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撺掇着中国参加一战？

编者按：

1914年7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 由于这些主要参战国在中国都有势力范围，他们都会拉拢中国，以期保有并扩大其在中国的势力范围。尤其是日本，早已摩拳擦掌，乘机在中国对德国进行战争，意图夺取德帝国主义在山东的势力范围。

对于中国的北洋政府而言，该参战还是不参战？如参战，参加哪一方作战？这些问题对于北洋政府来说是一个重大的考验。

当时的北洋政府的实际掌权者是皖系军阀段祺瑞，他积极撺掇中国对德宣战。然而，他的动机却不简单。他试图通过参战来获得日本的军事和财政援助，编练更多的派系军队，壮大自己的实力。那么，段祺瑞这个小算盘究竟是怎么打的？打的结果如何?帮他打算盘的日本，又有什么不为人知的目的？

作者丨来新夏（著名近现代史学家、目录学家、方志学家）

采编丨霍小山，文章节选自《北洋军阀史》

（原标题为皖系嫡系军队——参战军、西北军的编练，章节文字有所删减）

一、段祺瑞的参战目的

段祺瑞利用平定张勋复辟的机会再次登台组阁、掌握北京政府的实权后，除积极组织安福俱乐部和制造安福国会，培植自己的政治势力外，又假借参战名义，并极力谋取日本方面的资金、军械援助，拼命发展起自己的军事势力，先后编练了参战军、西北军等嫡系军队。

1917年8月14日，北京政府以大总统布告形式宣布与德、奥两国“立于战争状态”。根据事先与协约国方面达成的协议，中国参战后无须派军队赴欧洲作战；同时，段祺瑞等也根本无意于出兵欧洲，而只想挥师南下，以武力统一南方护法各省。于是，当时北京政府的内外政策出现了 对内战而不宣、对外宣而不战的奇特现象 。

但及至11月俄国爆发“十月革命”，欧洲战场形势顿起变化，远东格局也因日俄同盟瓦解而为之一变，中国的参战随之也开始面临新的形势。当时， 直、皖两派正因对西南和战问题上的意见分歧而闹得不可开交 。主战的内阁总理段祺瑞由于直系军阀的抵制，致使“武力统一”政策受挫而被迫于11月22日辞职下野；而主和的代理大总统冯国璋因皖系军阀旋即策动十二省区督军代表在天津召开督军团会议，一致要求主战而陷于极为狼狈的境地。参战前景的扑朔迷离，北京政府中“参战失策”的风声四起，使冯国璋不能不“有点心惊胆战”；而直皖矛盾的日趋激化，更使他寝食难安。

▲《走向共和》中段祺瑞（左）与袁世凯（中）在一起的场景

为了摆脱这种内外交困的不利处境，12月18日，冯国璋又重新启用段祺瑞，任命他担任参战督办，全权负责有关参战的各项事务。 冯的动机不外有二： 一是将参战难题留给段祺瑞，“因为段一向主张参战，令段负责，既可卸过又可卸责”；二是借此打破僵局，缓和直皖两派的矛盾 。但冯并不想让段插手内政，而是要把他的权力限制在对外军事问题上，因此，对军事又特意作了如下分工：“对内军事由总统府参陆办公署专职办理，对外军事交参战督办统管。”

从表面上看，参战督办的权力有限，但段祺瑞还是欣然接受了任命。这是因为， 段对这一职位有他自己的看法：第一 ，参战督办看似权力不大，但由于他不隶属于内阁，而参战事务又涉及政府的各个部门 ，这就使得他实际上拥有可随意向内阁各部下达指令的权力，对内可以发号施令调动军队，对外可以插手外交，取得外援。这些权力的灵活运用，就可把内阁玩于股掌之上，从而轻易地达到左右政局的目的。 第二 ，更为重要的是，可以利用参战督办的合法身份，以编练参战军为幌子，将发展自己嫡系军队的计划顺利付诸实施。正因为此，参战督办任命令一下，段祺瑞便立即走马上任。

二、其他军阀反对参战

冯国璋任命段祺瑞为参战督办的命令发布后， 西南方面反应甚为强烈，云南督军唐继尧、广西督军谭浩明等纷纷发表通电，表示反对 ，要求撤销该项任命。唐在电文中驳诘道：“查约法大总统统帅海陆军，又宣战媾和为大总统之特权。今参战何事，大总统实宣告之，是大总统即参战之主任，更何得又有督办？有参战督办，将焉用大总统？以督办参战，尚成何国家。此等不伦不类之名词，对内则适形其凌逼，对外愈见其轻率。”谭则在通电中表示：“特段祺瑞之为人，既非全国所信仰，而必付以全国对外之兵权，万难承认。”

