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皇帝太爱学习，《清平乐》中的仁宗，制定的这项制度不得不夸

近日热播大剧《清平乐》中，皇帝宋仁宗有晏殊专门陪伴读书。其实，在宋代，对皇帝的教育有一种专门的制度，而皇帝所学的内容，也是有意设置的。那么具体情况如何？

一、宋代的重文倾向

宋代建立在唐末五代的乱世基础上，统治者吸取了武将专权的教训，所以就致力于扭转这种情况。从立国之日起，就重文抑武，历代帝王恪守“以文化成天下”、“与士大夫共天下”的祖宗之法。为了树立宋王朝重文的形象，赵家帝王也亲自做表率，给天下的士子做示范，以引领天下之风气。

宋太宗每日在听政之余，必读经史之书，还让著作郎吕文仲当他的侍读，以便随时顾问。相传，他曾立志一年内读完《太平御览》，每天从巳时读到申时，也就是从上午10点一直读到下午6点，堪称皇帝中的学霸。

影视剧中的宋太宗

真宗即位之后，也十分好学。他说：“勤学有益，最胜他事。且深资政理，无如经书。”意思是说，读书是最有用的事儿，要想处理好政事，没有比读儒家经典更有用的了，因为这些书都是圣王留下来的经验。真宗学习十分刻苦，即使汗流浃背，依然不放弃学习。真宗还请了许多大儒陪他读书。

真宗还做了一个事，那就是设置了侍读官的选拔标准和名位待遇，他们都享有翰林学士的同等待遇。真宗还在宫内收拾出一个宫殿，让侍读官住，让他们24小时值班，由宫里提供膳食，类似于今天的包食宿，以便帝王随时询问。皇帝学习的内容，一般都是儒家经典和钦定正史。

宋真宗

二、经筵的成型

北宋的第四位皇帝宋仁宗，年仅13岁就即位了，怎么对这位小皇帝进行教育，成为手握实权的章献刘太后和满朝士大夫都十分关心的问题。于是，产生了一种新的制度——经筵。仁宗即位当年，刘太后就下诏：“皇帝听断之暇，宜召名儒讲习经书，以辅圣学。”于是，从当年开始，翰林侍读学士孙奭、龙图阁学士冯元就开始给仁宗讲《论语》，李维和晏殊每天陪着他读书。

《清平乐》中的刘太后

与《清平乐》剧中不同，仁宗的老师其实有4人，而不是只有晏殊一个。仁宗继位4年后，让辅臣宋绶和夏竦给他讲《唐书》，以吸取唐代治国的经验。自此，侍读官讲经和读史的分工开始明确。同时，史书记载仁宗还学《老子》，所以，有的学者就认为，宋代皇帝某种程度上接受了无为而治的政治理念。

《清平乐》中的晏殊

仁宗自从当上皇帝，就没有放松学习，一直认真对待经筵活动，同时还不断完善经筵制度。景佑元年（1034年），他设置了崇政殿说书一职，任用了4名品级比较低的官员。景佑四年，他把这4个人迁为天章阁侍读。自此之后，崇政殿说书和天章阁侍读就成了主要的伴读官员。

景佑二年的时候，仁宗还专门设置了弥英阁和延义阁作为经筵活动的场所。仁宗亲政后，还在经筵中增加了学习本朝先帝政治训导的内容，如仁宗曾学习《正说》、《三朝经武圣略》和《祖宗圣训录》。宋代重祖宗家法，这些内容的学习都是这一精神的体现。

《清平乐》仁宗读书

在经筵中，有主讲官主讲，皇帝是主要学生，而宰相等其他重臣也可以旁听。史官和起居舍人在旁边维持纪律。皇帝在听讲过程中可以随时提出疑问，主讲官和旁听大臣都可以解疑答惑。

其实早在汉唐时期，就有专门的老师为皇帝讲授经典的传统。西汉时太子即位之后，就要以皇帝的身份聆听老师讲授的儒家经典。如汉灵帝即位时只有11岁，在这之前他没有老师，因此朝廷就特意给他找了师傅。宋儒一般把这件事当作经筵制的源头。

影视剧中的汉灵帝

三、皇帝所接受的“帝学”

经筵官的任务，本来是为皇帝讲授经、史的，但是从宋神宗开始，经筵官可以向皇帝呈递奏折，提前向皇帝说明自己对所讲内容的理解。通过这一形式，之后的皇帝可以借此向大臣征求处理国家大事的意见，了解一些民间情况。而经筵官，就可以借此向皇帝灌输自己的思想和学说，反映朝中和民间的一些情况，实现自己的政治主张。于是乎，除了给皇帝讲解，经筵官还有另一个身份，就是政治顾问。

宋神宗

宋朝士大夫主要弘扬儒家经典，通过儒家经典来提高帝王的道德修养水平，让君王塑造君德，成就帝业。同时，将儒家的价值追求和政治理想贯彻到国家的具体行政当中，构建一种“道统”，让君王不是推崇法家的“权、术、势”的霸道，而是实行上古圣王所践行的王道仁政。

《清平乐》中士大夫们和皇帝

这种思想从北宋皇帝经筵选择的书目中就可窥见一二，如最常学的书是《尚书》。《尚书》的内容是尧、舜及夏、商、周三代圣人贤臣的政治训戒，如在《清平乐》中，仁宗读的就是《尚书》中的《皋陶谟》。皋陶是谁呢？相传，他是舜帝旁边掌管刑狱和诉讼的官员。而谟是一种文体，舜时开了一次会，与会者有大禹、伯夷和这个皋陶，皋陶做了会议记录。可以这么说，这篇文章是中国最早的议政记录。所以，《尚书》深受宋朝皇帝欢迎。

经书《春秋》的内容较为繁杂，所以仁宗下诏只选择有利于治理国家的事情来讲。他还告诉群臣，不要害怕有所避讳而不敢直说，只要有利于国家治理，统统可以畅所欲言。

《清平乐》中仁宗读的书

神宗年间，司马光编了一本历史政治手册，叫《资治通鉴》，目的是专门供皇帝吸取历史教训的。就因为这个目的，他不惜采用一些野史小说中的记载，使其中的历史故事有一定的教育意义。比如，他采用《汉武故事》等小说，力图塑造汉武帝晚年后悔自己暴政的形象。司马光在给神宗讲《资治通鉴》的时候讲到了祖宗之法可不可变，就说祖宗之法怎么能变呢，汉武帝采纳了张汤的建议，把刘邦时萧何制定的法规都改了，结果天下一半都成了盗贼。要是汉武帝仍然追随曹规，汉王朝就可以高枕无忧。司马光可不是随便讲讲，他的目的就是为抵制王安石变法找到理论上的依据。

《清平乐》中的司马光

宋代鉴于历史的教训，防范武人，重用文臣，提倡文治，因此十分重视对皇帝的教育，于是诞生了经筵。太宗、真宗时，请大臣作经史学习顾问，到仁宗时期，已经发展一种比较成熟的制度，专门对皇帝进行经史教育，提高皇帝的道德修养和处理国家事务的能力。随着经筵制度的运营，经筵逐渐具有了讨论治国理政方针的功能。这种制度为后代历朝所沿用，成为一种重要的宫廷教育制度。

参考文献

姜鹏：《北宋经筵与宋学的兴起》，复旦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6年。

王琦：《朱熹帝学思想研究——以《经筵讲义》为中心的考察》，湖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