滇军隐者——朱德

外貌常常会欺骗人。延安时期采访过朱德的美国记者海伦.福斯特说“朱德和当代中国许多著名的军界要员不同，不是日本、俄国或德国的留学生”，另一位美国记者史沫特莱则在为朱德所写的传记中说朱德“谦恭的作风……出于他作为一个农民对有文化有学问的人的敬重。”

事实上，朱德不但在当时国内最先进的军事院校云南讲武堂系统学习了日本最先进的军事理论，而且留学过德国和苏联，学习吸收了这两个军事大国的军事理论，所以，朱德所学的军事知识，在当时全中国的“军界要员中”，恐怕即使称不上是最深入的，也足以称得上是最全面的。“他曾说过，日本的战斗纲要，德国的战斗条令，前苏联的联合战术，他都进行过深刻的研究，作过反复的比较，根据我们的特点，利用人家的长处，来训练我们的队伍，训练我们的指挥员”(何长工晚年回忆)。而且，从学识上说，无论是旧学还是新学，在朱德的周围，包括国民党的军界要员在内，恐怕也是没有那个敢说就比朱德强的!说朱德1907年连续考上武备学堂和四川通省师范学堂附设的体育学堂似乎有些寒酸，但以优异成绩提前毕业于当时全国最先进的军事学校云南讲武堂的特别班(在讲武堂时曾与朱培德并称“模范二朱”)，以及三、四年留学德国、苏联的经历，还有会说英、德、俄三门外语(虽然不怎么熟练)的事实，应该足以说明朱德新学的情况了吧?19岁时参加科举考试，连过乡试、府试，却因为科举制度的取消而未能参加即将举行的院试，从而失去了成为一个“秀才”的机会，但乡试成绩在一千多名考生中高居前二十名之内，也足以说明其旧学的根底了吧?

所以，海伦.福斯特和斯沫特莱对朱德的上述说法显然是错误的。但是，跟朱德进行了相当长时间深入接触的这两位美国女记者，竟然会在她们的文章或者著作中下这样的断语，可见朱德农民式的粗人相貌对她们误导之深!——这也许也是我们现在很多人认为朱德是一个没有什么能力却官居高位的“有福”之人的一个重要原因吧!

那么，下来就让我们来回顾一下朱德是如何从一个刚毕业于云南讲武堂的副目(副班长)最终成为中国军队的总司令的。

1911年10月底，刚刚从云南讲武堂毕业两月多，时任司务长的朱德，作为被临时指定的队官(连长)参加云南响应武昌辛亥革命的“重九起义”，带领手下占领总督衙门，云南总督李经羲仓惶逃走。其后由原来的司务长升为排长。不久又随云南军政府派遣的援川军入川南支援反清斗争，因功被升为连长，回云南后又被晋升为少校。

1913年，朱德在做了一段时间讲武堂教官后被升为营长，1914年至1915年，朱德驻守蒙自、个旧、建水一带，在深山密林中成功清剿了大批土匪，并逐步摸索、总结出了一套游击战术，游击思想此时已经基本成型。因在剿匪战斗中屡建奇功，朱德被先后提升为团副、团长。

1916年，朱德参加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的护国战争，在先头部队第一军第三支队遭受溃败，快要支撑不住的时候，朱德接任第三支队的指挥，在以棉花坡为中心的纳溪之战中，开始凭借白刃战和野战击溃了敌人的一次次进攻，稳住了阵脚，后又以佯攻正面，主攻侧面的战术，给予了数倍于自己的北洋军沉重的打击。朱德后来回忆说;“每当一条战线要垮的时候，我到了就支持住了。”纳溪之战， “为入民国后第一恶战”，朱德率领所部鏖战十六个昼夜，一直坚持在最前线，屡次以少胜多，是此役的“急先锋”。在其后的二次进攻中，作为反攻的主力部队右路军的主攻，面对两三倍自己的精锐北洋军，朱德率领所部与之激战五昼夜，连续突破其几道坚固设防的阵地，为护国战争的最终胜利做出了非常重要的贡献。据在护国战争中曾为朱德部属的杨如轩回忆，在这次战役中，“朱德在与刘湘等对垒时，还创造过一团打胜对方三团的成绩”。此役之后，朱德并未被升职，同事中一些人曾为朱德忿忿不平。

