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冬冬：论廖平《公羊》学的矛盾性

廖平（1852—1932），四川井研人，原名登廷，后改名平，字季平，先后自号四译、五译、六译先生，清末、民国时期著名学者。其著作立足经学、遍及四部，现存有150余种、500余万字。其中《知圣篇》《辟刘篇》对康有为《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的写作有较大启发，对清代《公羊》学的发展产生过重大影响，为戊戌变法运动的开展提供了思想资源。

目前学术界关于廖平《公羊》学的研究成果较为丰富，但仍存在两点不足：其一，对廖平《公羊》学著作的使用存在问题。或将其《今古学考》等影响较大、却不专主今文的著作当作《公羊》学材料；或未能全面参考廖氏著作，仅据《何氏公羊解诂三十论》等一两部著作归纳其《公羊》学成就。其二，将廖平简单定性为《公羊》学者、今文学者，对《公羊》学与廖氏学术的关系未做仔细辨析。梁启超认为“廖季平关于《公羊》著述尤多”，今人定性“廖平是一位深受春秋公羊学浸染的经学家”，“廖平和康有为是清代《公羊》学第四期发展的代表人物”，仅将廖氏简单划归《公羊》学代表人物范畴。

廖氏一生治学趋新善变，自称“为学需善变，十年一大变，三年一小变”，其学术前后共经历“经学六变”多个阶段，其著作遍及经、史、子、集四部。故廖氏与《公羊》学的关系较为复杂，其《公羊》学存在明显的矛盾性。本文将全面审视廖氏著述，指出其中存在表面否定、实则暗用《公羊》学说的矛盾性，并以此为出发点评价其《公羊》学成就。

一、廖平《公羊》学著作成就简述

考察一位《公羊》学者的成就，首先应关注其直接研究《公羊传》的著作。例如，研究清代学者孔广森的《公羊》学成就，必须立足于其《春秋公羊经传通义》这一《公羊》学著作；研究刘逢禄的《公羊》学成就，应当首先关注其《公羊春秋何氏解诂笺》《春秋公羊经何氏释例》等《公羊》学著作。考察廖平的《公羊》学成就也当如此。据统计，廖平专门研究《公羊传》的著作，名目可考者共8种，其中见存者有《公羊春秋经传验推补证》《何氏公羊解诂三十论》《公羊春秋补证凡例》3种，已佚者有《公羊先师遗说求真记》《公羊解诂商榷》《素王证义》《公羊外编》《校正公羊十六条》5种。根据上述著作的创作时代和思想内容，可以将廖氏《公羊》学研究大致划分为两个阶段。

（一）经学初变，提出《公羊》大纲

光绪六年（1880）至十三年（1887），是廖平经学初变“平分古今”时期。在廖氏专治《公羊传》的著作中，《何氏公羊解诂三十论》（下称《三十论》）写作时间最早。该书分为《何氏公羊解诂十论》《续十论》《再续十论》三部分，撰写于1884至1886年，均处于廖氏经学初变阶段。廖氏“平分古今”说，根据字体、宗旨和礼制的不同，将儒家经典分为今文经及古文经两种。前者的核心是孔子手订的《王制》，强调殷代礼制；后者的核心是周公制定的《周礼》，重视周代礼制。二者相辅相成、不可偏废。他在“平分古今”的思想指导下，立志重新创作《十八经注疏》：“予创为今、古二派，以复西京之旧，欲集同人之力，统著《十八经注疏》，以成蜀学，见成《穀梁》一种。”在“《穀梁》注疏、纂疏初就”后，廖氏“便欲改注《公羊》，独标玄解，用发覆藏”，他想要重作《公羊》注疏，便先仿照洪亮吉《春秋十论》“综扩大纲”，完成此《三十论》，作为创作《公羊》注疏的大纲要目。

廖平在《三十论》一书中，主要完成了两项任务。其一，发明新的《公羊》义例。例如，在《无月例论》一文中，廖氏归纳了“无月例”这一义例：“事以大小为经，例以日时为正……而月在时日之中为消息焉。”并列举了例证：“大事例日，如盟例日，而桓盟皆不日而月，变也，柯之盟时者，变之至也。此日为正，月为变，时为尤变之例也。小事例时，如外诸侯葬例时，月为变，日为变之甚。此时为正，月为变，日为尤变之例也。”列举齐桓公会盟、外诸侯葬事例，对无月为正例，有月为变例进行了证明。

