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后国际社会对纳粹的清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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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后国际社会对纳粹的清算

2020年04月29日 04:35:15
来源:孟话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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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庚子云起漭河岸边、网络

日本和德国分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发起国,也是最主要的两个邪恶轴心,被称作法西斯国家。所以,在盟军取得二战的胜利之后,开始了对这两个国家的清算。虽然纳粹德国和日本的甲级战犯都被处以绞刑,但与日本保留天皇、取消分区占领相比,德国的清算和反思反而更为彻底。除了被处死的战犯之外,还有上万名纳粹成员被苏联押送到了西伯利亚做苦力。

不仅如此,德国在当年的纳粹集中营中都设立了二战纪念馆,深刻检讨了自己当年的罪行,并且以法律的形式规定,禁止使用一切和纳粹有关的标记、标语,凡是同情纳粹,否认希特勒屠杀犹太人的,都会被判处有期徒刑。1970年12月7日,西德总理勃兰特更是在华沙犹太起义纪念碑前下跪,为无辜的死难者默哀。显然,作为战争魔头的希特勒,也决不允许以正面形象出现。

提起二战死亡集中营,相信很多人都曾听过过“奥斯维辛杀人工厂”的恐怖。而最终使这些“用劳动换取自由”的“劳改营”化为人间炼狱的,正是那些丧心病狂、惨无人道的纳粹党卫队狱卒。马丁·索玛(Martin Sommer)便是其中的一位。他有一个让人不寒而栗的绰号:“布尔瓦尔德绞刑者”。时至今日,许多从达豪(Dachau)、布痕瓦尔德(Buchenwald)幸存的平民每当提及他时,眼中仍满是悲愤的怒火。

▲达豪集中营(上)与布痕瓦尔德集中营(下)的正门。

这些打着“劳动使人自由”“给予每名罪犯应有责罚”的“劳改营”,最终在纳粹的暴戾与血腥统治下,化为了一片血海。据统计,就是这两座集中营,便导致了10万人丧命。他们当中,既有大学教授,也有无辜的平民百姓。还有许多被强迫劳动至死的苏联战俘。

▲刽子手:党卫军一级小队长——马丁·索玛肖像照。

1915年2月8日,索玛出生于德国施克伦(Schkölen)的一个农民之家。16岁那年,深感“要为国家社会主义尽力”的他选择加入纳粹党。1933年,不满足于党员身份的索玛,又志愿进入象征“精锐”的党卫队中。1年后,他被转调至臭名昭著的“骷髅旗队”当中,成了提奥多尔·艾克(Theodor Eicke)旗队长【注:相当于上校军衔】的手下。在接受训练时,这位日后被称为“疯子”的旗队长就训诫部下:“身为集中营的管理者,秩序的维护者,你们所有人都不应当对那些猪猡【指囚犯】有丝毫怜悯之心!”1935年,接受完相关训练的索玛,来到萨克森豪森(Sachsenhausen)集中营中担任看守。这一干,便是2年。“水晶之夜”后,纳粹党开始疯狂迫害、捕杀境内的犹太势力。而索玛也来到了布痕瓦尔德集中营中就职。这座原先仅关押政治犯的“劳改营”,随着10000名犹太人的到来,注定将化为一片屠宰场。

▲日后在德米扬斯克战场上重创苏军、一举成名的党卫军将领:艾克,在1930年代时,还是一位以管狱卒、虐待囚犯出名的“疯子”。

索玛在担任狱卒期间,由于工作勤奋,一度被晋升为“行刑官”的职务。而他天生暴戾、喜好施虐的倾向也因此变本加厉:他会让其他人将“犯人”用绳子捆住双手,随后在他们吊在树干之间,然后用另一根粗绳缓缓地将他们拉高。这样,“犯人”们的腕关节与肩部关节会因此脱臼,并不断地发出惨叫声。在索玛看来,“这无疑是人间最美好的音乐”。而那片用于行刑的地方,也被德国看守们戏称为“会唱歌的森林”。在折磨够了受害者后,索玛会亲自手持木棍、铁棒,对着“犯人”的头部、生殖器、肢体一顿猛打。“犯人”倘若失去了知觉,他便会下令用冷水或是电击将“犯人”弄醒,继续殴打,直至对方吐血身亡才肯作罢。

▲就任党卫队分队长【下士】时的索玛。

▲身为一名罗马天主教的信徒,奥托·诺伊吕勒(1882-1940)是首位倒在索玛折磨下的牧师。在布痕瓦尔德集中营期间,诺伊吕勒被索玛下令“倒挂于十字架”上实施绞刑后遇难。

