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循:汪中善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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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循:汪中善骂考

汪中可以说是清代中期最具争议的学人。他喜好骂人,又每遭人骂。当他去世后,诸家为他作墓铭行状,使他好骂人的轶事流传纷纷。而他的儿子汪喜孙(字孟慈,1786-1848)则屡屡辨言诸家记载失实,极力想为其父洗雪掉这种不讨人喜欢的形象。这样一来,汪中骂人与被骂的实情究竟如何?也就成了清代学术思想史研究者常常提及的话头。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整理出版了《新编汪中集》,搜集有关汪中的材料比较齐备,借助此书,再配合其他相关文献,围绕汪中骂人与被骂的种种传说的迷雾,或可稍稍揭开一二层。

晚清的桂文灿(道光二十九年举人)在其《经学博采录》卷九中说:

泾县包大令世臣曰:“世人皆称容甫使酒,不守绳尺,乃容甫终其身,酒未沾唇;世人又言容甫前妻孙氏死于非命,然孙氏被出后,嘉庆己丑余至扬州时,犹及见之。人言之谬戾如此。”盖容甫性好讥弹,而人心不古,故多谗谤之语欤?

包世臣(1775—1855)的言论见其所著《艺舟双楫书述学六卷后》(见《新编汪中集》附录三),以之与上面的引文对读,可知“性好讥弹”云云为桂文灿的话。这四个字是桂氏对汪中一生“多谗谤”的原因的解释。这一解释大体可谓得当。汪喜孙曾作《容甫先生年谱》,于乾隆五十二年丁未(1787)条中说:

(先君)一日食于某所,友人某方居母忧,避席谢主人曰:“某居太宜人忧,不饮酒,不茹荤。”先君明日斥之曰:“前日与君食肉甚甘,何欺人若此!”先君质直不能容人,早年初字庸夫,后改字容甫以自厉。

可见汪中虽欲自厉,却终究不能得庸道而行,也不能容人。尤为有趣的是,《年谱》乾隆二十八年癸未(1763)条说:

先君初讳秉中,因应试,老吏书册误落“秉”字,遂更今名。

“秉中”当然是秉持中道而行、不偏不激的意思,故初字“庸夫”与之相配。然而老吏书册竟偏偏误落“秉”字,看来汪中之“中”终究不得其“秉”,老吏下笔之际,竟已早为之谶了!

相较于包世臣提到的使酒、毒妻等事,汪中好骂人的习性乃尤为时人及后人聚讼所在。而在这一点上,汪喜孙颇为其父抱不平,成人之后,屡屡撰言申说其父好骂人的形象多是旁人的虚构。其中最为他不满者有两人,一个是洪亮吉(字稚存,1745—1809),另一个是凌廷堪(字次仲,1755—1809)。

洪亮吉《更生斋文甲集》卷四《又书三友人遗事》有记汪中事云:

肄业安定书院,每一山长至,挟经史疑难数事请质,或不能对,即大笑出。沈编修志祖、蒋编修士铨,皆为所窘。沈本年老,后数日即卒。人遂以为中致之,共目之曰“狂生,狂生!”

中议论故抑扬,以耸众听。时侨居扬州程吏部晋芳、兴化任吏部大椿、顾明经九苞,皆以读书该博有盛名。中众中语曰:“扬州一府,通者三人,不通者三人。”通者,高邮王念孙、宝应刘台拱与中是也。不通者,即指吏部等。

对这两件事,汪喜孙皆予以反驳。他在《孤儿编》卷三《更生斋文集洪亮吉书友人遗事正误》中说:

安定山长有沈慰祖,并无沈志祖其人,且非经学家,何故以经史疑义质问于不通经者?即不能对,亦无足怪。

先君生前自刻《述学》小字本,有《冯按察碑铭》,略云:歙程编修晋芳,以名节相矜尚,文章议论咸蕴藉有根柢,天下称名德焉。先君称述程编修如此。

尤其对后一事,他又在《容甫先生年谱》中郑重言及之:“谨按先君撰《冯君碑铭》,称道程编修晋芳学行云:以名节相矜尚,文章议论咸蕴藉有根柢,天下称名德者焉。据此知先君于乡前辈称之不置口,虽所学不同,持论不必尽合,固未尝如洪编修亮吉所述,诋鱼门(程晋芳)、子田(任大椿)为不通也。《冯君铭》刊于先君生前,尤可据也。”

