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为何认可李靖纵兵劫掠 程知节杀民夺财

唐朝创立初期，正是天下大乱，群雄逐鹿之际，对于军队中的赏赐往往来自于战斗胜利后的战利品。上自起义首领，下自普通士兵往往觊觎战利品的多少。军队将领也大多遵循“重赏之下必有勇夫”的观点，用战利品作为军赏来激励军队士气，以达到战争取胜的目的。武德二年，“淮安王神通攻聊城，化及粮尽，请降，神通不许。安抚副使崔世干劝神通许之，神通曰：‘军士暴露日久，贼食尽技穷，克在旦暮，吾当攻取以示国威，且散其玉帛以劳将士，若受其降，将何以为军赏乎!’世干曰：‘建德方至，若化及未平，内外受敌，吾军必败。夫不攻而下之，为功甚易，奈何贪其玉帛而不受乎!’神通怒，囚世干于军中。”

李神通认为：士兵风餐露宿的目的就是为了战胜宇文化及后瓜分其财物，以至于不但不听从安抚副使崔世干更有利建议，反而将其关押在军中，这说明了军赏在唐代军队中的重要性。

《旧唐书·侯君集传》：“君集初破高昌，曾未奏请，辄配没无罪人，又私取宝物。将士知之，亦竟来盗窃，君集恐发其事，不敢制。及京师，有司请推其罪，诏下狱。”因为此事，中书侍郎岑文本向太宗上疏，并列举了李广利、王睿、韩擒虎之人类似的事迹及其结局，最终释放了侯君集。侯君集私藏和纵容士兵盗窃战利品，如同强盗般的行为。

这也反映了战利品分配的公平与否，直接影响了军队纪律的维持。侯君集作为军事主将首先贪婪宝物，士兵当然置军队纪律于不顾，奋不顾身抢夺财物。

李靖作为唐初的著名军事家也纵容下属将士杀敌取财的行为，实际上是为了激励士兵保持高昂的战斗力，这也符合我国自古以来军事思想的精髓。《孙子兵法·计篇》：“故杀敌者，怒也;取敌之利者，货也。故车战，得车十乘已上，赏其先得者，而更其先得者，而更其族旗，车杂而乘之，卒善而养之，是谓胜敌而益强。”

孙子兵法中认为要获取战斗的胜利，必须依靠奖赏财物，而奖赏财物的来源便是敌人的军需物资，当然战后的劫掠品一般也计入在内。这虽和李靖兵法中所倡导的：“破敌先入掠;隐欺破虏所收货者，斩”的法令看似矛盾，实际在运用中有很大的灵活性。要保持军队很强的战斗力和凝聚力，大量的赏赐是必备的，所以才会鼓励杀敌取财，而战胜敌军后，为了保持军风军纪无所犯，才会出现后边严厉的刑罚。

兵法中所提倡的严刑厚赏是相辅相成的，并不是严格对立关系。二者在特定的环境下相互维持，都是为了维护军队的战斗力和军队纪律。

又唐朝立国之初，为了应对各地的农民起义军和地方割据势力，在军队中无不推行优赏政策。唐大诏令集卷一百二十三：贼既粮尽计竭，众叛亲离，恶稳贯盈，亡征已见。今则分命晓勇，步骑齐趋，直指洛滨。冲其巢穴，招纳降附，拯救砧危，务在安人，岂求实利。兵马所到，有因事立功，擒凶制胜者，重颁爵命，后加褒赏。其金玉宝藏，分赐将士，酬劳之科，仍依别格，宜明申布，咸使闻知。”

可见为了获取战争胜利，以敌方财物作为厚赏的对象是被政府允许的。所以说无论前文所指出的侯君集、程知节和李靖等人纵容士兵劫掠财物用作赏军的情形，都是一种正常现象，因而唐太宗也对其无所惩罚。至于苏定方对战利品一无所取，乃是个人品德的一种体现，和军赏以及部队纪律的维持无必然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