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翼青：法国碑铭学院嘉尔业基金资助杜特列中亚考察团始末

法国碑铭学与美文学科学院（Académie des Inscriptions et Belles-lettres，以下简称“碑铭学院”）设立的“嘉尔业基金”（Foundation Garnier），系由法国探险家和领事官本诺特·嘉尔业（Benoît Garnier，？—1883）捐资创建。嘉尔业曾任法国驻上海总领事，与上海法租界有过密切的关系，值得上海法租界史研究者加以重视。但因资料不足等原因，中国学界对嘉尔业的生平事迹及嘉尔业基金的详情细节都不甚了解，这已成为法国中亚考察史研究中的短板。碑铭学院于1890年11月14日决定利用嘉尔业基金，资助法国探险家朱里斯-勒昂·杜特列·德·兰斯（Jules-Léon Dutreuil de Rhins，中文名“吕推”，以下简称“杜特列”，1846—1894）领导的中亚考察团（以下简称“杜特列考察团”）。杜特列考察团是由碑铭学院委派、由嘉尔业基金资助的第一支法国中亚考察队，于1890—1895年在中国新疆、西藏等地实施了考察，是中法关系史、法国中亚考察史上的重要事件，值得深入研究。但又因种种原因，中国学界迄今未能深入研究杜特列考察团，且寥寥无几的研究论文中错误百出。有鉴于此，笔者怀着对嘉尔业基金和杜特列考察团的双重兴趣，试对嘉尔业基金的初创及其资助杜特列考察团的过程进行一次初探，旨在抛砖引玉。拙文不足之处，万望方家补正！

法国探险家杜特列·德·兰斯

一

欧洲文艺复兴后，西方学者大力搜集古希腊、罗马碑铭、雕刻，以及古希腊语、拉丁语文献。法国波旁王朝统治时期（1589—1792），“太阳王”路易十四（Louis XIV，1638—1715，1643—1715在位）于1663年在巴黎创设“碑铭学与美文学科学院”，主要从事古典（古希腊、罗马）考古学、历史学和文学的研究。1789年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后，法兰西第一共和国于1796年正式成立全国最高学术研究机构“法兰西研究院”（Institut de France），下设不同门类的五大科学院，除碑铭学院外，还包括1635年建立的“语文学院”（Académie française）、1666年建立的“科学院”（Académie des sciences）、1775年建立的“艺术学院”（Académie des beaux-arts）和1795年建立的“伦理学和政治学院”（Académie des sciences morales et politiques）。

欧洲各国竞相开辟新航线并导致“地理大发现”后，伴随着西方列强向东方（亚洲与北非）的殖民主义扩张，与之相适应的“东方学”体系应运而生。进入19世纪后，法国人在东方学领域快马加鞭，尤其是埃及学、中国学（汉学）、印度学等学科异军突起。碑铭学院也顺应潮流，将东方考古学、历史学和文学等纳入其研究范围之内，不断将法国东方学各领域涌现出来的领军学者推选为终身制的碑铭学院院士，也为汉学家们提供了著书立说的平台。法国汉学界以碑铭学院为平台，创造了领先于全欧洲的研究成果。尤其是法国汉学家、印度学家联手翻译晋释法显（342—423）、唐僧玄奘（600—664）的西行求法游记，将欧洲汉学、印度学的注意力吸引到了古代中国、印度两大文明的交汇地西域，即以中国新疆塔里木盆地为核心的中亚地区。

由于地缘政治的缘故，通过英属印度与中国新疆、西藏接壤的英国，以及通过俄属中亚与新疆接壤的俄国，最先染指并垄断了在中国西部地区的考察。英、俄两国从19世纪20年代起不断进入中国西北考察，自19世纪60年代以后大力争夺中国西北文物。而势力范围远在印度支那的法国，只能望洋兴叹。近代最早进入中国西北考察的法国人，应是法国遣使会传教士古伯察（埃瓦里斯特-雷吉斯·于克，Evariste-Regis Huc，1813—1860）与秦神甫（约瑟夫·加贝，Joseph Gabet，1808—1853）。他们于1844年从北京赴今内蒙古、宁夏、甘肃、青海、西藏等地游历。1889年，法国查特雷斯公爵（Duc de Chartres，1840—1910）之子、奥尔良的亨利亲王（Prince Henri d’Orléans，1867—1901）在中亚探险家加布列尔·邦瓦罗特（Gabriel Bonvalot，1853—1933）的陪同下，进行了一次横穿中国新疆南疆的旅行。但这类临时拼凑的法国中亚考察队，都无力进行有系统的考古活动。直到碑铭学院于1884年接受嘉尔业捐赠的遗产，于1886年正式设立“嘉尔业基金”，才为法国大力发展中亚考察创造了经济条件。

