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丝路贸易”的延续——16—18世纪中国南海“世界贸易中心”的形成

谢丰斋（天津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教授）

摘要:近代早期，“南海”世界贸易中心的地位不是中国人自己开创的，而是欧洲“大航海”造成的。古代中国作为“丝绸之路”的起点，曾经是东西方贸易——“丝绸之路”的东端货源地。15、16世纪，“大航海”成功之后，欧洲寻求的贸易对象实际上还是指向“中国”，即当时所谓的“契丹”;只是贸易路线发生了转移，由以陆路贸易为主的“丝绸之路”变成了海上的“新航路”;贸易中心也由中世纪的“中东”变成了近代早期的中国“南海”。在16—18世纪的世界贸易中，“南海”是东西方贸易的集中地，中国的“朝贡贸易”规则是世界各国普遍遵守的WTO规则，世界贸易货币——“白银”产量的一半也流入中国境内，“南海”因此有“东方地中海”之称。世界贸易之所以一度出现这样的局面，原因是刚刚由封建领地转化而来的欧洲民族国家还处在重商主义而不是工业主义阶段，其拥有的生产能力尚不足以撼动中国“大一统”的小农经济。

关键词:16—18世纪 “南海” 西欧 世界贸易 中心地位

明朝弘治、正德年间(1491—1521)，欧洲“大航海”成功打开了中西方海上贸易的大门，从此，中国正式登上了中西方贸易同时也是世界贸易的舞台。如何看待新出现的中西方贸易或世界贸易呢?目前，学术界对大航海以来中西方贸易的研究越来越重视，但早期研究的重点依然聚焦在引发鸦片战争爆发的中西方贸易磨擦上，尚未对贸易本身做整体的总结和反思。实际上，自1514年葡萄牙人进入中国沿海至1840年中英战争爆发，时间长达300多年。在如此长的时间内，究竟发生了什么?其实，无论是用于贸易的商品，还是贸易需要遵守的规则，抑或结算时的出入超，中国都是受惠国。成形于欧洲的重商主义和殖民主义虽然在全球范围内纵横驰骋，几乎无往而不利，却无力对中国构成威胁。中国一直置身于西方侵略浪潮之外，并凌驾于西方侵略浪潮之上。因此，1618世纪的世界贸易是以中国为核心的贸易，它继承了中世纪时期的“丝路贸易”的遗产，贸易中心也由“中东”转移到了中国“南海”。世界贸易史应该补上中国“南海贸易”这一课。

一、

“契丹”是欧洲“大航海”全力寻找的目标国

欧洲人为什么要进行“大航海”?原因不是因为欧洲人太穷，而是因为欧洲人“重商”。据统计，1470年前后，英国的人均财富是1300年的两倍，从0.78英镑增加到了1.53英镑。但是，在民族国家形成之际，各国都需要迅速提高自己的国力，因此，重商主义成为各国的指导思想。“大航海”就是在这个背景下发生的。所谓“重商”，就是“重视商业”，通过扩大对外销售，引进更多的金属货币。此前，欧洲传统的国际市场是“丝绸之路”联结的“中东”。可是，自1453年奥斯曼帝国消灭小亚细亚的拜占庭帝国以后，伊斯兰教取代了基督教，因宗教信仰不同，中东由贸易上的“伙伴”变成了“异己分子”，欧洲需要寻找新的贸易通道。“大航海”的目的就是绕过地中海和奥斯曼帝国，寻找一条新的通往东方的海上通道。这个通道到底通往哪里呢?是今天的印度，还是今天的中国?世界史教科书并没有告诉我们这一点。

我们一般认为“大航海”的目的地是今天的印度。因为欧洲航海日志留下了两个重要的史实:其一，达·伽马向东航行最先到达的地点是印度西海岸的港口——“果阿”，欧洲人在这里建立了第一个东方贸易站;其二，克里斯托弗·哥伦布向西航行发现“美洲”以后，把美洲的居民称作“印第安人”，即“印度人”。因此，把“大航海”寻找的终极目标看成是印度，在原则上是无可非议的。实际上，这是一个“历史的误会”，真实情况并非如此。我们知道，“大航海”的发起国是从穆斯林手中“收复失地”的葡萄牙和西班牙，二者是位于伊比利亚半岛的两个国家，为了避免同土耳其人在地中海纠缠，它们分别向东(印度洋方向)和向西(大西洋方向)做远洋航行，最终成功开辟了到达东方的“新航路”，即“东方航线”和“西方航线”。从两条航线的开拓情况看，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找寻的目标都不是印度，而是传说中的“中国”，即当时所谓的“契丹”(Cathay)。

辽朝（当时的“契丹”）

先看葡萄牙人的东向探险。15世纪中叶，葡萄牙“航海家”亨利王子网罗了一批欧洲最有经验的水手和冒险家，沿非洲大陆西海岸南下，企图找寻一条到达东方的新航线。1487年，迪亚士船队到达了非洲的最南端“好望角”。1498年，达·伽马率领的船队绕过“好望角”，进入非洲的东海岸，在桑给巴尔(Zanzibar)领航员的指引下，跨越印度洋，首次抵达印度西海岸的马拉巴尔(Malabar)，并在登陆的加利库特(Calicut)立石柱纪念，这个地点就是“果阿”。果阿的开辟对欧洲来说当然是开天辟地的大事件，因为它标志着欧洲人成功地打开了另一条由欧洲通往亚洲的通道，从此，欧洲人不经过地中海也可以到达东方了。但是，果阿的重要性仅在于它是到达东方以后进行贸易的“起始点”，并不是“终结点”，葡萄牙人的东方探险还在继续。