其二，修正何休的《公羊》学说。例如，何休将鲁国十二公根据孔子高祖曾祖时事、王父时事以及己与父时事的时间远近，划分为所传闻世、所闻世以及所见世三世。廖平在《三世论》一文中，认为“（何休）以孔子四世配鲁君十二世，虽本纬候，不足据也”，“三世之精意，不外‘远近’二字”。即《公羊传》三世只是笼统指代时间远近，并非与孔子世系严格对应，对何休的“三世说”做了修正。

此外，廖平已佚的《公羊解诂商榷》附《素王证义》创作于光绪十二年（1886），内容为“驳何注，大旨与《三十论》相同”，性质与《三十论》近似。

（二）经学二变、三变，完成《公羊》注疏

光绪十四年（1888）至二十三年（1897），是廖平经学二变阶段。其学术观点转向“尊今抑古”，开始尊崇今文经学，贬斥古文经学。认为前者系孔子真传，后者则为刘歆迎合王莽篡汉之伪作。廖平在《三十论》提出《公羊》学大纲的基础上，在此阶段开始撰写《公羊传》新注疏，即《公羊春秋经传验推补证》的初稿。“季平三《传》之书，乙酉成《穀梁》，戊子成此编，乃续作《补证》。”可知《补证》始撰于光绪十四年戊子（1888）。《公羊春秋补证凡例》是《补证》的凡例，有单行本，其写作亦开始于这一时期。

光绪二十四年（1898）至三十年（1904），廖平进入其经学三变阶段。其学术观点改为“大统小统”，即认为今文所宗的《王制》是孔经中的小统，只适用于中外开通以前方圆三千里的中国小九州；古文所宗的《周礼》是大统，适用于中外开通以后全球方圆三万里的大九州。《补证凡例》改定于光绪十六年（1890），《补证》刊刻于光绪二十九年（1903），均定稿于这一阶段。

《补证》一书的体例为廖平对《春秋公羊传》的自注自疏：“今以‘补证’为名，凡佚传则补传，师说则补例，《解诂》未备者务详之，其所已明者则概从略。自注、自疏，以自信精粹者为注，余文为疏。”由于该书横跨了廖氏经学二变“尊今”推崇今文，和经学三变强调古文“大统”，故蕴含了两种不同的思想倾向。

其一，《补证》保存了部分“尊今抑古”思想。该书开始撰写于廖氏经学二变阶段，故而“尊今抑古”倾向在定本中仍可寻见端倪。例如，隐公二年传文“《春秋》之始也”，廖氏疏云：“六经由孔子制作，西汉以前无异辞，虽刘歆《移太常博士书》初亦主其说，绝无所谓文王、周公。刘歆与博士为仇，挟王莽之势以攻博士，因创一古文派，缘文王、周公以敌孔子……创为后野蛮先文明之说。六经皆为史之刍狗糟粕耳，正当《列》《庄》所讥；博士《公羊》家法一扫而空，由东汉以至乾、嘉，儒林宗派不出刘歆窠臼。”保持了认为古文经系刘歆伪造，坚持《公羊》师说的“尊今抑古”倾向。

其二，《补证》以“大统小统”思想为主。该书写定于廖氏经学三变阶段，故而“大统小统”思想在定本中占据主导地位。廖氏认为：“《传》曰：《春秋》‘拨乱世，反诸正’。今之世界，说者比于大统，《春秋》《诗》《易》皇、帝之说，皆在升平以后，文明程度未能及此；惟《公羊》借方三千里之禹迹以寓皇、帝规模，与今世界情形巧合。拨乱反正，大小相同。欲考全球学术政治，故莫切于《公羊》也。”认为《春秋》《诗》《易》代表的皇、帝之学是历史发展的较高阶段，当时社会文明尚未能企及。《公羊传》以“方三千里”的中国“小统”，蕴含了世界之“皇、帝规模”，正与当时中西文明相接的时代契合，有其独到价值。

