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对夫妻有何特别之处?毛泽东赞他们是模范夫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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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对夫妻有何特别之处?毛泽东赞他们是模范夫妻

2020年05月19日 18:09:57
来源:党史博采

二十世纪的中国是一个风云际会、英杰辈出的时代,中国共产党人是其中最杰出的代表。在这个造就了伟大时代的灿若群星的伟人群体中,李富春、蔡畅这对革命终身伴侣富于传奇色彩的革命生涯、艰苦卓绝的奋斗历程和忘我建树的光辉业绩,构成了二十世纪中国旷古未有的历史性大变革的缩影。

旅欧风情

李富春和蔡畅于1900年出生在湖南。李富春1919年10月底乘船离开上海,12月初抵达法国马赛。第二年初,同李林、李维汉、张昆弟、贺果成立勤工俭学励进会。并经受了 1921年两次留法勤工俭学学生斗争的失败,进一步认识到资本主义制度的本质。1922年初,参与组织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8月,经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共旅欧支部,同年冬,他转为中共党员。

◆1920年,新民学会部分会员蔡和森、向警予(右一)、李富春、李维汉、罗学瓒、蔡畅等在法国蒙达尼勤工俭学时合影。

蔡畅是1919年底,随同蔡和森、向警予、其母葛健豪等30余人在上海乘船启程,于第二年2月初抵巴黎的。她与同伴入女子中学,刻苦攻读法文,接着参加在法国成立的新民学会、工学世界社等进步团体。在她哥哥蔡和森的帮助下,她阅读《共产党宣言》等马列著作,并积极参加社会实践活动。1923年,蔡畅经赵世炎、刘伯坚介绍由社会主义青年团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李富春从法国来到蒙达尼后,因为经常到蔡和森家参加硏讨中国革命问题的座谈会而认识了蔡畅,并逐渐对她产生了爱慕之心。

蔡母葛健豪是位积极上进、思想开朗的老人,她很欣赏李富春,蔡畅与李富春的自由恋爱,得到了老人的大力支持,认为这是“向封建婚姻制度的宣战”。不久,李富春与蔡畅定了婚,1923年初结婚。

1923年,李富春根据党的决定,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稍后,在国民党旅欧支部任宣传主任。他白天到工厂做工,晩间回到旅欧支部做党的工作,编辑发行党的刊物。蔡畅也是白天做工,晩上做党的宣传工作,忙碌不停。年底,蔡畅生下了女儿特特。

◆1925年,李富春和蔡畅夫妇在广州。

1924年底,党决定李富春、蔡畅夫妇去苏联学习。1925年2月,他们乘火车离开法国去莫斯科,中途在德国柏林逗留了两天,访问了工人家庭。3月初,他们进入莫斯科东方大学中国班学习,李富春担任东方大学的中共支部委员。他们学习特别刻苦,涉猎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世界革命史、俄共(布)党史。同时,也思念国内艰苦奋斗的同志,急切盼望早日回国参加革命。6月中旬,他们接到共产国际东方部批准回国的通知,7月,离开莫斯科,乘火车至海参崴,转乘海船经日本于8月到达上海。

中央苏区

李富春、蔡畅夫妇回国后,李富春先后担任国民革命军第三军副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江西省委代理书记等职。蔡畅则一直从事妇女工作。大革命命失败后,李、蔡夫妇转入地下工作。

1931年11月,李富春、蔡畅夫妇先后离开上海中共中央,取道香港、汕头转闽西到达瑞金。12月上旬,他们到苏区的第一件事,就是到红军总部见毛泽东。毛泽东见到分别四载有余的李富春、蔡畅夫妇,高兴极了。蔡畅见到毛泽东想起了和毛泽东情同手足、惨死在敌人手中的哥哥蔡和森,抓住毛泽东的手就痛哭起来。毛泽东极力控制着自己的感情,沉重地说:“莫要难过,凡是一个共产党员应该做的事情,和森都做到了,这个仇一定要报的!”李富春、蔡畅夫妇迫不及待要求毛泽东给他们联系和安排工作。在毛泽东的推荐下,李富春任中共江西省委书记,蔡畅任中共江西省委妇委会书记兼组织部长。上任伊始,李富春、蔡畅夫妇便骑着马赶到兴国,参加兴国县第一届女工农妇代表大会,针对江西苏区大量青壮年男子参军的情况,号召苏区妇女主动承担男子留下来的劳动生产和革命工作。

