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梅：清末民初新兴女子教育对四川女性文学发展的影响

从19世纪末的戊戌变法开始，巴蜀社会便开启了艰难的现代化历程。历经四川保路运动、辛亥革命、“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近代巴蜀社会的政治体制、经济发展模式、文化思想、社会结构等方面都在经历着巨大的变革。重大的社会变革既影响到了女性的生存状态，又给延续了几千年的性别观念、社会性别制度与两性关系造成了强烈的冲击。

以男尊女卑为核心的传统妇女观渐渐被以男女平等为核心的妇女观取代。在此基础上，新的伦理道德、新的女性行为规范和新的两性关系模式等社会性别关系的新秩序都开始在摸索中重构。在这一系列的新变之中，对女性命运影响最深远的莫过于教育权的获得。与家国同构的古代社会不同，现代学校是按照现代社会的基本原则建构起来的。从某种意义上说，女性解放思想和女性文学正是在这样一个现代的社会空间中被孕育和孵化。

一、地方人事合力与四川女子学堂的兴办

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清政府1904年颁布的《奏定学堂章程》系列规定首次正面谈及“女学”。其中，《奏定蒙养院章程及家庭教育法章程》中的“蒙养家教合一章”明示“以蒙养院辅助家庭教育，以家庭教育包括女学”。虽然，此次颁布的章程是将女子教育限定在家庭教育范围之内，并没有在学制系统中给“女学”以独立的地位，但却为民间“女学”的发展预留了转圜之地。也正是在此前后，有别于传统“女教”的新式社会化的四川女子学堂次第开办起来。1907年，清政府颁布了《女子师范学堂章程》和《女子小学堂章程》，终于在全国学制系统中正式承认了女子教育的合法地位。然而，“女学”的发展也并没有因此走上康庄大道。正如学者黄湘金在《“癸卯学制”与晚清女子教育》一文中所论，“晚清学务部门的行政力量非常有限，有令不行、禁而不止是晚清教育界乃至晚清社会的习见状态，因而女学的命运，更多取决于督抚、地方官员对女学的好恶，以及二者与一地士绅的合力或角力的结果。”不仅晚清如此，民国初年由于政权的频频更迭更是如此。具体到四川而言，女学教育是在地方官员、官绅夫人、军阀、先进知识分子、士绅等多方人事交错博弈下曲折向前发展的。

清末，四川总督岑春煊及其继任者锡良都是志在振兴四川的封疆大吏，在他们的任期内都积极响应清政府“兴学育才”的新政，并采取了一系列有力的措施来促进包括女学在内的四川新学的发展。1902年，四川当局设立了省临时教育行政机关学务处，省内各府厅州县也奉文陆续将儒学署改为学务局。此外，1904年，四川又成立省学务调查所，各府、直隶州厅设立学务综核所。在省学务处的统一调度之下，大部分府厅州县积极动作，各级各类或官办的或民办的新式学堂自此开始大规模的兴起。不仅如此，四川督署还将各地政府新学堂开办情况作为考核地方官政绩的重要内容。“1905年，锡良给办学积极有效的简州知州、什邡知县等15人记功，对敷衍了事，禀报不实的绵州知州、郫县知州等11人记过，次年又通报嘉奖办学‘不愧表率’的邛州知州方旭一干人。还奏请朝廷将方旭从五品知州迁为与督抚并行的四川提学使。同时将‘学务毫无整理’的剑州知州茹汉章等免职。”

在这有利的政治氛围中，1903年，重庆成立了第一个振兴女学的民间组织“女学会”，并制定了纲领性文件《重庆女学会章程》。在该章程中明确了本会的宗旨：“凡有关于女学之责任，如整齐学务，建立学堂，编书购器等事责，本会皆尽力肩任之。无论会内外诸友，有以女学事来询或托办有关女学之事，本会皆可代办，总期让无学之女为有学。”随后该会即设立了女子学堂。1905年，泸州也成立“女学会”，并创办了女子师范学校和女子初等高等小学堂。在兴办女子学堂的民间势力中，除了开明的士大夫鼎力支持之外，士绅夫人也是尤其值得注意的力量。她们或是女学堂的呼吁者、或是捐助者、或是主持者、或是教员。1904年，川省已故布政使之妻皮氏，特到京要求清政府明令各省筹建女学堂以及准许妇女游学。华阳陈罗澂女士邀约多位同道姐妹，在成都集资租地，聘请中外女教员，创办了淑行女塾。该校美誉度很高，很多女学生毕业后到各地女子中、小学任教，在川内泽被甚广。1906年，杨兰芳、夏淑亨、蒋代贞、王助源等几位当地知名士绅夫人不仅在泸州成立了女学会，还大力支持泸州各类女子学校筹建和兴办的各项工作，其中王助源被聘为川南女子师范传习所的教师。学台罗湘兰夫人罗旭芝在成都创办了毓秀女学，不仅聘请日本教员，而且还为学生订《女界钟》等进步杂志。同年，荣县黄英女士邀约同道开办了荣县私立开明女塾，该校既有女子初等科，也设有速成女子师范。1910年，嘉定府女子师范学堂成立，王琼女士被聘为监督，席张永女士被聘为监学，李德英、关柯芝两女士被聘为教员。

