契丹人为什么爱修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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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塔恐怕不中了。随时可能塌。一年？十年？一场大雨可能说塌就塌！”
近日，一则话题“千年辽代白塔快塌了”迅速攀上热搜。话题的主角是一座位于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敖汉旗的佛塔，正名“武安州白塔”，建于辽代早期。
武安州白塔现状
这座白塔，是现存始建年代最早、最具辽中期特色的空心式砖塔，同时还是唯一一座采用穹顶式佛龛的现存辽塔，研究价值颇高，也是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早在2016年，国家文物局就在《关于武安州遗址——武安州塔保护加固工程立项的批复》中，就同意了白塔的修缮工作，可之后迟迟不见内蒙古启动维修。地方的重视程度不够，修缮计划一直没有实质进展。
现在，它裂开至少18道黑缝，生出100多个黑孔，塔身倾斜，不时有砖块坠下。
这座千年辽塔的正名，叫做“武安州白塔”。武安州在辽代的地位比较特殊，它是辽太祖耶律阿保机最早建置的头下州之一，并由此开创了头下军州制。
辽太祖耶律阿保机画像
什么是头下军州？
头下军州，也称投下军州，它是契丹、辽朝贵族的领地，是一种特殊的地方行政机构，也是军事行政的联合组织。契丹贵族在初期的征服战争中，劫掠了大量的人口，他们将这些人口聚集起来，建立州县城堡等组织，称为头下。这些被劫掠的人口大多来自河北、山西和原渤海国，都是汉人或渤海人。头下的人口身份既有称为部曲的农耕者、手工业者，也有驱奴，前者为依附身份，后者为奴，奴所占的比例在少数。头下军州的刺史由中央任免，其他官吏由头下主自行委派。赋税除酒税和一半田租交纳辽政府外，其余皆归头下主，这些头下主自然都是辽的宗室、外戚、大臣和所属部族首领中立有战功的人。
武安州遗址
《辽史》载：“武安州，观察。唐沃州之地，太祖俘汉民居木叶山下，因建城以迁之，号杏埚新城。复以辽西户益之，更曰新州。统和八年改今名。”
这里是草原建城或建立据点的先驱，也就是缩小游牧移动的开始。所谓“杏埚”，即“新的斡鲁朵”，辽太祖阿保机在幽燕一带掠抢大批汉人，先在木叶山那里建宗庙，建完后把这批汉人又移至这里建他的新的“斡鲁朵”（宫帐、宫殿），故传音为“杏埚”。
辽太祖阿保机建国之后，仿唐制把这里改制为“新州”，并“以辽西户益之”。统和八年（990），新州更名为武安州。这年三月，又一次建城，并“以宋俘实之”，第三次迁入汉民。
宋辽高梁河之战
这里说的“宋俘”，即由当时著名的辽宋高梁河之战所获。宋太宗为夺回燕云十六州，平北汉后未经休整准备，即转兵攻辽，企图乘其不备，一举夺取幽州。但辽景宗耶律贤得知幽州被困，急令精骑增援，在高梁河大败宋军，宋太宗乘驴车逃走。
把新州改为武安州，似乎是辽对高梁河之战获胜的一种纪念，体观了契丹族的尚武精神，即“以武安天下”之意。
武安州作为一个典型的头下军州，先俘木叶山的汉民，又迁入辽西之户，高梁河之战后又有汉民俘虏迁入。当地人口构成想必非常复杂。
在这样一个多民族杂居的地区中，建造如此高大的佛塔，有什么意义呢？我们再放眼契丹人二百余年的辽朝历史，会发现辽地建塔数以千计，而且分布极为广泛，许多州府都有自己的城塔。于是，另一个问题诞生了——