西南军阀反对段祺瑞出任参战督办的真正原因，实是怕这位主战派首领重新被启用后，北方又会对西南开战。但 他们所举的参战督办全权办理参战事务有违《临时约法》精神的反对理由，却无疑是切中了问题的要害的 。冯国璋作为北京政府的代理大总统，自然不会不清楚《约法》所赋予他的权力，但由于有前述不得已的苦衷，对西南方面的反对之声他也就只好听之任之了。

1918年2月25日，北京政府公布督办参战事务处组织令，内容共有七条：

第一条：参战督办直隶于大总统综理国际参战事务。

第二条：本处置参谋长一人，承督办之命佐理一切事务。

第三条：本处酌置参议，由督办分别聘委。

第四条：本处设左例各处：参谋处、军备处、机要处。除参谋处由参谋长兼领外，各处设处长一人，由督办遴派，掌理应办事宜。

第五条：本处酌置处员，由督办遴派，承长官之命，分长各处事务。

第六条：本处设副官长一人，视事务之繁简设副官。

第七条：本处办事细则由督办另定之。

3月1日，督办参战事务处正式成立。段祺瑞依据组织令规定，任命靳云鹏为参谋处处长，张志潭为机要处处长，卫兴武为副官长；并聘各部总长为参赞，各部次长为参议。

参战处成立后，段祺瑞等便着手进行组建参战军的准备工作。

三、日本人支持中国参战

在参战处成立之前，日本方面以苏俄与德国单独媾和、威胁到远东为借口，向中国提出了签订中日两国共同防敌军事协定的要求。段祺瑞作为参战督办，主持并亲自参与了与日本方面的秘密谈判。在日本提供饷械帮助中国编练参战军等条件的诱惑下， 段全然置国家的领土主权于不顾，从一开始就对日本方面的提议表现出极大兴趣。

2月26日，他在会见总统府日籍顾问坂西利八郎时，曾明确表白其在此问题上的态度道：“我所担任的互相协作的军事行动一经开始，事实上不致对日军予以任何不便。例如贵国军队对西伯利亚作战而使用北满乃理之当然，在外交上应无任何障碍。”

而已被 段祺瑞内定为督办参战处参谋长的靳云鹏 ，更是奉命就参战军的军费与武器供应等问题，与日本方面负责谈判的陆军少将斋藤季治郎进行了具体磋商。

参战处成立后，特别是3月23日段祺瑞重新出掌内阁后，中日两国更加快了签订共同防敌军事协定秘密谈判的步伐，并终于于5月16日、19日先后签订了《中日陆军共同防敌军事协定》和《中日海军共同防敌军事协定》。 “协定”签订后，日本方面即根据段祺瑞等人的要求，以共同防敌需要为名，派遣大批军事人员来华 ，并提供相当数量的武器装备和军费援助，开始帮助段祺瑞编练参战军。

▲《走向共和》中的段祺瑞

8月，成立参战军训练处，负责处理参战军的指挥、训练、经理、卫生和补给等方面事宜，地点设在北京定安门外黄寺，由参战处参谋长靳云鹏兼任督练。不久，又成立了参战军军官教导团和参战军军士教导团，“目的是通过训练造成师生关系，以便成为与段祺瑞有直接关系的派系势力”。

军官教导团团长为陈文运，地址设在北京定安门外黄寺，抽调保定军官学校毕业生中比较优秀且接近皖系的初级军官加以训练，时间为三个月，训练结束后即分派到参战军各部担任初级军官。

军士教导团团长为曲同丰，地址设在北京北苑，由接近皖系的北洋各师选调优秀军士前来受训，共编为六个营，人数约三千二百人，时间也是三个月，受训结束后即分拨到参战军各部充当军士。两个教导团的教育科目以精神讲话为主，“灌输服从命令、遵守纪律以及参战军和个人发展前途等思想” 。

12月，两个教导团的训练工作结束，随即派人分赴安徽、山东、河南等省招募新兵，筹备扩编成师。在对新招募来的三万余名士兵经过短时间的编队、训练后，1919年1月参战军终于正式成立，共编成三个师，即第一师师长曲同丰，驻北京北苑；第二师师长马良，驻山东济南；第三师师长陈文运，驻北京南苑。

参战军是通过大量的日本借款编练起来的 ，其中依据两国《陆军共同防敌军事协定》之宗旨而于1918年9月28日订立的参战借款，更是纯为编练参战军即借款合同中所谓的能与日本方面“完全协同动作之国防军队”的目的而商洽成交的。

关于此项借款订立的内幕情况， 作为借款中方当事人的章宗祥事后在《东京之三年》一文中如是回忆道 ：“此议（指参战借款问题）起于七年三月，订约于九月，而实行付款则在十一月底参战军具体成立之时。”初始商议时，因日本驻华公使林权助和外务省方面主张与四国银行团商办，“因是迁延数月，未有成议”。其时参战军亟待成立，需款孔急，“乃以参战督办名义，直接与日本陆军大臣商办”。

