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国军高端博弈的角度探析衡阳保卫战对桂林保卫战前期策划的负面影响

寄小文 王德辉*

一、问题的提出

1944年11月前后进行的桂林保卫战，是一场中国军队虽经浴血苦战但仍归于失败的战役。对此，国民政府在作军事总结时，多强调两个方面：一是统帅布置正确；二是驻桂军队在参加衡阳保卫战后，不及补充，寡不敌众。[①]但探究起来，疑问丛生：日军在衡阳会战后也打至残破不堪，如何又能在交通比国军恶劣的条件下及时补充并发动新攻势？广西长期为抗战优秀基地，湖南、广西一线国军主力配置充裕，在统帅布置正确的情况下如何当日军临城下时会出现寡不敌众、连环溃败的局面？

其实如果单纯从军事观点分析、评测这场战役的得失，可以说是一个参考指标相对较单纯的事情：之前有1944年6月至8月间的国军第10军在仓促状态下，顽强坚守地利、战力条件远不如桂林的47天衡阳保卫战；之后有1945年7月国军光复桂林时，日军将主力置于桂林城外大范围梯次退防坚持近半个月的模式。相比而言，多方面因素均优于衡阳的桂林保卫战却数日沦陷，这无法不让后人在研究战史时提出质疑。

由于各种原因，当年的具体史料如今已经严重缺失，导致在对桂林保卫战的具体过程或决策得失的分析中，始终存在许多的谜团或争议。本文尝试避开无实证的细节探讨，依据现有的史料，探讨一下衡阳保卫战对当时蒋介石、白崇禧、张发奎在桂林保卫战高层博弈决策层面上所生成的影响，解析出各方的初始决策及实际对策的演变，从另一个角度寻求对当年桂林保卫战所存在的底层疑问的答案。

二、时局背景

1.欧洲：为加速达成“开罗宣言”、“德黑兰宣言”所制定的作战目标，盟军在西线成功实施诺曼底登陆并攻入法国境内，苏联红军在东线攻入欧洲，法西斯德国的灭亡进入倒计时。

2.太平洋：美军通过马里亚纳海战，已经基本摧毁日本海、空军的攻击能力，开始对法西斯日本的本土实施战略轰炸。

3.中国战区：中国远征军在缅甸已经稳定地确立了作战的主动权；中美空军实力增强，湘桂战场空中优势基本由国军掌握；八路军与新四军在敌后战场已经开始了局部反攻；日军对“一号战役”是否继续进行存在有重新探讨的疑虑。

4.桂林战区：距广西1940年桂南战役后通过持续抵抗、从而成功收复南宁并将日军驱逐出境已有四年，桂系主力的美械换装基本完成（有全美械或半美械的区别），中美空军飞虎队在临桂两江机场的战斗使用已经进入常态运转阶段，年初刚刚举办完以提振抗战信心为主题的西南剧展，加之湘桂走廊地形狭隘、全州及桂林皆扼冲要道且应战资源准备充分，这些都促成桂林城无论是守备力度或民心方面皆具备可以一战的能力。

在这种可期待的中国必胜、日本必败的态势中，参与高端博弈的蒋介石、白崇禧、张发奎三方，继孤守卓绝的47天衡阳保卫战后，为桂林保卫战设计了一个“中央军守广西北大门－－全州；桂军守广西首府－－桂林；第四战区长官部守广西中枢－－柳州”的迎敌阵式，结果却在千里逶迤来犯的日军攻势下相继简单溃败，无一能重现衡阳保卫战的业绩。究竟是哪些因素相与促成了现实中的国军选择结果？探讨这其中的高层博弈过程，对后人认知、分析历史的真相有着重要的意义。

三、博弈策略

当时以桂军为基干的广西国军，作为第四战区部队，统辖上受国民政府蒋介石领导，名义上受第四战区长官部长官张发奎指挥，实际上受白崇禧（李宗仁挂衔中原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支配。由此形成三方高层博弈的局面。

