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开国中将淮海战役用何步兵战术打坦克获刘伯承称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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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开国中将淮海战役用何步兵战术打坦克获刘伯承称赞

2020年05月21日 14:04:56
来源:党史博采

    范朝利,1930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团政治委员、师参谋长、冀南军区参谋长、纵队副司令员兼参谋长、川南军区副司令员、第14军军长、济南军区副司令员等职。革命战争年代,他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出生入死、屡建战功。先后参加鄂豫皖苏区反“围剿”、川陕苏区反“围攻”和长征,参与领导冀南地区抗日游击战,率部参加夜袭阳明堡、响堂铺、百团大战、邯郸、豫北、鲁西南、进军大别山、淮海、渡江、成都等战役战斗。和平建设时期,他治军严格,厉兵秣马,为军队建设呕心沥血。他一生淡泊名利,对党忠心耿耿,处事刚正不阿,深得部队指战员敬重。1955年,他被授予中将军衔。曾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和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范朝利,1930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团政治委员、师参谋长、冀南军区参谋长、纵队副司令员兼参谋长、川南军区副司令员、第14军军长、济南军区副司令员等职。革命战争年代,他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出生入死、屡建战功。先后参加鄂豫皖苏区反“围剿”、川陕苏区反“围攻”和长征,参与领导冀南地区抗日游击战,率部参加夜袭阳明堡、响堂铺、百团大战、邯郸、豫北、鲁西南、进军大别山、淮海、渡江、成都等战役战斗。和平建设时期,他治军严格,厉兵秣马,为军队建设呕心沥血。他一生淡泊名利,对党忠心耿耿,处事刚正不阿,深得部队指战员敬重。1955年,他被授予中将军衔。曾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和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生死考验中淬火成钢

1914年3月11日,范朝利生于河南省光山县郭家河乡大刘湾村(今属新县)一个贫苦农民家庭。8岁起入私塾,11岁辍学在家帮父母种田。13岁因生活所迫到邻村油坊当学徒,倍受欺压。在苦难的童年生活中,范朝利养成了吃苦耐劳的品质,增强了对剥削阶级的反抗意识。

1929年春,革命运动发展到了范朝利的家乡。听说“这些人是领导穷人闹革命的”,范朝利高兴极了,心中萌发了跟着这些人找出路的念头。1929年7月1日,红11军第31师,向盘踞白沙关地区的反动地主武装发起猛烈进攻,一举攻占白沙关。看到欺压百姓的反动地主被打倒,范朝利无比激动,高兴地一边往村里跑,一边高声喊:“红军来了,穷人要过上好日子了!”白沙关战斗胜利后,范朝利开始积极要求参加赤卫队。向村苏维埃主席刘学堂磨了一个多月之后, 15岁的范朝利终于成为一名赤卫队员。在此后的多次战斗中,范朝利因作战勇敢两次受到队长的表扬。经过一段时间的战斗生活,范朝利明白了“拿起枪杆子,才能得解放”的道理,更加坚定了跟着红军闹革命的决心。

1930年1月10日,在范朝利的强烈要求下,他参加了红军。同年6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先后任红四方面军红11军第31师战士、红1军第1师班长、红4军第10师28团排长、红4军第10师28团副连长、红4军第10师28团连政治指导员,参加了黄安、商潢、苏家埠等战役和鄂豫皖苏区反“围剿”。1932年9月,在著名的扶山寨战斗中,时任红4军第10师28团5连政治指导员的范朝利带领全连在团阵地左翼,阻击国民党军的进攻。战斗从9月1日开始,激战至4日,连续打退了敌人数十次偷袭和强攻。4日上午,国民党以一个营的兵力和猛烈的炮火向5连阵地发起进攻,被击退后,敌又于下午3时,继续发起猛攻,占领所部2排阵地。2排来人向范朝利报告:“指导员,阵地上弹药打光了,敌人冲上了阵地。”范朝利得知后,立即抓起一支长枪,提着手榴弹率领两个班冲了过去,与敌展开肉搏战。身强力壮的范朝利以稳、准、狠的刺杀动作,一连刺死3个国民党军士兵。经过激战,终于夺回了阵地。

