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书速览 | 《探秘梅山陶》

佛山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组编，黎丽明、李燕娟、刘孟涵编著：《探秘梅山陶：19至20世纪广东石湾窑在越南南圻的传承》，岭南美术出版社2019年10月出版。

下文节选自序一、第一章和第三章。

序言

蔡志祥 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教授

本书是一群博物馆学和陶瓷艺术专家在2018年访问越南胡志明市的考察成果。本书不仅从陶瓷艺术专业的角度，探讨华人文化向本地文化的转变过程，而且简单而扼要的阐述在越华人的历史，让读者可以从历史的角度，思考文化传播和文化学习的可能性。

堤岸是在越华人聚居的地方，素有中国城之称。20世纪50年代初，约有华人四十万，其中广肇帮人口恒占百分之四十以上。如作者所言，堤岸予人（即现在的胡志明市第五郡）有“老广州的错觉”。在这样的人口结构的背景下，19世纪中叶以至20世纪初堤岸的华人公共建筑物，如会馆、庙宇等，都倾向采用广州石湾风格的陶瓷雕塑。这宣示了一种海外华人社会强调承传文化母体的传统和价值观。然而作者从窑址的历史考察和陶瓷的比较研究，指出19世纪后期在越南已经有不少仿效石湾的陶瓷工场。这些“越南工场生产的陶瓷，有不少被误判为民国石湾陶瓷而在古董市场流通”。作者从陶瓷美术专家的角度，有力的说明越南生产的陶瓷和石湾生产的陶瓷的高度同质性。同质性不仅是陶瓷工匠的师承问题、石湾风格的陶瓷的市场问题，更重要的是堤岸华人社会的结构问题。

本书同时带出了下列几点有助海外华人研究者的思考问题：

（1）从文化承传的角度，在文化植入的过程中，海外华人强调的母体文化究竟有多少是仿效、有多少是想象、有多少是创新？

（2）从商业史的角度，传统或想象的传统在海外华人社会，究竟有多少的商业价值？也就是说，价值不在于陶瓷本身，而更重要的是它如何代表了母体文化的传统。这个传统承载了南越以至东南亚华人社会多大的陶瓷市场？

（3）从跨国研究的角度，陶瓷工匠不单止通过物质文化联系了原乡和侨居地，更重要的是在19、20世纪宏观政治经济环境变动下，物质文化的存在，提供了异地生活的人群对原乡的文化思念以及再联系的可能性。

（4）从族群关系的角度，本书提示了物质文化的细致考察，可以帮助理解海外华人帮群社会中，族群的融合和竞争。

本书显示了跨学科的专业知识的比较研究方法对海外华人研究的重要性。本书从堤岸的华人移住过程以及生产工场的历史，交叉比较公共建筑物的物质文化，有力的论证了“广东文化”在海外的传播、融合与变化。本书可以作为其他海外华人社会的历史文化考察的参考蓝图。

一、缘起

经过几个月的充分准备，2018年的5月我们一行6人远赴越南胡志明市，开启了历史考察之旅。

事实上，东南亚地区有石湾瓦脊陶塑遗存，并不是新发现。学界对此早有认识。当今互联网发达、信息通畅，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菲律宾、越南等东南亚国家现存的华人庙宇会馆瓦脊陶塑，都极容易通过网络找到相关的图片和介绍。学界普遍认为，东南亚地区广府移民会馆上的瓦脊陶塑，均是由石湾陶工在石湾制成后，通过长途运输到达当地，再由石湾的师傅指挥当地人一起安装完成。这样的观点并不是没有道理的：首先，这类用于建筑物脊梁上的陶塑，在国内仅见于广东石湾生产，景德镇、潮州等几大陶瓷产区都不生产这类型的陶塑；其次，留存在瓦脊上的店号，绝大部分均能与石湾本地留存的碑刻文献以及口头记述对应。

最早介绍越南胡志明市瓦脊陶塑情况的是施丽姬（F. S. SCOLLARD）博士。1979年在香港出版的展览图录《石湾陶展》，刊登了她拍摄的穗城会馆瓦脊陶塑以及年款“光绪戊申”、店号“同和窑造”的局部细节。施丽姬博士将穗城会馆瓦脊上留下的店号宝源窑、同和窑归入石湾窑店号之中。同书的另一位作者吴曾镂将穗城会馆瓦脊上的店号宝源窑、同和窑归入石湾窑店号之中。通过他们的介绍，学界很早就知道越南胡志明市有石湾瓦脊陶塑。