1.蒋介石对衡桂作战的考量

作为中央政府，已经达成同盟国将取得最终胜利的共识，因此在抗战获胜形势不可逆转的局面中，不愿承担投入主力兵团力争打大胜仗的风险，所以可供决策的选择有：

上策是在不伤及中央军筋骨的条件下打胜衡阳保卫战，确保中央军在湖南的实际存在，以实力维护湖南屏障大西南的地位，并借以保持对桂系的影响或控制。

中策是衡阳保卫战失利后，节制中央军主力在湘西保持完整的屏障大西南的重兵壁垒，当日军兵锋指向广西时，支持、责令桂林战区的地方部队死拼日寇，胜则国家之荣，败则追责有据，避免出现日军停屯于湖南，随时有发动西向攻势的局面。

下策是步1940年昆仑关大战的模式，直接挥师中央军进入广西统一由战区最高长官指挥，以承受中央军的巨额损失为代价，争取再打一个大胜仗，保全桂系势力的地盘或军力。

2.白崇禧对衡桂作战的考量

就身在国民政府高层任职并积极谋取中央政权的桂系代表白崇禧而言，如果能打大胜仗则对保护其战时所获得的势力扩张与谋求战后在中央的地位提升有预期的好处；如果因战败而丧失了主力部队则必然会势力无存。因此所面临的选择有：

上策是积极促成衡阳保卫战的胜利，避免日军锋芒进入广西，也防范中央军借机染指广西，损害桂系的根基。

中策或者在确有保障的条件下拼血本打个大胜仗；或者当不能打大胜仗时，顺应战局自然发展，宁可失地也决不丧失主力部队。这成为动态权衡的二选一的两个待选项。

下策是甘冒丧师失地的风险在桂林死拼日军。

3.第四战区长官张发奎对衡桂作战的考量

由于已经失去立足实力，兼之第四战区长官对广西军队只有名义上的指挥权力，因此张发奎于战局应对的基点是在不得罪广西实力派的前提下保全一个能独立于国民政府不必仰蒋鼻息的栖身之地，同时寻机建立起自身系统的军队，因此可选择的策略空间狭小，只能是一方面顺从桂系白崇禧的安排，另一方面尽量不得罪国民政府蒋介石，但底线一是坚持抗日，二是避免出现丧失立足之地被迫投奔重庆当寓公的局面，因此可考虑的选择为：

上策是支持打胜衡阳保卫战，继续保持自身在抗战中所获得的半独立地位。

中策是梯次死守桂柳，促成日军因损失重大而放弃攻略广西。

下策是放弃对日作战，西行投奔蒋介石。

四、战局对博弈策略选择的影响

（一）衡阳保卫战结束前

从军事角度说，在中国抗战中，湖南、广西除了各自作为通常意义上的兵源、物质、声望等方面的基地外，在屏护大西南的意义上也是有着互为犄角的态势：湖南作为四战之地，如果不解除湖南境内中国军队的侧击之忧，日军就不可能实施以重庆国民政府为目标的大规模西进攻势；同样，如果不消除驻桂的中国军队对湖南方向的威胁，日军也不可能发动以湖南为进击地的西向攻势（这些都可以说明后来的独山之战或怀化之战的背景）。由此不难理解整个抗战过程中，蒋介石在湖南这个丘陵地域的重兵屯积和将唯一的机械化部队――国民革命军第五军安置在衡桂之间的思虑所在。

可以说，只要不是因为丧师而失地，当长沙失守后，衡阳保卫战就有着异乎寻常的重要意义：一是作为国军在湖南境内最后的屏护大西南的防线基点；二是成为蒋、白、张三方博弈的最佳上策契合点。

1.蒋介石的博弈策略：凭据中央军在湖南的战力，依托衡阳拖垮日军，保持湖南会战前的态势。但在主次关系上，蒋介石非常明确：保衡阳只是为了防止日军西进，因此不可能为了保衡阳而削弱中央军保卫大西南的军事结构，所以博弈的前提是不可因为援救衡阳赔进中央军在湖南的实力。

这在当时的军事态势上也非常明显：如果衡阳失守，日军势必进击广西，不存在直接西向发动对西南的攻势，驻防大后方的主力一来可以顺利完成美械改装训练；二来如果局势有变可以顺江迅速推进中原；三来还可以用援桂的名义将中央军派驻广西。