到达印度洋以后，葡萄牙人先以武力击败当地的穆斯林船队，占领波斯湾，封锁红海，于1509年抵达马六甲，1511年占领该城，然后穿越海峡，向中国“南海”进发。1514年，葡萄牙人首次抵达中国广东。广东才是葡萄牙人的终极之旅。因为到达广东之后，葡萄牙人长期停留下来了。他们先与明朝政府发生了“屯门海战”，被中国的汪鋐击败，找不到可以停靠的港口，便停泊在宁波附近的“双屿岛”一带，同日本的“倭寇”和明朝的海盗做起了生意。“双屿岛”一时间变成了世界贸易大港。明朝海军随之追缉葡萄牙人，他们先逃至福建漳州，后窜至广州黄埔江口。直到30多年之后的1547年，他们才买通一名负责广东沿海防务的总兵，以租借的方式占用了“澳门”，澳门才由此成为葡萄牙人在中国建立的唯一的贸易站。试想，如果不是执着于对中国的贸易，葡萄牙人为什么甘愿费心于这么大的周折呢?为什么不是到了“果阿”就停止前进呢?

澳门对葡萄牙东方贸易的价值便体现出来了。据安格斯·麦迪森统计:1500—1599年，葡萄牙从里斯本发往印度洋的船只共计705艘，而到达东方(即南海)的船只就有620艘之多。由此可见，澳门的重要性远在果阿之上，说明葡萄牙人开辟新航路的目标国并不是印度次大陆，而是以“南海”为中心的远东地区。

再看西班牙人的西向探险。1492年，西班牙由阿拉贡与卡斯提尔合并而成，属于刚刚建立的新国家。因濒临地中海，西班牙很可能并没有把发展的眼光放在大西洋。只因意大利航海家克里斯托弗·哥伦布个人的努力，西班牙才尝试进行大西洋探险。其探险的目标国更是明确指向当时所谓的“契丹”和“日本”(Cypango)。在此，我们简要回顾一下这段历史。

哥伦布出生在佛罗伦萨，年轻时在葡萄牙的“亨利团队”效力，有八年时间在非洲西海岸探险，到过大西洋群岛和几内亚湾。他除了拥有丰富的航海经验之外，还具有独到的全球性眼光。因为他熟读《马可·波罗游记》，对“契丹”和“日本”非常关切;同时，他知道地球是一个球体，向西航行也可以到达东方。1484年，哥伦布向葡萄牙国王约翰二世递交了一份请愿书，希望派遣他从“另一个方向”前往“日本”，理由是“从东面走，路越长;从西路走，路必将越短”;但是，在提交葡萄牙航海委员会审议时，提案遭到否决。委员会认为“日本”可能是马可·波罗的杜撰，即便属实，哥伦布也“大大低估了到达亚洲的距离”。于是，哥伦布只好把目光转向邻近的西班牙。他先向意大利友人杜斯卡内里(Pao del Pozzo Toscaneli)写信，希望杜氏给他到达东方的明确地点和实际距离。杜氏是当时佛罗伦萨名噪一时的大学者，千里驰书问疑者很多。他当即致信里斯本主教大堂神甫斐南·马尔丁(Fernan Martin)，同时将副本寄给哥伦布。杜氏在信中说道:向西航行的东方目的地应该是契丹国的“行在”(Quinsay，即今天中国的“杭州”)。“由里斯本向西直行，可抵行在......行在城在蛮子，距契丹不远，王居于契丹。”行在距里斯本“共二十六方格，每方格长二百五十迈耳......路程约占全球三分之一”。方豪先生认为:“自杜斯卡内里二函观之，可知哥伦布所向往者，实为中国;函中固亦述及日本，且言其盛产黄金，然不及中国之重要。”当时，西法两国正在意大利交战，国王斐迪南和女王伊莎贝拉支持那不勒斯王室对抗法兰西国王查理八世，西班牙获得了胜利。哥伦布利用这个时机向伊莎贝拉女王提交了他的航海计划，而女王本人也正在考虑如何与葡萄牙展开到达东方的竞赛，于是，哥伦布的计划很快得到了批准。1492年8月，哥伦布率3艘帆船、88名船员，开启了远航大西洋的探险。临行前，他随身携带了一份西班牙国王致契丹大帝的书信，并有一名阿拉伯语的翻译随行，“随时准备与中国人和日本人做生意”。

在经历40个昼夜的航行以致陷入绝望之际，哥伦布终于看到了来自陆地的飞鸟，他发现了“圣萨尔瓦多”。据美国探险史家纳撒尼尔·哈里斯(Nathaniel Harris)记载，在首次踏上了“古巴”这个大岛之后，哥伦布一行人听到当地人说出“Cubanscan”这个词，由于找不到通译，哥伦布便不假思索地认为:这是指“伟大的可汗”，即契丹统治者。在继续航行至另一个岛屿时，当时的土著又说出“Cybao”这个词，哥伦布便认为是“日本”。显然，哥伦布非常开心地把他首次到达的地点当成了中国和日本。

克里斯托弗·哥伦布

那么，哥伦布为什么称当地人为“印第安人”呢?其实，这个问题涉及15世纪欧洲人地理知识的贫乏。据记载，欧洲人因不了解东方，将阿拉伯以东的地区皆称为“印度”。方豪先生说:“中古时代欧洲游历家多以印度称中国。”因此，哥伦布将当地居民统称为“印度人”，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这不是个人的过错，而是时代的局限。以后的历史又将错就错，把航行到达的东方地区称之为“东印度”，把航行到达的“美洲”地区称之为“西印度”。