始建于18世纪的胡志明市穗城会馆，是一处非常值得推荐的名胜古迹，尤其是对广府文化、华侨文化有兴趣的研究者和文化爱好者。“穗”，即广州，“穗城”包括了广州府辖下的十四个县。穗城会馆，是祖籍来自广府地区十四个县的华人以供奉天后为目的而兴建的会馆，是胡志明市规模最大的广府华人会馆。它的瓦脊陶塑保存完整而恢弘大气，陶塑塑制十分精彩，有二龙争珠、鳌鱼、麒麟吐玉书、戏曲人物、神话故事等图案。陶塑的结构安排和塑造手法与清末民国时期的石湾陶塑瓦脊无异。保存完整又制作精良，穗城会馆瓦脊陶塑引起施丽姬博士、黄燕芳馆长、马素梅博士及一众石湾瓦脊研究者的关注，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了。大家也很自然地认为：陶塑制作如此精良，不是石湾的名工巧匠还会有谁？！

穗城会馆正门外观

然而，香港教育大学前助理教授马素梅博士经过更为周详的考察后提出截然不同的判断——胡志明市现存瓦脊所见的“宝源窑”、“同和窑”等等，都不是广东石湾窑的店号，而是本地华人所设的工场店号。马博士近年一直致力于研究粤、港、澳等地区瓦脊陶塑。也是因为这样的研究兴趣，她在完成粤港澳三地的考察后，将眼光放到了也有不少瓦脊陶塑遗存的东南亚地区。马素梅博士在胡志明市的调研，得益于当地华人后裔刘金钟先生的帮助。刘先生，书香世家出身。其外祖李文雄先生，正是民国年间出版《西堤年鉴》等多部著作的编撰者，为中外学界了解越南南部华人移民史提供不少珍贵的一手资料。刘先生不仅收藏了不少清末至民国年间的本地陶瓷，还对这一时期的陶瓷生产、瓦脊遗存情况非常熟悉。精通中、越两文的他，还搜集到大量法国人统治时期的图文资料。由他担当本地研究向导，是最合适不过了。

我们亲赴越南一趟，还有另一个现实意义。胡志明市华人陶瓷工场的发现，改变了我们对那些近年从欧洲，尤其是从法国“回流”的民国石湾陶瓷的认识。随着国内古董市场的兴旺，不时在拍卖会、古董店能见到诸如“泰昌和”等店号的民国陶瓷流通。这些店号不是我们熟悉的石湾店号，但风格又是石湾陶瓷风格。过去我们常常以为是文献的缺失导致这些店号没有记载，但它们都是“石湾陶瓷”。经过这次实地考察，我们可以很确定它们是华工在越南所生产，与石湾陶瓷同宗同源。刘金钟通过微信发来的不少实物图片，不经他详细讲解，我们有时也难以分辨是越南胡志明市还是石湾陶瓷，有些甚至如双胞胎一样难以分辨。我们不得不怀疑，这一时期越南工场所生产的陶瓷，有不少被误判为民国石湾陶瓷而在古董市场流通，两者微乎其微的差别确实考倒众人！陶瓷鉴定，必须“上手”，而越南陶瓷的大量“标本”，当然只能在越南找了。因此，我们也希望通过实地考察、亲眼亲手接触实物，对两者作认真辨识。

位于那条的陶瓷工场

二、堤岸华人会 馆 所见之瓦 脊陶塑

迈步在现今胡志明市的第五郡，也就是20世纪以前的堤岸，低矮古旧三、两层的骑楼，挂着中文招牌的店铺，各种熟悉的日杂百货、凉茶铺、中药铺、茶楼，真有一种恍如在老广州的错觉。