此外，廖平《公羊先师遗说真记》成书于光绪二十五年（1899），其大意为“《公羊》有用《诗》说例，为验小推大，兼主大统”；《公羊外编》为民国十二年（1923），其孙廖宗泽于《补证》一书中辑出有关革命之文字而成，则二书成书时代、思想内容与《补证》类似。《校正公羊十六条》一文仅存篇名，无法考证成书时代及内容。

从廖平直接研究《公羊传》的著作来看，其《公羊》学成就集中在经学前三变时期。以《三十论》为主奠定大纲于初变，以《补证》为主完成注疏于二变、三变阶段，形成了完整的《公羊》学体系。

“荆蜀相资”，目的在于通融事力，但客观上却形成了分力局面。“荆蜀相资”此时更多而言是“荆资蜀”而已。既如此，则京湖自身兵力、财赋随之减去大半，极不利于京湖的防卫，孟珙遂有“彼若以兵缀我，上下流急，将若之何？珙往则彼捣吾虚，不往则谁实捍患”的浩叹。事实证明，孟珙所言并非杞人忧天。李曾伯在《蜀边利害奏》中说：

二、表面上否定《公羊》家法，

《公羊》学在其学术体系中不占优势

虽然廖平有一定数量的直接研究《公羊》学的著作，表现出一定的《公羊》学成就，但其《公羊》学却存在明显的矛盾性，显现出纷繁复杂的面貌。其矛盾性一方面是，表面上否定《公羊》家法，《公羊》学在其学术体系中不占优势。表现有二。

（一）表面上否定《公羊》家法

廖平在许多著作中，不但不直接援引《公羊》学说，而且存在明显否定《公羊》学的倾向。廖平在从事《公羊》学研究的前三变阶段，表面上并不强调《公羊》学的重要性。廖氏在初变“平分古今”阶段，以《王制》作为衡量今学经典的标准，认为“《穀梁》全同《王制》”，“《公羊》时参古学”。故而“今以《穀梁》《左氏》为今、古学根本”，在今文学系统中将《穀梁》的地位置于《公羊》之上。

廖氏在二变“尊今抑古”阶段，一方面强调平等看待《公羊》《穀梁》二部今文经典，“今以《穀梁》《鲁诗》为鲁学，《公羊》《齐》《韩诗》为齐学，不尊鲁而薄齐”；另一方面却对《公羊》仍多指责，“治经须谨严，不可轻肆，《公羊传》好权词酬答，自矜不穷，口辩虽雄，经例遂混”。特别是对西汉《公羊》学代表人物董仲舒、何休，清代《公羊》学代表人物刘逢禄等颇多微词。“董子号为《春秋》大师，《繁露》多不得《传》意”；“不守古训，师心自用，非也;泥古袭旧，罔知裁择，尤为蒙昧。何邵公之误用董说，刘申受之钞袭何注是也”。这些廖氏指责的对象，恰恰都是坚持《公羊》家法的。

廖氏在三变“大统小统”阶段，认为古文“大统”胜于今文“小统”。他虽认为《公羊》有沟通大、小统的作用，但价值不及作为“大统”核心的古文《周礼》。四变以后，廖氏由“今古学”转为“天人学”，不再谈论今古文之学，不再有直接的《公羊》学著作问世。

廖平在直接从事《公羊》学研究的前三变阶段，存在许多批判《公羊》家法的做法，在后三变阶段亦不提倡《公羊》学，表面上对《公羊》学持否定态度。

（二）《公羊》学的著作数量、治学时间，在其学术体系中不占优势

首先，从著作数量来看，《公羊》学著作在廖平学术体系中不占主导地位。在廖氏著作中，经部文献的数量占有绝对优势。廖平著作共有725种，另有丛书汇编11种。其中经部文献即有467种，约占廖氏著作总数的64%。在廖氏的经学著作中，又以《春秋》学及《礼》学著作最为突出。廖氏的《春秋》学著作有117种，《礼》学著作有78种，合计195种，约占经部文献总数的42%。这两类著作，是廖氏经学的精华所在。蒙文通云：“廖氏之学，其要在《礼经》，其精在《春秋》。”其中尤以《春秋》学著作数量最多，是廖氏经学的重中之重。

