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海：论前后蜀诗坛的形成原因

唐代是中国古代诗歌发展的鼎盛时期，诗坛可谓万紫千红，争奇斗艳。五代十国是一个承上启下的时期，由于历史背景和政治经济条件与晚唐相近，五代十国诗歌在一定程度上延续了晚唐诗风。叶燮在《原诗》中说：“盛唐之诗，春花也。桃李之秾华、牡丹芍药之妍艳，其品华美贵重，略无寒瘦俭薄之态，固足美也。晚唐之诗，秋花也。江上之芙蓉，篱边之丛菊，极幽艳晚香之韵，可不为美乎？”

前后蜀政权处于五代十国这一特殊的历史时期。在前后蜀政权统治下的西蜀地区形成了一支诗歌创作队伍，创作了一定数量的诗歌，笔者把它称为“前后蜀诗坛”。从时间上看，它前承唐音，后启宋调，是文化转型时期的诗歌。从空间上看，前后蜀政权偏安于巴蜀，其诗歌又不可避免地带着浓郁的地域色彩。可以说，前后蜀诗歌是特定历史时期特定地域的一种文学形态，无论从纵向还是横向看，都有其独特性。因此，我们有必要首先对前后蜀诗坛的形成原因作一番探讨。

一、前后蜀诗坛的历史地位

唐末五代时期兵火连年，战乱不断，人民流离失所，背井离乡。“大河之北，易水之南，久困兵戈，聚成疮痍，男孤女寡，十室九空”。“千村万落如寒食，不见人烟空见花”（韩偓《自沙县抵尤溪县》）。在这乱离的时代，诗人见到的是“山川无草木，烽火没烟尘”（贯休《送吏部刘相公除东川》）的惨烈景象。“士人出入，多为强者屠杀”他们和普通百姓一样四处流亡，随时都有惨遭杀戮的危险。在诗人们的眼里，“无限好”的黄昏夕阳早已不复存在，继之而起的是猛风飘电、断云流月的漫漫长夜。他们早已没有了盛唐诗人的豪情壮语、中唐诗人的济世之志、晚唐诗人的憧憬幻想。五代的诗人们或投身军幕，或遁隐山林，或醉入花间，他们的诗歌中折射出的是无奈和绝望，无助与悲哀。

毋庸置疑，在这种历史背景下产生的五代十国诗歌总体成就不高，前不及唐，后不如宋。一千多年来，人们对五代诗歌的评价也很低。欧阳修《集古录跋尾》卷四《范文度模本兰亭序附》中云：“自唐末干戈之乱，儒学文章，扫地而尽”。牛运震在《五代诗话序》中亦云：“五代之乱极矣，政纪解散，才士凌夷，干戈纷攘，文艺阙如，即诗歌间有之，亦多比于浮靡噍杀，噭然亡国之音者皆是也，乌睹所谓风雅者乎！”但是，如果我们就此认为五代诗歌了无生机，全无可称，这也并非事实。清人邱仰之在《五代诗话序》中说：“（五代诗人）触事怆怀，固不乏激昂清越之音;其雕琢禽鱼，流连花草，则亦时有赋物能工者焉”。

五代十国的诗歌创作呈现出多中心的状态。由于地方割据政权的存在，诗歌创作具有分散性和不平衡性，出现了不同规模、不同组合方式的诗人群体，他们“各事其主，判若町畦”形成了多个地域性诗坛，前后蜀诗坛（或称西蜀诗坛）就是其中重要的一个。清人郑方坤《五代诗话·例言》云：“五代中原多故，风流歇绝，固不若割据诸邦，犹能以文学显。……十国文物，首推南唐、西蜀”。可见，前后蜀诗坛在当时举足轻重，与南唐诗坛旗鼓相当。