1917年，朱德参加反对段祺瑞毁弃《临时约法》的护法战争，任滇军旅长。在与川军作战的反攻泸州的战役前，建议军长赵又新精简整顿队伍，战役中步、炮兵联合，以炮兵掩护步兵爬城。赵又新接受其建议，结果取得大胜。次年，朱德驻防泸州，兼任泸州城防司令。在与川军作战中，朱德因勇猛善战，与金汉鼎、耿金钟、项铣并称“四大金刚”，名震川南;而“四大金刚，朱德第一”。当时泸州、叙府一带流传着一首民谣：“黄拒盖，廖毛瑟。金朱支队惹不得。”

在驻守泸州期间，朱德由于在很短时间内便清除了当地匪患，曾被当地忠信乡士绅民众立“救民水火”功德碑，被宜民乡士绅民众立“除暴安良”德政碑。在1920年的川滇黔之战开始时，朱德曾凭借自己一个旅便打垮了川军两个师!

1921年春，朱德随入川滇军返回昆明，驱逐云南都督唐继尧。成功后，朱德因为受革命思想影响，按照事先跟孙炳文的约定，向滇军总司令顾品珍提出辞去军职的请求，要去国外留学。但朋友和同事们再三挽留，要其为巩固新政权效力。朱德遂暂时放弃辞职离滇的请求，担任云南陆军宪兵司令官，兼任云南省催收铁路局借款处专员及复查锡务公司账项委员长。次年1月，又调任云南省警务处长兼省会警察厅长。

1922年3月，唐继尧纠集旧部及土匪乘虚打败顾品珍，朱德与代理滇军总司令兼云南省省长金汉鼎等逃离昆明。

这次事件，使一直打算离滇出国的朱德终于从旧的环境中彻底摆脱了出来，以出国为开端，从此踏上了一条全新的生活道路。

出国前，朱德曾受邀到重庆，川军总司令刘湘、川军第二军军长杨森对于这个没有一兵一卒的“败军之将”，许以师长之职，极力挽留。而同时，刘湘、杨森许给不久前还代理滇军总司令兼云南省省长的金汉鼎的职位却是旅长!由此可见朱德的军事能力和当时在军界的威望!对于刘、杨的好意，朱德婉辞谢绝。随后，朱德到上海会见孙中山。孙中山以先期十万元军晌相许，请朱德出面组织驻扎广西的滇军攻打陈炯明，朱德也婉言谢绝。1922年9月，朱德乘坐法国邮轮前往欧洲留学。1926年，朱德回国后在写给泸州友人的诗中表述了他当年毅然出国的动因：“中山主义非无补，卡尔思潮集大成。从此天涯寻正道，他年另换旧旗旌。”

对于朱德的这段经历，以前曾经因为涉及到“军阀”这个不光彩的字眼而很少为人提及，所以直到如今知道的人仍然寥寥。清晰了这段历史，那么，不用去说朱德以后光彩得多的经历，仅仅凭这段历史，有谁还敢轻视朱德的军事能力呢?另外，当我们为周恩来、澎湃等人背叛自己的资本家、地主出身投身革命而感动不已的时候，比较一下朱德为寻求真理所抛弃的，我们难道不会为朱德的伟大人格而感动么?在中国的革命史上，有哪一位为了寻求真理或者投身革命做出的地位和利益上的牺牲能与朱德相比呢?刘伯承在朱德六十大寿时，曾以《中国军人的伟大导师》为题，赞颂朱德道：“总司令参加革命以前，生活优裕，即不升官发财，亦足以度其舒适之一生，然当其一旦认识革命，即弃如敝屐，义无反顾。以后在任何困难之前，坦然如坐春风，尤足使人深深感动。”埃德加.斯诺说，朱德向海伦.福斯特(斯諾妻子)讲述自己故事的“那些朴素的话”，“是许多年不能想象的最最生动的人生经历的辉煌纪录——这是一个大胆无畏和大公无私的故事，一个无比勇敢和智慧的故事，一个难以相信的苦难的故事，一个为着忠于一个为民族的自由解放而斗争的伟大主义而丢弃个人享受、财富和地位的故事。”——只有了解了朱德参加革命活动之前的经历，我们才能真正理解埃德加.斯诺对于朱德这段发自心底的无以复加的赞美!