▲除了绑在树上以外,索玛还热衷将犯人的后背靠在铁丝网、铁篱笆上“摩擦”,然后用硫酸等腐蚀性药水为这些犯人“清洗伤口”。

除了上述骇人的罪行,索玛还会私下招“犯人”到自己的看守室,给予“好饭好菜”一番优待后,在其不经意间为“犯人”注射剧毒药物。杀死“犯人”后,索玛会把尸体往床下一塞,然后安然入梦。索玛的暴行并不是不为人知,即便如此,他的上级还是晋升他为一级小队长(高级军士长)职务,以表彰他“卓越”的管理。随着战局的不断恶化,1943年,连这位只会在后方欺压囚犯的狱卒,也被整编加入了一支驻法国的党卫军部队。当年年末,前布痕瓦尔德集中营指挥官:卡尔·科赫因被查出有贪污与管理不善的行为,锒铛入狱。索玛也因受到牵连,也被关进了大牢。巧合的是,这位曾经的布痕瓦尔德绞刑者,入狱的地方,也是布痕瓦尔德。直至1945年,索玛才被送入一支所谓的“惩戒”部队来洗刷曾经的“耻辱”。在战斗中,索玛接连失去了自己的右手大拇指与右脚。除此之外,他的腹部还被一枚手雷的破片所伤,余生都活在痛苦之中。

▲1945年4月4日,美军解放布痕瓦尔德集中营。

在美军解放布痕瓦尔德集中营后,仍在医院疗伤的索玛为逃避审判,毁掉了自己的身份证明。但这位罪大恶极的纳粹看守,最终还是被一位幸存的“犯人”认出。然而,伤病中的索玛却并未马上得到制裁。不仅仅是因为战后西德政府“包庇”纳粹余孽的缘故,还有医护人员们的大声疾呼。在他们看来,这位曾经的狱卒已经遍体鳞伤,受到的惩罚已经够多,与其让他继续痛苦受罪,不妨给他一个重新做人、洗心革面的机会。被定罪“无期”的索玛突然因健康恶化,被送入了拜罗伊特(Bayreuth)当地的医院接受救治。1956年,他与一名护士结婚,并育有一名孩子。后来的索玛还得到了党卫军老兵协会的关照,每个月能得到280马克的救济。1958年,西德政府宣布这位“绞刑者”已基本痊愈,适合服刑。尽管索玛大声疾呼“自己无罪”,1959年,西德政府仍以“杀害38名无辜平民”的罪行将他再一次投入大牢之中。

▲索玛出院后,随即便被送至法庭,接受审判。

1971年,被关押了12年的索玛再一次因健康原因,被视为“不适合服刑对象”。后被送回了家中,1988年去世。这位“绞刑者”至始至终,都没有丝毫悔改的念头。始终认为自己是在“清除垃圾”。

最近一则新闻吸引了许多国人的注意:两个中国游客在德国议会大厦前行纳粹礼被德国警方逮捕。国内的舆论除了谴责两名游客的行为之外,也再一次称赞德国政府对于纳粹及法西斯主义所展示出的严厉态度。每当这样的新闻传出,国人总免不了把邻国日本拿出来和德国做一番比较。就像央视在报道中所说的:“德国政府对于二战罪行的反思受到了国际社会的认可。”与德国政府相比,战后的日本政府可以说在清除极右翼思想以及反思二战罪行上做的不怎么样。这一点从现在右翼团体在日本国内依旧可以明目张胆地活动上就可以看出——同样的行为放在德国,就会被看作是是触犯法律。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于法西斯罪行的清算,在冷战的开始后逐渐降温,这一点在德国和日本都是一样的。德国可以全面深刻地反省自身在二战中所犯下的错误,是由多方面的因素共同促成的,其中当然包括德国政府自身对于清算纳粹思想的发挥的主观愿景。但是,许多人有所不知的是,德国战后的领土变更也在其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德国战后丧失了四分之一的领土,数百万祖祖辈辈居住在东部地区的德国人被苏联红军驱赶出了自己的家园。剩余领土也被盟军分区占领并且分裂成东西德。正是这些领土上的巨大变动在客观上帮助了日后德国政府下决心清除纳粹余毒。

从哥尼斯堡到加里宁格勒

随着德国的再一次战败,对德国领土的重新划分又一次成了战胜国们要考虑的问题。纳粹掌权后夺取的奥地利、捷克等领地自然是要退还原主。对于德国在一战之后的领土,法国和苏联坚持要对其进行重新划分。由于法国本身在美英法三国中话语权不大,所以最终仅仅在德国西部分裂出了萨尔保护领(Le protectorat de la Sarre)这一小块领土。相比之下,东线的苏联在夺取德国领土上则更为充分地满足了自己的意愿。按照美英苏三巨头在雅尔塔会议上达成的协议,作为对苏联夺取波兰东部领土的补偿,德国把奥得河-尼斯河以东的大部分领土划给波兰,而位于东普鲁士的德国历史名城哥尼斯堡(Königsberg)则将并入苏联的领土。德国就此丧失了三分之一的国土,世代居住于德国东部的将近九百万德国人也被苏联红军赶出家园。但泽(Danzig)再一次成为波兰的城市,改名格但斯克(Gdańsk)。东普鲁士名城哥尼斯堡则数百年来第一次脱离了德国,康德的家乡就此改称加里宁格勒(Калининград)并称为苏联领土。德国的领土也就成了今天我们熟悉的样子。