如今来看这一争执,洪、汪两造所言,恐怕皆有偏私之处,而汪喜孙所作的辩解尤多勉强之辞。汪喜孙所谓《冯按察碑铭》指汪中所作《大清诰授通议大夫湖北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驿传冯君(廷丞)碑铭》,汪中在此文中说道:

(冯君)与大兴朱学士筠及其弟侍郎珪、嘉定钱少詹事大昕、青浦王按察使昶、歙程编修晋芳、桐乡汪舍人孟鋗,以名节相矜尚,文章议论咸蕴藉有根柢。是时诸人皆卑官,其后仕宦,或显或不显,天下称名德焉。

可见汪中之言是针对冯氏及二朱、钱、王、程、汪等人笼统而发的,而汪喜孙将程晋芳从众人之中单独抽离出来,且不考虑碑铭一类文字中难免谀颂之辞的特殊笔法,则其所言其实已与汪中文字间的语境有相当的距离了。

洪亮吉文中又曾说:“岁甲午,余馆扬州榷署,以贫故,兼肄业书院中。一日薄晚,偕中至院门外,各跨一石狻猊,谈徐东海所著《读礼通考》得失。”对这件事,汪喜孙也在《正误》中予以驳斥说:

谨按先君是年客宁波未归里,有上冯均弼先生诗可证,次年四月始返江都。检洪《年谱》,次年春即馆江宁,安得有偕至院门外谈《读礼通考》一事?

汪喜孙在这里看似言之凿凿,其实颇有遮掩不实处。据其所作《容甫先生年谱》乾隆三十八年岁癸巳(1773)条:“是年冬,先君客西溪。”次年岁甲午条又说:

(先君)五月往宁波,未几自宁波归,往江宁,八月归里。……冬,往宁波依冯兵备廷丞。

而洪亮吉门人吕培等所编《洪北江先生年谱》岁甲午条记道:

正月,……在扬州安定书院肄业。……七月,偕黄君景仁赴江宁乡试。……十月,复诣扬州,冬杪始归。

汪中是扬州府治所在的江都县人,所谓“归里”自然就是归扬州。那么对比这两段记录,则甲午年十月到这年冬天,汪中与洪亮吉同在扬州,因而从行迹上并不能肯定洪氏所谓“偕至院门外谈《读礼通考》一事”纯为虚语。汪喜孙在《年谱》中明明说其父于甲午年“八月归里”,《正误》中却改口说“先君是年客宁波未归里”,则其所“按”“谨”何在焉!

与此同时,洪亮吉的话也未必字字可信。汪中曾有《致刘端临(台拱)书》说:

阳湖有洪礼吉者,妄人也,倘得交足下,幸勿为其所欺可耳。

洪礼吉即洪亮吉(乾隆四十六年洪氏应礼部试,因嫌其名与“礼部”同字,故改名亮吉)。据此可知汪中对洪亮吉的学行乃颇不以为然,因而洪氏于汪中卒后述其遗事,也难免有借机渲染以泄其私怨的嫌疑。汪喜孙指出“安定书院山长有沈慰祖,并无沈志祖其人”,即可见洪氏文字中确有失实处。

尤其让汪喜孙耿耿于怀的是凌廷堪。凌氏在《汪容甫墓志铭》中说:

君最恶宋之儒者,闻人举其名,辄骂不休。

所极骂者一二人,皆负当世盛名。人或规之,则应曰:“吾所骂皆非不知古今者,盖恶莠恐其乱苗也。若方苞、袁枚辈,岂屑屑骂之哉!”其傲兀类如此。

嘉庆时江藩(1761—1830)作《国朝汉学师承记》为汪中立传,即全袭凌氏此言,由此汪中好骂宋人及当世负盛名者的形象乃广为流播。对此,凌廷堪可谓始作俑者,所以汪喜孙疾之特甚,于其《孤儿编》卷三作《校礼堂集凌仲子撰先君墓铭正误》一篇,不仅针锋相对予以驳斥,并进而反唇相讥。

汪喜孙先反驳凌氏说汪中不屑骂方苞(1668—1749)之言说:

谨按段先生(玉裁)云,凌仲子撰容甫《墓铭》,称其不屑骂方灵皋,容甫实无此言,语太重矣。又谨按先君评《望溪集》云,于存殁之际,多有情至之文,亦其才美不可没也。又撰《沈按察行状》云,学文于方侍郎苞,冲融醇懿。《望溪集》为刘端临先生所藏,《行状》今刊入《述学》。即《妇人无主》驳方灵皋说,亦何致不屑骂之。方为凌仲子乡前辈,仲子骂之无所不至,同时人所共闻,殆欲引先君以自证耶?

