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霸权的落幕：没有赢家的斗争与现代社会的序曲

拿破仑战争改变了欧洲，两次大战改变了世界。耶拿战役之后，黑格尔感叹历史的终结，在黑格尔看来，这是拿破仑法国式的民族国家，取得历史最后胜利的唯一证据。第一次世界大战摧毁了三个旧帝国，民族主义、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等意识形态在欧洲的舞台上崛起。这两次断裂之间相隔甚远，以至于漫长的十九世纪在许多人心目中被遗忘。

从1815年到1914年，除了德意志和意大利的统一，以及奥斯曼土耳其帝国长期延续下来的衰落，欧洲没有在结构上发生任何惊人的东西。1848年的欧洲自由主义革命掀起了一阵水花，却终究没能留下什么久远的印迹。也许政治、社会和经济正在悄然改变，但是从国际的格局来看，一切如故。德意志和意大利的统一与其说是民族主义国家的建立，不如说仍然是19世纪式的地区霸权斗争。加富尔在统一了意大利以后才开始打算发明意大利民族和推广意大利语言，而德意志本身的建立对于普鲁士的贵族阶层来说就是不情不愿的。当人们把目光放在早在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时，很难意识到，即便在1914年共和制的法国仍然是欧洲的一个异类。几乎欧洲所有的国家都有一名君主，继承自1815年的体系很难被认为有了根本的差异和改变。

这是理解十九世纪的另一面镜子。与其说漫长的十九世纪是不可避免地走向民族主义、总体战、人民主权、自由民主和社会主义（无论是苏联式的还是社会民主主义式的）的历史潮流中乏味的、可以被忽略的一个环节，不如说1815年所建立起来的体系其实有着惊人的生命力。在1830、1848和19世纪60年代的冲击之后，这个欧洲的政治和外交体系仍然在某种意义上继续维持着。无论其特质是维持和平还是保守欧洲原本反动的政治结构，列强在争夺霸权时确实很好地维持了国际体系，并且直到1914年的总崩溃。那么问题的角度因此换了一个：如果19世纪的格局是稳定的，如果这种格局维持了接近一百年的总体和平，为什么在1914年，波澜不惊的水面会突然掀起滔天狂澜？

英国知名历史学家泰勒的著作《争夺欧洲霸权的斗争：1848-1918》回顾了这70年间的欧洲外交史，其内容不胜繁琐详尽之至。虽然没有过多的评述，可泰勒所提供的材料和历史事实却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为上面的回答指明方向。19世纪并不是一个乏味而缺乏变化的世界，那是我们所能见到的现代社会和现代世界的前夜。作者本人没有给出他的明确观点，但当我们从书中描绘的历史事实中，发现历史格局变迁的脉络，亦甚为一件快事也。

均势的崩溃？

泰勒认为，欧洲和平局面的崩溃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均势格局的消亡。均势是欧洲外交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其指的是当一个大国出现并可能获得霸权的时候，其他大国应该联合起来限制这一个大国。可以看得出，其实均势原则是未必符合地缘政治的原则的——地缘政治要求国家以地缘考虑为外交的核心计划，这就意味着一个大国有可能和与其地缘利益契合的霸主国进行联合。均势外交却意味着有的时候国家要将自己的地缘政治利益或者短期利益置于不顾，而优先考虑整个欧洲的势力均衡。事实上，欧洲一部分外交家在进行外交设计的时候，甚至并不是出于某一国本身的利益，而是出于欧洲均势的整体，以一种“欧洲”的眼光来看待欧洲体系的安排。

均势手段曾经被使用于盛极一时的西班牙哈布斯堡王朝、路易十四的法兰西王国，并使得这两国称霸欧洲的野心被完全挫败。均势原则曾经在18世纪后期陷入了衰退，这是因为普鲁士、奥地利和俄罗斯三国瓜分波兰而导致的。瓜分波兰实际上是一个非常不符合均势原则的行动。当一个国家（俄罗斯）希望扩张其领土面积的时候，按照均势原则，应当是其他的大国联手阻止该国这样做。但瓜分波兰的解决方案是，其他大国也加入到瓜分之中，从而联手抹杀了波兰的存在。对于这三国来说，均势得到了维持。但是对于整个欧洲来说，其实均势原则反而被破坏了，因为普鲁士、奥地利和俄罗斯都得到了好处，而法国等西欧国家却没有参与其中，利益平衡的天平就发生了偏移。这个例子很好地说明了均势原则和简单意义上的平衡利益有哪些本质的区别：均势原则一定是着眼于整个欧洲的体系和格局的。