清末兴学以来，教育经费由各地方自筹解决。因此，任何地方势力都将工作重点放在解决办学经费的问题上。经费是否短缺也成了女子学堂兴衰的关键。晚清，地方官员主要采取了以下几种筹款方式：“一、将原有学田局产业（包括书院、义学、社学田产）拔归劝学所管理；二、提留地方公款；三增加捐税（如邻水县加收市场使用费，牲畜捐百分之二，斗息捐百分之三，秤息捐百分之二，田产买卖契税中收价银的百分之一补充教育经费）；四、奖励捐款，捐资产达一千两以上者，总督奏请皇帝嘉奖，并在本籍建坊表彰；其他捐资助不计数额大小都给予一定的荣誉；五、将刑狱诉讼之罚案银的一部分拨充学款；六、提拔庙会、神会、行会、善堂之产业做学产；七、学生学费。”事实证明，这些措施对女学的发展起到至关重要的保障作用，以致部分私立女子学校后来因经费不足纷纷商请改为官立。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由于政局动荡不稳，四川也陷入了军阀连年混战的局面。1918年，四川实行“防区制”，执行各师饷款就地划拨的政策。各军阀便趁机任意截留各种税款，导致教育经费严重短缺，这对四川女学冲击极大，很多学校因此停课放假。在先进知识分子的领导下，四川于1922年和1927年先后爆发了两次争取教育经费独立运动。在强大的舆论压力之下，前有刘湘，后有刘文辉、邓锡侯、田颂尧等当权者先后召开教育会议，议定划拨全川肉税为教育专款，实行教育经费独立。虽然该决议在实际执行过程中不尽人意，但是四川女学仍有所发展。

在四川当局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合力下，四川女学虽然起步晚，但是发展势头迅猛，态势良好。根据《中国近现代女子教育》转录的光绪三十三年全国女子学堂统计表显示，1907年，四川有女子学校70所，学生2246人，教员157人，仅次于直隶、江苏两省。根据《重庆海关1912—1921年十年调查报告》的统计，1916年四川女子学校共有495所，女学生共有24624人，男女教员共计22172人，校长及监学15257人。可以从这两者数据中看出，从1907到1916不到十年的时间，女子学校增长7倍多，女学生的数量激增11倍多。1907年，四川女子学校和女学生的数量位居全国第三；1916年，四川女学堂和女学生数量都约占全国8%，这一数据虽然较之前有所下滑，但是相较于民国初年四川政局混乱时的情况而言，也是不错的成绩。如《重庆海关1922—1931年十年调查报告》所说，“如果学校数目可以作为教育发达的凭准，则四川在全中国内，可以认为位居第二位。”可见，20世纪20年代的四川新学，当然也包括女学，在度过艰难期之后，经过奋起直追，取得了非常优异的成绩。

与传统“女教”将女性活动主要限制在家庭领域不同，现代新式女子学堂本身就是按照现代社会基本原则建构起来的社会空间。在古代社会里，“中国女性的命运是在这个家国同构的社会结构中先天地被注定了的。也就是说,只要中国社会还是一个家国同构的社会,任何女性的个人命运的改善都是个别的、偶然的、随时都可以发生逆转的文化现象,而女性受到男权主义的压迫则是一个普遍的、绝对的、不可逆转的铁的历史事实。”换句话说,要改变中国女性的命运，首先需要建构一个打破家国同构社会结构的社会空间，而现代学校则刚好是这样一个提供新知、孕育着民主、平等与自由的社会空间。