在欧洲人发现新发现的地点(美洲)不是中国以后，西班牙人并没有停止探寻的脚步，他们又继续向着中国方向航行。1519年，西属麦哲伦船队越过“麦哲伦海峡”，见到了风平浪静的“太平洋”。接着再连续航行三个月之后，终于在今天的菲律宾群岛与东向而来的葡萄牙船队相遭遇。至此，地球被证明是一个球体，“大航海”的使命宣告完成，与东方贸易的目标国已经找到，那就是马可·波罗所记述的中国或日本。他们的贸易需要依托“南海”来进行。

为解决两国贸易上的争端，1529年，由罗马教皇出面，西、葡两国划定了势力范围。以“摩鹿加群岛以东17度线”为界，以东为西班牙人的活动范围，以西为葡萄牙人的活动范围。这就是著名的“教皇子午线”。这个子午线的位置当然是在中国“南海”，而不是在印度洋。

因此，“大航海”的目标国非常明显，就是中国或日本。欧洲人远道而来寻求的贸易路线本质上不过是古代“丝绸之路”的改道，从此，新的东西方贸易路线由以前的“丝绸之路”变成了“新航路”。

二、

“南海”取代“中东”成为新的“世界贸易中心”

“大航海”成功之后，欧洲人希望同中国直接进行贸易的目的达到了，双方再也不需要通过中东进行“中转”才能贸易了，从此，中东世界贸易中心的地位衰落，中国“南海”开始取而代之。但是，因“美洲”新大陆的意外发现，全球贸易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全球范围内似乎一下子出现了四大国际性贸易区，即“中国南海贸易区”“印度洋孟加拉湾贸易区”“欧洲地中海及波罗的海贸易区”和以加勒比海为中心的“大西洋贸易区”。长期以来，我们的传统知识一直是这样告诉我们的。今天，我们就要来甄别一下，这四大贸易区是不是都是国际性贸易区?

首先，大西洋贸易区严格说来并不是国际性贸易区，而只是大区域贸易区。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这个贸易区是被欧洲人单方面控制的，基本上只有欧洲人的船只航行其中。作为贸易方之一的美洲已经被欧洲人征服，变成了欧洲的殖民地，美洲与欧洲的贸易不是美洲原居民与欧洲人的贸易，而是欧洲殖民母国同其殖民属地之间的贸易，这样的贸易只能是欧洲内部贸易的延伸，属于欧洲的远距离贸易。“一次意外的种族灭绝，西半球的部落因欧洲人带来的疾病一个接一个地消失，北美和南美的土著居民仅仅剩下一点点‘拯救下来的残余’。”关于欧洲与美洲贸易的性质，哈佛大学海洋史教授帕里(J.H.Parry)曾经说:“16世纪发生在西班牙与通用西班牙语的拉丁美洲(Spanish America)国家之间的横穿大西洋的贸易，比由葡萄牙到印度的贸易，要使用更多的船只和运送更多的物品;矛盾的是，前一种贸易至多满足几百上千西班牙殖民者的需要，满足那些梅斯蒂索(mestizos)混血儿和讲西班牙语的印第安人的需要，而后一种贸易则直接连接西欧与东方的广大人口。”因此，欧洲与美洲的贸易与东西方贸易并不是处在同一条水平线上，只能是欧洲内部贸易的扩大化。作为贸易方之二的非洲，其与欧洲的贸易同样不能被对等看待。非洲的原住民虽然没有被欧洲人大量虐杀，却被欧洲人当作奴隶成批地贩卖到美洲，充当新大陆的劳动力，已经严重损伤了非洲固有的元气与活力。而作为非洲掠奴方的酋长国，如“达荷美”王国，也只是依靠抓捕奴隶换取一些枪支、酒和奢侈品等，对非洲的发展毫无建树。这样看来，欧洲与非洲的贸易完全是一种破坏性的掠夺。因此，大西洋贸易即欧洲、美洲和非洲所组成的“三角贸易”并不是一种国际性贸易，而是欧洲区域性贸易的放大。

大西洋贸易区与地中海及波罗的海贸易区结合，组成了新的“西方贸易圈”。新的全球贸易是西方贸易圈与东方贸易圈之间的贸易。东方贸易圈是由南海贸易圈与印度洋贸易圈构成的。这是一个需要重新澄清的历史事实。

我们受到的迷惑是:西方学者常常有意无意地把西方贸易混淆成世界贸易。例如，近年来，英国著名计量史家安格斯·麦迪森在统计“18世纪前后英国进出口商品结构”时，即将非洲、北美洲、英属西印度、其他美洲、澳大利亚、新西兰等一并作为“输出地和输入地”，与存在于东方的“亚洲”形成并列，使我们看到的并不是世界贸易的真正趋势，见下表。

这个表格显示，18世纪前后，英国“出口和转口”的主要对象首先是欧洲，其次是北美洲;而“进口”的主要对象首先是英属西印度，其次是亚洲。此表格将欧洲、北美洲、英属西印度与亚洲形成了并列。实际上，这里所说的“美洲”和“英属西印度”是欧洲的扩展部分，站在全球史的角度，其与英国的贸易只能是欧洲的大区域贸易，而不是世界性贸易;世界性贸易仅存在于英国与亚洲之间。我们不能把亚洲缩小为与“美洲”“英属西印度”平行的一个“点”。亚当·斯密曾批评:“欧洲人当初根本没有必要在美洲和西印度群岛建立殖民地;虽然这些殖民地拥有很多功用，但它们不是十分明显。”据此，我们认为，过去提出的“大航海”之后，“世界贸易的中心从地中海转移到大西洋”，或者“世界贸易的杠杆从地中海转移到大西洋”的看法是错误的，准确地说，“大航海”之后，世界贸易的中心转移到了中国“南海”。