拿破仑战争使得均势原则重光，并成为了维也纳会议上的一个基本方针。维也纳会议要维持欧洲的均势，结果是建立了一个奥地利-普鲁士均势的德意志，和一个被荷兰王国与撒丁王国及其背后作为支撑的普奥两国限制的法兰西。英国和俄国在欧洲两端则彼此也成为了牵制。这个精巧的体系在1848年的变化后依然得以维持，并且延续到了19世纪后期。俾斯麦每一次召开国际会议的时候，几乎都要把均势话语放在嘴上。确实，均势原则在十九世纪不断衰落是导致欧洲矛盾爆发的一个重要原因。而俾斯麦本人的态度则是均势原则崩溃的一个重要原因：统一的德意志本应该是均势原则针对的对象，但是俾斯麦以均势和和平为掩护的筹码，而实际上建立联盟体系来保证德意志的安全。结果是均势原则总会在关键的时候被放弃——均势原则意味着奥斯曼作为一个落后的大国应该得到保护，但是当奥斯曼不断解体时，欧洲的解决方案并不是保护奥斯曼不受肢解，而是通过引入奥匈帝国制衡俄国在巴尔干的力量来加速肢解奥斯曼帝国。

均势原则意味着复杂的、互相制衡的条约和国际体系，但是大国之间的霸权争夺最终导向了简单的条约联盟体系和一系列简化国际关系的重组，这本身是不利于欧洲的和平的。更退一步地说，均势原则本就是用来限制霸权国的一种外交思想。长期来看，如果所有的国家都以争霸为意图，那么均势原则根本不可能实现。只有当大部分国家是站在欧洲体系的角度来遏制霸权国，而不是以争夺霸权为目标时，均势原则才能得到长期的维持，和平也进而才有了保证。

《争夺欧洲霸权的斗争》（英）A.J.P.泰勒 /著沈苏儒 /译商务印书馆2019年9月

从这个角度来说，均势原则的崩溃本身并不是欧洲走向战争的必然原因。如果认为1870年德国的统一意味着均势原则的实质崩溃，那么和平在此之后仍然维持了长达44年之久。如果认为1880年代三皇同盟的稳定是条约争霸体系的开始，那么条约体系下和平仍绵延三十余年。如果仔细考察泰勒所描述的外交历史，甚至条约体系本身都不是导致战争爆发的直接原因，条约的签署各方彼此忌惮，在面对冲突的时候往往倾向于通过国际合作和国际会议的方式来解决问题。因此，如果将均势原则认定为一种基于欧洲体系的思想，那么德意志统一开始均势原则就被打破。如果单纯把均势原则视为避免一家独大的一种策略，则条约体系本身也是均势原则的一种体现。因此，最终和平的崩溃显然并不能推卸在均势原则崩溃这一条因素之上。漫长的霸权争夺下还能维持和平的国际体系，则这一体系一定还有另外的支撑。

神圣联盟与意识形态外交

另一个支撑很可能就是君主联盟的意识形态。事实上，在19世纪的很长一段时间中，外交的原则都不是基于利益或者地缘的，而是基于意识形态的。当今讨论意识形态胜过政治利益成为支配国际外交原则的时代时，很多人第一反应会联想到冷战时期。但其实早在19世纪，意识形态就曾经在国际政治舞台中扮演极其重要的角色。要理解这一点，就必须回到当时还是被君主制所支配的欧洲政坛之中。