二、课程和师资：从女学生到女作者

现代四川女性文学与女子中等师范教育的联系十分紧密。据统计，1924年，成都高等师范学校招收第一届大学预科生共143名，其中女生3名；1925年，成都大学招收260名大学预科生，其中女生15人；同年，华西协合大学计有女生8名。可见，四川接受高等教育的女子人数寥寥无几。与此相反，四川女子中等师范教育却快速发展。从1903年至1930年，四川省女子师范学校及女子中学增至几十所。1907年3月8日，清政府应时颁布了《女子师范学堂章程》。该章程规定，女子师范以“养成女子小学堂教习，并讲习保育幼儿方法，期于裨补家计，有益家庭教育为宗旨”。女子师范学堂可设师范科和预科，师范科修业年限为四年，预科为一年。师范科具体的课程有：“修身、教育、国文、历史、地理、算术、格致、图画、家事、裁缝、手艺、音乐、体操。”预科的科目参考女子高等小学堂第三、四年程度制定。学部自知该章程明显落后于全国各地女子师范蓬勃发展的实践，因此在文件中明确规定，“其已开办各女学堂，务须遵照此次奏定章程以示准绳。倘有不守章，渐兹流弊者，管理学务人员及地方官，均当实力纠正。总以启发知识，保存礼教，两不相妨为宗旨。”的确如此，早在1903年，重庆女学会就拟定了《女学师范学校办事章程》，章程规定“女学师范课程分字义文法、家政及修身、历史、学书、粗浅算术、歌诗六种，并临时添设裁缝、音乐、画绣及美术等课程。”两相对照，我们发现无论是清廷学部还是四川民间办学力量，虽然都主张开设一些西学课程，但是都以传统“女德”思想的灌输和家政能力的培养为主要教学内容。1911年辛亥革命后，受到新思潮、新思想的影响，这一现状才得以渐渐改变。以1911年为界，可以看出四川女子师范学校课程设置及师资前后明显的变化。

以“四观”为核心的新教育代替以“女德”为核心的修身教育。在清政府颁布了的《女子师范学堂章程》中，将传授女德为主的修身课程放在了首要的位置，“其要旨在涵养女子之德行，期于实践躬行”，并指定了教材，即《列女传》《女诫》《女训》《女孝经》《家范》《内训》等等。不仅如此，作为“女德”的延伸课程，即家事、缝纫、手艺等家事科的课时比重占了总学时的三分之一。省城女子师范学堂、泸州官立女子师范学堂、嘉定女子师范学堂等四川女子师范学校大都依此践行。此外，女子学校还“要择年高有德、古董不堪的来掌女子教育。其目的是在有胡须的，他的古时道德，一定讲得好，可为活泼泼的女子的模范的”。这意味着女学生虽然走出家门，但依然被限定在“男主外女主内”的旧式社会分工上。辛亥革命、尤其是新文化运动以后，随着男女平等思想的传播以及人们对女性价值的重新思考，这种以灌输“女德”为核心的修身课程以及作为其延伸的家事科越来越遭到人们的质疑，其在整个课程体系的比重大幅度下降。

据傅子筼回忆，1911之后，省城女子师范学堂的主事者陆慎言先生锐意改革。除了读经之外，在校增设了“国文、算术、历史、地理、生物、化学、伦理、体操、音乐、造花、工艺等课程。同时聘请了两位日本籍女教员：一名金野女士，教音乐、体操两科；一名田天女士，教造花、工艺两科”。新文化运动之后，该校又将教育部颁发的“青年训练大纲”作为学校的总体教育目标。而部颁“青年训练大纲”的核心就是“四观”教育，即认清生活目的和意义的“人生观”、认清中华民族是富有创造精神且对世界文化有独特贡献的“民族观”、认清个人与国家的关系且了解国家现状及此后努力方向的“国家观”、认清近代国际社会性质和关系的“世界观”。其他大多数女子师范学校也纷纷效仿。为了贯彻“四观”教育，许多学校将课程结构作了相应的调整。比如，四川嘉陵女子师范学校将课程主要分为三类：公共必修学程、专修学程、选修学程。在公共必修学程中，“人生哲学”课、“公民”课已代替“修身”课和“伦理”课，且学分高至四分。在专修学程中，“社会学及社会问题”“世界地理”和“世界历史”等开拓眼界、启发思维的课程也悄然出现。“家事”课则下滑为选修学程，学分也低至为一分。在选修学程中，“哲学大意”“中国近百年史”和“地质学”等课程，即使与前两类中的某些课程有部分重复，不仅被排在“家事”课前面，而且学分更高。

