拔剑欲高歌——维新时代的谭嗣同

1898年间的戊戌变法是近代中国第一次重大政治变革，是稳健与激进两种社会变革力量交锋的爆发点，而点火者即是谭嗣同。他激进的行动乃至喷薄的鲜血像一块巨石投入一潭死水，激起千层巨浪。

谭嗣同之后，中国青年开始冲破旧官僚体系的罗网，走上了政治前台，发出自己的声音。然而，令人痛惜的是，这场进步变革的代价是以激进的冲突乃至青年的鲜血换来的。戊戌变法为何要付出如此高昂的代价？谭嗣同又为何要以如此激进的行动维新？本片通过对谭嗣同戊戌年间北上赴京参与维新变法前因后果的推演，还原变革时代中国政治社会演变逻辑。

谭嗣同画像

第一集 谕令

从浏阳出发，沿河而下，就到了湘江。近代以来，无数青年从这里出发，探寻外面的世界。如果不是的时代的造化，普通五品候补知府谭嗣同或许不会在历史上留下印记。

张维欣（《谭嗣同年谱长编》作者）：

那时候补官，可不光是他一个人有好多候补官的，一定是要等到正官死了或者外调了之后他才能候补上，很有可能他一辈子候补上了，括号就是这样，然后括死。

1898年的夏天对于谭嗣同来说显得极不寻常，他的人生大起大落，陷入绝境，又柳暗花明，他在湖南的维新遭遇重大挫折，但在这年6月中，他接到来自京城的谕令，光绪皇帝令其赴京引见，参与新政。

光绪皇帝

跌宕的个人命运背后是日益危亡的国事。1894年甲午战败，大清海陆精锐折损殆尽，辽东半岛、台湾及澎湖列岛割让日本，并赔款两亿两白银。惨痛的现实刺激着战争的主导者光绪皇帝，他感到危亡正在日益逼近，极度忧虑。

马勇（中国社会科学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甲午战争对中国是一个非常正面的影响。因为中国的发展到1894年的时候，出了一种集聚性的一种虚假的扩张状态，就认为我们现在很伟大、很强大，强大得不得了。1894年的时候，打之前的原因就是这个吗。其实这场战争打了之后，也就是两个月的时间，彻底戳穿一个虚幻的增长，34年的增长结果一看不是那么回事，要钱没有钱，要打不能打。

甲午战败后中日谈判现场

如果说甲午战败如一桶凉水浇醒了清朝统治者的话，那么三年之后1897年德国侵占胶州湾则是一把钢锥刺进了清政府的肌体，而立之年的光绪皇帝，目睹列强瓜分，国事日非，深知“不变法不足以救中国”。维新变法的决心由此坚定。

向斯（故宫博物院 研究员）：

皇帝坐不住了，整个大清他的仁人志士坐不住了，所以整个国家兴起了一股变法的浪潮。光绪皇帝他是第一个支持变法。所以他觉得他这个时候应该站起来，号令一方，然后让这些仁人志士在他的旗帜下，让国家走上变法的道路，让国家富强起来，让人民富裕起来。

然而，帝国老迈的躯体难以承受一颗年轻的心脏。历经两个半世纪的统治，大清王朝已是沉疴重疾，积重难返。洋务中兴无法唤醒帝国的活力，放眼望去，朝堂之上一片暮气沉沉，满朝文武，多是官僚世故老朽，鲜有披肝沥胆的可用之人。光绪皇帝急切需要寻找新的力量。

董士伟（清华大学思想文化研究所 副教授）：光绪有一点点想法，就是想这些重臣都是些老朽。虽然他们也是主张改革，但是我希望有机会我用一些年轻一点的人，他希望有年轻一批人跟我年纪比较接近，也有志同道合的地方，希望能慢慢的摆脱这些老臣的影响。

谭嗣同就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进入了历史的中心，上了官吏向光绪皇帝举荐人才的花名册。在时任礼部侍郎徐致靖的推荐词中，这样评价谭嗣同，“天才卓荦，学识绝伦，忠于爱国，勇于任事，不避艰险，不畏谤疑，内可以为论思之官，外可以备折冲之选”。

谭嗣同

第二集 维新

1898年的春节，谭嗣同是在南京度过的。这年春节前，谭嗣同借时务学堂学生放假后之机前往南京，接家眷回乡。一年前，因前往南京任职，他专门把家眷接了过去，辞官回湘后，只得将家眷接回湖南。由于此时已近年关，他只好留在在南京过了春节。春节之后，他从南京回返。抵达长沙时，已是二月中旬，时务学堂已经开课。他不知道，一个寒假过去，湖南维新形势再次发生斗转。

1898年2月16日，是时务学堂开学的日子，学子们重新返回学堂，投入新学期的学习。此时，正月尚未过去，喜庆的气氛仍在延续，空气中却有了一丝硝烟的味道。

湖南时务学堂

仅仅几个月后，一场思想界的冲突就从湖南生发，并迅速传导至北京，震荡全国，旷日持久，直至戊戌政变的发生。引发冲突的源头是这些课堂笔记。1897年的寒假，时务学堂的学生们把所做的课堂笔记带回了家，由此惹出了麻烦。

彭晓玲（《寻访谭嗣同》作者）：

他们回去向家长宣扬，讲他们学的什么东西，然后把笔记一看，那就引的全省的哗然，这些守旧的人拿着就，他们觉得是这些东西，这怎么得了，就是反封建，反封建礼教的，反朝廷。