2.白崇禧的博弈策略：作为明智的军事将领，白崇禧对衡阳保卫有两个方面的清醒认知：一是如果衡阳保卫战失败，势必会对广西这个桂系的根基造成严重的恶果；二是能否打赢衡阳保卫战取决于蒋介石对战局得失的评估，并不取决于桂系的力量。

所以从湖南会战伊始，白崇禧就予以密切关注并动态调整自己的应对方式：（1）在作战设计层面提出日军千里奔袭，后勤补给是明显的弱点，国军如果能选择一个有力的地点扛住日军的攻击，就有可能通过多路出击整体击败日军[②]；（2）在作战操作层面一是在衡阳保卫战开始前就火速调出原派驻衡阳的桂系军队，避免当蒋介石放弃衡阳时遭受被动的损失；二是在衡阳保卫战打到双方精疲力竭时，责成桂军主力积极救援衡阳（在救援衡阳的各军中，桂系第46军损失最大、进击至衡阳的距离也最近）。同时，白崇禧也清醒地对未来战局的发展提出了明智的判断：（1）敌人攻陷衡阳后，必以打通桂柳为后续作战目标；（2）如果能集中兵力统一指挥，有可能在桂林打一个好的歼灭战。[③]

3.张发奎的博弈策略：由于战事地远，与自身尚无直接关系，所以基本执追随白崇禧积极致力衡阳保卫战的策略。

（二）衡阳保卫战结束后

当实际战局以衡阳保卫战失败宣告结束后，三方原先同取的上策组合已经无存，导致三方利益中的潜在冲突爆发，引发博弈出现新的组合。

1.蒋介石的新博弈策略：明取中策暗行上策，一方面象征性调中央军驻防广西北部门户全州县，并以此严令第四战区务实策划桂林作战方案；另一方面隔离了第四战区对所有中央军的实际指挥权，防范下策所顾虑的昆仑关大战导致中央军严重损失的事态重演。

2.白崇禧的新博弈策略：中央如果大举调嫡系入桂配合作战，则桂系行中策选项一积极应战，争取在桂林动用主力部队拼死打个大胜仗；中央如果无实际行动保障桂林作战的胜利前景，则桂系行中策选项二消极应付，从桂林城中调出主力部队，象征性留部队在桂林打几日。宗旨是绝不单独以桂军主力死拼日军，导致丧师失地的结果。

3.张发奎的新博弈策略：在现实存在蒋白利益冲突的博弈中，优先考虑桂系的意图，兼顾中央的意图，借以谋求实现梯次抗击、迫敌退却的中策设计。

五、博弈焦点

综上可以看出，三方博弈的焦点实质是白崇禧对衡阳保卫战演化局面的得失评判：如果白崇禧判断蒋介石能真心以大局为重，切实谋求衡阳保卫战的胜利，则三方博弈尚存同向而进的可能；如果白崇禧判断蒋介石出于私心，有刻意放任衡阳保卫战的失利，借日军之刀行削弱桂系之意，则三方博弈不可能实现同向而进。

如前所述，长衡会战初期，白崇禧就不断提出坚守据点、多路进击的作战设计。但白崇禧的这个明智的作战设想，在衡阳保卫战中也强烈引起了他的极大忧虑和警觉：国军第10军在时间、地势、兵力等因素都非常不利的情况下，孤军作战47天，却根本没有出现战区多路国军四出作战的情形，甚至连蒋介石多次亲口允诺的解围时间都无法实现，最终导致战者自亡、援者重伤、观者无过的恶劣结局。[④]

由此，白崇禧判断蒋介石已经下决心放任衡阳失守，有意将日军兵锋导向广西。在这种情况下，桂林保卫战打不打？怎样打？就从一个单纯的军事问题变成了蒋、白互忌的利益自保问题：最高统帅蒋总裁从保住中央政府安全或颜面的角度出发，希望桂林保卫战打好，但只想让桂军独自去撑起危局，不肯放权战区长官部统一使用广西境内的中央嫡系部队；小诸葛白崇禧则决策或者中央与广西联手打好桂林保卫战、或者宁愿放弃桂林也要保全桂系的军队实力。曾对人言：“守城必须有城外支援，本来，两个军守城吸引消耗敌人兵力，再以机动的主力军从外边反包围，在桂林打一个会战是可以的，……可惜了，中央在贵州的主力军不来了。”[⑤]在这种各自从私利出发的高端博弈局面下，桂林保卫战从伊始就不存在打不打的问题，存在的只是国民政府高层蒋、白如何在怎样打中各谋其利的问题。