可见，四川女子师范学校通过在狭窄的教育生存空间里腾、挪、闪、转，不仅将禁锢了女性几千年的“女德”教育悄然转变为蕴含现代启蒙思想的“四观”教育，还将明显包涵着现代科学精神的细密的专业科目取代充分体现旧式男女角色分工模式的家事科目。新的教育理念及其课程设置不只是反映了四川近现代社会两性关系的微妙变迁，更为重要的是，女学生获得了新知，开阔了眼界，并由此开启了对人生、社会、世界等问题的独立思考。省立第二女子师范校谢明源的《独立与合群》、韩昭明的《道德与法律》和朱荣芳的《平等之真义》等文章相继展开了对“个体与全体”“道德与法律”和“平等与专制”等问题的思考。

重视国文教育和写作训练。四川女子师范学校大都十分重视对学生进行国文教育和写作训练。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开设的国文课程是国文与国文学，这门课程又被细分为讲读、文法、作文、文学史等几大部分；省立第二女子师范学校开设的国文课程主要有：国文、国语、国文文学、文牍、儿童文学、文化史等；嘉陵女子师范学校开设的国文课程更加细致：国文、文学概论、文字学、修辞学、国语文法、中国文学史、应用文等。可见，从语言、文字、修辞、文法、文体、文学史等角度，“国文”课程被细化为近十门子课程，且大多为专业必修课程。

参之以同一时期成都高等师范学校国文部和成都大学中文系的课程安排：

成都高等师范学校国文部开设的课程：国文及国文学、历史、哲学、美学、言语学、日语等，成都大学中文系开设的课程：国文、文学概论、中国文学史、诸子、经学、文心雕龙、史记、宋词元曲、古今诗歌、文学学、音韵学、目录学等，我们发现，成都高等师范学校国文部仅仅笼统地开设了一门“国文”课程，即国文及国文学。结合国文以外的其它专业课程来看，成都高等师范学校国文部重在从群经、历史、哲学、美学等大文科的知识框架中培养学生综合性的文科能力。而成都大学中文系更在意学生古代文化、古代文论和古代文学等相关课程知识的掌握，校方把着力点放在夯实学生古代文化与文学底蕴的培养上。与以上两所学校国文课程的教学方向不同，四川女子师范学校将教学重点放在了“辞章”之学上。“辞章”教学重在实践中训练技能，故其着眼于字、词、句、段、篇等具体文段的吟诵、品味和仿写。教师主要通过上课、作业和考试等教学环节对学生进行扎实、系统的训练。省立嘉陵女师明确规定将作文课纳入师范科前五学期的课程设置之中，让学生反复训练写作能力。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师范科学生的假期作业除了阅读新书并作读书报告之外，还要求写作日记和收集地方民歌故事。省立第二女子师范学校师范科学生的期末考试卷共有字义、句义、习惯语义和文学常识等四种题型，题量分别为25题、25题、20题和30题，每题一分，共100分。无疑，这一系列的训练对个体文学鉴赏和写作能力的培养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

除了一系列显性的“国文”和“写作”课以外，女子师范学校主事者们在相关隐性课程的安排上也花费了很多心思。每天午后课毕，四川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安排各科教员轮流到图书室指导学生阅读书报并答疑。这其中当然也包括各类国文课的老师。该校每学期还举行演讲和征文比赛，从书面语和口头语两个层面来训练学生的语言组织能力。四川省立第二女子师范学校则不定期地邀请校外老师到校给学生进行各类主题的演讲，以丰富学生的见闻。嘉陵女师也认为若要课程顺利地进行，尤须注重课外的特殊指导。因此，校方明确要求老师对学生进行校内、外作品发表的指导。此外，很多学校还组织学生走出校门或踏春或秋游，启发学生托山水之情于篇章、感于世情探究人生，让学生领悟生活和写作之间的密切联系。