我们到胡志明市的第一站，就是闻名遐迩的穗城会馆天后庙。穗城会馆位于现今第五郡阮豸街710号（原为堤岸梅山街），是这一带众多华人会馆中规模最大，建筑装饰也最美轮美奂。穗城会馆建成后经多次重修，据推算，约始建于18世纪末。早期的华人会馆庙宇，其所需一砖一瓦的建筑材料均从中国海运而来。正殿和二、三进屋顶都有瓦脊陶塑装饰，上有 “宝源窑造”“同和窑造”以及“光绪戊申”（1908年）“戊申年立”款识。正殿瓦脊陶塑长16米，中间是二龙争珠，两边塑造的是唐僧师徒取经、芭蕉洞、六国大封相等故事，釉色丰富多彩而人物形象塑造生动，背景楼台花草齐备，制作水平可与清中后期石湾陶塑鼎盛时期相媲美。正殿瓦脊外，香亭中第二、第三进东面瓦脊的店号旁，还另做一个小陶牌，署“南圻堤岸炉庵街”，清楚地注明宝源窑的地址不在广东石湾，而在越南南圻堤岸的炉庵街。可见清末以后，随着堤岸陶瓷业的兴起，部分的建筑材料已能由本地生产。

离开穗城会馆后，刘金钟先生带我们来到了位于第五郡第十二坊鸿庞街184号的福安会馆。这所会馆是明香人所建，于1902年重修，重修时使用的是同和窑生产的瓦脊，瓦脊上有“梅山”字样和越南喃字。表示梅山位于堤岸，这是同和窑设于越南堤岸的有力证据。

越南喃字所写的店号地址“大市梅山”（即堤岸梅山），福安会馆瓦脊

随后，刘金钟先生带我们参观了有宝源窑塑造瓦脊的第一郡广肇会馆（1887年修建时采用石湾“梁美玉店”瓦脊、1921年重修时用宝源窑瓦脊）、第五郡三山会馆（1914年塑）、第三郡天后圣母庙（1911年塑），有同和窑塑造瓦脊的第五郡明香会馆（1901年塑），有陶昌窑塑造瓦脊的第五郡三山会馆（1916年塑），有和利祥塑造瓦脊的第五郡丽珠会馆（无年款、约19世纪末）、第五郡七府天后宫（1893年塑），另外还有石湾梁美玉造瓦脊的第一郡广肇会馆（1887年塑）以及石湾吴奇玉造的第五郡七府天后庙（1879年塑）等等。越南华人经营的同和窑、宝源窑、和利祥等店号，其技巧之纯属、与石湾瓦脊渊源之深，都令人瞩目。当中最为技艺精纯巧妙的，仍属穗城会馆。这也可以理解，毕竟是用在最熟悉瓦脊陶塑的广府人会馆之上。从留存在瓦脊陶塑上的店号及年款，我们不难推断，这些华人会馆庙宇，早期使用的瓦脊陶塑均来自石湾，至大约1880年代，开始逐渐不再从石湾采买，而是直接使用越南堤岸华人生产的瓦脊陶塑。也就是说，越南堤岸华人的陶瓷工场，最晚兴起于19世纪80年代，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是其最为鼎盛之时期。这一时期的华人会馆，基本上使用他们所生产的瓦脊陶塑，当中最著名的要数宝源窑和同和窑两个工场。别有意思的是，石湾瓦脊往往被使用于广府人的会馆庙宇上，而潮州人、福建人通常使用他们特有的嵌瓷工艺装饰庙宇。然而在堤岸，我们惊讶地发现，明香人、福建人（三山会馆）也使用起这种带有浓郁广府风格的瓦脊陶塑来装饰他们的公共建筑。由此可见广府文化在这一带的影响。