为什么辽代建塔数量如此巨大？曾经数以千计的辽塔为何而建呢？
笃信佛教的辽统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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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塔都是佛塔，想要了解辽塔建造的原因，就必须了解辽统治阶层的宗教信仰。
唐天复二年 (902) ，辽太祖耶律阿保机“以兵四十万伐河东代北，攻下九郡，获生口九万五千，驼、马、牛、羊不可胜纪。九月，城龙化州于潢河之南，始建开教寺”。开教寺被认为是辽地第一座寺院，辽的佛教信仰或许是由此而来。
《辽史·义宗倍传》中记载，辽太祖在神册元年 （916） 时问诸臣，耶律氏得天命而为君，祭祀诸神应以何为先？群臣多答应以佛为先。但太祖表示“佛非中国教”，耶律倍认为孔子才是万圣之尊，应以孔子为先。这个回答得到了辽太祖的肯定，可见，当时佛教在辽太祖眼中，还不如孔子受尊崇。
同样的，辽太宗时期大肆推广、扶持佛教，也大都是将佛教与儒、道等同视之，是大规模占领汉地后，为了争取汉民民心、巩固统治而采取的策略。此时的辽统治阶层，尚将佛教作为工具，而不是自身的信仰。
随着佛教在辽地的迅速发展，辽统治阶层对佛教的信仰也开始显露出来，“饭僧”的风气大兴。
饭僧，即佛教信仰者通过布施僧侣修善祈福的行为。据历史记载，辽穆宗、景宗与圣宗共饭僧八次，饭僧的理由大致有帝后生辰、死祭和战争胜利等。
农安辽塔，辽代黄龙府遗留至今的唯一的古建筑，建于辽圣宗耶律隆绪太平三年至十年间（1023-1030）。图为1983年修缮后的农安辽塔
如果说上一时期的辽统治者还是正常的促进佛教发展，在滥度僧尼的情况出现时，也会下诏禁止私度僧尼、滥度僧尼。那么辽中后期的崇佛已经完全失去了限制，可以说佞佛之风盛行。
辽兴宗耶律宗真在重熙七年 (1038) 去佛寺受戒，想要舍身为僧。辽道宗耶律洪基大量饭僧，大康四年 (1078) 就饭僧尼三十六万，此后又多次饭僧，动辄几千人，在历史上也极为罕见。除此之外，他也经常征召僧人入宫讲经，还命皇太子写佛书。末代天柞帝耶律延禧更是如此。此时的佛教发展至顶峰，辽地遍布佛教信徒，统治者大兴土木营建寺塔，赏赐给僧侣的土地财物更是数不胜数，寺院经济过度膨胀。
奉国寺，始建于辽开泰九年（1020年），是辽的皇家寺院，初名咸熙寺（因供奉七尊大佛，又称大佛寺或七佛寺）
辽道宗时期，僧侣占总人口数的3.6%，而北宋僧众最多时才占总人口的0.92%。农业社会中，不事生产的僧侣数量过多，必然会冲击传统社会的平衡状态。滥度僧尼的结果，就是僧侣数量超出了辽社会的正常承受能力，佛教活动也导致国库空虚，影响到了普通百姓正常的社会生产，最终导致国力衰弱。
看来，“辽以释废”的说法不无道理。
遍地佛塔的辽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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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兴盛的重要表现之一，就是大量营建佛教寺塔。我国自古有“寺塔一体”之说。寺庙进行佛事活动，塔一般是绝大多数舍利保存的地点，辽塔也是如此。
锦州市内现存的广济寺及广济寺塔，就是辽道宗为珍藏和供养宋仁宗皇后赠与其母辽兴宗皇后的三色佛舍利而修建的。对存放佛舍利的佛塔进行供奉和管理的僧人需要住所，所以自然要在佛塔周围建造寺院。
