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四十年上海法租界史研究的回顾与思考

上海是近代中国最早一批经受西方文化洗礼的通商口岸，其华洋杂居一市三治的独特面貌，造就了多元繁复的城市历史与文化。改革开放以后，上海史逐渐成为显学，吸引了历史学、文学、法学、教育学和建筑城规等学科领域研究者的兴趣，海内外成果丰硕，蔚为壮观。已有学者不断对近30年海内外中国城市史和上海史研究进行过梳理和反思，兹不赘述。本文仅检视中文学界上海法租界历史研究的论文和专著，以期对上述讨论有所补益。

上海法租界史研究的扼要回顾

晚清西人游记中已经记录许多对上海法租界的观感，19世纪末相继出版了米亚克的《法国人在上海（1853-1855）》和福威勒的《上海法租界纪事》可能是最早一批有关上海法租界历史的专著。民国时期，尤其是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的民族主义情绪高涨，租界作为列强攫取中国主权的例证而备受关注。它的存废引发了多种讨论。英美侨民控制下的公共租界工部局为维护租界制度，极力宣扬其存在的合理性。中国学者则将之与废除治外法权相联系，揭露租界当局尊洋抑华，以及列强肆意蚕食中国司法主权的事实。在此背景下，出现了一些兼具史料价值和研究意味的上海法租界史专著，其中最引人瞩目的是梅朋、傅立德合著的《上海法租界史》和库尔蒂的《上海法租界研究》。两书均援引了大量法租界公董局和法国外交部的一手档案资料，为后来的研究者提供了极大的便利。从内容上看，这些著作皆可归为“侨民书写”的模式，如梅朋和库尔蒂均曾在上海法租界公董局任职，傅立德曾任法国旅华商会秘书长等，他们书写法租界制度演变的历史，旨在表彰法国人在远东拓殖经营的艰辛与业绩。此外，法国在华官员和法律专家撰写的国际法和中外关系史著作中，也对上海法租界的历史有大篇幅的介绍，如晚清时期法国驻沪副领事德莫朗撰写的《治外法权与外国在华利益》和《外国人在华的条约权利》，商法和比较法专家兼国民政府立法顾问爱斯嘉拉编著的《外国人在华权利与利益》和《中国与国际法》。除上述专著外，1932年柳亚子主持的上海通志馆陆续编纂了一批资料和研究，其中涉及上海法租界的部分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

自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档案的开放和研究范式的转移，上海史逐渐成为研究的热点。不过相当长的时间内，有关上海法租界史的讨论相对较少，或是局限于以新修方志为代表的“乡土历史”叙事，或是湮没于上海历史或租界史的宏观表达中，鲜有专论和专著。期间最值得一提的大事件，即梅朋、傅立德所著《上海法租界史》中译本于1983年出版。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倪静兰先生流畅的译笔，缓解了学界因法语能力不足和法文史料难以获取造成的研究障碍，极大地推动了此后上海史的研究。近四十年上海法租界史研究可择要分为如下方面。特别说明的是，限于篇幅，同一主题相关研究若水平相近者，视新史料的挖掘程度，取最近发表的成果加以介绍，疏漏在所难免。另外，为行文方便，本文在文献回顾中省略了诸位作者的单位和头衔，直呼名讳，望乞见谅。

（一）政治外交史领域

革命史观影响下的中国近代历史叙事中，小刀会起义不仅是上海外国租界经历的第一次近代中国的内战，而且对租界社会结构和基本制度产生了长久的影响。江天岳利用法文史料，着重讨论了法军和小刀会起义之间的关系，梳理了清法关系从对抗到合作，进而发展成“借师助剿”的经过，补证了相关史实。除小刀会起义之外，发生于1874年和1898年的两次四明公所事件也是学界长期关注的焦点。已有的讨论多以宁波同乡组织与法租界公董局的地权纠纷和卫生观念冲突为中心，将该事件解读为地方精英的抗法维权。葛夫平将1898年上海第二次四明公所事件置于甲午战争后列强划定势力范围这一背景中，考察清政府对外政策的得失。她认为第二次四明公所事件并非近代市政建设与落后的国民意识和风俗习惯之间的矛盾，而是当时列强掀起的瓜分中国狂潮的一个组成部分。在交涉过程中，清政府利用“地方外交”和“以夷制夷”策略，虽然一定程度上达到了为中央政府减压的目的，抵制了法方的一些侵略要求，使得法国政府最终放弃浦东和南向的扩界图谋，但“地方外交”和“以夷制夷”策略作用有限，无法实现清政府的愿望，反而使清政府的外交显得进退失据，最后落得被夷协谋、得不偿失的结局。