在传统的政治观念中，主权并不属于人民，而属于君主。或者说，国家仅仅是君主的财产。在这种情况下，国家的政治利益虽然会和君主的利益高度重叠，但偶尔也会有国家利益与君主个人利益相冲突的情况。每当革命的浪潮到来的时候，这种冲突就表现的极其明显。当大革命后的共和制法国在欧洲大陆上一往无前的时候，几乎所有君主都认为应该放下君主之间的矛盾，而为了君主制的共同利益把法国的革命扑灭在萌芽之中。事实上，如果不是拿破仑后来复辟称帝，而缓解了大革命中共和主义的一面，很难想象神圣罗马帝国在1804年的崩溃后，大量德意志邦国君主愿意依附法国来获取实际的政治利益。由于这一影响，1815年的维也纳体系是一个建立在均势原则基础上，但意识形态色彩极其浓厚的国家。除了同样瓜分波兰以外，俄罗斯、奥地利和普鲁士三国几乎没有任何共同利益，但是这三国的神圣同盟一直维持到克里米亚战争时期。所谓的神圣同盟便是以君主的正统为原则来支配欧洲大陆的政治格局，并且压制一切试图挑战这种君主-正统原则的力量。也许对于普鲁士国家来说，支持民族主义思想会更加有利。但因为民族主义长期以来都和自由主义关系密切，普鲁士的君主就绝不可能同情民族主义。这种外交体系在进步史观的视角下会被视为反动，但客观地说，却能够消弭君主国家之间的矛盾，实现和平的政治格局。

1848年开始的欧洲局势也长期受到意识形态因素的影响。事实上，1848年革命使得一度因为希腊独立等事件而受挫的神圣同盟精神得到了重光。俄罗斯帝国不顾自己的地缘利益，不索分毫地派遣大兵进入匈牙利镇压匈牙利革命。又积极调停奥地利和普鲁士的矛盾，站在更符合正统原则的奥地利一方压制了试图利用民族主义的普鲁士一方。而当这种中欧君主共同压制自由主义和共和主义的意识形态潮流退去后，小规模地摩擦就此发生。克里米亚战争的爆发和普鲁士与奥地利没有坚决表达其站在俄国一方的态度有关，1862年的波兰起义中，奥地利作壁上观甚至倾向于落井下石也使得俄罗斯没有调停和阻止1866年的普奥战争。因此，当俾斯麦意识到德意志的统一使得均势原则将会针对德意志时，他巧妙地又一次祭出了意识形态的大旗。俾斯麦保全了奥匈帝国，又实质上支持法国共和派使得法国成为了一个共和国，而这一切的目的是使一个共和制的法国在欧洲大陆上趋于孤立。这成为了三皇同盟的政治基础，三位皇帝的合作看起来无比符合一个正统、保守的意识形态原则。然而，这种意识形态基础的国际政治最终瓦解，互相是亲戚的欧洲君主们最后把欧洲带向了战争之路。

意识形态外交的崩溃同样存在多方面的原因。一个重要的原因反动主义不能永远作为支撑一个政权存在的基础。因此，普鲁士人不得不向德意志民族主义者让步，俄罗斯的专制沙皇不得不倒向了斯拉夫主义。君主们不得不接受那些曾经让他们焦虑或者恐惧的意识形态，以换取政权的长久存在。国家利益变成了一个君主们回避不了的话题，如果君主要证明自己的正当性，就必须表明自己在为国家争取利益。因此三皇同盟崩溃了，因为德意志的皇帝不能不顾农业部门的利益。因此巴尔干问题上奥地利和俄罗斯的矛盾无法调和，因为奥匈帝国不能不顾匈牙利人的意愿，而俄罗斯的沙皇不能出卖斯拉夫人兄弟们。因此阿尔萨斯-洛林问题变得难以调和，因为这是法兰西民族和德意志民族的事情，而不再是巴黎和柏林的两个宫廷之间的纠纷。

当然，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并不是导致传统的意识形态式联盟崩溃的唯一原因。事实上，伴随着民族主义的崛起，社会主义也同样争取到了许多中下层民众的支持。社会主义同样是一种国际主义的意识形态，并且主张全欧洲的和平。但是，恰恰在20世纪的头十年中，中欧帝国的民主化发展到了君主不能无视民众的声音，但其战争决策却也不会完全被民选议会束缚的程度。更重要的是，社会主义和反动主义都是一种着眼全局的意识形态，他们相信在旧时代的废墟上将能够建立新时代的明天。德意志社会民主党一向反战，但却没有做太多努力阻止德国进入一战。当为一战进行战争拨款的时候，德意志社会民主党团决定投下赞成票——他们的目的不是为了争夺霸权，而是因为，他们相信，如此规模的战争会使得无论胜败他们都能迎来他们想要的革命，从而建立一个新世界。这个新世界最后到来了，却以无数人的血肉为代价——而人们并不知道他们究竟做出的是一个什么样的选择。