广济寺塔属典型的辽代佛塔，为八角十三级密檐式实心砖塔，建造于广济寺内
现存的辽塔主要分布在我国北方地区，在辽宁西部、内蒙古东南部、北京和天津、河北、山西三省市的北部等地分布尤为集中，大多位于辽设立的五京周围。
辽五京：辽上京临潢府、中京大定府、东京辽阳府、南京析津府、西京大同府
五京是辽代重要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也同样是佛教活动中心，辽代佛塔的修建也多在五京周围。
从现存辽塔的造型来看，辽代佛塔型式有密檐、楼阁、单层、复合、华塔等。辽塔和宋塔的类型有所不同，宋塔多为楼阁式，而辽塔绝大多数为实心密檐式。
天宁寺塔，八角十三层檐密檐式实心砖塔，建造年代为辽代大康九年（公元1083年）
随着佛教在辽的兴盛，辽的楼阁式佛塔比重逐渐下降，密檐式佛塔比重增加，成为辽塔的主流。实心密檐式塔不可攀登，这一点说明了佛塔的建筑功能削弱，佛塔信仰象征意义的不断加强。
佑国寺塔，可登临的楼阁式塔，宋代皇佑元年(1049年)重新修建。"铁塔行云"也是宋以来形成的著名汴梁八景之一
我们今天所见的大多数有纪年的佛塔均为兴宗、道宗、天祚帝时期建成，其中兴宗、道宗统治期间最多，而且样式趋于统一，八角型密檐塔大量出现，塔基也以八角形平面最为常见。
辽阳白塔，八角十三层实心垂幔式密檐舍利砖塔
辽塔的塔身都饰有装饰图案，这些装饰图案内容通常是有关佛教内容的图案和各种建筑形象的要素。
辽塔塔身装饰的主要佛教图案是佛和菩萨，组合形式有一佛二菩萨和一佛二弟子等。
其他常见的佛教图案装饰有佛皇、佛像、飞天、力士、伞盖等。其建筑形象图案主要有塔、经幢、城楼、角楼、飞桥、城门、城墙等。塔身装饰雕刻技术精湛，艺术水平很高。
辽阳白塔塔身八面分别端坐释迦牟尼的八大弟子佛，坐在高束腰须弥座上，背靠朱色火焰纹。龛外左右二砖雕胁侍菩萨，足踏莲花，双手捧钵，或持莲合十。横格上部短矮，正中一垂绶大宝盖，左右上角二飞天
辽代建塔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是城塔，比如辽阳白塔就是东京城的京塔、朝阳北塔，是兴中府的府塔。
还有一种是景观塔或者风水塔，建造在河流转弯处或者山脚下。华北至东北经山海关到大凌河古道，是辽的交通要道。东平房塔、八棱观塔和黄花滩塔塔心室直面大凌河，应当都是风水塔。
大凌河畔的三座辽代佛塔
辽大规模建塔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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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塔数量如此之巨，分布也十分广泛，建造工艺精美绝伦。那么，大规模营建寺塔对辽到底产生了什么影响呢？
造塔对于辽来说，首先起到了巩固政权的作用。建于统和二年 (984) 的《朝阳南塔定光佛舍利铭记》中记载：“盖我佛慈悲，仗真珠之卫护于大契丹国霸州居第东南，上兴塔庙，下置石宫”。
此处的真珠，就是指舍利子。舍利子是一种非常珍贵的供养品，是僧人火化后所产生的结晶体。佛塔中藏有舍利子，意味着契丹国的统治有“真珠”护卫，这也使百姓相信辽统治的正义性，是天命所归。
朝阳北塔的金舍利塔