近年随着新革命史研究的升温，中共建党与上海法租界的关系成为新热点。针对1921年中共一大在上海法租界召开的原因，苏智良、忻平等学者认为工业化、现代化和国际化都市的上海，为中共成立提供了最适宜的地理环境。以上海工人为主体的中国工人阶级的壮大和阶级觉悟的提高，为共产党的创建奠定阶级基础。上海发达的媒介网络为马克思主义的早期传播提供便利条件。熊月之则另辟蹊径，从知识人居所、活动范围和交集网络出发，认为与公共租界相比，法租界规划合理，环境优雅，适宜居住，人口密度低，地处城郊边缘，一方面吸引了文化精英，另一方面也便于革命宣传活动的展开。作为近代中国工人阶级的大本营，上海工人运动受到学界关注。莫庆红以1930年法商电车电灯公司工人罢工为例，探讨了大革命失败后中共排除“左”倾路线，采取公开合法手段利用敌人之间的矛盾策动罢工的历史经验。邵雍分析了1935年法租界人力车夫和罢工的原因，将之归咎于法租界新的车辆登记制度限制了车夫人数，车夫迫于生计和车商合作抵制租界当局。中共并未抓住时机在工人中开展组织活动，在此番罢工运动中的实际角色不宜高估。

（二）租界制度史

尽管前人对美国学者费正清提出的“冲击-回应”理论进行了许多深刻的反思，其洞见和不见也广为学界所知，但仅就租界史而言，“冲击-回应”理论无法轻易绕过，并仍然具有广泛的解释力，使得西方制度在租界中的移植和上海地方社会的因应成为长盛不衰的研究课题。台湾学者吴圳义和陈三井较早利用中外档案和法文报刊资料研究上海法租界的市政制度，尤其关注了公共租界和法租界之间的制度差异，以及法租界华人参政问题，意在揭露租界当局蚕食中国司法主权和租界内的华洋不公。年轻一代学者利用法文资料对西方制度在上海法租界中的移植效果给予了更多关注，如侯庆斌比较了晚清上海公共租界会审公廨和法租界会审公廨在司法权限上的异同，揭示了大陆法文化对上海法租界会审公廨司法实践的影响；朱晓明讨论了从晚清至抗战前上海法租界巡捕房的章程、制度、人事任免和警政；赵伟清和郑潇对上海法租界传媒审查制度进行了研究，具体包括报刊、印刷品、广播、电影等；任轶关注了西方医疗体制在法租界中的移植，讨论了法国政府和天主教会在医院建设、医疗资源和医学教育等方面的博弈。

（三）社会史领域

以青帮为代表的旧上海黑社会势力以法租界作为重要的活动据点，因其涉足毒品犯罪和地方政治而进入研究者的视野。苏智良分析了旧上海地方帮派的信仰、文化、生活方式、联络手段和活动特点，试图从近代上海三界四方多元异质社会中寻找黑社会势力滋生的土壤，揭示了近代上海繁荣发展背后的阴暗面向。在城市犯罪研究方面，蒋杰利用GIS（地理信息系统）技术，以法租界道路和街区为单位，讨论城市犯罪率和街区布局之间的关系。通过分析商业功能和空间环境，表明地近干道和里弄结构是诱发盗抢犯罪的主要因素。借助量化的方式，蒋杰还对抗战期间上海财产犯罪数量在不同空间和时间上的变化进行了研究。

日常生活史领域，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马军研究员和法国里昂高等师范大学东亚学院安克强教授联合主持的“战争塑造下的上海”项目已有成果面世，如马军有关战时上海租界当局设置铁门的动机、效果和铁门的位置做了细致的考证，并揭示铁门对华洋居民日常生活的不利影响和由此激发的华洋矛盾。西方异质文化对城市面貌和生活方式的塑造也收到研究者的重视。苏智良和江文君以上海颇负盛名的法国公园为例，揭示了法国公园所承载的“现代生活”超越了地域和民族所限，反映了上海与世界的大融合。此外，江文君以交通工具、咖啡馆、电影院等西方物质文化移植为例，分析了现代生活方式对上海租界华人日常生活的塑造。