由于法文传记资料的欠缺，嘉尔业的生平事迹显得模糊不清。他早年曾领导过一支赴非洲岛国马达加斯加（Madagascar）的考察活动，后到亚洲担任法国驻暹罗（泰国）曼谷领事、驻巴塔维亚（Batavia，今印度尼西亚雅加达）领事，1880年3月至1882年2月间还担任过法国驻上海总领事。1879年1月29日，嘉尔业立下遗嘱，愿将自己的全部遗产捐赠给碑铭学院。1883年4月11日，嘉尔业临终签署遗嘱，将全部遗产约60万法郎捐赠给碑铭学院，设立“嘉尔业基金”，规定每年用本金产生的利息资助一支由碑铭学院委派的法国人考察队，在非洲中部（中非）或高地亚洲（haute Asie，即中亚）进行考古学、历史地理学、语言学、民族学等方面的科学考察。

但后来在嘉尔业遗嘱执行过程中，发生了一些变更。1884年9月27日，法兰西共和国总统朱里斯·格列维（Jules Grévy，1807—1891，1879—1887在任）签署法令，批准碑铭学院接受嘉尔业遗产，但减少数额，只占嘉尔业遗产总数的三分之二（约40万法郎），其余三分之一（约20万法郎）留给嘉尔业的继承人。随后，法国主管全国教育、科学、文化等事业的最高行政机构“公共教育与美术部”（Ministère de l’instruction publique et des beaux-arts，以下简称“法国教育部”）部长阿尔曼德·法里埃斯（Armand Fallières，1841—1931，1883—1885、1889—1890在任）将总统法令寄给碑铭学院。碑铭学院于1884年10月3日召开会议，通过投票表决，同意接受嘉尔业遗赠。对此，《碑铭学与美文学科学院会议纪要》（以下简称《碑铭学院纪要》）报道说：“公共教育部部长将共和国总统签署的一道法令寄给了本科学院，署期1884年9月27日。根据这道法令，本科学院获准接受根据本诺特·嘉尔业先生署期1879年1月29日的自书遗嘱而遗赠的一笔遗产，但接受的总数只达到其遗产总数的三分之二”；又说：“本科学院通过投票表决的方式，最终做出决定：无条件接受本诺特·嘉尔业先生遗赠的这笔钱。本科学院已向终身干事授予必要的权力，以执行这道法令。” 经过两年筹备后，碑铭学院于1886年正式设立“嘉尔业基金”。

在碑铭学院于1886年11月19日召开的公开全会上，1886年度院长加斯顿·帕里斯（Gaston Paris，1839—1903）致辞时，这样介绍刚设立的嘉尔业基金：“同样在今年，建立了一项全新性质的重要基金，这笔资源由我们来处置。为了找到更好的使用它们的途径，需要我们更加仔细地去考虑。本诺特·嘉尔业先生以译员起家，后来领导了一次在马达加斯加的重要考察，最后担任法国驻曼谷、巴塔维亚（雅加达）和上海的领事。他热爱科学，热爱祖国。3年前，当他临死的时候，他将自己苦心经营的丰富藏书遗赠给了东方语言学院（École des langue orientale），还为我们科学院遗赠了一笔钱。我们今天掌握在手的这笔钱，总数大约是40万法郎。我们可以使用这笔本金的利息，创设一个奖项，用于资助在非洲中部或在高地亚洲地区的科学探险旅行。嘉尔业先生在委托我们科学院制定这些考察项目的方向时，指定了以下性质：以考古学、历史地理学、语言学、民族学为主要目的。因此，我高兴地向公众提到这个今后将在人类历史上永垂不朽的名字。科学将因他而取得新的进步，法兰西将因他而获得新的荣耀。”

关于嘉尔业基金的设立经过和宗旨，1886年出版的《碑铭学院纪要》中记录如下：“本诺特·嘉尔业先生于1883年4月11日签署遗嘱，将他的全部财产遗赠给碑铭学与美文学科学院。根据1884年9月27日的法令，因为要照顾到其子女继承人的利益，这笔遗赠金缩水了三分之一。经过这次缩减之后，仍然留下来大约40万法郎。利用其产生的利息，每年‘支付由本科学院指定的一位或数位法国人进行的一次科学旅行所产生的费用，旅行地点在非洲中部，或者在高地亚洲地区。’” 很明显，嘉尔业基金的目的，是资助由碑铭学院委派的法国人，在中非地区或中亚地区进行科学考察活动。