三山会馆瓦脊上的中文款识

三、堤岸陶瓷业的兴起

瓦脊陶塑，显然只能是陶瓷工场其中一部分产品，毕竟会馆庙宇的重修需相隔较长的一段时间，所以它的需求量非常少，且时间不确定。陶瓷工场能持续地运营，必定是生产大量的日常生活用具。那么，这些日用器皿的型制与制作工艺，与石湾窑存在怎样的联系呢？在参观完叹为观止的本地陶塑瓦脊后，我们驱车来到了刘金钟先生的家。他将历年搜集的各类日用陶瓷器全数拿出来，供我们一起研究。各种尺寸的储存器皿缸埕等、煮食器具茶煲、咖啡煲、汤煲等、花盆、枕头、灯盏、调羹、碗具、凉茶铺用的大罐、琉璃瓦片等等，琳琅满目、种类繁多。样式跟石湾的产品如出一辙，但种类又稍有不同，诸如咖啡煲，显然是适应当地生活而生产的。据刘金钟先生的介绍，18至20世纪堤岸地区的日用陶瓷，有些是广府人开设的陶瓷工场所造，产品多是用黄蓝绿白红等五彩釉的陶器器具，诸如泰昌和、广和昌、广合兴、兴纶泰、利合窑、兴隆窑等等，有些是潮州人开设的陶瓷工场所造，产品多是白底青花或彩色的半陶半瓷日用器具，诸如悦安、吴荣发、林陶昌、香成、成安等等窑场，有些是客家人、福建人生产的陶缸、陶盆。看着或陶或半陶半瓷的各式日用器皿摆满客厅一地，我们不禁产生了这样的疑问：南圻地区华人开拓了有多大的陶瓷市场？18世纪以前这一带的陶瓷业难道非常不发达，以致吸引中国沿海的华人离乡别井来此创业？

带着这些疑问，我们拜访了原胡志明市历史博物馆馆长、对南圻陶瓷史、华人社会史有深入研究，并且曾参与当地唯一一处窑址考古发掘的邓文胜教授。邓教授的太太陈红莲教授，也是当地的历史学家。他们认为，南部的陶瓷业，大约始于1679年，其陶瓷业的发展受广东人的影响最大。目前南部地区唯一经考古发掘的窑址是位于现在第六郡富定村的兴利窑。它可能是南部最早的华人开设的窑场，早期是福建人经营的。兴利窑所在的富定村，过去也是福建人聚居之处。兴利窑后来改为广府人经营，这从考古发掘所见的陶瓷遗存与地层分析可以证明这一点。对于这类华人生产的陶瓷器，邓教授以“堤岸陶瓷”称之。他认为他们的窑场在堤岸一带，当时法军所称的“梅山陶瓷”的梅山，也是在堤岸，所以可用“堤岸陶瓷”概括这类华人移民群体生产的陶瓷。

以历史故事为题材的瓦脊

四、“梅山陶瓷”的出现及其影响

别有意思的是，邓教授提出用“堤岸陶瓷”来指代18至20世纪中南圻的陶瓷，而刘金钟先生则强烈建议用“梅山陶瓷”。“堤岸陶瓷”(Ceramics of Cho Lon)的概念，囊括了所有18至20世纪中包括福建人、客家人、潮州人、广府人等各个华人群体在堤岸开设的陶瓷工场，意在强调华人开发堤岸、创办窑场之功，强调华人窑场在南部陶瓷史的地位与作用。邓教授的观点，显然是建基于他对胡志明市城市发展历史以及相关的窑址考古发掘的研究之上。在访谈中，邓教授特别提醒我们应尤其关注堤岸地区众多的华人庙宇、会馆。他和夫人陈红莲教授，十多年前还曾与香港科技大学人文学部合作整理胡志明市华人会馆碑刻文献。从自身的研究经验，他非常重视堤岸陶瓷发展与华人移民群体在堤岸以及南圻地区活动之间的关系。而刘金钟先生建议用的“梅山陶瓷”（Pottery of Cai Mai），特指广府移民所建立，其技艺与风格均源自广东石湾的窑系。

根据法国军人Derbes大尉发表于1895年的南圻陶瓷业调查报告，南圻地区的窑场（包括砖瓦及美术陶瓷等产品）合共73窑，其中堤岸有31窑，边和有16窑。Derbes特别提到堤岸法军驻地梅山附近有专门出产高温陶瓷的窑场，以“poterie de CAI-MAI”称呼之。在其笔下，这个窑场坐落在法军军事基地的北面，其时刚开业一年半，产品以日用品以及装饰陶瓷器为主。窑场占地很广，约2000平方米，以一排排低矮的茅草房为制作工场，造型技术采用印模和轮盘拉坯为主。以拉坯制作的主要是卖给当地人的小圆形花盆，而印模工场规模最大，生产各类日用陶器，诸如埕、罐、花盆等等。窑场还出产较为精细的美术陶器，诸如贴浮雕或带汉字诗文的花盆、高达85厘米的人像雕塑等等。窑场所用的釉色较为传统，以蓝、绿、黑、赭、白为主。窑场的窑炉长25.5米，倾斜度在25度左右，烧窑不用匣钵，每一窑可烧2000多件产品，700多件大型产品。一窑需烧48小时，等冷却8至10小时才能出窑。