李富春不仅要求省委机关干部少住机关,多下基层做调查硏究,帮助基层干部解决具体困难,他自己也身配米袋,携带一只草席编成的蒸饭用的“饭甑子”,每到一地,都住在老百姓家里,吃自备饭,晩上同老百姓睡一个炕。根据红军扩大,需粮增多的情况,他同老农商量增产粮食的措施,扩大肥源,增加稻谷,节约粮食。蔡畅脱下军装换成一身当地妇女打扮,上身穿的是中式对襟袄,下身是肥大的长腿裤,脚着布草鞋,走遍兴国、博生县大小村庄。一到群众家,放下挎包就干活,帮助妇女做针线、摘菜、烧火,聊天谈家常,了解群众的心愿和要求,宣传党的方针、政策,说明红军为什么打仗,贫苦农民为什么要分地主的田,什么是妇女儿童的合法权利。她做群众工作,常从谈论家常,家庭生活、结婚、生儿育女的事,进而谈到全人类妇女解放,显得特别平易近人。

李富春、蔡畅夫妇工作特别讲究实事求是。1932年江西苏区反“AB团”浪潮虽已过去,但“肃反”扩大化的影响还未肃清,抓人杀人的现象还不断发生。为此,李富春在这年8月省委召开的“肃反”工作会议上严肃指出,“肃反”工作必须实事求是。号召重新学习党的政策,一切判处死刑案件都暂缓执行,待真正搞清问题后再决定。兴国县一位老秀才黄家楫,家里只有八担谷田,十口人吃饭。曾代人写过诉讼状,被当地干部在“肃反”扩大化影响下定为土豪,列为“肃反”对象。黄家楫听过蔡畅的报告,便悄悄跪到省委驻地,向蔡畅苦诉自己的冤屈,并见到了李富春。蔡畅按李富春的叮嘱派人调查属实,纠正了这起冤案,此事对当地干部震动极大。毛泽东夸奖李富春蔡畅是一对模范夫妻,说他们二人工作和生活是珠联璧合,花好月圆。

中央苏区由于国民党的经济封锁,生活十分困难。无论干部和士兵,每人每天都是五分钱油盐菜,剩余下来就是伙食尾子。因为李富春、蔡畅夫妇是俩人就餐,熟悉他们的人都要来揩他们的“油水”。一次,陈毅见到蔡畅就说:“大姐,请客吧,给大家打打牙祭哟,我的肚子饿扁了!”蔡畅总是有求必应,把她和李富春二人的伙食尾子交给食堂,做上一两道菜,大家高兴地美食一顿。邓小平在李富春、蔡畅夫妇面前总是很随便。1933年春,邓小平被撤职下放到宁都一个乡劳动,托人告诉蔡大姐说:“我在这里吃不饱,肚子好饿哟!”李富春、蔡畅夫妇知道后,凑起四份伙食尾子,买来猪油、辣椒、大蒜等,蔡畅亲自煮饭烧菜,让人找来邓小平,舒舒服服地饱餐了一顿。

江西苏区工作,在李富春为书记的省委领导下,党组织有了较大的发展,党员2、3万余人,根据地建设取得可喜的成绩。

1933年春中共临时中央迁入中央苏区后,全面推行“左”倾错误,使江西苏区工作遇到了很大困难。在开展反“罗明路线”斗争中,强制江西省委把这个斗争由上层扩大到基层,这使李富春、蔡畅夫妇感到承受着巨大的政治压力。他们虽对苏区中央有意见,但从不在任何人面前随便议论,表现出顾全大局、高度的组织性和纪律性。由于博古等人推行“左”倾冒险主义,未能打破蒋介石的第五次反革命“围剿”。1934年9月,李富春就任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因主任王稼祥伤势未愈,就由他代主任,主持总政治部工作。蔡畅也随李富春离开江西苏区省委来到瑞金,做撤离中央苏区前的准备,10月10日,他们踏上了长征征途。

建设时期

1949年,李富春、蔡畅夫妇出席了中国人民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均被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

1952年6月,李富春离开战斗生活了7年的东北,奉调回京,任国务院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兼重工业部长,1954年9月,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计委主任。他为了协助陈云领导全国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工作,去苏联商谈援助和编制第一个五年计划,重点安排苏联援助的156项工程,取得圆满的成功。他到国家计委后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向中央提出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建议,坚决反对在生产建设、企业经营和机关开支等方面大手大脚花钱的作风。