其实,汪喜孙所举以为证的《沈按察行状》中“冲融醇懿”云云,是指的沈氏之诗文而不是方氏之文;而另一可以为证的《望溪集》评语我们今日也无从得见了。虽然如此,他说其父对方苞的文章多所称赞,仍然应当是可信的。因为我们可以另得两条旁证。朱彬(乾隆六十年举人)《游道堂集》卷二《与陆祁孙书》说:

某迂愚无似,少承学于先人,年十三,见家藏《望溪集》,读而心好之,以为北宋诸家后当为第一。……弱冠朋试于泰州,见江都汪容甫,恢奇人也,独许某为知文。

朱彬心好《望溪集》,而汪中称许其“知文”,则可知汪中论古文也推重望溪。又据焦廷琥在《先府君事略》中记其父焦循(1763—1820)尝说:

余十一二岁时……好为古文。丁未,以所撰序事文就正于汪容甫先生,先生令焚之,曰:序事文须无一语似小说家言,当时时以《左传》、《国语》、《史记》、《汉书》为之鹄。

汪喜孙于《容甫先生年谱》乾隆五十二年丁未(1787)条也记此事道:“焦里堂以文质先君,曰:爇之,此唐、宋人小说,何不学左丘明、司马迁?”可见,汪中论古文乃以《左传》《史》《汉》为企向,而这也正是以方苞为代表的桐城文派的宗尚所在。那么汪中称赞方苞的文章,也确属意料之中的事。

不过必须注意,以上材料所能证明汪中对方苞的推重,只是限于“古文”,并不能推及其他领域。所以正如汪喜孙所说,其父作“《妇人无主》驳方灵皋说,亦何致不屑骂之”,因而在经学上,汪中又颇不以方苞为然。尤值一提的是,据《新编汪中集》的整理者田汉云先生说,汪喜孙在整理汪中文字时,曾“改动原稿中尖锐批评他人的语句。汪中《妇人无主答问》初刻及阮(元)刻本有文云:‘夫生则共事宗庙,没乃不沾一食。葬而不祭,即馁其母;祭而不配,有鳏其父,于五刑莫大之罪,盖无所逃焉。其为不学,又不足言矣。’这段尖锐批评方苞的文字亦为汪喜孙删去”。汪中直斥方苞为“不学”,汪喜孙所谓“何致不屑骂之”,其根据即在此。然而若将这段文字删去,则“何致不屑骂之”一语难免就将意无所属。可见汪喜孙爱亲心切,处处代为乃父弥缝,几至有捉襟见肘的危险了。

据上所述,汪中好骂当世负盛名者,尤其是骂方苞一事,实需作具体分析,并不能一言以蔽之。其中有骂、也有不骂。凌廷堪“若方苞、袁枚辈岂屑屑骂之哉”一语,确有渲染、夸大的嫌疑,未免言过其实。诚如段玉裁(1735—1815)所说:“语太重矣。”看来在这一处争执上,汪喜孙较得其实。

汪氏父子之时,正是清代学界汉学、宋学争论激烈之际,任何抑扬汉、宋的言论都容易招致诟病。所以针对凌廷堪说汪中最好骂宋儒一事,汪喜孙也要反予讥驳:

谨按先君与刘先生(台拱)为问学交,刘先生素习有宋儒者之学,先君若闻人举宋儒辄骂不休,则不与之友矣。刘先生与先君交深,四海所知也。又谨按胡竹邨(培翚)云,仲子(凌廷堪)先生骂宋儒最甚,此不能为之讳。然则凌盖假先君以自附耶?