外交的光与影

在维也纳会议的时候，每一个参会的精英都知道他们将要建立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体系。外交不是国与国的关系，而是宫廷与宫廷的关系，是君主和他们的外交大臣之间的关系。作为十九世纪最出色的外交官之一，梅特涅深谙此道。梅特涅建设的欧洲会议体系并不能简单理解为欧洲各国频繁通过会议的方式来摆平纠纷，否则这一机制不可能延续到梅特涅时代结束之后，延续到1900年代。在19世纪，几乎所有的国际危机都能够通过成功的国际会议得到解决。在国际会议上，阴谋、分歧和谈判与妥协同时存在，每一次可能导致战争的危机最终都被推迟了。但是，当1914年战争阴影最终走向欧洲大陆的时候，确没能组织起成功的欧洲会议来避免战争。总览泰勒的全书，会发现在每一次国际危机的时候都如期而至的国际会议逐渐开始变得失去效力，并大战前的几次危机中完全缺席。是因为政治家们不想召开国际会议了么？

不得不承认的是，将第一次世界大战带给欧洲人民的一代政治家和外交家们确实不是维也纳和会时代的俊杰。卡斯尔雷、梅特涅和塔列朗这样的外交家在1900年代已经不存在了。即便是像俾斯麦这样不能设计一套全面的国际体系但可以为和平做裱糊匠的政治人物也未能登场。然而，这种外交家的全面缺席决不能归结为偶然因素，而有着深刻的结构性原因。而这一点，在泰勒书中甚至很难看到明确的线索。只有从更宏观的角度来理解19世纪的历史，才能看到其中端倪。

欧洲外交的会议体制的条件有哪些？我们只要看一看欧洲比较成功和经典的几个会议案例就能明白答案。在维也纳会议中，起到关键作用的人是塔列朗、卡斯尔雷、梅特涅和沙皇亚历山大一世，在巴黎会议中，起到主要作用的人是拿破仑三世本人，在柏林会议中，则是俾斯麦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为什么会议上能够解决这些攸关国际局势的大问题？因为外交官们被授予了相当程度的自由裁量权，他们可以自己决断应该做出哪些让步，又应该在什么地方进行坚持。他们有自己的社交关系网络，他们能够明白在什么形势下应该考量什么因素，最后应该如何维持和平和欧洲大陆的稳定与平衡。很多时候，甚至外交官个人的理念和偏好就能够对会议的结果产生非常强烈的影响，譬如俾斯麦个人的态度事实上主导了德国的外交政策，又如卡斯尔雷和坎宁的不同观点让英国在19世纪的前三十年对欧洲大陆有不同的外交政策，再如尼古拉一世本人强烈的保守主义和反动主义观念决定了俄国作为“欧洲宪兵”时期的行动和对中欧的政治策略。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外交大臣和君主们越来越失去了这种自主性。在柏林会议上，英国政府的决策就开始高度受到国内民意和政党政治的限制。当国家不再是君主的财产，外交也就变得不仅仅是牌桌上的游戏。政府在国际会议中应当争取什么，又可以做出什么让步就不仅仅取决于领导者个人的判断，还高度受限于民意的压力。在柏林会议之前，因为俄罗斯几乎兵临伊斯坦布尔，英国社会群情激奋，高呼着“我们不喜欢战争。但如果我们要打仗，那么我们有船，有钱，也有人”。另一方面，为了对抗国内的自由主义浪潮，俄罗斯的沙皇将自己打扮为所有斯拉夫人的保护者，所以已经被从土耳其人的统治下解放了的斯拉夫人决不能重新回到奥斯曼帝国的统治之下。

这就使得柏林会议上所有的解决方案都失去了转圜的机会。如果外交官们能够向梅特涅那一代人那样明智的话，奥斯曼帝国应该被维持原状。可由于双方让步都可能造成过于沉重的政治代价，因此最终的结果是奥匈帝国对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监管，奥斯曼帝国在实质上仍然被瓜分了。英国、奥匈帝国和俄罗斯都可以宣称自己赢得了胜利——从国际体系的角度来看，这一决定是破坏性的。但是从国内政治的角度来看，也许外交官们已经做出了在可行范围内最好的选择。1878年的柏林会议是会议体系最后的光彩余晖——1884年在同一座城市召开的会议仅仅是涉及到非洲殖民的分赃，而不牵涉欧洲霸权的争夺。在此之后，再也没有谁努力通过国际会议的形式来避免大国之间的矛盾。会议制度实际上走向了终结。