也许，朱德视富贵如浮云的行为并不仅仅源于他对于当时了解并不很深的共产主义的信仰，而应当还与他的“隐士性格”以及当时已经萌芽的隐士思想有关。1918年至1919年驻守泸州期间，朱德在阅读《史记.越王勾践世家》时写下了这么一段批语：“范蠡，千古奇人也，能弃功名富贵，而功名富贵随之也。世之急急(汲汲)名利者反以杀身，而不知效范蠡为人也。”1922年1月，调任云南省警务处长兼省会警察厅长后，朱德还给昆明近郊昙华寺住持映空和尚写过这么一段赠文：

“余素喜泉林，厌尘嚣。清末叶，内讧未息，外患频来。生当其时，若尽袖手旁观，必蹈越南覆辙。不得已，奋身军界，共济时艰。初意扫除专制，恢复民权，即行告退。讵料国事日非，仔肩难卸，戎马连绵，转瞬十余稔。庚申冬，颁师回滇，改膺宪兵司令，维持补救，百端待理，虽未获解甲归田，较之枪林弹雨、血战沙场时，劳逸奚啻天渊。公余尝偕友游昙华寺，见夫花木亭亭，四时不谢，足以娱怀养性。询：皆映空大和尚手植，且募修庙宇，清幽古雅，实为煞费苦心。与之接谈，词严义正，一尘不染，诚法门所空觏，爰为俚言，以志钦慕：映空和尚，天真烂熳。豁然其度，超然其众。世事浮云，形骸放浪。栽花种竹，除邪涤荡。与野鸟为朋，结孤云为伴。砌石作床眠，抄经月下看。身之荣辱兮茫茫，人之生死兮淡淡。寒依日兮暑依风，渴思饮兮饥思饭。不管国家存亡，焉知人间聚散。无人无我有相无相，时局如斯令人想向。

――中华民国壬戌年孟春月西蜀朱德敬赠”

大凡隐士思想的产生，一般不外以下四种原因：一是本人生性自然，质朴率真，不喜矫饰逢迎，反感与人争名夺利、勾心斗角，遂有远离尘嚣之想;二是洞明世事，对人生已经看得很清，外部的功名利禄已经对他产生不了多么大的诱惑，于是遂有淡泊名利、随遇而安的人生态度;三是抱负极高，才能超强，但环境却使他不能充分施展才华，于是内心由热而冷，苦闷之中便从佛道中寻求解脱;四是天性善良正直，在不义的浊恶环境中感觉压抑、苦闷、消沉，于是产生洁身自好的遁世思想。

其实，从1917年唐继尧为扩大势力范围假护法之名发动进攻川军的战争后，作为唐继尧的重要战将之一，朱德心中的苦闷便开始滋长。其间，朱德曾多次致电唐继尧停止与川军的交战，请求立即北伐，但唐继尧根本置之不理。那段时间，朱德心中很是苦闷，在泸州为其组织的诗社成立而写的“小引”中有言：“戎事余欢，逢场作戏，苦中寻乐……泄腹中牢骚，忧国忧民;舒心中锦绣，讽人讽事。”这种忧苦和牢骚，至少来源于三个方面：一是他所从事的战争“师出无名”，他曾在评论古书的文字中写道“师出无名，焉得不大败!”可见它已经预感到了自己效力的入川滇军失败的必然结局;二是他的雄心抱负无法得以施展，他曾有诗曰：“推开黑幕剑三尺，痛饮黄龙酒数杯。西蜀偏安庸者据，逐鹿中原是雄材。”三是他厌恶那些军阀们的争权夺利：“相争权利皆新法，竞窃功名胜昔时，余子称雄嗟分小，布衣高位惜官迟。”同时，他也表达了自己在当时环境中的人生态度：“信有寒霜堪寄傲，肯因苦雨便离枝。岁寒劲节矜松柏，正直撑天永不移。”

由此，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非义的战争、污浊的环境，以及偏安一隅、壮志难伸的处境，使热爱自然、朴实正直的朱德萌生了隐士思想，同时，也正是同样的原因，使朱德在赶走唐继尧后提出辞职，以及后来在没有一兵一卒的情况下毅然谢绝杨森的师长职位和孙中山十万饷银重建军队的挽留。“隐”，是因为“乱世有大志无力者，均远避，养力以待”(朱德语);“出”，同样也包含着“远避，养力以待”的成分。/不过，出国求学毕竟比“西蜀偏安”积极得多。（文/李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