深受新文化启蒙主义影响的教职员：综合三所省立女子师范学校的教职员一览表、民国报刊的相关文章和三校师生的回忆录、传记等资料，可以看出四川女子师范学校的教职员主要由三类人员组成。一类是具有较深国学根底的人。其中，有的人到日本考察过学务，有的人身怀科举功名。在四川女子师范学校的草创期，他们起到过重要作用。二是国内外各类新式学校的毕业生。这一类人员数量众多，其中大多数人深受新文化启蒙主义的影响。他们是四川女子师范学校发展的中坚力量。三类是日本女子师范学校的毕业生。这类人员比例较少，但她们为四川女子师范学校带来了新的管理和教育经验。

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的校长陆慎言是第一类人员的代表。陆慎言是清末举人，官至内阁中书，后来东游日本，毕业于日本弘文师范学校。回国后，创办淑行女塾(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的前身)。据胡兰畦回忆，该校在草创时期，“陆益之是一个守旧举人，他主管的这个学堂专门宣扬孔孟之道，要求女学生恪守……女训，讲幽娴贞静，三从四德，头发要梳时髦的松三把；衣服要穿长过膝三寸的，不能穿短的……总之，一切要遵循封建道德规范。”但是，辛亥革命后，受到新思想、新文化的影响，陆慎言的思想日趋进步。傅子筼在《忆淑行女塾》一文中谈到，“1919年五四运动，成都全市学生积极行动，在祠堂街少城公园广场集会，反对卖国廿十一条。女校只有女师参加了这次爱国行动。当时由学校的工友抬上校名横旗走在队列最前面。校长、教员亲自领队，各班学生由体操教员罗仲渠编队列后，女监学先生在学生队旁同行。沿途由体操教员以口笛喊一、二、三、四的口号整齐步伐。”在四川女子师范学校的教职员中，像陆慎言这样具有新旧双重性质的人不在少数，这反映了“传统士大夫在告别庙堂之位后对于知识分子民间岗位的一种现实选择”以及“他们作为具有现代意识的知识分子对于自己启蒙使命的一种自觉承担。”③女学生正是在保守主义与激进主义来回剧烈摆荡的校园氛围中、在新旧文化的强烈冲击中确立主体意识，从而完成从深闺淑秀到新女性的社会角色的转变。

曾任教省立第二女子师范学校的萧楚女、张闻天、卢作孚、唐现之、博古等人无疑是第二类人员的杰出代表。萧楚女在该校任教时，同时兼任被誉为重庆新文化阵地《新蜀报》的主笔。他一边在课堂上革新教学内容，将《新青年》及新文学纳入教学范围；一边在刊物上开辟“社会青年问答”专栏，解答青年求学、就业、婚恋等方面的问题。他以讲台和刊物为阵地，既不遗余力地针砭时弊，又努力宣传新思想、新文化和新出路，让女学生们从社会层面认识到必须将自身解放和民族解放结合起来。张闻天文名与才情兼备。从某种程度上说，他创作的《旅途》是“革命加恋爱”小说的滥觞。到学校执教后，他不仅大力宣传新文化，抨击旧道德，主张男女平等和恋爱自由。他还通过自己独特的教学方式让学生们去领悟如何将“民主”“自由”和“女性解放”等时代话题与文学创作联系在一起。卢作孚的国文教学改革也是独具特色的。他不仅在课堂上让学生自己选文和讲解，而且还让她们自拟题目进行写作。因为，他认为让学生自己选文讲解，必然会导致她们在课后投入大量的精力去琢磨所选的文章，而要创作出富有天才的好文章，一定是作者自己特别想要说的话。此外，著名教育家唐现之在任教期间改编了一出话剧《教育救国》。该剧上演后在学生中反响很大，一方面起到了宣传民主教育的作用，另一方面有效地启发学生们要突破“小我”的园地，将观察与思考的触角伸向广阔的天地。