二、前后蜀诗坛繁荣的深层原因

1.安定的社会环境，较为强盛的国力为前后蜀文学的繁荣提供了物质保证

唐末黄巢起义席卷了大半个中国，一些地方军阀趁镇压农民起义之机，纷纷起兵，争夺地盘，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以致中原地区连年战乱，民不聊生。而西蜀因地势复杂，路途险要，几乎没有受到黄巢起义的冲击。再加上蜀中自古就是沃野千里的天府之国，物产丰饶，人民殷富，社会安定，早在秦汉时期已是“居给人足，以富相尚，故工商致结驷连骑，豪族服王侯美衣，娶嫁设太牢之厨膳，归女有百辆之从车，送葬必高坟瓦椁，祭奠而羊豕夕牲，赠禭兼加，赗賻过礼”。这和战火纷飞的中原地区、“满眼尽疮痍”（贯休《士马后见赤松邻道士》）的江南一带可谓是天壤之别。特别是王建在蜀中崛起后，统一了三川，结束了蜀中长达十余年的战乱局面，使得蜀中“地宁得一，富人侯王旦奭摩诘”（贯休《大蜀高祖潜龙日献陈情偈颂》）。此后，从王建称帝到宋灭孟蜀的五十多年中，西蜀政治相对稳定，经济富裕，在地方政权中可谓首屈一指。

前蜀高祖王建虽目不识书，却是一位雄才大略的统治者。他“革弊从新，去华务实，有利于民者，不得不用，有害于政者，不得不除”。为了巩固统治，实现“永致清平”的理想，王建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发展经济，稳定社会。他听从冯涓“安民为先，丰财为本”的主张，曾下诏劝课农桑，“使我赤子乐于南亩，而有《豳风·七月》之咏焉”。他还下令减轻赋税，与民休养生息。

后蜀高祖孟知祥入蜀后，“择廉吏使治州县，蠲除横赋，安集流散，下宽大令，与民更始”。后主孟昶继位后，“孜孜求治”，有一定的进取精神。他整顿吏治，惩治贪污，减免赋税，体恤百姓。宋人王腾说：“孟氏抚妪矜怜，惠爱其人，捐租五年”。此外，孟昶也注重发展经济，劝课农桑，使后蜀连年丰收，国泰民安。据《蜀梼杌》记载：“是时，蜀中久安，赋役俱省，斗米三钱。城中之人，子弟不识稻麦之功，以笋芋俱生于林木之上，盖未尝出至郊外也。村落、闾巷之间，弦管歌声，合筵社会，昼夜相接。府库之积，无一丝一粒入于中原，所以财币充实”。

可见，前后蜀相对安定的社会环境，较为强盛的国力为其文学的繁荣提供了强大的物质保证。

2.崇尚文德，重视文教，是前后蜀文学繁荣的文化保证

巴蜀地区自古便有崇尚文德的传统，文化教育也较为发达。前后蜀的统治者对文化礼教也十分重视。前蜀高祖王建出身贫寒，并未受到较好的教育，后来靠镇压农民起义发迹，又“以干戈定秦蜀”成就一番霸业。但王建在创建前蜀政权的过程中，重视文化，广纳贤才，因此在他的周围聚集了一大批文人贤士，其中不少人都是唐代的衣冠士族，而被《十国春秋》编入列传的有近五十人之多，著名的有贯休、韦庄、卢延让、张琳、冯涓、杜光庭、张格等。他们都先后得到了王建的重用，故史称王建“目不知书，好与书生谈论，粗晓其理。是时唐衣冠之族多避乱在蜀，蜀主礼而用之，使修举故事，故其典章文物有唐之遗风王建开国后，又公开向全蜀求贤，并对他们礼遇有加。特别是翰林学士，据《五代史补》记载：“王建之僭号也，惟翰林学士最承恩顾，侍臣或谏其礼过，建曰：‘盖汝辈未之见也，吾昔在神策军时，主内门鱼钥，见唐朝诸帝待翰林学士，虽交友不若也。今我恩顾，比当时才有百分之一尔，何谓之过当耶’”。后主王衍生活虽荒淫侈糜，却“颇知学问，童年即能属文，甚有才思”。

学校是文化传承的重要机构。古代的学校不仅教书育人，还发挥着陶冶世风的作用。因此兴办学校是统治者进行文化统治的重要措施之一。“自唐末以来，所在学校废绝”。司马光这个论断虽然不完全符合史实，但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唐末以来学校大多遭到毁坏的事实。而前后蜀的统治者对学校教育十分重视，一俟政局稳定，无不以复兴学校为要务。王建开国之初，在其《郊天改元赦文》中便明确提出：“国之教化，庠序为先，民之威仪，礼乐为本。废之则前替，崇之则化行。其国子监直令有司约故事速具修之。兼诸州应有旧文宣王庙，各仰崇饰，以时释奠。”可见，王建在开国之初便将文化教育放在首位，恢复了京城和各州县的学校和孔庙，促进了蜀地文化的发展。