但在廖氏《春秋》学著作中，《公羊》学类却居于劣势。廖氏《春秋》学著作共计117种，其中含《春秋》经及三传总论25种，《左传》学48种，《穀梁》学36种，《公羊》学8种（其中已刊仅3种）。直接的《公羊》学类著作在廖氏《春秋》学著作中约占6.8%，占绝对少数。与其他《春秋》学著作相比，不仅不及同为今文的《穀梁》学著作，而且不及属于古文、为一般《公羊》学者所排斥的《左传》学著作。

其次，从治学时间上来看，《公羊》学在廖平学术生涯中不占优势地位。廖氏一生的学术分期称为“经学六变”，除第一变“平分古今”、第二变“尊今抑古”、第三变“大统小统”外，又有第四变“天学人学”、第五变“天人大小”、第六变“以五运六气解《诗》《易》”，合计六个阶段。

廖平的《公羊》学著作合计8种，除1种著述时间不明外，3种完成于初变阶段，4种完成于二变、三变阶段，均分布于“经学六变”的前三变阶段。廖氏生于1852年，卒于1932年，享年80岁。“经学六变”包含了其治学的主要阶段，“初变起光绪六年庚辰（1880）”，六变“讫（民国）二十一年壬申（1932）”，共计52年。其中，经学三变至光绪三十年（1904）结束，廖氏曾进行《公羊》学研究的前三变时间跨度共计24年，约占“经学六变”时长的46.1%。故从治学时间来看，廖平研究《公羊》学的时间在其治学历程中不占优势。

从表面上看，廖平在思想上不主《公羊》家法，其著作、治学精力亦不以《公羊》为主。如蒙文通认为：“《穀梁》释经最密，先生用力于《穀梁》最深”；“廖师既通《穀梁》，明达礼制，以《穀梁》《王制》为今文学正宗，而《周礼》为古学正宗”。这样看来，似乎廖氏虽在《公羊》学方面有所建树，但其《公羊》学著作在其学术体系中只是对《穀梁》《王制》的补充。

三、实际上暗用《公羊》，

其《公羊》学著作影响较大

廖平在表面上否定《公羊》学，《公羊》学在其学术体系中不占优势，但较为矛盾的一点是，廖氏实际上对《公羊》学却多加引用，其《公羊》学著作产生了较大社会影响。

（一）大量著作暗用《公羊》学说

廖平表面上否定《公羊》学说，实际上却有大量著作暗用《公羊》学说。廖氏在《公羊》学以外的著作中，以及在经学前三变之外的治学阶段，都暗用过《公羊》学说。

首先，《穀梁春秋经传古义疏》暗用了《公羊》学说。该书是廖平《穀梁》学代表作，初创于光绪六年（1880），至光绪十九年（1893）刊刻，跨越了廖氏经学初变、二变阶段，存在不少以《公羊》解《穀梁》的做法，特别是使用了“通三统”“王鲁”等《公羊传》专用术语。例如，《古义疏》隐公九年“聘诸侯，非正也”，廖氏注云：“周时制，天子实聘方伯，《春秋》乃为不下聘，所以尊天子也。……王者必通三统，明天命所授者博，非独一姓也。”疏云：“孔子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继周，谓《春秋》也。又曰：‘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乐则《韶》《舞》。放郑声，远佞人。’时、辂、冕者，通三统也。乐用《韶》者，备四代也。尹更始云七庙据周礼，则余多夏殷礼也。”利用《公羊传》“新周、故宋、以《春秋》当新王”的“通三统”理论，对《穀梁传》中春秋时天子不聘诸侯，异于周制的做法进行了解释。

又如，桓公元年“孔子，故宋也”，廖氏注云：“孔子修《春秋》托王，有继周之意，故得顾其私亲故宋也。”利用《公羊传》孔子寄托新王于鲁的“王鲁”学说，解释了《穀梁传》中孔子以宋国为故国的做法。