法国侨民在沪活动也受到研究者关注。苏智良讨论了抗战期间法国神父饶家驹在上海建立难民区的经过，他开辟的救助难民的“上海模式”被中外各方接受，推广到南京、汉口等地，推动了日内瓦第四公约的订立，成为了战时保护平民的国际共识。曹胜梅分析了晚清法国商人在上海的经营活动，修正了学界对法国侨民重传教而轻商业的刻板印象，认为尽管法商实力和影响力不及英美商人，但是在艺术品和高档消费品的经营上独树一帜。牟振宇等人还原了晚清时期法国驻沪领事爱棠的在华活动，面对小刀会起义和太平天国运动对法租界的冲击，爱棠不仅捍卫了租界的独立性而且完善了城市基础建设和市政法规，为后来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蒋杰研究了二战期间“自由法国”运动在上海的活动，作为最早投入这一阵营的海外侨民组织，旅沪法侨中的“自由法国”派在“自由法国”运动从兴起到取得最终胜利的整个过程中，扮演了不容忽视的角色。此外，这一运动看似只是法国与法侨社会的内部事务，但在战时上海极其复杂的环境中，其形成、发展与兴衰受到政治、外交以及军事等诸多因素的共同制约。

（四）空间视野下的城区规划与城市功能

受到史学界眼光向下的研究趣味所影响，晚近上海史研究领域出现了从城市史向城区史再向街区史的转型。与其他城市相比，上海发展的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中外文献和海量的地图资料，从而使新兴的地理信息系统等技术手段有了用武之地。苏智良及其团队对上海主要城区自晚清以来的发展进行全面的研究，涉及居民构成、地理环境、民风民俗、城区治理等方面，细致的还原了上海不同城区的文化底蕴和发展特色。陈正书和马学强介绍了上海法租界道契制度及其对于上海史研究的重要价值。利用道契资料、历史地图，辅之以地理信息系统，马学强对马思南路和震旦大学街区进行了考察，揭示了城市景观、功能和布局之间关联。江天岳研究了19世纪以奥斯曼改造为核心的巴黎城市改造计划对上海法租界城市规划的影响。陆烨以法租界中央捕房辖区为例，挖掘规划管理、人群构成、生活空间分布等社区元素，讨论了城区特色文化和功能形成的经过。赵伟清借助历史地理系统，还原了上海法租界电影院空间分布的演变过程，揭示了租界当局政策、人口密度、人口结构、城市交通和战争等因素对电影院地理分布的影响，从中揭示了城市发展对城市文化空间的塑造。牟振宇同样运用地理信息系统的方法，复原了上海法租界地区从圩田农业形态向建成区转变的具体形成过程和空间扩展过程，剖析了这一过程的实现路径和驱动机制。

史料拓展与研究路径

整体而言，目前上海法租界史的研究相当程度上依赖中文史料，而对法语史料的利用极为有限，这既源于中国史研究者的外语能力，也和国内“中国史”和“世界史”间的学科壁垒有关，导致法租界难以进入法国史研究者的视野。仅就中文史料的运用而言，存在两方面的问题，以晚清时期上海法租界史的研究为例，首先，由于上海道台衙门的档案毁于辛亥革命，以致研究者多数情况下只能依赖《申报》等中文报刊史料。这些新闻报道有些言之不详，有些失之琐碎，有些连续报道最后不了了之，有些与法文档案在时间和内容上存在较大出入，使用时须倍加小心。第二，研究者过于依赖民国学人的史料汇编，而这些内容并不完全可靠，使用时亦需甄别。如今人所编《上海租界志》、《上海审判志》等都将晚清上海法租界会审公廨首位中方谳员写作“魏秀芝”，实为误植，参考民国上海县续志可知，此人名为“张秀芝”。为何会频频出现如此错误，恐怕不仅仅是笔误这么简单。笔者追根溯源，发现民国上海通志馆所编《上海研究资料》中便将“张秀芝”写作“魏秀芝”，后人不查，方有此低级错误。

梅朋和傅立德所著《上海法租界史》中译本成为研究者无法绕过的参考书，恰恰反映了大陆学界对法文上海史史料的隔膜。尽管近年来随着年轻学人的成长，情况有所改观，但外文史料，尤其是法语史料的挖掘仍然有很大的空间。

（一）法语核心史料

所谓核心史料，指法租界公董局、法国驻沪（总）领事馆、法国驻华公（大）使馆、法国外交部档案，具体包括法租界公董局董事会会议记录、法租界公董局公报、法租界公董局年报、法国领事馆、公使馆与外交部的往来函件等。法国驻沪领事馆档案中包含大量法租界的史料，涉及政治事务、经济事务、与华界政府的关系、与公共租界的关系、宗教事务、司法审判、土地买卖、国际贸易、法国驻华情报搜集、教育问题、社会团体、报刊舆论等方面。上述史料绝大部分收藏于法国外交部档案馆（巴黎）和法国外交部南特档案中心。上海市档案馆也保留了一定数量的法租界档案，可作为法国本土档案资料的补充。此外，法国海军部档案馆和法国外交部档案馆出版的多种外交文件集也可资利用，例如多卷本《外交文件集》（Documents Diplomatiques）中收录了晚清民国时期中法外交文件，也涉及上海法租界的历史。