再看南海与印度洋的贸易。为了体现“南海”世界贸易地位的重要性，我们可以从“软实力”“硬实力”两个方面，再对这两大贸易区所发挥的功能做一个比较。

先看硬实力的比较。这里的“硬实力”除了指与欧洲形成对抗的政权力量和防卫力量之外，更是指与欧洲进行交换的经济实力。

印度洋

早期的“印度”只是一个地理概念，指的是南亚次大陆，不是指作为政治单元的“国家”。欧洲人到达东方之后，印度洋沿岸没有一个统一或强大的政权力量与军事力量存在。位于次大陆的莫卧儿帝国(建于1526年)并没有把势力伸展到半岛的南端，而跨越欧、亚、非三洲的奥斯曼帝国也无暇东顾兼及印度洋，因此，印度洋沿岸几乎没有海防可言。对于顺着“新航路”东来的欧洲人来说，落脚于这个地区是比较容易的。例如，葡萄牙人能够在“果阿”设立贸易站，是因为“果阿是一个缺乏保护的港口”;英国人能够“轻松地获取苏拉特(Surat)的贸易特权”，是因为他们“让莫卧儿皇帝认识到了苏拉特的用途”。1643年，英国人与科尔康达(Golconda)国王达成一纸协议，便“得到了一块属于英国人的土地马德拉斯(Madras)，并加以设防”;接着，孟买“做为‘嫁妆’又送给了英国人”;1690年，英国人在“恒河三角洲(the Ganges delta)的泥浆里”又建起了“加尔各答”。下表是一组1660年前后欧洲人在印度洋沿岸建立的贸易站与加工场的名录。

正因为政权力量和海防力量的薄弱，从18世纪中叶起，印度次大陆便迅速踏上了被英国人殖民的步伐。1757年6月，英法“七年战争”期间，“普拉西战役”在孟加拉爆发，英国人罗伯特·克莱武率领一支3000人的队伍便打败了西拉吉统领的50000人的大军，从此，英属东印度公司在孟加拉的贸易站数量猛增至150个之多，另有15个海外代理店。因此，18世纪中叶以后的印度已经一步步沦为英国的殖民地，其与英国的贸易在性质上和英国之与北美的贸易相差无几，属于英国最大的海外市场之一。

对比之下，南海是属于中国统辖的主权水域。明清两朝拥有强大的兼及南海的中央集权，海防、边防力量稳固，欧洲人进入中国就很困难。澳门是葡萄牙人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租借成功的。明清换代以后，中国增设了四个“海关”，都是中国人自己根据形势需要主动设立的，与欧洲人没有任何干系。南海周边地区存在的欧洲贸易站主要有马尼拉、巴达维亚、马六甲、广州和澳门等为数不多的几家。欧洲人来中国贸易，不仅无法把中国作为殖民地来对待，相反需要向中国人“朝贡”，其“朝贡国”的地位甚至被置于末位，排在朝鲜、日本、东南亚诸国、印度诸国和阿拉伯诸国之后。这就是两个贸易区在政权与防卫方面的对比。

再看两大贸易区对欧洲的实际交换能力。安格斯·麦迪森对16—18世纪“欧洲从亚洲进口商品的构成”做过一个统计，见下表:

这个统计显示:1513—1780年，欧洲从亚洲进口的最大宗商品共五大类，即胡椒、咖啡、纺织品、生丝和茶叶，前两类商品主要分布在印度洋贸易区，后两类商品以南海贸易区为主，纺织品的贸易应该是两个贸易区均沾，以印度洋贸易区更多。1513—1621年，葡萄牙主导东方贸易，欧洲进口的最大宗商品是印度洋的“胡椒”，其价值超过全部进口值的一半。据记载，当时，印度洋出口至欧洲的商品有“香料、胡椒粉、肉桂、咖啡、蔗糖、鸦片、乌木、黄金、珍珠以及奴隶等”。南海与欧洲也有贸易，但官方未留下记载。1621年，荷兰打败西班牙开始主导东方贸易，葡萄牙也在1580—1640年一度被西班牙合并，欧洲进口新增了中国的“纺织品”和“生丝”，二者的价值约占全部进口值的16.1%。1656年，荷兰贸易使团曾首次进京朝贡。1668年，英国又打败荷兰取得对东方贸易的垄断权，欧洲从东方进口的最大宗商品还是纺织品，1668—1670年，其进口值占全部进口值的56.6%，1758—1760年仍占53.5%;不过，英国对中国“生丝”的进口加大，同时开始了对中国“茶叶”的大量进口。从统计看，1668—1670年，欧洲丝、茶的进口值仅占全部进口值的0.6%和0.03%，但是，至1758—1760年，二者分别上升到了12.3%和25.3%。可见，随着时间的推移，欧洲对中国商品的进口值越来越大。

中国商品输往欧洲，其价值十分昂贵。据记载，1650年，英国一户普通人家一年的生活费大约5英镑，而1镑(0.45千克)茶叶的价值就高达10英镑。关于丝绸，威廉·房龙在其名著《文明的开端》一书中描绘:“丝绸出现在市场上，使人不可避免地追求华丽。因为人不仅是懒惰的动物，而且爱慕虚荣......但是，在古代，蚕丝与黄金等价。”瓷器在13世纪已进入欧洲，当时“与黄金等值”。因此，法国著名学者谢和耐在《中国社会史》一书中写道:“一直到19世纪，中国仍是一个出口豪华奢侈品的大国，其交易激起了世界范围内的阵阵贸易潮流。”