上世纪50年代的法国碑铭学院内景

二

嘉尔业基金建立不久，碑铭学院于1886年11月19日召开的公开全会上做出如下决定：“本科学院定于1887年第一次实施资助计划，以满足立遗嘱人的愿望。” 但由于碑铭学院此时尚无任何中亚考察项目或计划，只能于1887年度、1888年度、1889年度用嘉尔业基金资助在中非地区活动的几支考察队。19世纪80年代末，与中国新疆省接壤的英、俄两国将中亚考察的重点从地理学转向考古学，开始大规模争夺塔里木盆地文物。法国教育部及其下辖的碑铭学院也计划加入中亚文物争夺战。碑铭学院在连续3年资助赴中非地区的法国考察队后，于1890年开始决定调整嘉尔业基金的使用方向，从中非地区转到中亚地区。

1889年12月，法国教育部部长法里埃斯召回曾考察过东南亚、非洲的法国探险家杜特列，委托他利用嘉尔业基金，对中国新疆和西藏地区进行一次考古学和语言学考察，并搜集各类文献。杜特列出生于法国圣埃铁邦（Saint-Etienne），长大后入伍参军，曾长期担任法国海军军官，后在受法国“保护”的印度支那地区进行测绘活动。1882年北非阿拉伯民族大起义期间，杜特列在埃及当记者，此后又陪同为法国服务的意大利探险家皮埃尔·萨沃格南·德·布拉扎（Pierre Savorgnan de Brazza，1852—1905）在非洲考察。但杜特列的主要兴趣一直在亚洲，1889年出版了《亚洲：正文和地图集》一书，名噪一时。杜特列受到法国教育部召唤后，又将注意力转向了中亚地区，欣然接受考察中国西北的任务。

杜特列绘制的印度支那地图

1890年3月18日，法国政治家勒昂·维克多·奥古斯特·布尔乔瓦（Léon Victor Auguste Bourgeois，1851—1925）由内政部长转任教育部长，随后大力支持嘉尔业基金资助杜特列的中亚考察团，并推荐杜特列参加碑铭学院的各种活动。1890年年初，正在巴黎组建考察团的杜特列与其他3名候选人一起，申请碑铭学院的“让·雷诺德奖”（prix Jean Reynaud）。法国碑铭学院于1890年3月28日进行投票表决， 杜特列虽然落选，但在法国碑铭学院中赢得了名声。

1890年夏，杜特列与法国东方学家费尔南德·格瑞纳德（Fernand Grenard，1866—1942）组建了中亚考察团。考察团组建后，杜特列通过法国驻华公使维克多·加布列尔·李梅（Victor Gabriel Lemaire，1839—1907），向清朝总理各事务衙门（以下简称“总理衙门”）提出发放护照的申请。根据格瑞纳德撰《1890—1895年在亚洲高地的杜特列·德·兰斯科学考察团》（以下简称《杜特列科学考察团》）提供的护照法译本，李梅致总理衙门的信文如下：“本国政府拟派杜特列·德·兰斯先生率一支重大的科学考察队，前往新疆省（中国突厥斯坦）、甘肃省、库库诺尔地区（青海）和蒙古地区进行考察游历，而且还要在陕西省、山西省和直隶省游历。该员由格瑞纳德先生以及若干仆从陪同，考察队还装备有必要的科学仪器。为此，特请求为该考察队缮发护照。” 1890年10月3日（光绪十六年八月二十日），总理衙门向杜特列中亚考察团发放了护照。除了清总理衙门颁发的护照之外，杜特列还设法让清朝驻英国公使兼驻法国公使薛福成（叔耘，1838—1894，1889—1894在任）给陕甘总督杨昌濬（石泉，1826—1897，1889—1895在任）写了一封推荐信。

杜特列中亚考察团获得中国护照后，碑铭学院于1890年11月14日召开公开全会，决定用嘉尔业基金资助杜特列中亚考察团的活动。1890年度院长夏尔·谢佛（Charles Schefer，1820—1898）在致开幕词时这样说：“遵照嘉尔业先生所表达的意愿，在上一个年度，本科学院资助了由乌班吉（Oubangui）的宗座代牧主教（vicaire apostolique）奥瓜德神父（P. Augouard）领导的一个项目，在中非进行地理学和语言学研究工作。由于奥瓜德神父健康状况发生恶化，他不得不回国呼吸故乡的空气，而且他的力量也无法让他进行协调工作，不能编撰他在非洲逗留期间搜集到的基础资料。因此，本科学院决定，本年度将嘉尔业遗产的过期未付款赠送给杜特列·德·兰斯先生。他将在西藏边境地区领导一次考古学和语言学考察。” 这次全会上还宣布：“（嘉尔业基金）本年度，本科学院向杜特列·德·兰斯先生赠送了一笔款项，总数19000法郎。这笔钱是遵照本基金会的意愿提取出来的，用于在中亚进行一次探险考察。” 杜特列中亚考察团是嘉尔业基金成立后资助的第一支法国中亚考察队，所受第一笔资助款多达19000法郎。