◆范朝利

◆范朝利

1932年10月,范朝利随军撤离鄂豫皖苏区,向西北转移。西进途中,他和战友们经历了新集反击战、枣阳土桥铺激战、漫川关突围等恶战,先后越秦岭、走汉中、渡汉水,进至上元观地区。12月19日,第10师开始翻越大巴山,向川北挺进。范朝利参加了创建川陕苏区的斗争和反“三路围攻”“六路围攻”作战。历任红4军第11师31团2营政治教导员、红4军第11师31团政治处主任、红4军第10师29团政治委员。1934年3月,在反“六路围攻”的作战中,在与国民党军反复争夺神皇庙东南侧制高点时,范朝利和29团团长刘先润指挥部队发起7次反冲击。在最后一次反冲击时,他的右侧锁骨被子弹打断。由于医疗条件很差,得不到及时治疗,范朝利的伤口化脓溃烂,过了很长一段时间才痊愈。这已是他继1933年10月宣达战役后的第二次负伤。此后,范朝利多次出入险境,历经生死考验,却再也没有负过伤,堪称奇迹。

1934年10月,范朝利任第11师参谋主任。11月上、中旬,红四方面军制定了向川陕甘发展的方针。1935年3-4月,范朝利率部参加了红四方面军强渡嘉陵江战役。5月初,范朝利跟随红四方面军开始长征。

1936年4月,红四方面军抽调包括范朝利在内的一批军师职干部到红军大学学习。4月底,学习结束后,范朝利任红4军第10师参谋长。10月8日,第10师作为红四方面军的先头部队,在会宁的青江驿、界石铺与红一方面军第1军团第1师胜利会师。范朝利激动万分,和红一方面军的战友们紧紧拥抱,热泪盈眶。会师后,第10师经过萌城、甜水堡和山城堡战斗,进入陕甘宁边区休整。

转战山西、冀南抗日战场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全国性抗战开始。9月,国共两党就共同抗日问题达成协议之后,红四方面军改编为八路军第129师,刘伯承任师长,范朝利在其下属的385旅769团任参谋长。全师部队奔赴抗日前线,769团担任先头部队。

10月10日,769团抵达太原,奉命向太原东北约100多公里的五台县地区挺进,执行侧击南犯日军后方的任务。到达五台山地区后,发现阳明堡机场的日军飞机对正在忻口会战中担任正面防御的国民党军威胁很大,团长陈锡联和范朝利等研究决定炸毁其飞机。19日上午,范朝利和陈锡联带有关人员到机场附近进行现地侦察,回到驻地后,制定了作战方案。深夜23时左右,战斗打响。经1小时激战,一举炸毁日军飞机24架,歼灭日军警卫部队100余人。129师师长刘伯承在总结这次战斗经验时认为,此战的优点是:侦察清楚,部署周密,行动秘密而迅速,动作突然而坚决。蒋介石还发了嘉奖令,给了奖金。阳明堡战斗是769团乃至129师在抗日战场上取得的第一个重大胜利,给全师以极大的鼓舞,使猖狂的日军在急欲夺取忻口之际,丧失了空中突击力量,有力地支援了守备忻口的友军,进一步提高了共产党与八路军的声威。随后,陈锡联和范朝利又率部参加了神头岭伏击战、响堂铺战斗和晋东南反“九路围攻”作战等。经过半年多的艰苦奋战,至1938年4月,129师终于在山西打开局面,站稳脚跟。

1938年5月,769团和115师689团、第5支队(曾国华支队)在129师副师长徐向前率领下,转战到河北南宫,与先期到达的挺进支队、东进纵队会合,开辟冀南抗日根据地。6月,新的385旅旅部在太行区组建,范朝利任旅参谋长。接着,385旅部队分散到各游击区,灵活开展平原游击战,粉碎了日军大“扫荡”。

1939年7月起,范朝利调任东进纵队参谋长,之后任冀南军区参谋长。率部参与了冀南根据地的反顽作战、百团大战、对冀南军区的反“扫荡”作战、王(官庄)高(大高村)公路破击战等,巩固了冀南根据地。

1942年春,日军对冀南抗日根据地展开了更为残酷的空前规模的合围式“扫荡”。4月29日,在军区主要领导人外出开会和检查工作的情况下,范朝利机智果断地指挥军区直属部队和党政机关胜利突破日伪军1万余人的大合围,彻底打破了日军企图消灭冀南区领导机关和部队的阴谋。5月,范朝利调冀南军区第四军分区任司令员。

◆1948年夏,中原野战军部分领导同志:前排右一为钟汉华,中排右起:陈再道、杜义德、刘伯承、陈毅、王近山,后排右一为范朝利、右二为孔庆德。

◆1948年夏,中原野战军部分领导同志:前排右一为钟汉华,中排右起:陈再道、杜义德、刘伯承、陈毅、王近山,后排右一为范朝利、右二为孔庆德。

从1942年2月至1943年8月的1年半时间内,范朝利先后指挥第四、第五军分区部队和地方武装,广泛开展游击战,共进行大小战斗1248次,攻克日伪据点36个,碉堡46座,粉碎日伪军“合围”160多次,毙俘日伪军2700余人,从根本上扭转了不利局面,恢复和发展了抗日根据地。