借鉴1939年底日寇第一次入侵广西时蒋白博弈的过程看，双方也是从伊始就存在着互相利用、互相谋私的互动：因日军是小部队孤军进入广西，白崇禧在蒋介石面前详细分析了必胜的预期，于是中央政府调动唯一的重装机械化部队－－国军第五军放权给桂林行营，受命参与桂南战役。虽然第五军在昆仑关因痛击板恒师团而一战成名，但也被严重打残，最终桂南战役还是失败了。1940年底日军为形势所迫退出南宁后，蒋介石和白崇禧各自从不同感受的角度得出了不同的作战的体会：蒋介石认为中央军被白崇禧过度使用而遭受严重损失，并没有对战役后续发展起到应有的作用；白崇禧认为只要自身军力得以保全，日军在广西的实际存在就不可能长久。由此，在面临1944年底日军重新攻击广西时，蒋介石就不允许地方战区长官指挥中央军的情形再现了；而白崇禧则也得出了只要作战实力在，失地并非决定因素的结论。

而当白崇禧一旦确定了选择，则必将导致蒋介石鞭长莫及、张发奎顺水推舟的博弈结果。

六、博弈应对

在此形势下，桂林保卫战在设计时就存在着这种受衡阳保卫战演化阴影干扰的不协调因素：蒋介石在看清衡阳保卫战必将演变成桂林保卫战后，考虑的是如何保存湖南境内的中央军实力同时借机促成中央军入桂的现实；白崇禧在评估认定蒋介石放弃全力拼胜衡阳保卫战的心机后，考虑的是如何在应对日军进攻与中央军介入的局面中保证桂系的利益最大化；张发奎在看懂衡阳保卫战中蒋白的分歧后，考虑的是如果在蒋白相争中暂且维持置身事外的办法。

于是蒋介石在继续维持湖南中央军防御体系的情况下，抽调重庆卫戍部队93军进入广西，名义上归第四战区长官部指挥，暗中指示只以蒋的命令为准[⑥]；白崇禧只希望能获得中央的兵力和资源，抗拒独立的中央军进入桂系传统地域；张发奎则周旋于蒋、白之间谋求一个平衡的立足点并暗中新组自身的军队，希望中央军和桂军能保住他在广西的现状。

譬如名义上由第四战区长官部提出的、实质体现第四战区实力派白崇禧意志的最初军事设计方案是：中央军93军守广西的门户全州，桂系负责守护桂林、柳州等广西重镇。

这个设计方案的巧妙点是：如果中央军能死力守备广西的北部门户全州，则桂系也全力部署在桂林打个好仗；如果中央军耍滑头不愿尽力，则桂军也决不作冤大头。

所以第四战区长官部在拟定桂柳会战的战区作战指导要领时，就寓意极深地试探性设计了两个方案来侦探蒋介石的底牌[⑦]：

“93A（军）之任务，谨拟二案如下：

（甲）以一部占领黄沙河阵地，以主力死守全州。此案确实有效，但牺牲较大。

（乙）在黄沙河、全州、严关口（兴安附近）、大溶江各地区，逐次持久抵抗，再依状况参加桂林决战。此案牺牲较小，但不易确实实施。

右二案以何者为宜，乞钧裁。”

而蒋当时的批示是：“应照甲案实施。中正。”

在此博弈局面中，第四战区长官部于是设计一个桂林保卫战的框架：中央军守广西北大门全州；桂系主力死守桂林城；第四战区长官张发奎亲自坐镇柳州城御敌。

七、博弈演变

在面对衡阳保卫战失败的悲惨现实情景下，出于三方各自的私利，第四战区长官部最初设计的三家合股模式根本不可能有实现的可能：蒋介石不可能让自己的嫡系为桂系守广西北大门而死拼日军；白崇禧不可能为死拼日军而将广西根基拱手让给蒋介石；张发奎也不可能坐看全州、桂林轻易陷敌后在柳州为死拼日军而以身殉国。