在四川新式学校的师资构成上，“讲演团”是一个特别的存在。他们实际上构成了四川新式学校的“流动师资”。1921年，川东道尹叶炳臣聘请了邓中夏、黄日葵、高一涵、陈启修、陶孟等来自北京和南京两地的知名学者组成“暑期讲学会”到四川来讲学。他们针对四川闭塞落后的现实，以教育革新、男女平等和社交公开等为主题进行演讲，所到之处，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其中，省立第二女子师范学校的学生对邓中夏等人的讲演感触尤深。二师的校长长期不到校，主持工作的教务长管理极其保守严苛。在邓中夏等人演讲的启发下，省立第二女子师范校的学生们为争取自己的合法权益掀起了史上闻名的“择师运动”。在众人的努力下，这场反对封建旧教育争取女子教育改良的择师运动以当局允诺物色新校长而胜利告终。1923年，恽代英带着他的9名学生组成“旅行读书团”在重庆一带活动。他们通过组织读书会将青年学生聚集在一起，就求学、家庭婚姻、思想和时局等问题展开热烈的讨论。针对讨论中的疑难问题，恽代英常常深入浅出地发表自己的观点，对青年学生震撼很大。在这被崇山峻岭包围的巴蜀地区，四川新学在师资上的巧妙“借力”，无疑极大地助推了学生们的快速成长。

总之，无论是校内的新派教师，还是校外的新锐学人，与其说他们给女学生们讲授了具体的新知识，不如说在她们的思想中掀起了巨大的启蒙风浪。这风浪不仅让她们重建自己的精神人格，甚至还影响了她们人生道路的选择。

三、校刊：最初的实践地

根据笔者所查阅的资料，四川三所省立女子师范学校都创办了校刊。王绿萍在《四川报刊五十年集成（1897—1949）》一书中记载“《四川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校刊》1933年1月在成都出版，该校出版委员会编行”。然而，该刊卷首赫然刊登的阐述刊物复刊原因的“复刊词”，表明该校刊原已存在。至于何时创办，该文没有提及。复刊的第一期共有七个栏目：复刊词、论答、研究、文艺、教育、转载和校闻。四川省立第二女子师范学校的校内刊物主要有《四川省立第二女子师范学校特刊》《四川省立第二女子师范学校校友会月刊》和《四川省立第二女子师范校友会期刊》等几种。《四川省立第二女子师范学校特刊》1922年7月2日在重庆创刊，4开4版。在第1号第一版上刊登的《宣言》阐明了出版目的，“各抒所怀，分期以出。言者得以传其声，默者得以喻其志。集群情以为喉舌，合五味以作和美。长言短歌，曼声杂咏，是则任本校同人自择者。”《四川省立第二女子师范学校校友会月刊》1929年约11月或12月在重庆出版，16开本。该刊栏目有学术、论著、文艺、艺术和杂俎等。《四川省立第二女子师范校友会期刊》1931年在重庆创刊，重庆第二女子师范校友会编辑发行。目前笔者能查阅到的三期分别发行于1929年、1931年和1934年。1929年发行的主要栏目有：叙言、学校纪事、学术、论著、文艺、艺术、杂俎等；1931年发行的主要栏目有：发刊词、记载、论著、社论、教育、文学批评、读书札记、文艺和诗等；1934年发行的主要栏目有：叙言、论著、书札、读书札记、文艺和诗词等。地处南充的四川嘉陵女子师范学校的校内刊物主要有《四川嘉陵女子师范学校周年纪念特刊》和《嘉陵女师校刊》。《四川嘉陵女子师范学校周年纪念特刊》1928年10月15日在南充出版，主要探讨女子教育问题。《嘉陵女师校刊》约1928年在南充出版，主要栏目有本校纪事、论说、报告、文艺和特载等。以上三所省立女子师范学校的校内刊物不仅由本校师生编辑，而且绝大部分的稿子都由本校师生撰写。总的来说，记载、社论、转载、特载等栏目主要追踪社会热点和时政要事，这说明刊物的主创者们密切关注着激荡的社会文化思潮；文艺、诗词、读书札记、论说等栏目基本上都是女师学生们课堂内、外的作品，女学生与新文学就这样在时代提供的历史际遇中结合在一起。