杜特列中亚考察团获得资助后，法国教育部部长布尔乔瓦于1891年2月14日给杜特列写了一封信，就中亚考察团的任务和目标下达了一系列指示，总体任务如下：“你们考察团的名称本身就说明，你们首先应该尽可能地迅速赶往和阗（中国突厥斯坦），从那里开始真正地进行你们的切实工作：尽最大可能去搜集与地理学、语言学、人种学、考古学、历史学和自然科学有关的资料。从今年（1891年）起，你们应该将你们的勘测工作尽可能远地推往北纬36度以南、和阗以东地区；你们应在1891年和1892年之交的冬季经过和阗。在你们于1892年进行的第二战役期间，你们应该完成你们在中国突厥斯坦南部地区的第一次考察工作。虽然委托你们在西藏从事科学工作，但如果以你们的能力在目前条件下无法进入西藏的话，你们可以经蒙古西南部到西宁（甘肃省）。你们可审时度势，进行你们的第三战役，目标可以是在蒙古中部进行考察，然后在所谓中国本土的北方诸省单程旅行，直到北京。到达北京后，你们便会得到有关你们返回法兰西的一般指令。” 布尔乔瓦大力支持杜特列中亚考察团，又给考察团下达了上引指令信，可见这位法国教育部部长对当时以中国新疆塔里木盆地和阗为重心的国际中亚考察运动以及文物争夺战是相当熟悉的。杜特列中亚考察团后来在中国境内的考察活动，几乎完全是按照布尔乔瓦的这一指令进行的。

三

杜特列中亚考察团做好行前准备工作后，于1891年2月19日离开巴黎，前往亚洲。考察团经枫丹白露至马赛，再乘船至土耳其伊斯坦布尔。经黑海进入俄国境后，考察团越高加索山脉，再至巴库、谋夫等地，于3月28日到达撒马尔罕。离开撒马尔罕后，考察团再经浩罕，于4月7日到达塔什干。至此，杜特列考察团的行踪一直受到欧洲的关注。据1891年9月出版的伦敦皇家地理学会机关杂志《皇家地理学会纪要和每月地理大事记》（以下简称“《皇家地理学会纪要》”）第13卷第9期“旅行家在亚洲的消息”栏中记载：“缪勒先生（M. E. Müller）从塔什干写信报告说：杜特列·德·兰斯先生和他的旅伴格瑞纳德先生于4月7日到达塔什干。信中还说：他们于12天后离开塔什干，前往马尔吉兰（Margilan）和喀什噶尔。”

杜特列考察团离开塔什干后，经马尔吉兰到达离中俄边境不远的奥希，在这里为考察做准备。作为接受嘉尔业基金资助后应承担的责任，杜特列考察团在考察过程中，必须不断向教育部部长布尔乔瓦和碑铭学院写信汇报工作。1891年5月22日，杜特列从奥希给布尔乔瓦写了一封汇报信。布尔乔瓦又将这封信的内容转达给了碑铭学院，碑铭学院于7月17日召开全会，宣布了杜特列来信的内容。据《碑铭学院纪要》记录：“公共教育与美术部部长向本科学院宣布，杜特列·德·兰斯先生于今年5月22日寄来一份报告书，其中汇报了他们考察团完成任务的情况。”

1891年5月23日，杜特列考察团离开奥希，在俄国当局派遣的一队哥萨克士兵护送下，越过铁力克达阪帕米尔，于6月9日进入中国境内，抵达喀什噶尔。杜特列考察团到达喀什噶尔后，就地休整了一段时间。其间，杜特列和格瑞纳德先后拜访了俄国驻喀什噶尔总领事尼古拉·费多罗维奇·彼德罗夫斯基（Николай Федорович Петровский，1837—1908）和喀什噶尔道台向邦卓以下的清朝地方官员，同时在喀什噶尔进行了天文学观测活动。当时正在进行中亚的英国探险家弗朗西斯·荣赫鹏（Francis Younghusband，1863—1942），了解到杜特列考察团在喀什噶尔的活动，他后来于1892年2月8日在伦敦皇家地理学会上宣读的论文《在帕米尔及其附近地区的旅行记》中提到：“杜特列·等·兰斯先生在喀什噶尔不屈不挠地进行了天文学观测，他的科学考察结果必将具有重大的价值，他的同伴（格瑞纳德）将有可能非常生动地描述一番他们是如何穿越该地区的。”