学界对上海法租界史的研究整体偏重民国时期，而对晚清时段的讨论相对有限，对租界早期历史与人物的深入研究更是凤毛麟角。过分倚重后出中文报刊和档案，而对一手法语文献的发掘不够，可能是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再者，笔者近年研究上海法租界会审公廨略有所得，深感晚清时期上海法租界的法文档案多为手写体，辨识难度大，制约了研究的展开。此外，较之中法战争法语档案的翻译刊布，上海法租界法语文献的翻译出版严重滞后，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学界对档案资料的利用。

（二）其他外文史料

除官方档案之外，上海出版的法语报纸实为研究法租界历史的另一个富矿。徐家汇藏书楼保存有近代中国发行量最大的法语报纸《中法新彙报》（1897-1927）和《上海日报》（1927-1941）。上海出版的法文报纸早期受版面所限，多以广告、物价和船期为主，辅以租界逸闻和西人在华观感。1911年以后，《中法新彙报》和《上海日报》的史料价值堪比同一时期的《北华捷报》等英文大报，而这些反映法租界公董局、法国领事和侨民观点的报刊史料，尚不为学界所知。除此之外，英国外交档案中也有大量涉及上海法租界的史料有待开发，比较常见者如《上海政治经济报告》（Shanghai political & economic reports 1842-1943），该史料集出版于2008年，共计18卷，收录英国驻沪领事馆与其他机构间的往来信函和报告，晚清部分多为手写体，民国部分以印刷体为主，其中很多材料涉及法租界和公共租界当局之间的往来交涉、对法租界状况的评估等，也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值得研究者关注。

（三）中文档案的扩充

学界对上海市档案馆和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与上海法租界有关中文官方档案多有利用，但是对台湾“国史馆”藏上海法租界相关档案知之甚少。该部分档案主要集中于20世纪三十至四十年代，可分为抗战爆发前、抗战初期和抗战中后期三个阶段，散见于《外交部档案》《国民政府档案》《蒋中正总统文物》《阎锡山档案》《司法部档案》《汪兆铭史料》《戴笠史料》等，其中《汪兆铭史料》和《戴笠史料》较为重要，前者包含收回法租界的内容，后者则包含军统在上海法租界活动的相关记录。

除了中外史料的扩充之外，笔者不揣冒昧，拟从作为租界史、上海史和中国近代史三个维度对未来上海法租界史研究的路径略作阐发。

首先，在租界史的个案研究中揭示上海法租界的法国特色。上海史研究中公共租界研究和法租界研究的不均衡。突出表现在上海法租界的市政和司法等基本制度至今仍缺乏清晰的梳理，甚至某些机构的中文译名都尚未统一。此外，就时下学界对上海历史的一般认识而言，公共租界与法租界的差异何在？同一对象在两个租界的存在形式是否相同？诸如此类问题，大半悬而未决。研究者稍有疏懒，便将两个租界的情况混为一谈，以致许多上海史研究论文，名曰以上海为研究对象，实则只是上海公共租界的历史而已，或是华界和法租界处于缺位的状态，或是简单视法租界的情况等同于公共租界而一笔带过。一方面受制于语言以及资料获取的难度，学界对上海法租界的研究无论在广度上还是在深度上均不及上海公共租界的相关研究，而法租界的法国属性和独特价值恰恰需要在与公共租界历史相比较和反复参照的视野中才能获得彰显；另一方面，由于两租界在城市功能、机构设置和社会结构方面的相似性，使近乎同样的题目，可以利用公共租界的材料研究一遍，还可以再用法租界的材料研究一遍，这使相当一批上海法租界史的研究成果，既受到同行对公共租界研究的启发，同时在方法和问题意识上具有相似性。此类研究除了丰富我们对法租界的认识之外，是否解决了上海公共租界研究过程中没有解决的问题？是否真的有助于增进学界对上海近代历史的理解？这些都值得研究者再思。