首先是张发奎为钉死93军确保广西的北大门全州县，夸张地调动战区直属工兵营和第31军工兵营前往黄沙河选择地形，加上全州上万民众历时两个整月构筑供一个军两个师使用的半永久性工事阵地，摆好了一个要求中央军率先抗敌的阵式，却并没有对第四战区长官部驻防的柳州布置认真的防务。期间，张发奎还发现在全州守备的问题上，蒋介石给第四战区长官部的命令是“死守”，而给93军的命令则是“固守”。为此，张发奎曾经专门发电给蒋介石要求厘清，而蒋介石则明文回电“全州应死守”[⑧]。其次是白崇禧提出统一使用中央军参与桂林保卫战的设想，但遭到蒋介石的拒绝，只允许扩编地方军用于桂林保卫战，引发了白崇禧对蒋介石在桂林保卫战中的真实意图产生猜疑。

结果不出白崇禧的猜疑，蒋介石一方面公开承诺并严令93军死守全州（时间：三个月；物质：任需供应）；另一方面却私下密电“93A（军）留一部坚守全州，不得已时节节抵抗，支持两星期以上时间，主力转移桂柳方面”[⑨]。

不料以天子门生自居的93军的军长陈牧农居然将领袖的指示参悟得太透了，当日军来攻时，简单放了几枪就烧毁大量军用物质后放弃全州让开了日军直通桂林的大道。虽然后来在各方追责下，蒋介石下令枪毙了军长陈牧农。可怜一员抗日战将，落得如此下场[⑩]。但蒋这种毙一人保存全军实力的做法，却让白崇禧立即有样学样，立即避开第四战区任命的桂林保卫战最高指挥韦云淞，在东镇路白崇禧私家公馆召集夏威、韩练成、黎行恕、海竞强（专由邕龙电调来参加）等人秘密协商[11]，改变第四战区所定4个师防守桂林的方案，将原计划守卫桂林的桂系主力海竞强（白崇禧外甥）第188师和甘成城（夏威外甥）第175师调出城外，美其名曰用于侧击日军（平心而论，这些部队后来也确实打了硬仗），导致桂林保卫战中两个军四个师三万多人的防御阵地，改由两个师共一万七、八千人来防守。对此，作为第四战区最高长官的张发奎也只能无奈地对人说“白是对最高统帅部负责的，自有其智虑之处，我们何必另出主意，将来作战不利，把责任归咎于我，由白一手布置就是了。”

在这种三方各自出于私心的高层博弈互动下，桂林保卫战完全丧失了胜机的可能。

后来中日军力对比悬殊的实战对阵情形是：

日方58师团（桂林北面）、第40师团（桂林东面）、第37师团（桂林南面）、步兵第218联队（桂林西南）。

中方第31军131师（135师、188师在西江方面作战）、第46军第170师（欠510团）、新19师57团第2营、第175师523团第1营、第188师563团第1营、炮兵第29团团部及山炮兵第8连、炮兵第10团第8连（15榴）、第93军野炮连、炮兵47团第4营。

由于国军在决策高层发生的分歧，直接导致素以能打硬仗而著称的桂系根据地发生的桂林保卫战的失败结局。与衡阳保卫战相比，桂林保卫战无论是从准备时间、作战装备、防守地形、整体态势、敌军起始心态等多个方面都优于衡阳保卫战，在衡阳战役中打至师老兵疲的日军方面，还曾揣测过桂林会不会是中国军队设置的一个陷井？可最后由于统帅间的私心，使得日军侦破国军无意力保桂林的高层情报，居然敢将久疲之师阵前分兵，决策同时攻击桂林和柳州－－最终桂林保卫战数日间失败，而柳州甚至比桂林还要沦陷得早。