参谋次长田中义一“颇赞成此举”，并提出以下建议与要求：“先由中国定一编练新军队之计划，概示需若干师团，若干军器，日本方可筹划经费”；至于借款能否成立，则应以“此项新军队须有国家性质，将来可备中央自由调遣为断”。

▲章宗祥（左）与外国使节

田中所谓“此项新军队须有国家性质”云云，不过是一种冠冕堂皇的说辞，目的在于掩盖参战借款的实际用途，而并非有意给段祺瑞等出难题。段祺瑞等对此自然心领神会，因而立即由督办参战处会同外交部发表声明，谓“参战军专为防御外侮及巩固中央之用，完全为国家性质，归中央调遣”；并按田中要求拟具了编练参战军的计划：“编练三师，每师约合四百万元，再加教育各机关经费，约共需一千四百万元，合日金约二千万元”。

日本陆军大臣大岛健一得到中国方面的声明与计划书后，“答言前订军事协定时，本有实行后通融军费之言，中国现既急需，自当尽力，当即与大藏大臣接洽办理”，并赶在寺内内阁届满卸任的前一天即9月28日由朝鲜银行出面，与中国签订了二千万日元的参战借款合同。

由于当时段祺瑞也即将下野，日本方面“深虑此款移作别用，因又附约声明本借款应交付于直接主管国防军队所属之经理主任”；其后付款，也是“每次由参战军训练处督练及军需课长会同署名盖印，始能领取”。 日本对参战军军费上的大力相助 ，于此可见一斑。

与此同时，参战军使用的武器和装备也“全部购自日本”。 参战军训练处所直辖的炮兵营不但一切兵器装备均来自日本，而且“就连马匹也使用日本的 ”。参战军第一师全师使用的武器除山炮是日本六式山炮外，其余“全部是日本三八式”，相当精良。段祺瑞就任参战督办后，北京政府曾以陆军部名义先后于1917年12月30日和1918年7月31日两次与日本泰平公司签订了总额为三千二百多万日元的军械借款。两次借款都是以军械形式交付。这些军械不但品种繁多，而且样式先进，当是参战军武器装备的主要来源。

此外， 参战军在训练上也完全是采用日本式的训练方式 。如参战军训练处下设的参战军教导团，“内分步兵、炮兵、工兵和劈刺等科，课目和教育方式完全按照日本各专门学校办理”。

参战军第一师将全年的训练分为三期：自第一周至第十四周为第一期，完成连的基本教练和战斗教练、实弹基本射击和劈刺体操的基本动作；自第十五周至第三十八周为第二期，完成营、团的基本教练和战斗教练，营以下的对抗演习和射击、劈刺的应用动作；自第三十九周至第五十周为第三期，除补习第一、二两期的课目外，主要课目有连、营攻防对抗演习，团、旅、师的野营演习，班、连基本战斗射击和炮兵联合战斗射击。

▲参战军队

除上述术科外，每天另有两小时的学科，课目为精神讲话和典范令的讲解。这一整套训练方式也“完全是按照日本的教育方式实施的”。

为了把参战军训练成日本陆军式的劲旅，段祺瑞等还效法“日本当时用德人梅尔格之例”，专门成立了一个由坂西利八郎为首领的参战军顾问团，并聘请了一百多名日本的军事人员担任参战军各部的教官，以指导参战军的日常训练工作。

据当时有人调查，仅参战处聘用的日本顾问和教官就有总参议坂西利八郎、副官获原秋藏、交通教练所所长近藤金房、要塞教练所所长下原信城、军需教练所所长鱼住一郎等二三十人。在日本方面的全力支持下，参战军很快在北洋军队中崭露头角，成为在装备、待遇和军官素质等方面“皆为全国之冠”，因而令人刮目相看的“王牌军”。

参战军刚组建编练时，第一次世界大战已临近尾声。

1919年1月参战军编练成立后不久，巴黎和会召开，“和平”成了世界潮流的主流，“参战”名义显已不合时宜。

但段祺瑞视参战军（边防军）为自己的命根子，不但不同意取消参战军（边防军），反而又让徐树铮另行编练了四个混成旅约二万余人的西北边防军，以图进一步加强自己的嫡系军事势力。参战军，加上后来编练的西北军，这两支皖系军阀嫡系军队的建立，使 段祺瑞手中除安福国会之外，又多了一张王牌，凭借这文武两张王牌，段虽辞去了国务总理职务，但仍能轻易操纵内阁、左右政局，继续实行皖系军阀的独裁统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