前蜀如此，后蜀更甚。后蜀宰相毋昭裔“出私财百万营学馆，且请刻板九经，蜀主从之，由是蜀中文学复盛”。宋人张俞在《华阳县学馆记》中说：“孟氏踵有蜀汉，以文为事。凡草创制度，僭袭唐轨，既而绍汉庙学，遂勒石书《九经》，又作都内二县学馆，置师弟子讲习，以儒远人。王师平蜀，仍而不废。华阳县学馆者，广政十二年作”。后主孟昶乃好文尚士之君，《蜀梼杌》卷下云：“昶好学，凡为文皆本于理”。《边州闻见录》云：“孟昶尝立石经于成都，又恐石经流传不广，易以木版。宋世书称刻本始于蜀，今人求宋版，尚以蜀本为佳”。

3.恢复科举，开科取士，为前后蜀文学的繁荣提供了制度保障

科举制度是中国古代特有的一项政治文化制度，它起到了促进文化发展、影响学风士风的作用，不仅关系到社会上各个阶层知识分子的命运，也直接影响着他们的心态。

有关两蜀开科取士的记载不多。前蜀武成元年（908）正月，高祖王建发布《郊天改元赦文》，其中便有恢复科举的内容：

诸州府或有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达于教化，明于吏才，政术精详，军谋宏远，韬光待用，藏器俟时，或智辨过人，或辞华出格，或隐山林之迹，或闻乡里之称，仰所在州府奏闻，当于量材叙用。

前蜀盛行制科，后蜀才有进士科考试。如：

王归，简州人。少脱颖，善属文。广政中状元及第，后不知所终。

王贲，事后主官雅州刺史，称为廉吏。子著，广政时进士及第，授隆平主簿，有政绩。

句中正，字坦然，成都华阳人。明德中，授崇文馆校书郎，复举进士及第。

后蜀人杨九龄曾撰《蜀桂堂编事》二十卷，云：“中纪广政举试事，载诗赋策题及知贡举登科人姓氏，且言科举起于隋开皇”。

又如后蜀张崇文“为孟昶时秀才，通五经，博极群书，铿然有声于当年”。

从以上零星的史料可知，前后蜀两朝沿袭唐制，恢复科举取士制度，且具有一定的规模。科举制度的恢复和实施，促进了前后蜀文学的发展。这正是前后蜀诗坛在五代十国文学中独树一帜的重要原因。

三、前后蜀诗坛的构成

1.前后蜀诗坛的主要成员

蜀中经济的富裕、文化的发达使处于漫漫长夜中的诗人们依稀看到了一丝光明。他们相继入蜀，与蜀中“土产”诗人如唐求、孙光宪、欧阳炯等形成了一支诗歌创作的劲旅。据清代蜀人李调元所编的《全五代诗》记载，前后蜀能诗者不下百人，其中原有诗文集者至少23家。在前后蜀诗歌创作群体中较有成就的有：

贯休，字德隐，婺州兰溪人。俗姓姜氏。七岁出家，二十岁受具足戒。咸通初游学洪州，居钟陵山中，其后漫游江西、吴越、荆南一带。天复三年春入蜀，为王建礼遇，赐号“禅月大师”。

韦庄，字端己，杜陵人。少孤贫，才敏过人。屡试不第，辗转于洛阳、江西、湖南等地。天复元年，入蜀依王建，为掌书记，遂终身仕蜀。

卢延让，字子善，范阳人。光化三年登进士第，天复间入蜀。仕前蜀水部员外郎，累迁给事中，官终刑部侍郎。

唐求，一作唐球，成都人。性放旷疏逸，隐居于青城味江山。王建据蜀时，召其为参谋，辞不就，后不知所终。

杜光庭，字宾圣，又号华顶羽人，京兆杜陵人。光启年间入蜀。王建称帝后封其为金紫光禄大夫、谏议大夫、蔡国公，赐号广成先生。

毛文锡，字平珪，河北高阳人。事高祖王建，官至中书舍人，翰林学士。

张道古，字子美，青州临淄人。景福二年登进士第。后入蜀为节度判官，不为时所容，贬茂州，后卒于灌州。

张格，字承之，河间人。天复三年，入蜀依王建，为翰林学士、户部侍郎。后为太傅，封赵国公。张蠙字象文，河北人，家居江南，为“咸通十哲”之一。乾宁二年登进士第。历任校书郎，栎阳县尉，迁犀浦令。高祖开国后，拜膳部员外郎，后为金堂令。