八、博弈得失

虽然从战略的角度说，蒋、白各自获得了所谋求的私利，但却都在民族大义上辜负了军人保家卫国的根本职责。

本来，日军贯通大陆作战的收官之作－－桂柳会战就是一个愚蠢的设计：防范美国空军使用大陆机场攻击日本和连贯东北至南洋的日军这两大目标无一实现，并没有给日本的失败命运带来任何改变。但在军事影响上，日方还是取得了重大的收获：国军丢弃的大量作战物质，直接促成了日军作战能力和生存能力的提升，据日方记载：成功地缴获了存放在桂林、柳州以西地区的大量弹药、被服、航空燃料、铁路器材、机器等军需品，为后来第11军的自战自存活动带来了很大好处，甚至出现奇异的现象－－日军制式武器的弹药显著不足，前线部队几乎均以缴获的国军使用的捷克式机枪等做为主要装备。并且在各种宣传舆论方面，也成就了日本彻底败亡前的最后喧嚣。

对国民政府而言，可以说是方方面面损失惨重：。

1.军心：剧烈动摇。

中央与地方的猜忌加剧，不但当时白崇禧就暗中派人与史迪威密谋抬出李济深替换蒋介石[12]，也为战后的蒋桂冲突埋下隐患，更对军队之间的协同作战留下了恶劣的样板。谁能说清楚，后来张灵甫的74师孤毙孟良崮，不是当年衡阳保卫战或桂林保卫战孤军战亡的翻版呢？当初桂系就有看轻缅甸作战、出动主力经广西打通出海口、直接获取美援的想法，但由于蒋出于把持美援独享权的考虑，从根本上拒绝了桂系在广西打大仗的主张，执意抽调主力部队参加入缅作战，至此导致桂系彻底看轻蒋介石的为人，为后来桂系公开与蒋介石唱对台戏等行为伏下了前因。

2.民心：空前丧失。

面对空前的军事大溃败，不但广大民众和文化人对国民政府丧失了信心，当时甚至共产党的报纸都忍不住连发社论“论湘桂战局”、“再论湘桂战局”，教训式地提出“在战术上，要求前线各军坚决采取‘敌进我进’战法，大胆渗入敌人的翼侧后方，展开大规模的运动战，并即时发动人民游击战争，坚决实现断桥挖路，空室清野，袭击埋伏，以求疲惫敌人，分散敌人，而后达到各个击破敌人。在战略的配合上，各战区应积极出击，截断敌人交通，打击敌人增援部队，使敌无法抽调增援，敌在前线遭到不断的打击，敌后复中断接济，就是促成敌人必败的必要步骤。”

结论：军事行为不应该只以军事目的为测评标准，军事高层清醒准确的决策永远不应该以国家民众利益的重大损失为代价。

参考书目

《抗战桂林文化城史料汇编（军事分册）》

台湾《国民革命战史（第三部抗日御侮）》

台湾《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二编+作战经过》

台湾《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 第5辑第2编 军事4》

《民国军事史略稿第3卷（下）》（姜克夫编著，中华书局版）

《血泪忆衡阳：衡阳保卫战亲历记》

《47天衡阳保卫战》（蔡汝霖）

《衡阳文史资料第七辑》

《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译稿 第2辑》

《白崇禧大传（下）》

《湘桂战役与桂林文化城的陷落》

日本《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一号作战之二湖南会战》

日本《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一号作战之三广西会战》

* 作者简介：寄小文，桂学研究会会员。工作单位：桂林市教育科学研究所；研究方向：桂林近现代史。王德辉，工作单位：桂林广播电视发射台；研究方向：中国文化史。

[①] 见《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二编+作战经过（二）》一书“湘桂会战桂柳会战经过概要”：我作战指导正确，虽因情况，时机有所变更，但全盘部署，均甚妥当，故能以极劣势兵力，达迟滞消耗敌人之效。本会战，以经长衡会战之残部，及由后方调来之新兵，战力微弱，犹能与敌恶战苦斗、予敌消耗，于统帅指挥上之成就甚大。（录自国防部史政局抗战史料）

[②] 军事委员会副参谋总长白崇禧呈战略管见电：“敌攻衡阳，志求一逞，但守城军与野战军务须配合作战，胜算可期，……查岳阳至衡阳铁路约三百四十二公里，水路约七百一十公里，又由崇阳、通城、平江、长沙、浏阳、醴陵、攸县、安仁、耒阳之公路，约七百二十公里，敌分数路来犯，所谓千里餽粮，士有饥色，敌军十万以上补给不足，我于正面既不能击破敌人，及阻止敌人，拟请改变战法，于湘江两岸由各部队编成多数支队，附以工兵及爆破器材，转向敌后袭击其辎重，破坏其交通，空军则袭敌湘江船舶及铁路公路车辆为主，使敌饥疲无法持久。”（录自总统府机要档案）