汪喜孙说刘台拱(1751—1805)“素习有宋儒者之学”,而“与先君交深”,这些都是事实。刘氏经学深湛,同时又自幼即好程、朱之学,人称“小朱子”,汪中视之为学术性命之交,故身后遗书、孤儿皆托付与他。但汪喜孙这里说得颇含混,他只否定了汪中“闻人举宋儒辄骂不休”一说,至于汪中对宋儒之学的态度究竟如何,则避而不谈了。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汪喜孙自有他的难言之隐。

其实,汪中与素习宋学的刘台拱“交深”是事实,而他不喜好宋学也是事实。这一点频见于汪中的论学文字中。《大学平义》谓:“宋世禅学盛行,士君子入之既深,……习非胜是,一国皆狂。”同时,在与刘氏的交往中,他也曾明白言之。汪中《致刘端临书》说:

李君(惇)相见时,每以足下笃信宋人之说为恨。君子之学如蜕然,幡然迁之。未审比来进德修业,亦尝发寤于心否?示知为望。

汪中的话出自《荀子大略》篇:“君子之学如蜕,幡然迁之。”杨倞《注》说:“如蝉蜕也;蟠(幡)与翻同。”据此足见汪中对刘台拱笃信宋儒有相当地不满,但二人乃挚友,所以他不便明言,乃借李惇之口,且以《荀子》之意宛转曲达之,只有“发寤”二字,可稍谓重语。在另一通《致刘端临书》中,汪中又说:

中在府城时,尝与成裕(李惇)相知,处四五日,其心折于足下者甚至。至于学术异同,则诚不可以口舌争也。然所谓它日之合者,或足下可合于成裕与中,而成裕与中则不能合于足下也,决矣。

汪中在这里更明确表示了,对于刘台拱“笃信宋人之说”的取向,他自己是绝对不能予以首肯的。就此观之,汪中厌恶宋学的程度的确不可谓不深。所以汪喜孙可以断然否定汪中“闻人举宋儒辄骂不休”的传闻,但对汪中之于宋学的真实态度,就只好不置可否、含糊其辞了。至于凌廷堪说汪中厌恶宋儒之学,虽大体属实,但其津津乐道的“闻人举其名,辄骂不休”一幕,则未免是想当然耳。如果凌氏以他的文字请质于汪中本人,恐怕汪中也将借其告焦循之语来回复他:“爇之,此唐、宋人小说。”

汪中的一生,可谓名满天下、谤亦随之。他才高性直、难于容人,不免有骂人的习性,这大体是事实。汪喜孙虽然爱亲心切,百般辩护,也终究难以完全遮掩。至于汪中骂人言行的传播者如凌廷堪、洪亮吉诸人,所言虽非全属虚构,但各出私心、以致夸张失实处,也所在多有。

最后我想提及清末朱克敬《儒林琐记》卷二中一则关于汪中的故事:

中尝江行,与洪亮吉同舟论学。亮吉专崇马、郑,中兼涉程、朱。辨争良久,中口拙,屡为亮吉所屈,愤甚,捽亮吉堕水,舟人救之,得不死。

这则故事读来不免令人诧异。前文已经说过,洪亮吉与汪中之间有私怨,但从未有人言及此江上动武之事;至于说汪中论学“兼涉程朱”,与上文所说汪中厌恶宋学的情形恰相颠倒,尤为闻所未闻。不知朱克敬这段文字之所本究竟为何?结合相关材料来看,我怀疑这则故事是将洪亮吉笔下的一段文字改头换面而来。洪氏《更生斋文甲集》卷四《又书三友人遗事》,记载了一个叫汪苍霖的人:

汪苍霖,钱唐人。……尝以公事赴吴门,回舟与汪明经中同载。二人者性并傲,且其始皆歙产也。泛论世次,忽谓中曰:“余长君两世。”中曰:“君误矣,余实君曾大父行也。”苍霖恚甚,欲缚中掷扬子江,以救获免。

在洪亮吉笔下,与汪中动武者是汪苍霖,然而世人知汪中与洪氏有隙,故此事再三流传之后,或即误汪苍霖为洪氏本人了。这是我的一种推测,尚无旁证。至于说汪中论学“兼涉程朱”,此言又何从谈起,更令人百思不得其解。且书此存疑,敬待世之高明有以论裁之。

作者 | 张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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