1891年6月24日，杜特列考察团离开喀什噶尔，经过英吉沙尔和叶尔羌，于7月7日到达和阗。1891年12月出版的《皇家地理学会纪要》第13卷第12期“地理学札记”栏中，以《和阗的位置》为题，简介了杜特列考察团在和阗的活动：“杜特列·德·兰斯先生现正在和阗，他打算在那里过冬。……他希望8月中旬到达普鲁（Polu）。他于5月23日离开奥希，后经喀什噶尔越天山，沿苏尔察布（Surchab）旅行。” 考察团到达和阗后，以此为根据地，在周围地区进行了三次考察。

1891年8月初，杜特列考察团离开和阗，进行第一次考察。8月5日，杜特列从和阗附近的桑普拉（Sampoula）给碑铭学院写了一封信，汇报工作。根据《碑铭学院纪要》记录，碑铭学院在10月9日召开的秘密会议上，介绍了杜特列的来信：“杜特列·德·兰斯先生于8月5日从和阗附近桑普拉写来的一封信中，向本科学院更加详细地汇报了他们考察团和他本人在高地亚洲考察过程中的旅行情况。本科学院以秘密会议形式听取汇报。” 杜特列考察团离开和阗后，取道东南方向，先考察昆仑山麓的普鲁以及与西藏高原接壤的克里雅河上游地区，然后再考察尼雅遗址。考察团是于1891年10月2日到达尼雅的，随后向北进入沙漠考察，直到伊玛目·贾法尔·萨迪克麻扎（Mazar d’Imam Djafar Sadyk），再到尼雅遗址，这是西方人第一次对尼雅遗址进行考察。10月14日，杜特列从喀拉塞（Kara Say）给布尔乔瓦写了一封汇报信。

杜特列考察团在尼雅一带考察前后，碑铭学院于1891年11月6日召开公开全会，1891年度院长朱里斯·奥波特（Jules Oppert，1825—1905）致开幕词时说：“由嘉尔业先生捐赠给本科学院的遗产，用于资助在高地亚洲的法国考察队。这项工作现在由杜特列·德·兰斯先生进行，我们已经收到了有关考察的一份报告书。” 会上还宣布：“（嘉尔业基金会）在过去的一年里，杜特列·德·兰斯先生利用本基金的拖欠款，领导了一次在高地亚洲的考察活动。考察仍在继续，本科学院已经收到了有关考察团的最初几篇报告书。”

杜特列考察团于1891年冬季在尼雅受到初冬严寒的袭击，损失了许多马匹和财产，遂不得不经克里雅，于11月18日回到和阗。1892年4月出版的《皇家地理学会纪要》第14卷第4期“地理学札记”栏中以《杜特列·德·兰斯在中亚》为题，对此做了简要报道：“据最新消息（1891年11月28日），杜特列·德·兰斯先生及其同伴格瑞纳德先生在尼雅进行了重要的考察之后，已经返回和阗。他在考察期间走到了克里雅河之源，所走的道路有一部分是新的。考察队受尽了寒冷和疲劳的折磨，损失了大部分的马匹和装备。” 杜特列返回和阗后，于1891年11月28日从和阗给布尔乔瓦写了一封汇报信。1892年1月14日，杜特列又从和阗给碑铭学院写了一份报告书。

1892年1月20日，杜特列考察团向西返回喀什噶尔，结束了第一次考察。杜特列和格瑞纳德逗留喀什噶尔期间，先后拜访了彼德罗夫斯基、英国新任驻喀什噶尔政治代表乔治·马继业（George Macartney，1867—1945）以及中国各级官员，为1892年的第二次考察做准备。布尔乔瓦收到杜特列的两封来信后，于1892年3月2日给碑铭学院终身干事（Secrétaire perpetuel）亨利-亚历山大·瓦隆（Henri-Alexandre Wallon，1812—1904，1874—1904在任）写信，转达了杜特列来信的内容。1892年3月4日，碑铭学院召开全会，瓦隆宣读了布尔乔瓦写给他的信，并转述了杜特列两封来信的主要内容。