纵览各女师校的校内刊物，有两大特点较为突出。一是新旧文学杂糅。与上世纪20、30年代全国新文学创作已成绩斐然的局面不同，四川三所省立女师学校的校内刊物还呈现出新旧文学兼收并存的状态。以四川省立第二女子师范学校的校内刊物为例，1929年约11月或12月发行的《四川省立第二女子师范学校校友会月刊》还是一本旧文学色彩极浓的刊物。就新旧文体的数量来看，“文艺”栏目共46篇作品，由骈散古文、旧体诗词、现代散文和诗歌混编而成。其中，骈散古文和旧体诗词共32篇，现代散文和诗歌仅有14篇。就语体形式而言，大多数作品的语言是文白夹杂的风格，纯粹使用现代白话文写作的文学作品只有14篇。然而，这14篇作品的白话文水平已达到较高的水准。令人奇怪的是，在白话文已经掌握得比较熟练的情况下，为什么运用文言文创作的作品仍然占多数呢?就本期刊物刊登的国文老师周君坞2篇研究旧体诗的论文和9篇骈散古文和旧体诗词的情况来看，结合学生廖宗敏在《入校后与友人书》一文所说，“此期特聘周君坞，担任国文，周师较之上期先生，学超十倍，其所选授，皆古文之新奇宏丽者，……讲授甚妙”，以及学生熊化莲在《论现代文学之弊》一文中论述的核心观点，现代文学“其思想多涉邪僻论，……其文体多靡颓不振，其词句咸粗鄙厌目，……推溯其源盖源于作者不学、兼乏修养、偏重个性。其文自坠于肤浅一涂”等情况，该期的整体风格应该是深受这位旧学功底深厚的国文老师好恶的影响。

与1929年约11月或12月发行的《四川省立第二女子师范学校校友会月刊》相比，1931年发行的《四川省立第二女子师范校友会期刊》呈现出偏重新文化新文学的整体风格。就栏目设置而言，出现了“社论”“诗”和“文学评论”等新栏目。“社论”一栏共刊登了三篇文章，即《独立与合群》《道德与法律》和《平等之真义》等。这三篇文章的关键词，即独立、法律和平等，都直陈新文化的要义。在《独立与合群》一文中，作者对“独立”与“合群”这对极具现代色彩的抽象词汇所作的思辨，至今读来，仍然发人深省。“夫独立之反面为依耐，合群之反面为营私，……故凡一群之中，必其人人皆可以独立，然后结合为团体，有严密之组织，有共同之目标，斯其群乃强有力者也。”虽然，在“诗”栏目中格律诗仍占多数，但却将新诗《火灾》作为主推作品，放在该栏目最醒目的首篇版面位置。而“文艺”栏目不再刊发骈散古文，取而代之的是发表表达现代人现代情思的现代散文。虽然，文白夹杂仍然是整本刊物主要的语言形式，但是，使用纯正的现代白话文创作的作品已经屡见不鲜。然而，历史好像总在迂回前行，1934年发行的《四川省立第二女子师范校友会期刊》又呈现出浓郁的旧文学色彩。首先，该刊卷首的“叙言”是国文老师周君坞用充满古典趣味的骈散古文体写成。其次，在“文艺”栏目中，多篇相同题目的语体拟古散文同时出现，可能是周君坞老师在课堂作业中挑选出来的优秀之作。然而，即便如此，该刊依然刊登了2首结构别致的新诗和7篇语言优美的现代散文。由此可见，由于每期刊物主事者的趣味不同，省立第二女子师范学校的校内刊物最终呈现出来的面貌在新文学与旧文学之间大幅度地摆荡。所幸的是，女师学生们对现代白话文和新文学各文体的熟练度都在稳步地提高。

二是以新诗和散文为主的新文学创作。三所省立女子师范校的校刊主要刊发诗歌和散文两类新文学作品。其他女子中学校刊，比如《南充县立女子中学校校刊》《大邑县立女子初级中学校外同学会会刊》和《成都华美女中校校刊》除了刊登诗歌和散文以外，还登载了少量的小说和戏剧。但就各体裁的数量和艺术水平而言，诗歌和散文无疑更胜一筹。上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新诗创作正向着“大众化（向外传）”和“纯诗化（向内传）”两种不同方向深入探索。四川各女师校的诗歌创作对此呈现出呼应态势。

定侠《战后》第一、二节：

一片芜草的平原上，浸透鲜红的血液，

那旧日间常来欢聚的鸟儿，早已飞向他处了，

只有蟋蟀的悲鸣声，充满了茫茫的四野，呵！

这不是新战的沙场？好一番凄凉的景象呵！

许多的尸骸！血肉模糊地，

纵横狼藉的在草地躺卧着，惨白的月光，

照在惨白的脸上，更加惨白了。

该诗并没有直接描写正面战场，而是选择了一个比较特别的视角，即通过对战后凄凉、空荡景象的描摹来表达诗人对战争的感受。除了采用直抒胸臆的手法之外，诗人还运用了暗示的艺术手法来表情达意，将战争带来的伤痛凝结在意象及其意境之中，读后令人回味无穷。与同时代同题材的诗歌相比，无论是视角的选择还是表现手法的运用，该诗作者都显示出扎实的文学素养。如果说定侠的《战后》呼应了新诗创作“大众化(向外转)”的发展路向，那么翊璧的《秋夜》则表现出向“纯诗化（向内转）”方向靠近。

