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南京到北京：600年前的那次“复制粘贴”

◎丁雨

细观中国古代的朝代更迭，很容易发现一个现象：王朝统一的完成，从前往往由西向东，后来常常由北向南，鲜少例外。这或许与中国西北高东南低的整体地势有关——毕竟在冷兵器时代，地利的重要性更高。而这一现象，正构成了朱元璋令人折服的部分背景。

在历代大一统王朝的开国君主中，朱元璋不仅出身最为卑微，而且是由南向北征伐完成了统一。在彼时的局势下，定都南京，应是朱元璋的不二之选。只是朱元璋万万没有料到的是，帝国创立独一无二的轨迹，终究为自己钟爱的儿子所“逆反”，由靖难之役终又加上一笔由北而南的曲线。

以父之名，却与父不同。1420，朱棣最终一路向北。在首都博物馆，“从南京到北京”，六百年前的滚滚车轮中，重现南北相对的重影与镜像。

朱元璋的南京

在元末南方起义军的檄文中有“贫及江南，富夸塞北”之语，道出了元末大起义爆发于南方的部分原因。安史之乱之后，中国经济重心南移，至宋元之际，江南早已成富庶之地。可是在蒙元政府的大力搜刮之下，江南却成为社会矛盾最为尖锐之处，一时间豪杰蜂起反元。1355年，起于濠州的义军将领郭子兴病亡，原属其麾下的朱元璋掌控军中大权，时年27岁。在群雄之中，这位青年将领虽势力并不突出，但却颇具眼光。他意识到，自己所驻扎的滁州，并不是展开斗争的最佳基地，因此很快把目光瞄向了集庆（元代南京之称）。

朱元璋曾与谋士陶安有问答：“吾欲取金陵，足下以为如何？”“金陵古帝王之都，龙蟠虎踞，限以长江之险，若取而有之，据其形胜出兵，以临四方，则何向而不克？”这大体道出了朱元璋谋取南京的理由。1356年，朱元璋便攻克集庆，改其名为应天府。“应天”有顺应天命之意，这正暗示了朱元璋此次胜利的欣喜和对南京重大战略作用的期许。

正因如此，朱元璋占领南京之后，立刻着手向周边拓展，以确保其安全，巩固其地位，并根据当时的局势，开始了对南京的建设，其重点在于军事防御工事。此后十年间，朱元璋东征西讨，先后攻灭陈友谅，击败张士诚，江南统一在即之际，其于1366年开始兴建吴王新宫并扩建南京。此时，朱元璋已有意将南京营造为都城级别的城市，因此工程内容包含了太庙、社稷坛等国家礼制性建筑。

但是，明代开国前后，天下一统在望，形势已然不同。若真以南京为国都，不免要面对经略北方的难题。洪武元年（1368年）明初攻克开封，朱元璋便曾动念迁都，亲自北上考察，终因开封无险可守而作罢，不过他并未放弃北上另寻都城之念，暂以开封为北京，应天为南京。洪武二年（1369年），北方尽属明域，朱元璋召集群臣讨论都城事宜，备选对象包括了长安、洛阳、开封、北京、南京等地，而最终朱元璋却意属老家凤阳。由此，太祖下诏倾力打造明中都，而南京的建设则陷于停顿。洪武八年（1375年），因中都地形与内外局势，朱元璋决定放弃中都，由此开始，都城营建的重点便转向南京。洪武十一年（1378年），综合地形、经济、君臣上下的南方背景等因素，朱元璋最终决定以南京为京师，并罢北京为开封府。自1375年直至明太祖去世，南京的都城建设工程持续不断。

明代南京城平面图给人的第一印象，便是与众不同。与宋东京、金中都、元大都的方正城圈相比，南京城圈因地形而设，颇不规则。但若细观明南京城的分区，又可在宫城部分观察到其与前代都城的联系。实际上，朱元璋兴修南京之时，也面临着历代都城旧城利用的老问题。旧城改造，拆迁工程量颇大，且以往以南京为都的历朝国祚不永，亦为踌躇满志的一代雄杰所忌讳，因此朱元璋不惜填掉半个燕雀湖，向东另辟新地，兴建皇城。皇城中轴对称，文武官署及祭祀坛庙依轴线排布，形成传统礼制下标准的皇城格局。礼制体现的是理想城市和政权的正统性，军事区的设立则反映着君王的务实。南京军事区设立于城市西北部，将皇城和易受攻击的西北沿江地带远远隔开，以确保政权中心的安全。

有幸的是，明初所建的城墙，在如今的南京市内仍留存有21.63公里。关于南京城的修筑，最为人津津乐道的是沈万三与明太祖对半筑城，并把聚宝盆埋在聚宝门下的传说。沈万三筑城之说并非史实，明城墙上亿块带铭文的城砖却能为自己的历史“代言”。墙砖铭文充分揭示了了它们的产地、制作者乃至背后的基层社会结构，成为南京城恢宏历史之中点滴细节的注脚。