1892年5月底，杜特列考察团从喀什噶尔返回和阗。6月17日，杜特列从和阗给布尔乔瓦写了第二份报告书。6月中旬，考察团从和阗出发，开始了第二次考察。他们先向东，经过策勒到克里雅，然后南折至普鲁，再越昆仑山的克孜尔达阪（Kizil davan），进入西藏高原西北部。随后，考察团一直南下，到达叶齐尔·库尔（Yechil Koul）湖、索及错（Soum dji tso）湖一带，然后又西折，至班公湖的西端，再进入英属克什米尔的拉达克，于10月初到达拉达克首府列城。在列城，杜特列和格瑞纳德拜见了以搜集文物著称的摩拉维亚教派（Moravian Missionary）德裔传教士韦伯牧师（Reverend F. Weber）等人。10月中旬，考察团又离开列城向北，越过喀喇昆仑山，经苏盖提达阪、桑珠达阪、桑珠、藏桂，于11月21日返回和阗，结束了第二次考察。

四

杜特列考察团第二次考察期间，碑铭学院于1892年11月11日召开会议，展示了布尔乔瓦代表杜特列转送给碑铭学院的一批研究成果和文献资料。据《碑铭学院纪要》记录：“公共教育与美术部部长先生以杜特列·德·兰斯先生的名义，向本科学院转交了其助手格瑞纳德先生撰写的一部专题研究成果。在这部成果中，包括4篇流行诗词，一篇中国突厥斯坦（新疆省）流行语言中所使用词汇的目录，还有一篇具有历史价值的残文字，内容涉及阿古柏·伯克（Yakoub bek）之死，以及其幼子哈克·古里·伯克（Hak Kouli bek）之死。”

碑铭学院于1892年11月18日召开的公开会议上，决定继续用嘉尔业基金资助杜特列考察团：“嘉尔业遗产的过期未付款，第二年的应付款拨付给杜特列·德·兰斯先生，为的是让他在高地亚洲的考察活动得以持续下去。” 在1892年11月18日的公开全会上，1892年度院长亚历山大·伯特兰德（Alexandre Bertrand，1820—1902）所致开幕辞中，提到杜特列考察团的考察经过：“对于杜特列·德·兰斯先生前往西藏边境地区进行的探险活动，利用嘉尔业遗产为他提供补助金，使他的工作焕然一新。去年，杜特列·德·兰斯先生以漫长的艰辛和少不了的危险为代价，重新踏上了从喀什噶尔前往和阗的道路。一份署期今年1月14日的报告书让我们知道，他已经恢复了健康，并对英国和俄国的旅行家们此前在匆忙之间绘制的地图加以完善。他已经做出决定，要在和阗安顿下来，搜集资料。由格瑞纳德先生撰写的第一份报告书，特别涉及语言学和历史学研究，同时寄到了我们这里。但这份报告尚不完整，我们希望随后又有东西寄来。署期今年6月17日的第二份报告书，已经寄给了教育部。考察团已经上路了。有可能指望他们实现他们的原定计划，表现出他们值得奖励的勇气，为本科学院赢得双倍的荣誉。对于他们所获成果的重要性，我们还不知道如何判定。”

杜特列考察团于1892年11月21日结束第二次考察后，杜特列因身体患病，留在和阗休养。893年1月3日，格瑞纳德离开和阗去了一趟喀什噶尔，应彼德罗夫斯基邀请，下榻于俄国领事馆中。3月6日，格瑞纳德返回和阗，然后和病愈的杜特列一起开始进行第三次考察。考察团先向东行，以克里雅为基地，在尼雅、喀拉塞一带考察，时分时合。6月24日，杜特列和格瑞纳德离开克里雅，然后分头考察。杜特列在克里雅一带活动，而格瑞纳德于6月底、7月初到达车尔臣考察。8月，格瑞纳德离开车尔臣，再向东南方折，于9月中旬越过阿尔金山和阿尔卡塔格（白山），考察且末以西大河喀拉米兰河（Kara Mouran，勿遮水）之源头，并为此进入西藏南行，于11月1日到达16号湖，然后向东南折，于11月30日到达位于拉萨以北的纳木错（或称腾格里诺尔）。

在和阗养病期间的杜特列

杜特列在克里雅考察期间，曾给法国巴黎地理学会（Société de Géographie）写了一封信，转报格瑞纳德从车尔臣写给他的信的内容。1894年1月出版的伦敦皇家地理学会机关杂志《地理学学报》第3卷第1期“月记”栏中，以《杜特列·德·兰斯先生在中亚》为题，转报了这封信的内容及考察队在新疆、西藏的活动，主要内容如下：“地理学家们一直怀着很大的兴趣关注着杜特列·德·兰斯先生在北部西藏地区进行考察的进展状况。令人满意的消息是，杜特列·德·兰斯先生的健康状况好转，他的研究进展顺利。去年（1893年）6月30日，他从中国突厥斯坦的克里雅（于阗）给巴黎地理学会写了一封信，摘要汇报了其同伴格瑞纳德从车尔臣（且末）写给他的信的内容，该信内容涉及从中国突厥斯坦平原越昆仑山进入西藏所必经的关隘。如果杜特列·德·兰斯先生在去年（1893年）夏天能够走这条路进入西藏（即经车尔臣河河源）的话，那我们便可指望他的观察结果能为地理学界提供有意义的新资料。”