战后美英法苏四国对德国领土处理的示意图,其中东部淡黄色标出的就是被割让给波兰以及苏联的前德国东部领土。西部法国占领区内的一小块淡黄色范围则是法国尝试从德国分裂出来的萨尔保护领。德国剩余领土由四国分区占领,此后美英法三国占领区合并为西德,苏联占领区建立东德,德国正式分裂。

上色部分显示了德国割让的波美拉尼亚、东勃兰登堡、西普鲁士、西里西亚以及东普鲁士等省的具体面积及人口。其中东普鲁士省在哥尼斯堡附近被虚线一分为二,北部归属苏联,南部归属波兰。

战前的纳粹党票仓

1933年在德国历史上是至关重要的一年。一月份时,希特勒被任命为德国总理;二月底发生了震惊世界的国会纵火案(Reichsbrand);仅仅六天之后,魏玛德国(Weimarer Republik)于3月5日举行了它最后一次多党派参与的议会选举。在这次议会选举中,纳粹党已经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打压德国社会党(SPD)以及德国共产党(KPD),并且在一些地区监视投票的过程。正因为如此,从这次选举投票的分布更可以看出德国各地对纳粹党的态度。毕竟在这种条件下还愿意投票给其他政党的选民很明显是厌恶纳粹党的。

如果说用一句话来概括这次选举中纳粹党支持者的分布的话,那就是东多西少。德国东部各选区明显比西部各选区更加支持纳粹。虽说纳粹党在全德35个大选区中的33个里得票率都排名第一,但是纳粹党其实仅在8个选区内取得了过半票数的选票。在这8个选区中,有5个位于东部。其中在编号为1、5、6的东普鲁士、法兰克福/奥得河以及波美拉尼亚这三个东部选区中,纳粹党更是获得了超过55%的选票。可以说东部地区是纳粹党的铁票仓,而且越靠东就越铁。

相比之下,即使在纳粹党尝试操纵选举的情况下,西部地区依旧对其不怎么感冒。纳粹党在德国丢失得票率第一的两个选区就都位于西部,分别是编号为20的科隆-亚琛选区以及编号为21的科布伦茨-特里尔选区。在德国经济第一重镇鲁尔区所覆盖的北威斯特法伦、南威斯特法伦、东杜塞尔多夫以及西杜塞尔多夫四个选区(编号17、18、22、23)里,纳粹党的得票率都没有超过40%。即便是在纳粹党起家的慕尼黑,纳粹党也并没有得到选民压倒性的支持。慕尼黑所在的上巴伐利亚-施瓦本选区(编号24)中纳粹党的得票率也在45%以下。

1933年3月5日魏玛德国议会选举中纳粹党在全德各选区的得票情况。颜色越深代表纳粹党的得票率越高,可以看见深色区域主要集中在东部,而西部以及南部的颜色普遍要浅得多。

可以说,许多西部的德国居民是被东部选民生拉硬拽进了希特勒和纳粹党的第三帝国以及其后的一系列战争。把这张得票分布图与上一张德国领土变更图相比较后可以发现,德国东部选区编号为1、5、6、8、7的这些纳粹党铁票仓在战后基本都被割让给了波兰以及苏联。即使是留在战后德国边境内的部分也都落在苏联占领区,也就是日后的东德境内。与纳粹有血海深仇的苏联,清算起纳粹余毒来可以说是不遗余力。在苏联的压力之下,清算纳粹法西斯成了东德绝对的政治正确,可以说是毫无保留的。而战后真正由西德控制的领土和人口本来在战前就不是狂热的纳粹支持者,战后西德的首位总理阿登纳(Adenauer)在战前就是纳粹得票率最低的科隆市的市长。因此西德政府面对的是一个在战前就不怎么支持纳粹党的人民,政府内的主要头头脑脑在战前就站在纳粹的反面,自然在反思纳粹德国的法西斯暴行上的障碍要小的多。

可能有读者看到这里会问:“地方虽然是割给波兰和苏联了,但是当地的居民在随后不是被波兰和苏联当局驱逐到德国了吗?他们不会影响到西德政府对待法西斯主义的态度吗?”