其次，《王制集说》是廖平《王制》学的代表作。该书成书于光绪十二年（1886），刊刻于民国四年（1915），始撰于经学初变阶段，完成于1906至1908年间的经学四变阶段。其中不仅包含廖氏前三变所主的古今之学，亦包括第四变所主的“天学人学”，而其间亦多暗用《公羊》学说。例如，《王制集说•凡例》云：“《公羊》礼多与《王制》不同。旧以为采用古学，而纬书、子书亦多同其说。又《王制》三公九卿，而《千乘》言四辅，《昏义》言六官，《曲礼》言五官，此类固多异名同实，而实为《王制》佚义者亦不少。……至于确系异实，考如其与古学实系不同者，则定以为《王制》佚义。”一反前三变期间认为《公羊》“时参古学”，与纯为今学的《王制》不合的观点，认为《公羊传》与《王制》“异名同实”者为《王制》佚说；与《王制》“确系异实”者，若与古学不同，亦为《王制》佚义，主张调和《公羊》《王制》。

又如，《王制集说》云“祭用数之仞，丧三年不祭，惟祭天地、社稷为越绑而行事”，廖氏注云：“《公羊传》曰：‘《春秋》天道备，人事洽。’凡书鬼神时令，皆为天道。王伯为人学之初基，因其与天学悬绝，故必记时令、祭祀、灾异以存天学之宗旨，故曰人事洽于下，而天道备于上。盖皇帝平治天下，亦如今日之中国必与外国交涉。外交得宜，而后中国安，鬼神受享，而后天下治。天学即所以助人事，使上天下地，虽抨格而可致太平。其理至为精微，此不过就粗浅者言之也，祭祀之说，何足哉也。”不仅引用《公羊传》解释《王制》中丧期可祭祀的做法，还将《公羊》学与经学四变阶段所提倡的天学、皇帝学相结合，阐发此阶段的经学思想。

部分《公羊》学者，直接研究《公羊》学的著作较少，但却能以《公羊》微言大义解说其他经典，被视作广义的《公羊》学者。例如，常州学者戴望的《注论语》虽不直接研究《公羊传》，但发挥了何休“通三统”“改制”等《公羊》义理，仍被列为广义的《公羊》学著作。前述廖平既以《穀梁》《王制》为经学中坚，则其暗用《公羊》的部分相关著作亦可列入《公羊》学范畴。廖氏直接研究《公羊》学的著作虽集中于其经学前三变阶段，但实际暗用《公羊》学说者亦超出了这一时段。如将这部分实际使用《公羊》学说的著作列入《公羊》学领域，则廖平从事《公羊》学研究的著作数量和治学时间都将大大增加。

（二）对晚清《公羊》学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廖平不仅有直接研究《公羊》学的著作，还存在许多暗用《公羊》的著述，对晚清《公羊》学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首先，廖平《公羊》学对晚清《公羊》学的传承产生了重大影响。廖平之学上承王闿运。王氏曾作《公羊春秋笺》，是晚清著名的《公羊》学者。他于光绪五年（1879）至光绪十年（1884）年任成都尊经书院院长，讲学重视《公羊》微言大义。廖平则于光绪三年（1877）至光绪八年（1882）就读于尊经书院，早期受督学四川的张之洞影响致力于乾嘉朴学，其后发展出“平分古今”“尊今抑古”的经学初变、二变之说，无疑与其就读于尊经书院期间受到王闿运影响有关。

廖平之学又下启康有为。光绪戊子（1888）、己丑（1889）年间，康有为尚未与廖平相识，就已阅读了廖氏《今古学考》，廖平在光绪戊子、己丑年间就已被康有为所欣赏。“广州康长素奇才博识，精力绝人，平生专以制度说经。戊己间从沈君子丰处得《学考》，谬引为知己。”光绪庚寅（1890）二人于广州相会，廖氏以《知圣篇》《辟刘篇》相示后，康有为更是在其影响下，著成了奠定戊戌变法思想基础的《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丁亥作《今古学考》，戊子分为二篇，述今学为《知圣》，论古学为《辟刘》。庚寅晤康长素于广州，议论相合，逾年《伪经考》出。”其中《知圣篇》的核心观点“孔子作六经托古改制”、《辟刘篇》的核心观点“古学为刘歆伪造”，分别为《改制考》《伪经考》所继承。虽然日后康有为对此百般否认，但其弟子梁启超也不得不承认“有为之思想，受其影响，不可诬也”。