蔡畅在建国后全身心投入妇女工作,主持在京召开亚洲妇女代表会议,指导全国第一次女工工作会议,号召各界女工学习文化和技术,保护妇女合法权益。新区贯彻《土地法》中,她提出要切实有效地保障妇女的土地权;贯彻《婚姻法》时,她号召各级妇联要采取多种形式开展宣传、教育活动,做到家喻户晓。抗美援朝时,她要求全国妇女响应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反对美国侵略委员会的号召,写信、捐钱、捐物慰劳中国人民志愿军。社会主义改造运动中,她组织大批妇女干部下乡,深入调查研究,发动妇女参加合作化运动。在以后建设社会主义的岁月中,她始终坚持贯彻勤俭建国、勤俭持家的方针,在妇女中开展有效的活动。50年代中期到60年代初,她领导全国妇联开展广泛的国际社交活动,邀请许多国家妇女界来华访问,加强相互了解,增强了友谊。

◆1947年,李富春和蔡畅在东北。

1958年,我国各条战线上迅速掀起了“大跃进”高潮,李富春积极支持毛泽东的赶美超英主张。北戴河会议后,他领导的国家计委制定出高速度、高指标的发展计划,历史证明这是计划工作的严重失误。1959年下半年,通过全国计划会议,继续推行高速度发展国民经济的任务。他奔走各地、竭尽全力,但经济工作指导方针的失误,带来了严重后果,使得他转变了认识,于1960年8月在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率先提出对工业进行整顿、巩固、提高,向党中央、毛泽东提出了纠正错误、克服困难的建议。周恩来对建议加以完善,加上“充实”两字,就形成了调整国民经济的八字方针。经过八届九中全会的同意,七千人大会决定深入贯彻执行,很快扭转了国民经济的严重困难局面, 在国内外引起了很大震动,扫除了—些人对中国前途的悲观情绪,增强了中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信心和力量,李富春功不可没。

但是,1964年底,毛泽东严厉地批评了李富春领导的国家计委抓小不抓大,不能多谋善断,不能和有思想的人多谈话、多商量。12月中旬,中共中央决定改组国家计委,成立小计委,全面领导计划工作。原大计委主要处理一些日常的计划工作。调余秋里任第一副主任兼秘书长,党组会议由余秋里主持,一切重大问题都要通过余秋里。李富春在计委党组扩大会议宣布这一决定后,沉痛地检查自己的缺点和错误。他把自己的错误、计委的错误和党中央一时的错误都统统承担起来。他不因批评无根据受委屈而灰心,更不因年老体弱对革命前途丧失信心,表示一定鼓起更大的干劲,尽其所能,把工作任务完成好。小计委成立后,李富春的国家计委主任和计委党组书记的职务未变,但只起协助咨询作用,可他仍然满怀革命豪情做了大的有意义的工作,受到了同志们无比的尊敬和爱戴。与他一起工作的余秋里同志感慨地说,“我在接触李富春同志中,感到他任劳任怨,识大局、顾大体;他对党忠心耿耿;他徳高望重,对己严,对人宽,有高度的原则性;他忠实地、坚定地执行党中央指示;他有长期的革命斗争经验,经过大风大浪,是一位成熟的领导人,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晚年岁月

“文化大革命”全面发动后,全国开始了大动乱。周恩来由于繁杂的事务工作应接不暇,提议并经中央同意请李富春出来协助主管国家经济建设。1967年2月,在周恩来主持召开的政治局常委、军委副主席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碰头会上,因李富春协助周恩来抓生产、处理国务院日常工作,经常约几位副总理在家开会研究工作,被康生等指责为联络副总理搞地下串联,反对“中央文革”,是“反党俱乐部老板”, 蔡畅是“俱乐部老板娘”,在党的一些会议上,要她表态同李富春划清界限。1966年2月6日,在中央碰头会上,以“中央文革”为一方,与陈毅、谭震林、李先念等发生了激烈争吵。事后,毛泽东对老干部们进行了严厉批评,这一事件被康生、江青一伙诬为“二月逆流”。随后, 陈伯达、康生、江青等人对李富春等老同志进行了恶毒攻击。八届十二中全会后,林彪、江青一伙又编造谎言,诬蔑李富春。从此,他的一切工作权利被剥夺,自由被限制。