梅山（Cai Mai），以山上有老梅树数株而得名，山上还有一梅山寺（Chua Cai Mai），法军驻地就在梅山寺旁。由于驻地军人与同和窑比邻而居，他们对同和窑更为关注，也因此留下不少旧照片。根据当时旧照片以及说明，窑场依山而建，是石湾所用的龙窑样式，以照片推测窑身在20米以上，窑前堆满了大缸，大埕等产品。另一张由法军于1895年拍摄旧照片可见，当时窑场的产品还有花架、窗花、花盆、茶煲（咖啡煲）、砂盆等。旧照片还显示，窑场利用西面一条小运河将产品运出，这条小河可连接到中国河，再从中国河、西贡河可出海。当时另一个规模与影响力皆不弱于同和窑的宝源窑，在距梅山大约直线距离1公里的炉庵河上游，两窑场的步行距离大约15分钟。另一窑场由广东开设的窑场同安窑，也在炉庵河的上游，与梅山相邻。炉庵河，也是一条可连接到中国河的小支流。当时规模最大、产品质量最佳者当属同和、宝源两窑，尤以同和为最，几个窑场均在堤岸一区、梅山一带。以“梅山”命名这种工艺与风格皆源自广东石湾，产品也大类石湾的广府人窑场产品为“梅山陶瓷”，是有其合理性的。

梅山陶瓷在南圻地区的影响，比福建、客家、潮州人所经营的粗瓷、半陶半瓷的日用品要深远。这首先与两者对原材料及工艺的要求不同有关。中国著名的瓷区都依托优质的瓷土资源。明清御窑所在的景德镇，拥有最优质的原材料无疑，早期高岭山、后期祁门等地优质高岭土都是其高质量瓷器之重要保证。越南辉煌时期（15至16世纪）所生产的青花瓷，其瓷质发色也是偏青黄，17世纪中后期所生产的“东京瓷”也是属粗瓷。南圻地区华人所经营的瓷器窑场，也是以生产粗瓷为主的。工业化生产以前的瓷器生产，原材料的质量直接影响了产品的质量。当地缺乏优质的瓷土和钴料，限制了本地青花瓷的生产与发展。越南权贵普遍使用中国生产的高质量青花瓷。与此同时，我们在大量的旧照片中发现，南圻的贵族家庭以及法国殖民者普遍使用梅山陶瓷，尤其是花盆、花架等来装饰其家居、庭院。可见，南圻的开发以及法国殖民者的到来，为梅山陶瓷带来广大的消费市场。

原材料选用与工艺均源自广东石湾的梅山陶瓷，在原材料与制作工艺方面有其独特的优势。广东石湾的制陶原料非常普通——陶泥（黏土）和岗砂。堤岸与石湾，均处于湄公河和珠江下游的冲积平原地带，地理条件非常相近，在堤岸附近找到适合陶瓷生产的陶泥、岗砂并不困难。堤岸的文献也特别提到同和窑附近的炉烧街（Lo Sieu）一带，过去盛产陶泥，因此得“炉烧”一街名。在釉色方面，由于陶胎较粗，石湾的工匠施以较厚的釉层，且釉色乳浊不透明，以此遮盖陶胎的粗糙。传统的石湾陶釉原料主要是动植物灰、熔融填充剂和呈色剂三大类，尤以植物灰为最具特点。稻草灰、桑枝灰经提取可制成水白釉，松柴灰、杂柴灰可调制黄色、棕褐色、黑色釉，其中水白釉是石湾传统陶釉的基础釉，配以其他原料可调制成各种釉色。动物骨灰，可令釉色质感柔和，有乳浊的效果出现。鉴于石湾所用的熔融填充剂和呈色剂所需的矿物和金属有很强的地域性，这里不作详细介绍。但以植物灰为基础釉原料的石湾釉料技术，以其取材便利，地域来源的限制较小，工匠们只要掌握一定比例的配釉配方，即可在别地生产，因此远离石湾一千多公里以外的堤岸也能生产高质量的类石湾窑陶器。