1943年10月上旬,根据组织决定,范朝利赴延安,入中共中央党校学习。在延安期间,他参加了延安整风运动和鄂豫皖边区党史座谈会,清算王明“左”倾路线错误,提高了对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认识。在两年多的学习中,范朝利系统地攻读马列主义理论,研究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战术,聆听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等中央领导的辅导报告和讲话,还学习了中共“七大”会议文件,进一步加深了对中国革命发展道路及其规律的认识,思想理论水平有了很大提高。

步兵退敌坦克进攻屡建奇功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中国革命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国民党当局玩弄假和平阴谋,一方面同中国共产党进行和平谈判,一方面迅速调集兵力向解放区进攻。

10月,范朝利从党校学习结束后,任晋冀鲁豫军区第2纵队副司令员兼参谋长,协助司令员陈再道、政治委员宋任穷指挥第2纵队先后参加了邯郸战役,攻克肥乡、博平,激战聊城,围攻永年等战斗。

1946年6月26日,国民党军以进攻中原解放区为起点,向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各解放区人民解放军奋起反击,解放战争全面展开。根据战争形势的发展和作战指挥的需要,范朝利的岗位几经调整。自1946年7月起,先后任冀南军区第三军分区司令员、冀南军区独立第5旅旅长、晋冀鲁豫野战军第2纵队副司令员,率部参加了陇海路战役、豫北战役、鲁西南战役等。

鲁西南战役胜利结束后,根据形势发展,刘伯承、邓小平决心指挥野战军提前跃进,直插大别山。1947年8月7日,第2纵队冒雨从大义集地区出发,向大别山挺进,参加了创建中原解放区的斗争。范朝利指挥第2纵队前卫部队担负开路任务,指战员们以锐不可当之势,粉碎国民党军的前堵后追,先后跨过陇海铁路,徒涉黄泛区,渡过沙河、洪河、汝河、淮河,经过20多天的艰苦跋涉和激烈战斗,于8月底到达潢川县境,进入大别山地区。此后,第2纵队便开始边打仗,边建设,投入了发展解放区的斗争。

1948年11月6日,淮海战役打响。刘伯承、邓小平电令第2纵队:不顾疲劳,日夜兼程,快速北进,赶在黄维兵团东进之前,到槐店、鲁台集附近领取棉衣后继续东进,参加淮海战役。范朝利和纵队其他领导率领纵队昼夜兼程,向鲁台集疾进。大家斗志昂扬急行军,只有一个心愿,就是快!快!快! 绝不能让黄维跑了。18日下午,第2纵队渡过涡河,按时赶到蒙城西北小涧镇地区布防,与第1纵队共同阻击黄维兵团。第2纵队超越黄维兵团赶到淮海战场的表现,受到中原军区领导的高度赞扬。20日,中原军区在向中央军委的报告中说:2纵于戌(11月)初破击平汉路后,经过大别山北移,虽然部队无菜钱,尚未穿上棉衣,日行几十里的急行军,实甚疲惫,但仍遵守时间,不误行动,沿途纪律很好,给大别山人民以极好的影响……鄂豫区党委特行转电致意。

在淮海战役中,范朝利永远不会忘记的是11月26日和12月1日的两次战斗,在这两次战斗中,他第一次成功地指挥步兵打退敌人坦克的进攻。

11月26日下午,敌人步兵在坦克的掩护下,向第2纵队的阵地发起进攻。对敌人坦克的进攻,他们也有所准备。当时,既无火箭筒,又无反坦克炮,唯一的武器是手榴弹,他们把4个手榴弹捆成一捆,以增大其威力;在阵地前挖了许多纵横交错的防坦克沟和交通壕,以迟滞敌坦克的行动。这天下午战斗中,6旅17团趁敌人一辆坦克在沟壕前进退两难之时,用集束手榴弹将其炸毁。4旅发动大家动脑筋想办法,有人提出设火障的主意,他们把田野里的高粱秸收集起来,堆在敌人坦克前进的路上,当敌人坦克接近我军阵地时,就迅速点燃高梁秸。这一着果然有效,阵地上火光熊熊,浓烟滚滚,敌人坦克成了“瞎子”,行动缓慢。爆破手趁机冲上前去,用集束手榴弹攻击敌人坦克。这天,4旅用这种办法炸毁敌人5辆坦克,打退了敌人多次进攻。当天,范朝利把他们“火烧敌坦克”的战况向刘伯承司令员报告。刘伯承当即称赞说:“你们打得好!你们充分发挥了全体指战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灵活机动地打击敌人。这个经验要推广,要发扬。”范朝利心里很高兴,敌人坦克并不可怕,只要充分依靠全体指战员的智慧和力量,就能战胜任何敌人。

