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火器政策的源起、演变及其深远恶果

中国的兵器本来并不落后于西方，后来之所以悬殊的落后，是因为西方人在兵器发展上飞跃进步的时候，中国人因为某种原因，不仅没有跟进，反而大踏步地倒退。

明朝的时候，中国对火器的生产和应用程度超过了之前的历朝历代。明朝自主创制了地雷、水雷、喷筒（初级的火焰喷射器）、手铳、大炮等数十种火器，并于弘治年间自主发明了开花炮弹。

因为农耕文明的负面影响，汉族军人普遍没有突出的骑射功夫，因此，冷兵器作战能力向来不是明军的长项，要对付北方牧、猎民族，明军只有求助于火器，明中期以后，由于军队腐败，明军的战斗力只得更加依赖于火器，明政府也就更加注重火器的研发和引进。

明朝中期以后，中国的火器研发能力虽然已经落后于欧洲，但是因为明朝积极应用火器的国策，军事装备的热兵器化仍然加速前进，明朝从葡萄牙那里学会了火绳枪，从日本那里学会了鸟嘴铳，火器研制家赵士桢，在明神宗万历二十六年到三十九年（公元1598年到1611年），除仿制成土耳其式噜密铳外，还研制成挚电铳、三长铳、双叠铳、迅雷铳等多种单管和多管火绳枪，赵士桢的成果受到明政府的广泛应用，明朝军队火枪的应用至此上升到一个新阶段。

明代嘉靖到万历年间，明政府在大量制造火绳枪炮的同时，还全面发展了各种传统火器，包括改制明代前期的各种火铳，创制了快枪、多管（多发）铳、虎蹲炮，发展了利用火药燃气反冲力推进的火箭类火器和火球类、喷筒类、火禽火兽火车攻战类等各种燃烧性火器，创制了各种爆炸弹和地雷、水雷。这些火器连同火绳枪炮，基本上包括了中国古代火器的各个门类，并且综合了外国火器的先进成果。

明朝天启年间，为了抵御后金（满清）在辽东的凌厉攻势，明政府向葡萄牙购买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大炮——“红夷大炮”（英国制造的早期加农炮，清朝改称“红衣大炮”），并且仿制成功，大量地装备到明朝的关宁军中。在一六二六年重创后金（满清）军队的宁远保卫战中，宁远城的十一门红夷大炮发挥了重要作用。明军大炮的先进，也是后金（满清）长期攻不下明朝在辽西军事要塞的原因。

明朝对火器积极研制、应用并且向外学习取得的巨大成效，已经为兵器向热兵器化转轨创造了初步条件：明朝中后期明穆宗隆庆年间，戚继光（1528-1587）在蓟镇编练的车营、步营、骑营、辎重营等新型的兵种之中。这些营使用鸟枪、佛郎机、虎蹲炮、火箭等火器的士兵已占编制总人数的一半左右。

在军队建制上，随着火器的逐渐广泛应用，明军也在向适应火器作战的方向调整：明朝在明初永乐年间就设立了中国历史上最早独立炮兵营--神机营，到明末时随着应用火器的大大增加，又发展出车炮营、鸟枪营、骑炮营和火器补给营等，除神机营以外，一般明朝部队百分之十以上步兵配备火器，明朝末期比例更高，明末时，北京和山东已经设立火器生产专坊基地，聘请了欧洲技术人员指导生产，已具备一定的火器规模生产能力。同时，用火绳枪炮和冷兵器相结合的作战方式、军事教育训练、国防设施也都随着产生。

由于明朝对火器的积极态度，明朝末年，明军的装备与世界最先进的西欧国家差距微小，明末时，明军与葡萄牙、荷兰发生了几次军事冲突，明军用火器打败了对手。如果明朝的统治能够延续下去，到十九世纪的时候，中国军队的武器，绝不会象鸦片战争时的清军那样，与欧洲列强有那样大的差距。

明朝末年，中国军队向近代化转轨的萌芽已经依稀可辩。可惜，这一转轨的萌芽随着满清的入主中国而零落成泥。

清朝是中国历史上在军事技术方面最无成就的朝代：军事技术最缺乏自主创新、在被外国列强用武力打开国门之前，清朝的军事技术非但停滞不前，而且比起明朝都大幅倒退。

清朝之所以在军事技术最无成就，首先是由于满洲贵族自身素质的鄙劣和一些历史原因，在近代以前，清朝历代统治者始终没有重视军事技术对战争胜负的重大影响，始终抱着“弓马取天下”的冷兵器观念不放。

这种观念形成的一个重要的历史原因是：满清（后金）的强劲铁骑屡次击败在军事技术装备上优于自己的明军，并且最终征服了中国。满清统治者被这巨大的军事胜利冲昏了头脑，没能够认识到清军能够击败明军、征服中国的真正原因，反而认为这主要得自八旗军强劲的弓马优势所赐，从而大大的助长了对冷兵器的迷信。在这种观念的影响下，清朝统治者对于当时先进军事技术--火器的研制、生产、应用，是不可能重视的。

直到现在，还有好些人认同这种观点，认为明朝的火器占有那样大的优势，仍然被满清夺取了江山，说明武器先进与否对战争的影响并不重要。这种观点是完全错误的。

清朝之所以在军事技术最无成就，另一大原因就是满清统治者对汉人的防范。由于实施残酷的民族压迫政策，清朝统治者对汉人反抗的恐惧心理自然敏感而强烈，因此就要防止先进的军事技术装备落入汉人手中。清朝统治者虽然不相信火器能决定大局，却也知道火器的厉害：清太祖努尔哈赤就是被西洋大炮炸伤而死的7，而且还有成千上万的八旗兵在攻坚战中被明军用火器击毙。先进的军事技术装备落入汉人手中，可能给自己的统治带来威胁，所以他们就要防范于未然。