碑铭学院嘉尔业基金连续3年（1890—1892年）拨款资助杜特列中亚考察团后，从1893年开始又变换方向，转而资助法国在中非地区的考察队。碑铭学院于1893年11月24日召开的公开全会上做出决定：“嘉尔业遗产的1892年过期未付款和1893年上半年的利息分配给费尔南德·福利奥先生（M. Fernand Foureau），用于在西撒哈拉沙漠地区进行的一次探险旅行。”

杜特列与格瑞纳德于1893年底会合后，又于1894年1月8日分道扬镳。1894年1月21日，两人又在那曲（Nag-tchou）一带会合，然后东进，经泽腊（Dze La）、巴曲（Pa tchou），于6月2日到达玉树（今属青海）结古镇附近的通不多（Tong bou mdo）。6月5日，杜特列在通不多被藏民杀死，考察团作鸟兽散。格瑞纳德带着残余行李落荒而逃，继续向东北方向行，于6月28日到达喀曲（Ka tchou），6月29日到达到达查曲（Tcha tchou），7月1日到达巴中腊（Patchong La）和喀拉曲（Kala tchou），7月4日到达鄂陵错（Ngoring tso）东的马中错（Machong tso），7月5日到达波鲁腊（Polou La），7月9日到达青海湖南的腊泽（Labtse），7月15日到达西宁。格瑞纳德抵达西宁后，向甘肃省西宁府报案。等待案件审理期间，格瑞纳德又专程前往塔尔寺一带考察，于8月11日回到西宁。

格瑞纳德于1894年8月11日从塔尔寺回到西宁后，看到与当地官府交涉杜特列被杀案没有任何进展，便于8月29日离开西宁，沿着湟水、黄河向东走，直到兰州，向甘肃省政府报案，仍无结果。随后，格瑞纳德经六盘山、华亭、平凉、泾州、雍州、西安，于11月13日到达潼关，然后折向东北，经侯马，于11月20日至太原，于12月16日到达北京。格瑞纳德到达北京，标志着杜特列中亚考察团野外工作的结束。

五

西方科学界迟至1894年秋季才根据格瑞纳德从西宁寄回的通信，获悉杜特列被杀的消息。碑铭学院于1894年8月10日召开的会议上，“院长宣布了一件令人悲痛的事情，即杜特列·德·兰斯先生最近在西藏被刺身亡。……” 1894年9月出版的英国《地理学学报》第4卷第3期“月记”栏中，以《杜特列·德·兰斯先生之死》为题，发布了如下消息：“我们遗憾地获悉，著名的法国考察家杜特列·德·兰斯先生在西藏被杀。他已经在中亚游历了大约3年时间。杜特列·德·兰斯先生生前曾在非洲和东方进行过著名的旅行，是一位观察敏锐的探险家和有能力的地理学家。”

碑铭学院于1894年11月16日召开的公开全会上，1894年度院长保罗·梅耶（Paul Meyer，1840—1917）在致开幕辞时提到杜特列的死亡消息：“嘉尔业基金拨款资助在非洲中部和高地亚洲地区进行的科学旅行，依据的是捐款使用期限相同的原则。根据本基金的收入，不同的款项已经分配给了福利奥先生（M. Foureau）和加蓬的主教勒·罗伊先生（Mgr. Le Roy）。分配给福利奥先生的经费用于支持他在西撒哈拉的探险，分配给勒·罗伊先生的经费用于支持他对定居于恩古尼埃河（Ngouniai）以东地区的矮人人口进行民族学和语言学研究。正是依靠相同的基金，我们资助了不幸的杜特列·德·兰斯领导的考察团。最近获悉，他已在西藏死亡。我们希望，这位勇敢的地理学家的旅行记录和札记尚未丢失。这样一来，这支已四分五裂的悲惨考察团也不致于毫无成果保留下来。”

稍后，1894年12月出版的《地理学学报》第4卷第6期“讣告”栏中，又刊登了杜特列的正式讣告。1894年12月，正在新疆进行第二次中亚考察的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Sven Hedin，1865—1952），在喀什噶尔休整期间也顺便对杜特列的死因进行了一些调查工作。斯文·赫定于1894年12月21日从喀什噶尔给俄国《突厥斯坦报》（Turkestan Gazzette ）写了一封信，披露了一些有关细节。