事实上,战后被割让出去的东部领土作为德国传统的农业区,本身在人口规模上就比工业发达的西部少得多。根据纳粹德国1939年进行的人口普查的数据,奥得河-尼斯河以东的德国领土上总计有九百六十万居民。战前这里纳粹的支持者也主要是农民以及以容克地主为代表的旧普鲁士贵族。

史学界普遍认为,从战争末期到战后总共有大约七百万德国人被从这些东部领土上驱逐出来,其中五百万被送往西德,两百万则被东德接收。被驱逐的人中以农民居多,也有少部分旧贵族。苏联以及波兰对这些德国人的驱逐至今在德国以及东欧国家都是一个敏感的话题,人们普遍认为两国出于对纳粹德国的报复心理,在驱逐德国居民时采用了暴力的手段。德国政府认为,原东部领土的德国居民在被驱逐的过程中的伤亡数字可以达到一百五十万。在计算了战争期间兵役人口的流失以及战争末期提前逃离的难民后,最后被驱逐的八百五十万的总数和战前纳粹德国的人口普查数据基本相符。

1945年时在东普鲁士拍摄到的逃亡中的德国难民,波兹坦公告中确认了东普鲁士将成为波兰以及苏联的领土。

这些农民经历了战争最为残酷的一面,他们失去了毕生积攒的财富,失去了祖祖辈辈居住的房屋以及耕种的土地。因此许多被驱逐的德国人是被纳粹政权伤害最深的人,他们虽然一直反对西德政府于波兰达成边界协议永久放弃对东部领土的声索权,但是在反思纳粹德国暴行的这一问题上许多被驱逐者都是和西德政府站在一起的。

至于原来生活在德国东部支持纳粹政权的旧贵族们,他们要么被苏联在占领区推行的土改打倒,要么侥幸逃到西德。逃到西德的这一批旧贵族也已经失去了自己的土地和财产,西德政府也并不承认贵族阶级,他们对于西德政治可以产生的影响已经极其有限了。

东德对纳粹的彻底清算

战后德国领土的变更为德国反思法西斯罪行带来的另一个便利就是东西德的分裂,尤其是东德的存在。就如上文谈到的,作为苏联卫星国的东德在清洗纳粹余毒方面是不遗余力的。去纳粹化可以说是东德最重要的政治任务以及政治正确之一。当西德的去纳粹化进程随着冷战开始而逐渐降温时,东德官方一直坚持着自身反法西斯的立场。由于苏联政府的压力,不管东德官方愿不愿意,对纳粹思想以及纳粹分子的清理都是要严格清算的。战后苏占区内的所有军工厂以及由纳粹拥有的产业都被苏联国有化了,大部分重工业被苏联政府以东德战争赔款的形式拆除搬迁至苏联境内。当时苏联对东德政府提出了一百亿美金的战争赔款要求,加上意识形态的要求,东德对于境内与纳粹有联系的资本家远比西德要严厉得多。

反纳粹在东德日后的统治中逐渐成为其攻击西德的重要手段。随着美英法在西德进行的去纳粹行动逐渐降温,东德官方将西德政府直接描述成纳粹德国的延伸,攻击其与纳粹余孽合作。1952年起东德因为苏联严酷的惩罚以及赔款要求陷入严重的经济危机,进而在次年六月于全国范围内发生了民众示威抗议运动。东德官方对于此次示威的定性就是西德政府与纳粹分子勾结煽动民众产生的。其后当东德于六十年代开始修建举世闻名的柏林墙时,理由也是为了抵挡西德纳粹分子对东德的渗透。柏林墙的官方名称就是反法西斯防卫墙(Antifaschistischer Schutzwall)。出于两德在国际社会中的竞争考虑,西德官方可以说不得不加紧从思想上反思纳粹德国的罪行。东德的存在本身对于西德政府来说就是一个激励其反思纳粹罪行的要素。

最后,从上文中战前德国国内纳粹支持者分布图中可以看出,原先纳粹的死硬支持者中,除了被割让给波兰以及苏联的部分,几乎都留给了东德。随着土地改革以及苏维埃式教育在东德全境的推行,东德掐灭了纳粹得以在东部德国存在的土壤。可以说,东德为德国最终能深刻反省纳粹政权的暴行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结语

与德国相比,日本的国情是不一样的。比之于德国,盟国对战后日本的处理可谓是特别的宽大:既没有国家分裂,也没有分区占领,最为重要的区别是没有被苏联军事占领。当我们在讨论日本政府与德国政府在反思二战罪行方面觉悟的不同时,不要忘了:德国失去了战前三分之一的领土,德国经历了四十年的国家分裂,东德经历了四十年苏联主导的反法西斯教育。日本可以说是在一个轻松得多的环境中进行着自己的战后反省,反省深度远不如德国就可想而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