我们再来看一下两大贸易区的“软实力”。这里的“软实力”主要指文明或文化的“影响力”。

欧洲人进入东方以后，欧洲并没有出现“印度热”，但是至17、18世纪期间，欧洲却出现了“中国热”，这是一个不争的史实。18世纪，以“启蒙”学者为代表，欧洲人对中华文明推崇备至，他们把中国视为“理性生活”的典范，认为中国“存在一种由人自己管理自己，再由理性来管理人的模式;那里没有宗教、没有教会，是自由思想的绿色天堂”。路易十四的家庭教师拉莫特·勒韦耶在给皇家子弟上课时，曾每天清晨面向孔子画像，虔诚祷告:“圣人孔子，请为我们祈祷!”他把孔子视作教育的最高典范。以中国“重农抑商”思想为蓝本，法国诞生了“重农学派”。

对于来自中国的器物文明，欧洲人更是青睐有加。他们除直接进口中国商品外，为满足需要，开始仿造来自中国的商品。16世纪时，意大利和法国出现了生产丝绸的基地;1688年，中英、中法混合式壁纸问世;到18世纪，欧洲出现了“属于本地”生产的瓷器;1730年，法国人罗伯特·马丁仿造中国漆器成功;18世纪中叶，法国人烧造出中国的硬质瓷器;1770至1780年，德国王室瓷窑——“迈森国家瓷厂”烧制成功;18世纪末，英国人在瓷器的基础上又研制出“骨瓷”;1823年，德国人烧造出中国的“白铜”，改称“德国银”。今天，西方世界大力鼓吹“专利保护”，岂不知，此前200多年，西方人曾经是中国商品的最大山寨者!

总之，大航海之后，世界贸易的中心在南海。欧洲人进入东方只是自觉不自觉地加入以南海为中心的贸易体系。依附理论的代表人物贡德·弗兰克说:整个世界经济秩序是以中国为中心的，只是到19世纪欧洲人才改写了这一历史。

三、

世界货币——“白银”生产总量的一半流入中国

早期世界贸易的时代也是白银最流行的时代。欧洲进行“大航海”的目的就是要吸收世界其他地区的贵金属。可是，在“南海”取代“中东”成为全球贸易中心以后，中国却成了世界白银的最大流入国，欧洲在与中国的贸易中反而出现了巨大的贸易“逆差”。这无疑是近代早期世界贸易最具讽刺性的事实。

其实，“逆差”对欧洲来说不是新问题。早在大航海之前的丝路贸易时代，欧洲对东方的贸易就存在着逆差，出现了所谓“中世纪的银荒”。银荒开始于14世纪后期，1423年，威尼斯总督托马斯·莫森尼哥在其临终演讲中曾声称:“威尼斯铸造的新银币，有3/4被立即送出了欧洲，只有1/4留在欧洲，留在威尼斯的就更少。”其演讲的依据是当时留存下来的详细记录的统计报表。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根本原因是欧洲没有或者很少有自己生产出来的用于交换的产品，只能通过不断输出贵金属来填补。从15世纪中期起，中欧的白银被大量开采。在阿尔卑斯山以东的奥地利和德意志东部，一系列新银矿被发现。同时，波希米亚、萨克森的老银矿又再度被开发，一定程度上减缓了新出现的“银荒”。1462—1530年，中欧地区的白银产量增加了五倍以上，1526—1535年的产量达到了最大化，每年生产白银近300万盎司，这个数字直到19世纪都未曾达到。但因商品不足，中欧新生产的白银通过威尼斯和安特卫普的港口，主要出口到黎凡特，并最终流向东方。“新航路”开辟之后，欧洲虽然出现了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的过渡，涌现了农场和手工工场，但生产的产品依然有限，还是需要输出更多的贵金属才能填补空额。而这个时期欧洲最大的幸运在于，它发现了美洲，可以通过开发美洲的贵金属来交换中国的商品了。据研究，直到1840年中英鸦片战争爆发以前，欧洲人控制的世界白银生产总量的大约一半流入中国境内，使中国成为世界白银的“终极密窖”。其流入的途径主要是印度、马尼拉(菲律宾)和日本。

那么，流入中国白银的数量到底有多少呢?虽然这个问题学界已经讨论了很久，但尚无定论，我们在这里需要再做细论。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术界出现了不同的统计数字，其中最具权威性的统计是英国统计史家麦迪森和德国学者贡德·弗兰克提供的数据。但两人统计的差距比较大。

先看麦迪森提供的数字。这个统计由三部分数字组成:其一，1500—1800年间美洲贩运至欧洲的白银;其二，西欧收到美洲白银之后用于再出口的白银;其三，中国进口的白银。

统计结果显示:1500—1800年间，美洲运往欧洲的白银总计72825吨;比弗兰克统计的数字少了大约2万吨。

统计结果显示:1601——1780年间，从荷兰和英国运往亚洲的白银只有1万吨左右;而弗兰克认为，1500——1800年间，欧洲运往中国的白银达3.9万吨。

统计结果显示:1550—1700年间，中国进口白银共计不到7000吨;而弗兰克的统计显示:仅17世纪的100年间，中国进口的世界白银就达到了2万吨。

再看弗兰克统计的数字。1998年，弗兰克在《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一书中给出了众所周知的关于世界白银流入中国的具体数字。首先，他认为:从1493至1800年间，世界白银数量的85%和黄金数量的70%均来自美洲。欧洲通过暴力使这些白银从美洲流向欧洲，而中国则通过贸易又使这些白银大部分流向中国。据弗兰克估算:16世纪时，美洲输往欧洲的白银约1.7万吨，未输往中国，中国仅从日本输入白银约2000吨;17世纪时，美洲向欧洲输送白银约2.7万吨，其中1.3万吨转运至中国，中国又另外从日本输入白银约7000吨;18世纪时，美洲向欧洲输送白银约5.4万吨，其中2.6万吨转运至中国。除此之外，1600—1800年，中国从菲律宾输入白银3000—25000吨。综合上述统计数字，我们看到，1500—1800年，欧洲运送至中国的白银计约3.9万吨，日本输送至中国的白银计约9000吨，加上马尼拉运送的白银，合计输送中国的白银约5.1—7.7万吨;而同时期留在欧洲本土的白银为5.9万吨。中、欧在这个时期存留的白银数字大体相当。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弗兰克说“世界白银数量的大约一半流入中国”。