满清入关后，出于对汉人的防范，满清统治者对科技的发展，尤其是可能应用于军事的科技发展，进行了严厉的限制。这种限制早在入关之初就开始了，当时多尔衮立下规定：大炮和火器等当时的先进武器只限于八旗军中使用，清军中的汉军禁止装备。多尔衮采取这个措施，是因为当时投降满清的汉军人数已经远远超过八旗军，这些军队如果据有先进武器，一旦降而复叛，很难对付；只让八旗军拥有大炮和火器，可以大大增加八旗军对汉军的战斗力优势，可以更有效地震慑和控制清军中的汉军。继多尔衮之后，历代满清统治者出于对汉军的防范，一直严格施行这一规定，直至鸦片战争以后，因为八旗军丧失战斗力，为了利用汉军镇压***，才被迫松动。

按照满清的规定，八旗军垄断的火器和大炮等先进武器主要供八旗军中的满洲军使用，因为满清统治者对八旗军中的蒙古军和汉军也有防范。满清的八旗军总数不满二十四万，其中的满洲军总数又不满八万，因此按照这一规定：上百万的清王朝军队中，只有一部分能够装备火器。这就造成满清军队的火器装备程度，始终处于极低的水平，在世界许多国家的军队大踏步地向热兵器迈进的时候，清军始终脱离不了冷兵器时代，清军的火器应用程度，不仅比不了葡萄牙、俄罗斯等欧洲三流军队、也远远不如幕府时代的日军和崇祯时代的明军。

由于清军对火器的需求量始终处于极低的水平，也就无法拉动军火制造业发展，也无法刺激军事科技的改进。历史已经表明：军事科技的进步，能够带动民用科技的进步，从而人推动生产力的发展，满清军事火器装备的限制，不仅堵死了军队近代化之路，也堵死了增强综合国力的一条捷径。

满清不仅对军事科技成果的应用严加限制，还对汉族科技人才中出类拔萃者进行打压，发明家戴梓就是这样一个受害的典型。杭州人戴梓出身于明末的火器制造世家，自幼便醉心火器研制，后来他投身清军，为清军创制和装备了“威远将军炮”（类近代的榴弹炮）、子母炮，为满清击败“三藩”和准葛尔势力立下了非凡的功劳，戴梓还向清朝献上了自己发明的一种连环铳，它一次可发射二十八颗弹丸，其原理与机关枪完全一致，现在已经被军器史家认定为世界上最早的机关枪。但是，戴梓不仅没有因此获得荣华富贵，反落得一个悲惨的命运。戴梓的才干十分突出，他曾只用八天的时间，便仿造出一种欧洲发明的新式大炮，而在华的外国同行南怀仁花了一年时间都没造出来。由于戴梓杰出的火器研制才干，招致了同为满清研制火器的比利时传教士南怀仁的嫉恨，削平葛尔丹势力后，南怀仁就向康熙帝诬告戴梓私通日本，康熙帝因此而“听信谗言”，将戴梓发配到辽东，终结了他的武器研制生涯，戴梓在辽东被迫以卖字画为生，一生贫寒，郁郁而终。戴梓发明的连环铳也没能流传下来。满清统治者对戴梓之类的汉族优秀人才的“活埋”，给中国的科技造成了难以估量的损失。

满清让本民族亲兵垄断先进武器的政策，阻断了先进武器的的大规模应用，从而消除了先进武器的研发动力，清朝火器制造的水准越来越粗劣，最终使得葡萄牙加农炮（“红衣大炮”）、鸟嘴铳、火器车等从明军手里获得的先进武器不可避免倒退和失传，随着军事科技的流失和退化，满八旗对火器的垄断也就失去了意义。到了鸦片战争前夕，明末由西洋和日本传入的火器失传已久，整个大清帝国的军队终于倒退回宋朝以前大刀长矛一统江山的时代，满洲以“弓马”为根本的优良传统终于得到完整的传承：主要兵器仍是大刀长矛弓箭等冷兵器，水兵仍是帆船，以致英国的洋枪大炮到这时被看成 了妖术，军舰则被目为怪物，广州守将对付英国人的居然是“驱邪”的马 桶、秽物。满清政权两百年的闭关、愚民和民族压迫政策实在是成效卓著。

由于任何一个朝代，腐化是不可避免的，因此武器的因素，就成为决定清军战斗力的因素，清军武器装备的不断倒退，不仅使之无力抵御外敌，镇压***也越来越困难。及至两百多年后，面对太平军的冷兵器，腐败清朝正规军几乎完全没有武器上的优势，满清政权在农民军的凌厉攻势下差一点就要垮台。

由于八旗军乃至所有的正规军完全丧失了战斗力，为了救命，满清不得不允许曾国藩、李鸿章等汉族组建“湘军”、“淮军”地主团练武装，开始装备外国先进武器，后来为日益严重的内忧外患所迫，又不得不在全国范围内组建新式陆军，一律装备德式武器，所以后来新军起义时，满清政权就像纸房子一样地倒塌了。

满清政权为了压迫汉族而压制武器的应用和发展，乃至压制科技的发展，虽然能够得逞于一时，却弄得国衰民穷，不堪一击，走上了彻底覆灭的道路。在深重外辱和内乱下，为了保命，又不得不放弃对武器、科技的应用和发展的压制，但是，为时已晚，满清政权已经元气耗竭、威信扫地、人心丧尽，在耻辱中灭亡。

满清的作为，正应了一句老话：“害人终害己”。满清的结局，留给后世统治者的教训是：靠压制维持政权绝非强国之策，也非长久之计，实乃亡国败运自取耻辱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