外交有两个层面，一个层面是在外交会议中，在大使馆的招待会上，在君主们的酒宴上，能够决定国家政策的要人们彼此攀谈和讨论，决定欧洲未来的格局。另一个层面则是实际利益的决策和考量，是对战略计划的评估。第一个层面光鲜亮丽，是外交的形式，第二个层面晦暗不明，却是外交的实质。在宫廷政治的时代，这两个层面彼此契合。那些在舞台上翩翩起舞的君主和外交官们，同样也是外交政策的决定者。但随着大众政治时代的到来，外交的光与影逐渐分离。外交官们的独立意志受到巨大的限制，他们是舞台上的演员，而不是导演。不管是英法式的代议民主国家，还是德奥式的半君主制政体，甚或是沙皇俄国，政治决策都越来越受到公众舆论、利益集团和政治压力。外交的决策者需要对全民负责，需要对国家利益负责，即便在君主国，国家也不再是君主个人的财富。这种情况下，外交会议还有什么用呢？在战争胜利后的分账会议，诸如凡尔赛和会，自然有充足的时间进行国内外的讨论，从而可以起到实质作用（即便如此，威尔逊的国联计划还是被他自己的参议院所否决）。但是作为危机的化解者的会议再也不可能被召开，因为如果没有事先的共识和默契，外交会议就再也没有实质性的作用。外交部长们不能违逆国内的政治束缚而做出决策。他们不再是外交格局的策划人，他们成为了国内政治的木偶。

一战正体现了这一点。民众不能理解外交体系和政治利益，而包括民族主义在内的种种意识形态则成为了指导他们理解政治、社会和世界格局的唯一办法。导致一战爆发的那些政治家们，他们未必在智识上落伍于维也纳会议的诸公，他们未必不是优秀的政治家。然而，他们深深受制于国内政治的裹挟。在一战爆发的时候，英国内阁正陷于左翼和自由帝国主义者的内斗之中，正因为爱尔兰自治法案而陷于政治危机的边缘。在奥匈帝国，突然死亡的皇储和年迈的皇帝使得政策决定完全陷入了茫然。在法国，总统庞加莱和反战的卡约-饶勒斯派的斗争导致了激进的外交政策。我们可以把一战的爆发当成是一个偶然，也可以将其视为维也纳会议所依赖的种种精巧的支柱终于全部崩塌的结局。

总体战，总动员，计划式经济，民族主义，军队哗变，十月革命，社会主义，投票权扩大，帝国解体……维也纳会议以来，或者按照泰勒所划分的时间线索，从1848年以来，所有的一切国际体系和制度安排全部失败，其结果则出乎了所有人的意料。第一次世界大战彻底改变了世界，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困顿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灾难则最终带来了一个新的世界。国联，随后是联合国应运而生，自由主义的国际秩序最终逐步确立。然而，这一切都是以数以千万计的生命为代价而得来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前夕，出身于奥匈帝国的作家茨威格饮弹自尽，因为即便二战能够胜利，他也再无可能见到他所熟悉的那个世界。

泰勒将故事收尾于欧洲霸权争夺的淡化和世界格局的重塑。这是故事的重要方面，但这不是故事的全部。长达七十年的外交史最后归于一场所有人的失败，而惨痛的新生只有在这样的失败之后才能诞生。在一场场国际会议，和一份份条约，以及最终导致大战爆发的宣战照会的背后，所有人都应该想象这样一个问题：这段历史有没有另外一个可能？这样的悲剧有没有得到避免的空间？在全球化和世界体系又开始显得不稳定的今天，这个问题更值得每一个人思考。毕竟，当今的世界，外交政策绝不仅仅是政治家们自由行事的舞台。政治家能够塑造民意，但也被民意所束缚。而民意，正是由一个个你我所组成。只有当霸权不再作为一种值得追求的外交目标，只有当国际体系得到每一个人的重视，我们方有可能实现国际联盟最终成立时所包含之期望，才有可能落实早在1928年就签署之《非战公约》的精神——愿以公理战胜强权，愿塑造世界永久之和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