麦迪森与弗兰克统计的数字到底哪一个更符合实际情况呢?从现有的资料看，弗兰克的统计更有说服力。1838年，一则来自美国的史料显示，这一年，一位美国商人曾不无感慨地写道:“我们完全承认，在持续一个半世纪之久的时间内，一笔总数非常巨大的货币流入了这个国家(中国)，再也没有出口，其总数达到3亿两白银。”而麦迪森认为:1550—1700年间，中国白银的进口量只有不到7000吨，显然有误。再看中国学者庄国土的考证。他说:1553—1830年，仅广东一港流入中国的白银就达5亿两以上。这个统计出现在19世纪80年代。两个数字均说明，麦迪森的统计趋于保守，弗兰克的统计更契合实际。近年来，美国学者彭慕兰其新出版的《贸易打造的世界》一书中也认为:“几百年来，欧洲都从亚洲进口大量香料、丝等产品，却很少有产品出口到亚洲。西班牙征服美洲，为欧洲提供了暂时的解决办法。新大陆的金、银大量输往亚洲，其中可能有一半运往中国，以换取欧洲人真正能消费的东西。”

由此可见，自南海成为世界贸易中心以后，中国实际上是16—18世纪世界上最大的资本输入国。那么，中国社会为什么没有发生明显的改变呢?中国似乎应该走在欧洲的前头。其实，变化是有的，但不是体制性的。白银的流入明显加快了中国明清两朝的货币流通，中国商品货币经济已经大规模发展起来。首先，中国的税制发生了重大变革。明朝出现了张居正主持的“一条鞭法”，清朝推出了雍正帝颁布的“摊丁入亩”，所有的税收均由以前以实物为主的交纳变成了以田亩为基础的白银折纳，中国的国税走向了标准化与货币化。其次，中国的民间资本也大量繁殖起来，中国的土地上开设了“钱庄”“票号”“当铺”和“账局”等很多金融便当，货币流通比以前繁荣、方便得多。同时，全国性的流通市场，如粮食、布匹、食盐等商品开始畅销全国。中国人的生存理念也由此前的“以农为本”转向了“工商皆本”。因此，中国社会经济基础的变化是显著的、深刻的，但并不能由此给中国带来根本性的社会转型。因为中国是一个“大一统”的农业国，欧洲那种以“竞争”为特征的经济类型不可能流行于中国;另外，其巨量的货币流入也很少进入“制造业”，而是更多被保存下来变成一种民间储蓄。据《清代广州十三行纪略》记载，1822年，“十三行”发生了一场大火，熔化的白银达4000万两。“大火持续七昼夜，在大火中熔化的洋银满街流淌，竟流出一二里地。”另据新近的研究发现，因贸易带动中国造船业的升级，中国的优质木材被大量砍伐，木材的来源从东南沿海延伸至西南山区。西南地区盛产大木，其砍伐换来了大量的白银，这些白银主要被佩戴在当地女性的身上。现代改革开放以后，这些地区经常可以看到当地女性佩戴着沉重的银首饰出场，她们之所以有这么多的白银，其实也是欧洲人输入的。更有讽刺性的是，资本流入非但没有更多进入生产领域，反而给中国带来了更加严重的社会腐败。清朝乾隆年间，中国出现了历史上最煊赫的大贪官——和珅(1750—1799)，其财产可支撑政府用度达15年以上，超越了同时期的梅耶·罗斯柴尔德。中国“十三行”的四大行商——“潘、伍、卢、叶”的个人财产也分别达到了白银千万两以上。1834年，伍秉鉴的财产已有2600万银元。他本人还是东印度公司的“银行家”和最大债权人。到19世纪中期，伍秉鉴不但在国内拥有地产、房产、茶山(武夷山)、店铺和巨款，还在美国投资铁路、证券交易和保险业务等，其怡和行是一个名副其实的跨国财团。而中国社会并没有因白银输入而发生实质性的改变。

四、

中国为什么能够保持长达300多年的世界贸易优势?

16——18世纪，中国的经济繁荣和贸易优势无疑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欧洲的“大航海”，而重商主义同时也是殖民主义的欧洲是富有侵略性的，不可能无缘无故地听凭中国占据上风。中国之所以能够保持长达300多年时间的贸易优势，根本原因在于欧洲重商主义文明无力对抗中国“大一统”的小农文明。

先看中国人创造财富的能力。中国“男耕女织”“精耕细作”的小农经济通过聚合形成的庞大生产力，对近代早期的欧洲来说是无法望其项背的。中国是世界财富的集中地。一位西方人士曾经说:“早在一千年前，中国经济总量最高时占当时世界的80%。”尽管这个说法有些夸张，但中国小农所拥有的生产力是世界其他地区无可比拟的。这种优势不是体现在个体生产效率上，而是体现在由无数个体汇聚而成的整体生产能力上。西方学者研究显示:西欧人均GDP在1300年前后已经赶超中国;中国学者自己也承认:16世纪时，中国户均粮食产量只有英国的一半，18世纪时，更不及英国的1/3。可是，中国通过“大一统”汇聚的个体生产力的洪流令西方人望而却步。“新航路”开辟以后，因旱地农作物的引入，中国粮食总产出又出现大幅度提高，人口倍增，在世界经济总量中占有的比重又明显提升。见下表麦迪森的统计。