其次，廖平《公羊》学实现了清代《公羊》学核心概念的转变。“王鲁”是《公羊》学的特有概念，即认为孔子在《春秋》中将王道寄托于母国鲁国。汉代《公羊》学家董仲舒、何休等即对“王鲁”说多有论述。如何休云：“《春秋》托王于鲁，因假以见王法。”清代《公羊》学者，也多继承汉人“王鲁”之说。刘逢禄曾对《公羊》学者坚持“王鲁”说的原因有所论述：“或曰：‘通三统者，新周、故宋、以《春秋》当新王也。夫制新王之法以俟后圣，何必于鲁？’曰：‘因鲁史之文，正以避制作之僭。’”认为孔子确有建立新王之制的理想，但碍于不在君位，只能将其隐晦地寄托于鲁史之中。

廖平《公羊》学则在“王鲁”说之外，又提岀“素王”说。他在《主素王不王鲁论》中提出：“‘王鲁’之说，久为世诟病。……若今之去‘王鲁’而主‘素王’，则主‘王鲁’者，多年积久，而悟其非。诚为去伪以存真，岂曰望文而生训？……若以为‘王鲁’，则《春秋》有二王，不惟伤义，而且即传推寻，都无其义。此可据经传而断其误矣。又《公羊》精微，具见纬候，凡在枝节，莫不具陈，而‘王鲁’全经大纲，纬书并无其语，而言‘素王’与孔子主王法乘黑运者，不下三四十见，此可见本素王而不王鲁矣。尝以师说考之，司马迁云：《春秋》‘据鲁、亲周、故宋’。而孔子受命改制，作为玄圣，为王制者，凡数十见。”认为“王鲁”不见于《春秋》经及纬候，“素王”说才符合《春秋》本义。该学说认为孔子无天子之位而有天子之德，亲自创作《春秋》，表达了其“受命改制”的理想。

“王鲁”说认为孔子将新王之法寄托于鲁史之中著成《春秋》，虽较认为六经乃先王之政典的古文学者更加强调孔子的作用，但仍然只认为孔子是一位借助古史寄托理想的学者。“素王”说则将孔子直接推到了前台，使其成为能直接表达政治主张的思想家和改革家。康有为在《孔子改制考》等著作中，继承了廖氏“素王”之说，提出“孔子为制法之主，所谓素王也”，正是看到了“素王”说主张孔子亲自著书改制，突出了孔子的主体性。他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神化孔子：“夭既哀大地生人之多艰，黑帝乃降精而救民患，为神明，为圣王，为万世作师，为万民作保，为大地教主。”将孔子的地位抬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以期利用孔子“圣王”“教主”的权威性，更好地推广变法主张。

正因为廖平对晚清《公羊》学的传承和核心概念形成做出了重大贡献，推动了晚清《公羊》学的发展，故而廖氏《公羊》学在其学术体系中影响最为突出。当时张之洞就认为：“《湘学报》卷首即有素王改制（略），尔后又复两见，此说乃近日公羊家新说，创始于四川廖平，而大盛于广东康有为。”蒙文通也认为：“廖师以其余力说《公羊》，言《公羊》著者悉未之逮，廖师遂以《公羊》名于世，凡知廖师者皆在《公羊》，不在《穀梁》。”廖平学术虽不仅限于《公羊》学，但因为其中《公羊》学占有相当成分，产生了重大影响，故而廖氏习惯上被归为《公羊》学者。

中国近代面临“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学术界呈现出中西、汉宋、古今之学相互碰撞、融合的局面，许多学者的学术面貌也都矛盾复杂。廖平学术遍及四部，内容庞杂，前后多变，经历“经学六变”，故而其学术复杂、矛盾的特点更为明显。有学者认为：“廖平所建立的尊孔尊经的经学理论，从形式上讲是传统经学的，但在具体建构素材上却是古今中西的各种学说。从而使廖平的经学在形式与内容上，存在不可解决的内在矛盾。”廖氏《公羊》学的矛盾性，正是这一内在矛盾的具体表现。这就要求在研究廖氏学术时，一方面要谨慎鉴别其著作类别、治学阶段和思想倾向，不可将其一味视为《公羊》学著作；另一方面则要正视其《公羊》学著作的实际规模和影响，将其研究《公羊传》和实际应用《公羊》学说的著作皆归入其中，将廖氏作为特殊的《公羊》学者加以考察，力求对廖平《公羊》学的成就及其对晚清学术的影响做出正确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