12月1日,又一次与敌坦克较量。上午8时,敌85军动用3000余人、几十门火炮、10架飞机、14辆坦克,向4旅10团阵地发起猛烈进攻。敌步兵、坦克发起冲击前,首先对我军阵地进行了一个小时的炮火轰击。由于4旅很好地利用了阵地上的工事,敌人一个小时的炮击只造成我军3个人受伤。他们打退敌人一次又一次的冲击,并且又击毁敌人两辆坦克,阵地上的弹药越来越少,伤亡也越来越大。但是困难没有吓倒他们,他们提出了“敌人不近不打,手榴弹打不着不打,无把握不打”的三不打原则,坚决表示:“人在阵地在,只要还有一个人,我们就要守住阵地。”指战员们不惜牺牲、战斗到底的精神使范朝利很感动,有了这样的干部战士,还有什么困难不能克服,还有什么敌人不可战胜?

1949年2月,第2纵队改为第10军,归第3兵团建制,范朝利任副军长。他参与指挥第10军,完成了掩护主力渡江作战的任务。中共中央军委赋予二野进军并经营西南诸省的任务,范朝利和第10军指战员们一起历经59天,纵横跃进1500多公里,先后解放凤凰、遵义、泸州、内江、自贡、荣县、蒲江、新津、眉山等29座城市,俘国民党军第90军军长周士瀛等以下3.7万余人,为解放大西南作出了重要贡献。

踏上部队建设的新征程

1950年2月1日,川南军区(第10军兼)在泸州市正式成立,范朝利任副司令员,参加了整编国民党第72军起义部队和组织川南剿匪及建立地方武装等工作。1955年4月,范朝利调任第14军军长。1956年春,参加川南剿匪,指挥所部进行康南、中甸和小凉山地区的平叛作战,获得辉煌战绩,其中两个团队荣立集体三等功,一个营被昆明军区授予“能攻善守”荣誉称号。

1956年7月,范朝利调任济南军区副司令员,分管军事训练工作。范朝利曾于1952年赴南京政治学院高级系学习深造。在学习期间,范朝利系统地学习毛泽东军事思想,联系实际研究现代条件下诸军兵种联合作战的战略战术,政治思想和军事理论水平有了很大提高。在济南军区分管军事训练工作的过程中,他结合学习深造时学到的理论知识,虚心向军区其他领导学习,经常深入部队搞调查研究,认真探索和平时期军事训练工作的特点和规律,创造性地开展工作。1957年9月,济南军区召开训练会议。会上,范朝利要求全区指战员发扬大胆钻研和创造精神,努力学习,提高战术、技术水平和教学能力。

中共中央军委在1958年召开的扩大会议上作出了“首先应在最近一两年内,编写出我军自己的条令、教范和教材”的决定。1959年1月12日至28日,范朝利参加了军事科学院召开的全军第一次科学研究工作会议,受领了军事科学院分配给济南军区的编写战斗条令、战史、战役学的任务。2月5 日,济南军区下发了《协调干部编写战斗条令,战史、战役学的指示》。2月底,军区组成编委会,由范朝利直接领导。至1962年,编写条令、教材的工作基本结束,先后抽调各级干部756名,共编写各种条令、教材200余种,1600余份。其间,结合部队训练,对相关条令进行了实兵试验,还编写了济南军区的战役指导原则、抗登陆战役和大城市防御等教材,以及部分战史。

中共中央军委在1958年召开的扩大会议上作出了“首先应在最近一两年内,编写出我军自己的条令、教范和教材”的决定。1959年1月12日至28日,范朝利参加了军事科学院召开的全军第一次科学研究工作会议,受领了军事科学院分配给济南军区的编写战斗条令、战史、战役学的任务。2月5 日,济南军区下发了《协调干部编写战斗条令,战史、战役学的指示》。2月底,军区组成编委会,由范朝利直接领导。至1962年,编写条令、教材的工作基本结束,先后抽调各级干部756名,共编写各种条令、教材200余种,1600余份。其间,结合部队训练,对相关条令进行了实兵试验,还编写了济南军区的战役指导原则、抗登陆战役和大城市防御等教材,以及部分战史。