这个统计显示:从1700到1820年间，中国GDP总量从占世界总量的23%上升到了37%。而且中国不仅是世界上最大的农业国，也是世界上最大的制成品生产国，除大规模生产丝织品、瓷器和茶叶外，其他制成品的生产也碾压各国。以生铁为例，明嘉靖年间(1522—1566)，中国的生铁产量已达45000吨，而英国直到1740年才接近20000吨。1750年，中国制造业总额占世界工业总额的32.8%(同时期的印度占24.5%，欧洲占23.2%)，18世纪末，仍超过欧洲五个百分点，相当于英国的八倍，俄国的六倍和日本的九倍。1800年，工业革命已经在英国发生，但中国制造业仍占全球份额的33.3%(同时期的欧洲占28.1%，印度占19.7%)。从这个角度看，1618世纪，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财富生产国。

中国拥有巨量的财富，但中国并不是一个可以随意欺凌的国家。这个时期的中国在经济上拥有优势，在政治上同样也拥有不同凡响之处。中国是一个“大一统”的国家，而欧洲则是一个政治上分裂互斗的地区，在“坚船利炮”出现以前，中国“大一统”的权力结构是任何一个欧洲国家所难以撼动的。

近代早期，葡、西、荷、英等西欧列强曾分别于1514、1575、1604和1636年陆续进驻中国沿海，因一路走来未逢敌手，亦纷纷幻想在中国沿海成功建立贸易站，但是，“热望”变成了“奢望”，欧洲人很快看到在中国建立贸易站比登天还难。葡萄牙的情况已经讲述，它于1547年才以“租借”的方式占据澳门。西班牙人因获得美洲作为殖民地，曾胃口大开，幻想用“两万人的兵力武力征服中国大陆”，结果因“无敌舰队”被英国击败，计划变成了“纸上谈兵”。荷兰在成为“海上马车夫”之后，亦施暴于中国，先占据澎湖，后退守台湾，试图将台湾作为殖民据点，结果被郑成功击溃，只好改道落脚于爪哇岛的巴达维亚。英国在1600年成立“东印度公司”以后，于1636年首航广州，亦示威性地炮击中国沿海，企图给明朝一个下马威，结果遭当地军民回击，最后只能“赔款”了事。总之，西方列强在中国表露出来的殖民侵略行径，只能是一种不切实际的“莽撞行为”，结果不堪一击。中国不是美洲式或非洲式的“半开化的酋邦”，也不是印度次大陆式的“离散帝国”，而是一个权力高度集中的统一帝国。在这样的“威权”面前，西方列强惯用的侵略行径已不灵验，最终只能偃旗息鼓，顺从地以商人的本分，与中国指定的“十三行”做起了真正的生意，并遵从中国约定俗成的“朝贡”规矩。

欧洲的退让完全是迫不得已的选择。在开辟“新航路”的过程中，欧洲人对所到之处采用了不同的“接触”方式，包括“种族主义”“殖民主义”和“贸易主义”等。在美洲、大洋洲及非洲部分地区，欧洲人的接触方式是赤裸裸的“种族迫害”，大肆屠杀、奴役当地居民;在印度次大陆、中南半岛、印尼群岛及部分阿拉伯地区，其通行的方式则是巧取豪夺，尽可能多地掳掠一切可以掳掠到的资源;在中国、日本等东亚地区，欧洲人采用的方式则只能是收敛锋芒，委曲求全地奉行贸易主义的策略，以“等价交换”为准则，一边从东亚地区进口丝绸、瓷器和茶叶等产品，一边向中国输送大量的白银。总之，殖民主义贸易在中国是行不通的。

中国文明从表面上看“以农为本”，“农商合一”，似乎不排斥商业文明，但是与欧洲新起的重商主义文明相比，实际上存在着天然的对抗性。两者接触之后虽然双边贸易发生了，但是并不能有机地融合到一起。中国文明归根到底是扎根于土地的农耕文明，“重农抑商”不仅是中国的基本国策，也是中国人的民族性格，与欧洲一味的“重商”存在着颠覆性的差异。中国人的农本理念早在夏、商、周“三代”已经确立。例如，西周宣王(?783年)时，虢文公曾规劝宣王曰:“民的大事在农业，祭祀上帝的谷物多由此而出，人民众多由此而生，事务供给在于此，和协爱睦由此而兴，财物之用，人口繁殖由此开始，敦厚纯固由此而成。因此，稷为农官，专务农业，不居官求利而侵犯农业。一年三季务农，而冬天一季练武，因此征伐有威，守卫有财。这样就能讨好于神而使民和睦，供奉祭祀按时进行布施很丰厚。”虢文公的劝告集中表达了中国人“重农”“安民”思想，后世帝王无不奉之为圭臬。因此，商业从来不是中国社会的主导面，而只能是“农业的延伸”;商业无论怎样发展，也逃脱不了农业的约束力，更不能凌驾于农业之上，这是中国商业与商人的“宿命”。