留在南京，对朱元璋来说，毕竟是艰难的决定，直至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仍有令太子比较长安与南京之举。对于朱元璋来说，如始终以南京为都，虎视眈眈的蒙古铁骑，终归是边境大患。朱元璋应对这一难题的策略，是于边境设立军事藩镇，以皇子为塞王，屏藩皇室。这是为前代君主所忌的分封制度的复活。

朱元璋在世之时，自可稳住阵脚，却未曾虑及自己的孙子朱允炆如何镇服兵强马壮身经百战的叔叔们。建文帝朱允炆并非庸主，即位之后便着意削藩，且颇有成效，只可惜明太祖诛戮功臣，朱允炆无将可用，南北对峙，又地利之便，最终功亏一篑。1402年，朱棣入主南京，是为明成祖永乐帝。

当朱棣登上皇位，则他在南京所面临的困境便与其侄相同。北有强敌，内有强藩，削藩御敌，均刻不容缓。但对于朱棣来说，解决之道却不像乃父那般为难。毕竟，他的龙兴之地在北而不在南。更重要的是，三十年前，父皇的功臣家底皆在长江下游，而今，南京旧臣却成了反对自己的潜流中坚。既然如此，何不迁都北上？正因如此，朱棣登基的第二年（1403年），北平便升格为北京，一时两京并行。然而真正的离开，却还要延宕至十八年后。

朱棣的两京

两京并行之时，便可比较南北二都之侧重。于明代皇帝而言，北京邻近边塞，建都于此，有利于集聚军队，维护边境安宁，同时，永乐一脉的政治势力扎根于此，皇位稳固，自是重中之重。而南京的优势则在于经济与交通。相较之下，北京存亡相系，而南京温饱与共，显然前者更为紧要。当然，北京的缺陷，亦当有所弥补。正因如此，沟通南北大运河的修浚便提上日程，同时，北京旧日宫殿亦需整饬。迁都一念，此后近二十年的努力便围绕这两大工程展开。

明代北京的建设基础，是平地起建的元大都。徐达攻下大都之后，为防止蒙古反击，大都北界向南收缩。元大都北墙原在今健德门-安贞门一线，明北京则缩至今德胜门-安定门一线。永乐年间，又将北京南界由今长安街一线拓展至宣武门-崇文门一线。由此大体圈定了明初北京的范围。

后来，蒙古屡犯边界，又经土木之变，仿南京城增筑外郭的呼声日益高涨，但直至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才真正动工，嘉靖帝又嫌弃完整地修一圈城墙着实太贵，于是只在南面外郭。至此，凸字形的明清北京城全面形成。今天那“凸字形”仍在北京人民的生活中占据着显要的位置，因为城墙推倒后，便成了永远“红得发紫”的二环路。

在规划明北京的内部格局时，北京全面模仿南京。这“全面模仿”或透露着篡位者的心虚——要借此宣布自己继承乃父之位的合法性。于是，左祖右社、五府六部，乃至风水形制，无不与南京皇城趋同。对整个帝国来说，帝都之变不啻地缘巨变；而对深居大内的皇帝来说，日常生活所见或并无不同——南与北，不过互相映照的镜像罢了。

朱棣在位二十二年，虽早已下定决心一路向北，但修城岂是易事？倒有十八年仍是在先帝之都南京进行统治。时间与传统的印记，通过朱棣传递到北京。而朱棣自己却也给南京留下了独特的印迹。在展览由南京至北京的转换环节之处，复制著名的大报恩寺塔琉璃拱门，那便是朱棣留给南京最特别的礼物。大报恩寺塔顾名思义，为朱棣纪念父母所建，除了皇室子孙绕不过的先皇太后，更有纪念自己生母的一番心思，于理于情，朱棣自然皆不遗余力。此塔建造耗时十六年，高约百米，曾是中国最高的建筑，其外表镶贴黄、绿、红、白、黑五色琉璃面砖与构件，造型优美，异彩纷呈，享誉海外，甚至有中世纪“世界七大奇观”之称，可惜毁于清末太平天国起义。如今，仅能从出土的琉璃拱门中，想象报恩寺塔的辉煌壮丽。

朱棣留给南京城的另一处特殊遗产，则是龙江宝船厂。郑和航海或许是永乐年间乃至中国古代史中最重要的国际事件之一。如今人们为十五世纪一头一尾郑和与达·伽马的航海壮举争讼不休，讨论为什么不是东方人带来东西交流乃至全球化的浪潮。而郑和航海活动的基点和原点，总要追溯到这南京城边的宝船厂。展柜中遗物斑驳零碎，透露出时光隧道里罅隙般的光芒，更让遐想中六百年前的南京旧都与面目模糊的帝王，多出些微妙而异样的光彩。

是与父亲的阴影挥手作别，也是在另一个地方重现父亲的伟业；是一场蓄谋已久的逃离，也是锐意变革的进取；是回归曾经独自开创的天地，也是提防另一个自己。于是，1420，即日启程，一路向北。

（注：图1、图2引自潘谷西主编《中国古代建筑史·第四卷》，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展览：从南京到北京

展期：2020年1月17日-2020年6月28日

地点：首都博物馆一层B展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