在指导部队训练过程中,范朝利深为指战员的练兵热情所感染,也为各部队在领导和组织军事训练中所创造的新鲜经验而高兴。他认为,这些好的经验和做法,如果能及时地交流和推广,将十分有益于部队训练质量的提高。1962年,南京军区率先推出郭兴福教学法。范朝利认为,推广这一教学法是提高官兵军事素质和部队战斗力的重要契机。在调查的基础上,1963年10月,范朝利召集军区机关有关部门对推广郭兴福教学法进行研究,并以军区司令部、政治部的名义下发《推广郭兴福教学方法,提高训练质量的指示》,要求全区各部队立即行动起来,掀起向郭兴福学习的热潮,培养出更多“郭兴福”式的优秀教练员,不断提高部队的训练质量,增强部队的战斗力。这一指示的下发,拉开了全区部队开展学习郭兴福教学法运动的序幕。

1964年1月3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出指示,号召全军开展学习郭兴福教学法的运动。4月中旬,中共中央军委决定在全军进行一次全面的军事训练比武,以推动“郭兴福教学法”的普及。6月12日,全军开展大练兵运动。在全军大比武中,济南军区有32个项目获一等奖,41个项目获二等奖,26个项目获三等奖。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检阅了北京、济南军区部队军事汇报表演。毛泽东在看完济南军区“尖子”分队擒拿格斗表演后,还对画有蒋介石头像的沙袋打了几下,边打边说:“老朋友久违了,我也打你几拳。”毛泽东的指示不仅是对全军指战员的巨大鼓舞,也是对济南军区军事训练工作的极大肯定,范朝利的心情十分激动。

◆毛泽东与范朝利。

◆毛泽东与范朝利。

1964年,是济南军区比武练兵活动方兴未艾不断深入的一年。各部队先后组织了600余次练兵比武活动,有1万多个分队参加,涌现出1200多个“尖子”分队和大批优秀教练员,带动了全区军事训练水平的提高。但是到了年底,训练气氛突然发生变化。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林彪,认为大练兵“冲击了政治”,“出现了一些不好的苗头”,并下发《关于当前部队工作的指示》,要求1965年的工作要“突出政治”,今后两三年不要搞全军性的比武,军区、军师大规模的比武都不要搞。从此,轰轰烈烈的群众性练兵运动骤然冷了下去。

随着“文化大革命”在全国范围内愈演愈烈,“突出政治”的气候逐步升温,部队的军事训练受到很大影响,有些单位出现了不敢抓军事训练的现象。范朝利对此深感忧虑,他始终认为,部队姓“军”,要担负保卫国家安全、维护社会稳定的任务,没有过硬的军事素质是不行的。经军区党委批准,范朝利主持召开军区兵种领导训练座谈会。会上,他针对部分与会人员对抓军事训练有顾虑,怕被说成“单纯军事观点”的问题,义正词严地批驳了抓军事训练就是“单纯军事观点”的论调,让大家打消顾虑,并强调一定要在规定的时间内抓好军事训练,保证质量,这是对党和人民高度负责的表现。

1971年9月,林彪反革命集团被粉碎后,范朝利对林彪及其死党所犯下的罪行,表示了极大的义愤。为了挽回由于林彪的干扰对军事工作造成的损失,范朝利倍加重视抓全区的战备训练工作,为部队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作出了贡献。

范朝利是第四、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82年9月,68岁的他当选中共第十二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随后,他响应党中央破除领导干部终身制的号召,10月退居二线。1988年9月,正式离休。

◆范朝利和他的女儿。

◆范朝利和他的女儿。

范朝利离开领导岗位以后,仍十分关心国家和军队建设。他希望革命传统代代相传,不顾年事已高,先后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战史》《晋冀鲁豫军区冀南军区战史》《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军战史》的编写和修改,提供宝贵史料,提出中肯的意见,有的还亲自参加审定。还撰有《血战斛山寨》《忆破袭王高路战役》《钢刀斩铁壁浩气贯长虹》《忆豫北战役中的崔桥战斗》《突破黄河天险》《羊山集之战》等多篇回忆文章。

面对纷繁复杂的国际环境和国内社会生活的深刻变化,范朝利以与时俱进的精神和坚强的党性,用一生的革命经历上了一堂堂生动的“党课”。他在不同场合多次强调,“坚持党指挥枪的原则,是关系到革命成败的重大问题”。范朝利结合在红四方面军的经历,讲述了因为张国焘的分裂行径给革命带来的损害。他痛心地说:“人还是那些人,枪也是那些枪,与中央一起北上时,处处打胜仗,而南返以后却处处碰壁。这充分说明一个真理:坚持党的正确领导,我军就发展,就胜利;反之,就要遭受挫折,就失败。”他说:我们要永远记住这个用惨痛代价换来的经验教训。

2012年8月6日,范朝利因病医治无效在济南逝世,享年99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