“海外贸易”对中国人来说更是“可有可无”。1793年6月，已经发生工业革命的英国为了寻求更大的销售市场，曾派遣以马戛尔尼为首的700人使团借给乾隆帝祝寿之名，出使中国，寻求与北京方面建立合作，结果得到乾隆帝的答复是:“天朝大国，无奇不有......原不藉外夷以通有无。”将马戛尔尼的通商要求硬生生地顶了回去。原因在于中国是一个自给自足的经济体，内部不缺少生活必需品。鸦片战争后担任中国海关总税务司的英国人罗伯特·赫德(Robert Hart，1835—1911)曾不无遗憾地写道:“中国有世界上最好的粮食——大米;最好的饮料——茶;最好的衣物——棉、丝和皮毛。他们无需从别处购买一文钱的东西。”工业革命的发生对同时期的中国毫无影响。彭慕兰说:“当时对这种工业品的需求有限，而对农产品、手工艺品却需求较大。”可见，长期以来，中国对欧洲是漠视的。

中国作为一个“中土之国”，将所有来自境外的商人均看成是类似“夷狄”的进贡者。明太祖朱元璋在《奉天讨元北伐檄文》曰:“自古帝王临御天下，皆中国居内以制夷狄，夷狄居外以奉中国......”明朝开始将包括欧洲列国在内的所有贸易国编成了一个“纳贡”性质的等级序列。在这个序列当中，远东的朝鲜、日本是一等贸易国;东南亚国家是二等贸易国;印度和阿拉伯国家是三等贸易国;欧洲的葡萄牙与荷兰则为末等贸易国。弗兰克说:“‘中国纳贡贸易网’两千年来，一直是更大的非洲18世纪......这种中国与朝鲜、日本、东南亚、印度、西亚、欧洲及欧洲的经济殖民地之间，以及这些地区之间的中心中国强大贸易网的存在，使“朝贡贸易”规则实际上就是今天的WTO规则。1656年，荷兰使团抵达北京，接受三拜九叩的天朝规矩，觐见了大清皇帝。一个叫“约翰·尼·霍夫”的使团成员写下了他们答应跪拜条件的原因:“......我们只是不想为了所谓的尊严，而丧失重大的利益。”所以，弗兰克又说:直到亚当·斯密以前，欧洲人都非常清楚“中国中心体系”的存在;“全球经济可能有若干个‘中心’，但是如果说在整个体系中有哪一个中心支配着其他中心，那就是中国(而不是欧洲)这个中心”;“欧洲人唯一的选择，就是把他们的贸易马车挂在亚洲庞大的生产和商业列车上，而这列亚洲火车正行驶在早已修筑好的轨道上”。美国人布鲁克·蒂莫斯也表示:“中国，而不是欧洲，是当时世界的中心。”弗兰西斯·吉普卢格思则把中国南海形象地称作“东方的地中海”。日本学者滨下武志更是对此有诸多专门论述。

丝绸之路

中国人自己遵奉安分守土的规则，也不会远距离出行。汉代“丝绸之路”开通以后，中国人西行很少越过中亚大草原;明代“新航路”开辟以后，中国人又很少穿越马六甲。穿行于南海的中国商船航行至马六甲之后，因印度洋季风在此向北吹刮，便自动折返。中国商船在此卸下货物以后，由印度、阿拉伯或欧洲的商船继续接货北送。这个卸货之地便是今天的“新加坡”。这里涉及一个问题，如何理解明成祖朱棣时期(1402—1424)的“郑和下西洋”呢?其实，“郑和下西洋”越过马六甲不是因为商业目的，而是因为政治目的。明成祖因自感得位不正，失国的建文帝仍然南下在逃，为宣示成祖时期的正统国威，需要进行这样一次镇海远行。因此，“郑和下西洋”是不能以“国际贸易”为主题来衡量的。历史上，这样的远洋航行仅此一次，最终因耗费太巨而自动停止。

传统中国向来不重视对外贸易给国家带来的收入。在“南洋”成为近代早期世界贸易中心之际，中国的“关税”规模自然很大，远远超过任何一个西方国家，但是，因中国的财政收入主要不是来自关税，而是来自“地税”和“丁税”，因此，统治者仅仅将关税收入视为国家的“额外进项”，在管理上连一个官办的政府机构都没有设立，而仅仅设立了一个公私合办的“十三行”。19世纪的美国人威廉·朗顿说:“十三行”只是一个“领有牌照的批发商公司”。可见，中国人对欧洲人给中国带来的大量收益也缺少重视。

总之，对处于重商主义或殖民主义时期的欧洲来说，它面临的不是能不能征服中国的问题，而是在很大程度上被中国所忽视的问题。中国小农文明是一个独立的文明圈，其“大一统”局面有其自身的存在逻辑和演变逻辑，“南海”作为世界贸易中心只是“水到渠成”的事，并不能给中国人带来彻底改变自身的兴奋和刺激。欧洲人要想掀动中国这艘巨舟，必须等到新的文明工业革命出现以后，才有可能。

最后，我们不妨用戈登·约翰逊的一句话总结全文。他说:“从葡萄牙开启的欧洲扩张开始一直到18世纪，至少到那个时候，我们很难看到欧洲在经济上的主导地位，只是从工业革命开始，随着科学和技术的进步，这种优势才转移到欧洲。”18、19世纪之交，世界格局发生了两个方面的重大变化。其一，工业革命发生。人类自新石器时代的农业革命以来又出现了一次生产力的革命，从此，建立在农业文明基础之上的东方文明彻底衰落了。其二，作为殖民地存在的美洲地区纷纷变成了独立国家。从此，欧洲与美洲之间的贸易不再是欧洲内部的贸易，而是主权国家之间的跨洲贸易，正式成为世界贸易的一部分。在双重因素的作用下，世界贸易的中心开始由中国南海逐渐转移至加勒比海。直到这个时期，西方(由欧洲和美洲构成)才取代中国开始占据世界经济和世界贸易的主导地位。更重要的是，农业文明的时代结束了，工业文明的时代到来了。

编辑：邢嘉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