其次，在上海史的整体关照中探究法租界对城市历史的塑造。受到西方新文化史、社会史和微观史学的影响，史学研究者的眼光不断下移，带有通瞻视野的宏大叙事少有人问津，专题研究日渐盛行。具体到上海史的研究亦是如此。上海城市历史的丰富性，甚至某种程度上助长了相关研究的碎片化倾向。难怪有学人感慨，上海史研究越来越微观细碎，“研究城市空间，则从城区、社区、街区延伸到弄堂、街道广场；研究城市社群，则从道台、市长、警察、闻人、大亨、商人、资本家、职员、工人、报人、编辑、记者、文人、画家、艺人一直到妓女、乞丐、流氓、混血儿；研究公共空间，则从茶楼、酒吧、咖啡馆、公园到浴室、旅馆、相亲角；研究娱乐文化，则从戏院、电影院到跑马厅、百乐门、遛狗场、舞池；研究器物文化，则从自行车、照相机、电报、唱片到上水下水；研究教育，则从大学而中学而小学”。尽管无碎无以立通，但目前有关上海史的讨论仍然缺乏有力的整合。晚清上海既被传统士人视为堕落的渊薮，也是新式文人谋生扬名的发迹之所在。五光十色的十里洋场构成日本人眼中的魔都，又被西方投机客视为冒险家的乐园。民国上海以成熟的海派文化与北京所代表的传统文明互为映照，又以其相对发达的公共领域和革命传统孕育了影响近代中国历史走向的红色基因。法租界不仅是法国在远东重要的拓殖据点，更是上海城市历史的一部分，除了强调租界的个性之外，还应在近代上海的共相中去定为法租界的角色。法租界及其法国元素在多大程度上参与了上海文化气质的塑造，仍有进一步讨论的空间。例如近年来苏智良等诸位先进围绕法租界和中共早期历史的研究不断深化，即是这一方面有益的尝试。

最后，在中国近代史的脉络中寻找上海法租界的角色。已有学人论及上海史研究趋向呈现了传统政治史和制度史的衰落与社会文化史的兴盛，反映了上海史研究者与西方史学理论前沿的密切关联。然而，近年也有学者呼吁重估政治史的价值，将政治史重新拉回到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中心。租界在以革命史观为中心的主流历史叙事中处于尴尬的地位。一方面，作为列强攫取在华特权的例证，租界的存在、扩张及其畸形繁荣构成了近代中国的国耻，另一方面，作为国中之国的租界为致力于推翻帝制、捍卫共和和争取民主自由的仁人志士提供了庇护和发展空间。如此充满内在紧张的定位，使租界史在中国近代历史研究中的价值不同于一般的区域史研究。研究者如果试图提升租界史研究的学术价值，势必要超越地方史甚至是乡土历史的研究范畴，将之与整个中国近代历史的关键截点和核心问题相联系。前述围绕法租界与中共建党的研究，以及以四明公所事件为例从地方外交的角度反思清政府外交体制和策略的得失，这些研究成果无不因其对近代中国历史上重大问题的考述和反思而获得了较高的学术价值。此外，笔者管见所及，近代中国不平等条约中的领事裁判权和片面最惠国待遇等标志性特权在租界的实践等问题，至今都缺乏有分量的研究。这些都与研究者囿于上海史一隅，缺乏对中国近代历史进程的关怀密切相关。

整体而言，近年上海法租界史研究呈现了新气象，不过迄今为止，上海法租界史研究的专著极为有限，即便是专题论文，内容大多不够深入，史料的编译出版远未能满足学界的需要。2014年起由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现代史室和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传播学院历史系组织的上海法租界史国际研讨会渐成规模，每两年召开一届，已成为国内外学界交流上海法租界历史研究的唯一专业平台。其附属刊物《上海法租界史研究》已出版三辑，收录论文以上海法租界史为中心，旁及中国租界史、城市史、中法关系史、中西交通史、帝国史等等，渐为学界所知。上海法租界史研究方兴未艾，具有很大的研究价值和讨论空间。伴随着改革开放以来上海城市史研究日渐繁盛，研究门槛日渐提高。假以时日，上海法租界研究有望成为下一个重要的学术增长点。欢迎各位同仁不吝赐教，共襄盛举。

本文原载《上海法租界史》第三辑，注释从略。

作者

侯庆斌，生于1986年，河北石家庄人，历史学博士，现为上海大学文学院历史系讲师，曾就读于同济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和法国里昂高等师范大学。研究兴趣为城市史，中外关系史和法律史。2018年入选上海市浦江人才计划，另主持教育部和上海市哲社青年课题各一项。论文散见于《学术月刊》、《史学月刊》、《史林》等刊物。

《上海法租界史》第一至三辑封面和目录

编辑：大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