王仁裕，字德辇，天水人。年二十五始就学。曾为秦州节度判官。入蜀事前蜀后主王衍，为中书舍人。

冯涓，字信之，婺州东阳人。景福年间为王建辟为西川节度判官，后拜前蜀御史大夫。

欧阳炯，成都华阳人。少事前蜀王衍，为中书舍人。国亡降后唐。后蜀孟氏开国后，复入蜀，为中书舍人，累迁门下侍郎、兼户部尚书。后随孟昶归宋，为右散骑常侍，翰林学士。

牛峤，字松卿，陇西人。唐相牛僧孺之后。乾符五年进士，历拾遗、补阙、尚书郎。王建镇蜀后，曾召其为判官，后拜给事中。

牛希济，五代时，流寓于蜀，事前蜀王衍，为翰林学士、御史中丞。前蜀亡后，仕后唐为雍州节度副使。

蒋贻恭，江淮人。唐末入蜀，因其无媚世态，慷慨敢言，故数遭流遣。后蜀高祖孟知祥搜访遗才，为大井县令。

此外，驰骋前后蜀诗坛的作家刘隐辞、李尧夫、欧阳彬、可朋、徐光溥、王锴、韦毂、何光远、张立、陈詠、陈裕等也都小有名气，略有佳句。但因他们的作品大多散佚，生平事迹难以考述，为避免冗杂，此处从略。

2.诗坛上的皇室成员

前后蜀政权中的一些皇室成员，也是前后蜀诗坛上不可忽视的力量。前蜀后主王衍，“颇知学问，童年即能属文，甚有才思，尤酷好靡丽之辞，尝集艳体诗二百篇，号曰《烟花集》。凡有所著，蜀人皆传诵焉”。其《烟花集》二百篇，今已不传，但数量可观;“凡有所著，蜀人皆传诵焉”可见其诗播在人口，流传之广。后蜀后主孟昶“好学为文，皆本于理。居恒谓李昊、徐光溥曰：“‘王衍浮薄，而好轻艳之辞，朕不为也’”。可见孟昶也善文辞，但不同于王衍的“靡丽之辞”。可惜今传孟昶诗仅一首，且有后人隐括之嫌。《十国春秋》还记载了这样一件事：“先是岁除，故事学士为辞题桃符置寝门左右，前一年，学士幸寅逊撰词，后主（孟昶）以其非工，自操笔署云：‘新年纳余庆，嘉节号长春’”。有人认为此乃我国春联之始。此联对仗工整，音韵和谐，“为五律之佳联矣”。孟昶之文才可见一斑。

另外还值得一提的是花蕊夫人，著有宫词百余首。宫词是我国古代文学中以宫廷女性为题材的诗作。中唐时诗人王建从宦官处得宫廷题材，作了宫词一百首，自此宫词之作历代不衰。花蕊夫人的《宫词》是第一部出自宫廷女性之手的作品，真实地表现了她及某些宫女的真实感受，具有一定的认识价值和审美价值。前后蜀时期，花蕊夫人有二，一是前蜀高祖王建次妃徐氏。二是后蜀后主孟昶慧妃费氏，或称徐氏。蔡絛《铁围山丛谈》、高棅《唐诗品汇》《全唐诗》卷七九八均云后蜀徐妃作《花蕊夫人宫词》，但据近人浦江清考证，《宫词》乃前蜀徐妃所作。

总之，大量的入蜀诗人、少量的蜀中诗人和一些皇室成员形成了前后蜀诗坛，共同促进了前后蜀文学的发展。他们创作的大量的诗歌作品，成为前后蜀文学繁荣的重要标志。虽然一些诗篇早已亡佚，但从现存的作品中，我们仍然可以了解前后蜀诗歌的整体风貌和艺术魅力。这些诗歌内容丰富，寓意深刻，既有对战乱流离的悲吟，也有对太平盛世的憧憬;既有对历代兴亡的咏叹，也有对朝政时事的讽喻;既有对遁世隐逸的向往，又有对世俗享乐的追求。诗歌的主题倾向呈现出复杂性和多样性，较为客观地反映了诗人眼中的物质世界及其心灵世界。囿于篇幅，将另文论述。

作者简介：张海，讲师, 博士, 主要从事唐宋文学及古代巴蜀文学研究。

文//来自于《西南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0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