辽疆域的扩大主要依靠战争，其统治范围内自然存在大量汉人、渤海人、女真人等其他民族的居民，或是被劫掠来的俘虏。前文提到的头下军州就是这一现象最好的证明。而且，传统的契丹人是游牧民族，汉人则是农耕民族，生活方式不尽相同也容易导致冲突发生。这时候，佛教就起到了调和不同民族矛盾的作用，比如武安州白塔的建造，就是为了迎合头下州中宋俘的信仰。
此外，一座佛塔的修建及修缮，是统治者与当地百姓共同完成的。辽太祖神册元年 （916） ，首任霸州彰武军节度使韩知古，奉太祖耶律阿保机之诏命，修葺柳城，建置霸州，并同时整修了开元寺塔，改名为延昌寺塔，并于辽重熙十三年四月八日最后竣工。这座塔就是朝阳北塔。
修复前的朝阳北塔
围绕着一座佛塔，各个社会阶层与民族因宗教信仰被团结在一起，这种行为无疑具有缓和社会矛盾的作用。
精美的佛塔和塔身雕像，自然也是建筑艺术和雕刻艺术水平的集中体现。通过大量建造佛塔，辽的雕刻艺术也得到迅速发展。
配合佛塔所建造的寺庙中，有风格多样的佛教彩绘壁画。这些壁画的艺术水平也是经由大量营建寺塔而迅速提高的。在佛教寺塔的营建中，辽代工匠还吸取了儒、道两家的艺术特征，佛塔上时而出现八卦图案即是一种证明。
白塔峪塔，始建于辽道宗耶律洪基大安八年（1092），塔身各立面正中砌有佛龛，龛门呈圆形，上雕有卷草花纹，内置佛雕像。左右侧各立一胁侍，与龛顶等高。各龛上部雕有佛名，佛下座雕三像、三马、三只孔雀、三只金翅鸟。佛龛上左右各有五个小佛，坐云朵之上，其上皆有宝盖
都说“辽以释废”，营造寺塔对辽自然也有许多负面影响，其中最为显著的就是浪费了大量社会资源，造成了政治经济危机。
通过对现存辽代佛寺、佛塔的年代分析和分布状况，我们可以发现辽后期佛塔的建造相比前一时期数量更多、分布更广。寺院僧侣借此获得大量财产，积蓄了大量财富，但是，大兴土木也浪费了金钱和民力，国库和民众日渐贫穷，入不敷出，辽的社会矛盾也因此愈发突出。
许多辽塔是为了保存舍利而建造，故其中藏有大量专供佛教供养的金银器。金银器的使用也是对国家贵金属资源的消耗，导致金银流失严重。
辽代金银器：鹰顶金冠饰
此外，从辽塔中出土的文物，许多是来自中原地区的瓷器，如定窑、耀州窑、景德镇青白瓷等。在这些瓷器中，盏托等茶具及熏炉等焚香贮粉用具逐渐增多，也从侧面反映了契丹贵族生活习惯的转变。游牧的特征逐渐减少，辽贵族的生活逐渐向中原人靠拢。
而且，由于崇信佛教，统治者要建塔迎奉舍利，原先的游猎活动都被禁止，普通的捕猎行为也被严加管理。佛教的兴盛对契丹人原有的风俗习惯和生活方式造成了巨大的冲击。契丹民族性格从此发生变化，由骁勇善战逐渐变得贪图安逸。可以说，国力衰弱、百姓软弱，社会矛盾加剧，辽的崩溃与佛教兴盛还是有一些联系的。
辽塔纵然与辽的兴衰有些关联，但千年之后，它们成为了辽代历史的见证者，再现了辽建筑与雕刻艺术，也向人们昭示着那个时代佛教的繁盛图景。
从昔日的数以千计，到今日的仅百余座，辽代佛塔的减少或许意味着有些记忆正在历史的风雨中消失。
武安州辽代白塔上的一道宽缝（1月18日）。新华社记者安路蒙 摄
4月20日晚，内蒙古自治区文物局通过官方渠道公开回应表示，内蒙古自治区高度重视媒体报道的赤峰市敖汉旗武安州辽代白塔修缮滞后存在损毁的情况。4月12日至14日，内蒙古自治区文物局为该塔的修缮保护事宜专门委派工作组到敖汉旗，召开现场办公会，共同商讨针对性修缮措施，已明确搭设脚手架，对面砖脱离等病害进行排查，采取临时稳固等措施保护白塔。内蒙古自治区文物局还表示，目前已明确下个月完成修缮方案，立即启动白塔修缮工程。
古建筑的保护，从来是与时间赛跑，与自然赛跑。时代鲜明、形制精美的辽塔，以及更多古建筑的修缮和管理，都需要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