翊璧的《秋夜》最后三节：

月光照枝头，

显出枝头叶儿疏；月光照路旁，

显出路旁草色枯，

蟋蟀在鸣，音沉，

音痛，

现出秋色已深，

悲风已起，如涕，

如泣，

显出冷清的秋意。

与诗的“大众化”注重对外部世界书写不同，“纯诗化”的诗歌更倾向于表现内部世界。该诗以“秋夜”为介，重在抒发由或时代或生活经历或性别引发的清冷、感伤的诗绪。在诗歌情绪的高潮部分，诗人有意识地对即将喷发的情感进行了控制，转而使用象征和暗示的手法来抒情，这增加该诗含蓄内敛的美感。不过，由于诗人对如何“向内转”的艺术积累还较为贫乏，该诗缺乏同类诗歌应有的沉潜韵味。

散文是一种比较自由且更加个人化的文体。这样的文体更适合女学生们率真自然地表达，在四川女性文学的发生期其数量与成就也高于诗歌。可以说，她们对自身生活经历及其感悟的书写达到了“吾手写吾心”的境界。总的来说，女学生们创作的散文大致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记录日常生活及其感受的心灵散文。这类文章有“创造社”散文的影子，普遍呈现出主观性抒情的特征。《某星期内的日记》一文有感于当时青年女子对物质方面的虚荣心太胜，作者疾声呼吁道，“呵！青年女同胞呀！起来吧！努力自己的前途，尊自己的人格，不要受虚荣心的支使，不要做脂粉的奴隶，不要当男子的玩物”。第二类是写景抒情的美文。这类散文追求漂亮、缜密和精致的语言风格。在行云流水般的文字中描写如画的风景，进而倾诉自己或含着满腔的明丽和温柔、或带着淡淡的感伤和忧愁的心情。超逸的《北碚公园游记》是一篇这类散文的佳作。“沿着河边而行，绿油油的芳草，长得如像绒毯一般，栗色的树枝上，系着干枯的豌豆，在土畦上七零八落的横着，河中的水，澄静得同镜子一般，那雪白的鹅儿也似见河水澄清得可爱，留恋娇痴的在那里梳洗他的洁白的羽毛，又看着三两渔舟，在那绿波深处，很逍遥自在的垂钓。”作者用纯净的文字描绘出了浓淡相宜的自然美景。第三类是杂感短论。这类文章深受《新青年》“随感录”栏目的影响，短小精悍，应时而感。青年学子们主要对女学、民生、政局和妇女解放等社会公共问题进行评论。朱云芳《辛亥革命所给予我们的是什么》一文言辞犀利、振聋发聩。作者批评目前四川的情况只有辛亥革命的名而无辛亥革命的实，因为“国内外的情形非常紧张，一般人虽感觉到革命的需要，而无革命的情绪，不知道现在中国的革命，没有一种奔放的热情，是绝对没有成功底一天”。

综上所述，在清末民初社会大变动中，如果要考查社会变动与现代四川女性文学发生之间的关联到底具体体现在哪些关节点上，那么，新兴的女子教育无疑是其中最重要的一环。地方人事合力兴办的女子学堂为四川女性命运的改变提供了一个打破旧式结构、孵化民主、平等与自由的社会空间；深受新文化影响的师资和包涵着现代科学精神的课程设置，不仅让女学生们学习到了具体的新知识，而且在她们的思想中掀起了巨大的启蒙风浪；而各女子师范校的校刊又为女学生初露头角提供了最合适的实践地。正如学者王翠艳所言，女子教育制度的产生“不仅使女性文学的创作主体发生了由‘女冠’、‘名媛’、‘娼妓’到‘女大学生’的转化，而且也使其创作语境发生了由家庭到校园的变迁。……新潮涌动的校园环境不仅为具有主体意识的‘新女性’的产生准备了必要条件，也为‘新女性’与‘新文学’的结合提供了各种偶然的历史契机。”

作者简介：谭梅，成都大学师范学院副教授。

文//来自于《中华文化论坛》2018年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