[③] 民国33年（1944）六月二十六日，副参谋总长白崇禧上将于桂林曾电呈军事委员会 蒋委员长，关于保卫桂柳作战之意见具申，兹摘要如次：

一、此次攻湘之敌，如到达衡阳后，其企图或沿粤汉路进攻曲江、或沿湘桂路进攻桂柳，俱有可能；然就敌欲掩护其南太平洋之陆上运输及将来之退路安全起见，定然续攻桂越或进而打通桂柳，控制我粤汉路以西、湘桂路以南之机场，桂柳在战略上实属重要。

二、桂林石山环绕，岩洞甚多，可容十余万人，对敌机炮轰击，均可抵抗，且往岁防匪西窜，曾筑有永久工事，诚为天然要塞。然就现在预想部署，只有第六十二军及第四十六军，纵能短期迟滞敌人，但绝无反攻之力，时间延长，徒作无谓消耗，不能达预想目的。再观第七战区，现有第六十三军、第六十四军、第六十五军，仍有备多力分之弊。至于在邕（南宁）、龙之第三十一军，地广兵单，无论敌由越南或钦、防进攻，其第一八八师与第一三一师两个师，亦难操胜算。

三、固守桂林，应彻底集中兵力，予进攻之敌以反击，为收歼灭之效起见，拟以第七战区香总司令所部，担任粤汉路以东之作战，俾抽调第七战区主力之两个军，控制于龙虎关、富川、贺县一带，以一总司令或副总司令统一指挥之；第六十二军掩护桂林，相机进出桂、全以东地区，侧击桂林之敌；另密调第三十一军之第一八八师及第一三一师，集结柳州。又南宁机场及其附近之警卫，原有第一七五师之两团担任，即以谨该师之一部移置南宁。再于以上各军之原防地，另编地方团队，袭用原驻军之番号，担任警戒，一俟敌进入我桂林核心阵地，受我相当消耗后，即以第七战区主力之两个军，进入恭城附近，第三十一军于柳州，分途推进，适时由东南、西南方面转移攻势，将敌人夹击而歼灭之。

[④] 据《国民革命战史》记载，当时湖南第9战区中除第10军外，作战部队有：37、46、62、73、74、79、100等约13个军。

[⑤] 见2004年邓群、姚蓝所著《湘桂战役与桂林文化城的陷落》一书。

[⑥] 见《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2编军事4》第225页引国民政府国防部史政局及战史会档案中蒋介石与93军密电。

[⑦] 见《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2编－军事4）》“军令部拟桂柳会战有关战区作战指导要领（1944年8月24日）”。（录自国民政府国防部史政局及战史会档案）

[⑧] 见《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2编军事4》第230页引国民政府国防部史政局及战史会档案。

[⑨] 见《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2编军事4》第231页引国民政府国防部史政局及战史会档案。

[⑩] 陈牧农（1900－1944），名有礼，号节文，湖南桑植县南岔乡人，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曾参加过淞沪抗战、徐州会战、武汉会战、桂柳会战等著名战役。1940年3月，在山西阳城、晋城一带与日军支征旅团作战，一举歼敌三千多人，缴获汽车三百多辆和大批军械装备，同年8月，在太行山、王屋山一带与日军清水谷口部队激战中负伤，是国军最后一位退出山西战场的将领。1942年8月，晋升为陪都重庆卫戍部队93军军长（编入赴印作战的攻击军团），1944年5月率部调入第四战区参加湘桂战役，1944年9月20日因弃守全州被蒋介石电令执行死刑。（综合《湖南省志第30卷人物志》、《桑植文史资料 第1辑》）

[11] 见2004年邓群、姚蓝所著《湘桂战役与桂林文化城的陷落》一书。

[12] 见《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译稿第2辑史迪威资料》第110页“为了应付中国目前面临的危急局势，……要求蒋介石委员长辞职，……以李济深元帅为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