当时的“梅山陶瓷”常用有白釉、绿釉、蓝釉、黄釉。对应石湾所用的配方：白釉是水白釉加石灰、玻璃粉；绿釉是水白釉加玻璃粉、铜屑；蓝釉是水白釉、氧化钴、玻璃粉；黄釉是松柴灰、水白釉、河底泥、星硃、玻璃粉。堤岸的地理生产环境与石湾非常相近，这些原材料应该是极容易找到的。特别指出的是，梅山陶瓷甚少用红色釉。石湾的红釉需用龙江石（产自顺德龙江鲤鱼山的半风化石料）、镜仔料（敲碎的戏服小玻璃片）、金花铜（氧化铜）等为原料，且烧成温度较高，需更高的制釉和烧窑技术，因此直到20世纪五、六十年代，越南的华人工匠才研制出红釉。

19世纪以降，广府地区移民日益成为南圻、甚至是越南的主要华人移民群体，也是梅山陶瓷比其他类别的瓷器更具发展优势的原因。生活习惯以及审美习惯的保持，可能令梅山陶瓷更有具市场竞争力。梅山陶瓷具有更强的造型能力，是它比青花瓷更具可塑性、装饰性和适应性的重要原因。不管怎么说，在19世纪中后期，梅山陶瓷成为南圻地区生产最具规模的陶瓷种类，对南圻地区的陶瓷业影响至大。

随着堤岸的城市发展以及原材料的枯竭，在20世纪四十年代后期堤岸的工匠开始那条地区搬迁，当地学者以“那条陶瓷”命名这一类陶瓷器。那条（Lai Thieu）位于堤岸以北约三十公里。尽管生产地不同，但生产技艺、样式风格与早期人员均来源于堤岸，因此我们认为将这一时期的产品定名为“后梅山陶瓷”更为合适。后梅山时期的著名窑场包括了泰昌和窑、广和昌窑、广合成窑、广合兴窑、兴纶泰窑、兴隆窑、冯源昌窑等。20世纪70年代，越南北部政权统一越南后，发起大规模的排华运动，推行私企收归国有的政策，令华人经营的工商业大受影响，陶瓷行业也随之衰落。现下还在经营的仅有冯源昌窑。

出现稍晚于梅山陶瓷，与后梅山陶瓷同期的还有边和地区生产的边和陶瓷。1903年法国殖民政府在距离西贡东北约50公里同奈省边和市开办的边和百艺学校，系统培养陶瓷、铜铁、木雕等工艺美术人才。这所学校在1923年聘请了法国艺术家Robert Balick，Mariette Balick夫妇任教。边和陶瓷特指这类由百艺学校以及受百艺学校影响而生产的陶瓷器。由于早期的百艺学校有法国艺术家参与，是以边和陶瓷融合了东西方艺术风格，呈现越南陶瓷向现代风格转型的时代特点。在美术馆、历史博物馆的藏品中，我们不难发现其造型与釉色运用，均可见越南当地梅山陶瓷的影响。比如《达摩》和《浮雕武将》都有梅山风格的影子。有“长百艺”款和一大幅越文的石榴盆，造型和釉色也可以看到梅山元素。

越南南圻自19世纪以来至当代的陶瓷生产与陶艺创作，以梅山陶瓷为开端，而尤以梅山陶瓷为重。从风格与技术来源来说，那条陶瓷属“后梅山陶瓷”，法国艺术家曾主导的边和陶瓷，则深受当地梅山陶瓷之影响，糅合了中西审美之意趣。越南学者庆和、翠娥对梅山陶瓷的评价：“精工细作，造型精湛，彩釉巧妙，总体布局和谐。每个作品都是如此，都是一个艺术杰作，在越南陶瓷中，代表着一种古西贡的特征。”19世纪华人群体建立的梅山陶瓷窑系，经过一个多世纪的积累沉淀，俨然成为“古西贡”文化的一部分。考察其原因，原材料与技术的便利之外，工匠们所展现的高超造型能力以及与华人群体文化价值的适应和融合、梅山陶瓷的“本土化”也是其重要原因。

1952年的边和百艺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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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从略

编辑：大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