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从来都不是什么“兵家必争之地”,相反,由于其三面环山一面临水的地理位置,使其在军事上极其“易攻难守”。
1937年冬天,参谋总长何应钦、副参谋总长白崇禧、军令部长徐永昌和作战厅长刘斐等人,都反对死守南京,连在外整顿部队的陈诚和顾祝同亦来电附议,军事眼光的一致性,甚至暂时压倒了派系之争,这就是共识了。
参谋总长何应钦
刘斐摆出了三个要点,个个是死穴,其一是日军从上海方向乘胜而来兵锋正盛;其二是各集团军、各军损失惨重战力大损;其三也是最重要的,日军一旦迂回占领芜湖,就从西边掐死了南京的后路,然后再以海军舰队封锁长江,那南京守军就将被四面合围再无生路,既然秉承“以空间换时间”的战略思想,太在意一城一地得失就非常愚蠢了。
那么最高当局为什么一定要以重兵坚守金陵城呢?主要还是政治上的考虑,国民政府的首都不战而弃“有碍观瞻”,总是梦想国际干涉的幼稚思想,贯穿了淞沪会战和南京保卫战的始终,这是常队长抗战初期最大的错误。当然,这里面也有下野军阀唐生智试图重掌兵权的需求,然后就是一次很厚黑的顺水推舟。
南京卫戍总司令唐生智
诸如第87师、第88师、第51师、第58师和教导总队这样的黄埔系精锐部队,让一个历史上曾经反蒋的湘军将领来统率守城,完全是不可想象的。没办法,其它人不想揽这个差事,都明白南京是个绝地,同时各守备部队也大多刚从淞沪战场撤下来,建制不全士气低落,这一仗能打胜都见鬼了。
刘斐的次案是以三师18团作象征性防守,意思是坚持两天就撤,也被否决了,结果又从外围调兵遣将来南京,整整集结了11万人马。而日军的进攻套路与刘斐的预判完全吻合,第18师团超越南京直扑芜湖,再陷当涂,从西面封锁了南京,同时以第三舰队开入长江封锁水面,然后主力部队一步步攻克外围山地,最后逼近城垣,10万守军就成为了瓮中之鳖。为什么最后少数部队只能渡江逃生?就是这个战场形势。
霸王次长刘斐
如果能够理性看待南京的军事价值,早一点疏散大部分城中百姓,部队仅做掩护性抵抗,然后且战且退到皖南山地,中国军民的损失会小很多,可惜历史不能假设。实际上,唐生智仅仅认真抵抗了不到一周时间,12月9日外围阵地一失,他也知道南京守不住了,12月12日便匆忙下令总撤退,再后来撤退又演变成为溃退。
从三国时代孙权迁都于此,到南朝各国、明朝、太平天国和国民政府,南京能够成为“九朝古都”绝不是因为它的军事价值,而是政治、经济和环境的综合得分,山川秀美交通发达,既有虎踞龙蟠的帝王之气,也有十里秦淮的繁荣发达,在和平年代,确是江南最合适建都之所。但是在现代化战争当中,南京的防御体系完全不堪一击,只能说是政治上必取之地而。
南京守军
把时间倒回去,南京也曾是“五省联军总司令”孙传芳的老窝,可是在北伐战争中,南京在第一时间并未发生激烈战斗,北伐军开上几炮占领雨花台,孙传芳也是弃城而逃,因为了解南京的易攻难守。后来的“龙潭大捷”那是孙传芳反扑期间发生的,而不是北伐军强攻南京,同一时期,武昌城的顽抗曾经让湘军和粤军大吃苦头,这就是差别。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还都”南京,然而仅仅三年时间后,我第二、第三野战军的百万雄师就进抵长江北岸,蒋军之前“守江必守淮”的战略完全破产,在淮海战役中输光了大部分军事本钱,只能退守江南。为什么不敢把防御重心设在南京?就是因为这座城池毫无防御纵深,两大野战军只要渡江成功,南京就会直接暴露在攻击之下,在现代化的火炮面前,根本无法防守。
日军攻入南京
事实也果然如此,渡江战役1940年4月20日的夜晚开始实施,至22日东集团已经占领镇江一线,而西集团亦攻克芜湖全境,南京守军第六兵团、卫戍总司令部的三个军,立马陷入即将被分割包围的处境,尽管我军在浦口的部队并未发起攻击,第六兵团司令李延年仍然于22日一枪未放便弃城而逃,23日,三野第35军兵不血刃占领南京。
如果南京真的是什么兵家必争之地,无论是老蒋还是汤恩伯,怎么会允许第六兵团不战而逃?应该下死命令负隅顽抗才对。
南京保卫战要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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