1969年10月,林彪借口 “加强战备,防止敌人突然袭击”,要求党和军队的老同志疏散到外地。李富春、蔡畅夫妇被通知去广州从化,限20日离京。规定他们到从化后,不准回北京,不准同其他老同志接触,不得离开所在的城市,实际上没有什么自由。李富春、蔡畅夫妇心情沉重,但他们还是严格遵守所谓中央提出的规定和要求,不与任何人接触。为了不影响秘书和服务人员的情绪,组织大家学习《毛泽东选集》,李富春、蔡畅夫妇作辅导,带着“文化大革命”中的问题,向毛泽东著作请教,力图从中找到答案。但是,他们发现毛泽东在书上讲的和他在“文革”中领导全党实行的并不一致。可是,李富春、蔡畅夫妇在工作人员面前从不流露内心的痛苦,尽力克制自己。随着时间的流逝,他们的白发越来越多,面容憔悴,特别是李富春咳嗽不止,牙齿疼痛得厉害,镶的假牙又不合适,磨得牙床发了炎,每天用消毒水漱口,什么东西也吃不下,晩上不能入睡。1970年10月,李富春、蔡畅夫妇参加庐山会议时,周恩来见到他们面容消瘦到那种程度心里很难过,便以李富春牙痛严重为由,批准他们回京。

1971年初,李富春、蔡畅夫妇到北京。江青等人仍要李富春一面治病,一面接受批判,有时,一天参加两次批判会,身体被严重摧残。在那极端困难的日子里,蔡畅安慰李富春要保重身体,治病第一,“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黑暗总是会过去的。

1974年初,当李富春、蔡畅获悉邓小平出来工作的消息后,心情特别高兴,对去看他们的人说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就好了,他在党内军内威信高,经验丰富,又有能力,我们党和国家有希望了。这年4月,邓小平出席联合国会议结束回国途经法国时,重访了早年勤工俭学的地方,购买了当年吃过的上百个黑面包,带回国分给周恩来、聂荣臻、李富春、蔡畅夫妇等过去一起在法国勤工俭学的老同志。李富春拿到黑面包心情特别激动,端详了许久,说:“好,好礼物,这是艰苦奋斗的象征。”那天,李富春、蔡畅都吃了黑面包,还分了一份给他们的亲属吃,给他们讲述了当年在法国从事革命活动克勤克俭不怕困难的事迹,使他们很受教育。

这年春天,李富春的身体状况越来越差,大口大口地吐痰,发低烧。蔡畅劝他一定要到医院检查, 经医生诊断,发现肺部有癌,心脏肿大,住进三零一医院。李富春长期受林彪、江青的迫害,耽误了诊断和治疗。住院治病期间,有些医护人员受政治形势的影响,对他的治疗不精心,不采取必要的医疗措施,致使病情日渐恶化。1975年1 月9日凌晨,李富春病情骤然加重。当蔡畅急忙赶到病房时,李富春已经停止了呼吸。她抚摸着李富春的遗体悲痛地呼唤着:“富春啊,我来晩了!”一位对党对人民事业无限忠诚的杰出无产阶级革命家,终于与世长辞了。

李富春丧事办完后,蔡畅抑制住自己的悲痛,接见了来自各地奔丧的亲属,嘱咐他们要学习李富春的革命精神,化悲痛为力量,继承他的革命遗志,努力做好工作。蔡畅遵照李富春的遗愿,以夫妇两人的名义,把他们长期节省下来的工资连同银行存款利息共10万元作为特别党费交给党组织。秘书请示蔡畅,要不要给孩子留下一部分?蔡畅果断地说:“不,这钱是党和人民给我们的。富春去世了,我们应当把它还给党和人民。孩子要靠他自己去劳动。”李富春逝世两年后,她又第二次向党交纳特殊党费3万元,表达了一名老共产党员对共产主义事业的一颗赤诚的心。

1980年以后,蔡畅也经常生病住院。当她听到中央关于干部“四 化”的号召时,主动辞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职务,十一届七中全会召开前,她又申请辞去党中央委员的职务。中共第十一届七中全会特地向她发出致敬信,表示崇高敬意。退下来后,她仍关心党和国家大事,天天要秘书给她念文件、报纸。1990年9月11日凌晨,中国妇女运动的先驱和卓越领导者,全国人民尊敬的蔡畅大姐在北京与世长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