格瑞纳德于1894年12月到达北京后，立即将杜特列被杀案以及考察团财物被抢案报告给了法国驻华公使施阿兰（Auguste Gerard，1852—1922，1893—1897在任），请他向清总理衙门交涉。对此，格瑞纳德记录说：“一听到我国国民被杀的消息，他便设法要求北京政府支付一笔高达40万法郎的赔偿金，但考虑到中国当时的财政状况极度拮据，于是后来这个数额便减少到25万法郎。” 格瑞纳德从总理衙门诈得25万法郎的赔偿金后，于1895年初从天津大沽乘船返回法国。

格瑞纳德于1895年初回到巴黎后，受碑铭学院的委托，对杜特列中亚考察团留存下来的考察成果加以整理。他根据杜特列和他本人的考察记录，最后撰成一部3卷本的考察报告书。为了纪念被杀的考察团团长杜特列，报告书总称为《1890—1895年在亚洲高地的杜特列·德·兰斯科学考察团》，后在法国教育部部长阿尔弗雷德·兰宝德的赞助下，于1897—1898年间由巴黎的恩斯特·勒鲁出版社出版。 该著第1卷题为《旅行记（1891年2月19日至1895年2月22日）》，于1897年出版，是集中记录杜特列中亚考察团考察过程的一卷。该著第2卷题为《突厥斯坦和西藏：人种学和社会学研究》，于1898年出版，是格瑞纳德对新疆、西藏等地的民族、文化、风俗、家庭、社会阶级、农业、手工业、商业、宗教、政治及清朝在这里的行政管理体系的专题研究。该著第3卷题为《历史学、语言学、考古学、地理学研究》，于1898年出版，是格瑞纳德关于考察沿途（主要是新疆和西藏）地区历史、语言、考古、地理方面的专题研究著作，其中第123—153页是考古部分。

《1890—1895年在亚洲高地的杜特列·德·兰斯科学考察团》

在此期间，格瑞纳德因杜特列被杀案而从清总理衙门获得的25万法郎赔偿款中，有一部分返还给了嘉尔业基金。嘉尔业基金决定用用这笔清朝赔款的一部分，于1897年继续资助印度学家阿尔弗雷德·福色尔（Alfred Foucher，1865—1952）在印度北部考察佛教美术的旅行。碑铭学院于1896年11月13日召开的年度公开全会上，做出如下决定：“因为杜特列·德·兰斯先生的死亡，对于退还给本（嘉尔业）基金的赔款部分，本科学院做如下分配：（1）给福色尔先生分配一笔总数为14000法郎的经费，用于他继续在印度北部进行的考察；（2）给福利奥先生分配一笔总数为10000法郎的经费，用于他继续在西撒哈拉进行的考察。”

1896年度院长古斯塔夫·舒姆伯格（Gustave Schlumberger，1844—1929）在1896年11月13日的全会上解释说：“事实上，我们的科学院又重新掌握了一部分经费，它们是用来维持我们不幸的同胞杜特列·德·兰斯的中亚考察队的那笔经费中的一部分，这次考察以悲痛的方式而告终。中国政府已向法国政府支付了一笔赔款，以弥补这位勇敢的探险家遇害身亡而带来的损失。我们意见一致，共同做出决定：从我们收到的这笔钱当中，拨出14000法郎来，交给福色尔先生，让他用来继续在印度的研究工作。正如您们所知，他一直在那里揭示希腊式佛教美术的遗迹。另拨出10000法郎来，交给福利奥先生，用来继续他在撒哈拉沙漠里的探险工作。” 1896—1897年，福色尔利用嘉尔业基金收到的清朝赔款，在印度旁遮普大学学生注册官兼东方学院院长奥莱尔·斯坦因（Aurel Stein，1862—1943）的陪同下，周游了印度各地，考察佛教美术。

福色尔在印度的考察虽具有重要性，但毕竟不算真正意义上的中亚考察。在国际中亚考察运动逐渐达到高潮之际，碑铭学院和嘉尔业基金又资助法国探险家夏尔-厄德·保宁（Charles-Eudes Bonin，1865—1929）于1898—1900年进行中亚考察，资助了法国汉学家保罗·伯希和（Paul Pelliot，1878—1945）于1906—1908年进行中亚考察。在碑铭学院派遣、嘉尔业基金资助下，分别由杜特列、保宁、伯希和进行的三次中亚考察，使法国在近代国际中亚考察史上占据了很高的地位。

作者王冀青系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教授

转载说明 ：本文原载《上海法租界史研究》第三辑，为便于公众号读者阅读，注释全部省略，如需引用请参考原文。

编辑：大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