村为我军提供了广阔空间；地形虽然平坦，但每年夏秋季以后，部队可借助“青纱帐”（高粱、玉米等高杆农作物）隐蔽接敌与撤退；稠密的人烟与富饶的物产便于扩军与补给。此外，八路军还拥有一个优势，“人和”。正如129师副师长徐向前所强调的，“如果八路军能争取到人民群众的真心拥护，则千千千万万的普通民众就会成为游击队的‘人山’”。

随着“能不能打”的问题被解决，河北平原的对敌斗争迎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1938年初开始，八路军129师派出多支部队开赴冀南平原，直接推动了当地的斗争形势；1939年初，冀中部队的战斗力因120师的到来得而跃升至一个新高度；即使在暴动失败后的冀东，起义部队余部在李运昌、包森等人的率领下也最终熬过了最黑暗的岁月，重建了抗日武装和根据地。这些平原根据地的创建，不但本区的军事力量和政权建设有新的发展，还从人力、物力、财力上支援了平汉铁路以西的山区根据地。从抗战全局角度来看，河北的平原根据地还充当了沟通华北与华东的战略跳板。

不仅仅是 “变平原为山地”，开展平原游击战的战场准备

日军自然不会坐视中共将河北平原打造成“抗战堡垒”的任何努力。八路军刚进入河北平原，日军的 “扫荡”也就接踵而至。随着时间的退役，日军的“扫荡”兵力一次比一次多，凶残度一次比一次高。他们在进攻各平原根据地时，对当地的地形条件进行了充分利用。以1942年的春季大扫荡为例：日军以被各占城镇为据点，通过铁路和公路抽调兵力，再对根据地形成外线合围；“扫荡”发起后，日军由坦克、汽车、骑兵和自行车组成快速部队沿着预先选定的道路直扑我军各级指挥机关和抗日政府所在地，大部队则排成密集的攻击队形逐渐压缩包围圈；当抗日武装被压缩在范围狭小且无险可守的特定区域后，敌军则凭借兵力与火力上的优势“反转电击”。这种持续了八年之久的“扫荡”使得抗日军民蒙受了很大的损失，但八路军并未被消灭，反而越战越强。他们娴熟地运用破袭战、破交战、麻雀战、地雷战、地道战、村落战等游击战法，一直战斗到对手屈膝投降的那一刻。

河北抗日军民能够在无比残酷的环境中坚持到最后，得益于他们对当地地形进行了大规模改造。具体措施有：

挖沟破路。河北平原铁路公路交通很发达，就连那些村与村之间的大车道也可通行人马、自行车。随着战争的持久化，日军对河北根据地的“重视”度日益加深。他们煞费苦心地将公路逐步扩展到县城与县城、县城与乡镇之间，还在道路两侧修筑了“封锁沟”以防游击队破坏。随着这些路沟逐步向根据地腹地延伸，抗日武装的机动性受到限制。必须粉碎敌人的这种“囚笼政策”！在“破路就是抗日”的口号鼓舞下，成千上万的军民利用铁锹、钉镐、犁耙等原始工具铁路公路一次次捣毁“封锁沟”填平。“百团大战”是破路运动的成功代表，它在沉重打击敌人的同时，提振了全国军民的士气。值得注意的是，不是所有的道路都被破坏。考虑到村民的生产生活需要，那些村与村之间的大车道则被改造成了“抗日沟”。这是一种平战结合的工事，其深达2米多，宽则以能通过大车为限；沟壁两侧还挖有防空洞和射击掩体，便于部队隐蔽和战斗。在那些距离敌据点较近的道沟里，还筑有断续的横墙用来阻滞敌快速部队的突贯。相较于在敌人全力争夺下有所反复的“破路”斗争，“抗日沟”的工作较为顺利，冀中地区的总长度就达5万多公里，毗邻的冀南也挖了2.5万公里。

拆城运动。“抗日沟”的出现，为八路军快速出击与迅速隐蔽提供了地理上的可能。但要想对敌形成有力打击，还须破除另一道障碍——城墙。由于历史文化悠久，河北大部分城镇都建有坚固的城墙。抗战爆发后，这些古老的防御工事对八路军毫无战术价值。而日军则可在城墙上修筑工事，形成侵略据点；对于缺乏攻坚火力的八路军来说，进攻时难以快速清除凭借城墙顽抗的敌人，防守时又不足以凭它抵抗敌人的优势炮火。于是，各根据地有计划地开展了拆城运动，很多县、区专门成立了拆城指挥部，各村设有村队部。当指挥员的号令发出后，“城墙上下都是人群，有的打钎，有的运土，抬的抬，拉的拉，劳动号子声、打钎的铁锤声响彻全城”。而那些拆下来的砖石，则四散到民间，有的被农民用来垒鸡窝、砌猪圈，有的则被用来填补街道。拆城运动非常彻底，仅冀中军民就在两个月内拆毁了24座城堡，其中包括素有“金汤”之誉的蠡县城墙。

地下长城。日军对河北各平原根据地的扫荡几乎持续了八年，其战争手段既先进而又野蛮。为了更好地“保存自己、消灭敌人”，抗日军民发明了地道战。从时间上看，地道战经历了一个由简而繁的过程。起初，一些群众为了躲避日军屠杀开始在自家室内、房前和院落中挖建各式隐蔽型洞穴，称为“蛤蟆蹲”。这种掩体的弊端在于，一旦被敌发现则人财皆失。在对几次血的教训进行深刻总结后，第二代地道出现了。那些原本孤立的洞穴演化为洞洞相连、多口出入的地道。当“保存自己”的问题解决后，一种专为“消灭敌人”而来的“战斗型地道”出现了。其优点在于：一是实现了“三通”，即高房、院落、地道相互交联，形成了立体交叉火力；再者，对敌人可能采取的爆破、灌水、投毒、火烧等破坏手段预先做好了应对措施，防护性大为增强；第三就是做到了“好钻、好藏、好跑、好打”。这条“地下长城”的出现，使得抗日武装在敌碉林立、路沟如网的平原上到处都有巩固的后方。

写在最后的话

国共两军在河北平原的不同抗战表现，令人们对“夫地形者,兵之助也”这句兵家格言有了全新的认识。在友军溃败的危急关头，八路军毅然挺进到河北平原。他们在同样不利的地形上进行了大规模的战场改造，最终在将“变平原为山地”后达到了“知天知地，胜乃不穷”的境界。（文/张岩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