丁平一（湖南大学岳麓书院教授）：

那么这些东西，这些教习，这些老师的批语，这些顽固派看了以后呢，就引起了他们的很大的这个愤怒。

满篇“悖谬荒唐”之言，字里行间充斥着对现行秩序的直接冲撞，谭嗣同在时务学堂所倡导的平权思想在学生家长眼里简直就是“无君无父”，大逆不道。

时务学堂师生课堂札记

朱汉民（湖南大学岳麓书院教授）：

这个新思想和原来的这样一个三纲的思想是有严重冲突的。三纲强调一个基本的政治的理念就是君为臣纲，他们是有等级的，臣是附属于君的，子是附属于父的。妻是附属于夫的，这样一个等级制的制度和观念。那么强调人人平等，他们就说那就叫无君无父。

在传统皇权体系之下，忠君是维护政治秩序的顶层准则，两千年来，无人敢公然逾越。抑制君权、伸张民权就是对这一准则的直接挑战。作为传统伦理秩序的维护者，士绅的地位与权力同样受到威胁。他们惶恐暴怒，拍案顿足，认为学堂如此教唆学子，其心可诛。

消息很快被捅到湖南士绅领袖王先谦处，王先谦担任岳麓书院山长，是时务学堂的创办者。

王先谦

王先谦是同治年间进士，担任过主管全国教育的国子监祭酒，回乡后被聘任为岳麓书院山长。按照王先谦的本意，时务学堂除了学习中国传统经学、诸子学外，也学习算学、格致等西方的自然社会科学，希望培养兼通中西的新式人才。

1890年代中期，处于时局危亡的刺激，湘中士绅意识到传播新学、培育新式人才的重要性。1896年冬，王先谦正式上书湖南巡抚陈宝箴，请求在长沙设立时务学堂。

郑佳明（湖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他们并不是天生的保守和传统，他们就是在那个时代按部就班的生活。但是这个国家遭遇到这样的命运，他们也是痛心疾首的，他们也希望改变，只是他们希望改变的思路不一样。他们希望通过强化传统的道德，让人们的话更加智仁勇，像历史上所有那些个民族英雄一样，他们是一个旧的思路。所以他在办学办时务学堂，他也是希望对传统的文化，对这些方面做小的修改和补充。所以他们这个思路是一种相对来讲比较稳定和保守的思路。

在如何改革的问题上，以王先谦为主导的渐进改革同谭嗣同所主张的激进维新形成冲突，并在时务学堂的办学方向上爆发，引发了湖南思想界的大地震。

第三集 赴汤

1898年的5月，谭嗣同一度回到浏阳，居住在“大夫第”休息。终日奔走，形势风雨如晦，恒郁郁而不自得。

浏阳“大夫第”谭嗣同故居

在时务学堂和《湘报》遭攻击非难的同时，“南学会”也遭破坏，保守派抨击“南学会”同恶相济，名为讲学，实与会匪无异，不是“开民智”，而是“开民乱”。一些愤怒者甚至直接闯入会场，起哄打闹，驱散听众。谭嗣同目睹此情此景，大受刺激。他愈发感到维新之难。社会沉疴重疾，非一已之力所能改变。5月，他回到家乡休养，希望能从平静中理清出路。一个新的转机却在此时来临了。

1898年6月11日，光绪皇帝启动“百日维新”，两天之后，发出谕令，诏谭嗣同等人前往京城参与维新变法。

张玉亮（《谭嗣同集》编辑）：

一个叫做徐致靖的人，是在光绪皇帝的明定国是诏颁发之后的第3天，他上奏了一个保举维新人才的折子，在这里边他保举了这么5个人，其中就是谭嗣同。

在甲午至戊戌时期的维新运动中，对于如何达到变法目的，始终存在着两种方式或两条路线，一是主张自上而下的变法，即由中央政府领导的全局性变法；一是主张自下而上的变法，即由民间和地方官员推动的地方性变法。

时务学堂教习合影

在此之前，谭嗣同等维新人士也曾经探讨过实行自上而下变法的可能性，但是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他们认为清政府腐败无能，无意改革，国事一无可望，于是决心走自下而上的变法道路。

然而，两年来，湖南新政阻力重重，已经难以为继。接下来该怎么办？谭嗣同也在苦苦思索。他甚至对和平改革方式产生了怀疑。而光绪皇帝维新变法运动就是在这一关口启动，为陷入困境中的湖南维新派带来了新希望。

在湖南维新变法活动连遭失败，四处碰壁的情况下，突然出现了一条意想不到的实现自己愿望的道路，谭嗣同也深感振奋。

张维欣（《谭嗣同年谱长编》作者）：

他说的是朝廷毅然变法，国事大有可为，我因此要益加奋勉，然后不会自暇自艾，他的意思就是说：我还是要对得起光绪皇帝，还有朝廷对我的这份赏识的。

然而，同谭嗣同的欢欣鼓舞不同，担任湖北巡抚的父亲谭继洵对儿子被光绪皇帝启用忧心忡忡，专门上折替他辞谢差事。

谭嗣同父亲 谭继洵画像

在维新派眼里，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但久历官场的谭继洵却从中看到了隐藏的危险。谭继洵早年担任京官，深知京城政治形势之复杂。更为重要的是，就在谭嗣同接到入京诏令之前不久，谭继洵的顶头上司，湖广总督张之洞就曾连续接到光绪两道诏令，请其赴京主持内阁，这一难得的历史机遇却被张之洞有意无意放过了。

张之洞接到诏令时，正值百日维新前夜，康有为及其党人的激进主义言论甚嚣尘上，这引起了一些朝中大臣的担心，他们认为守旧与维新都是改革的两个危险极端，当此重大关口，必须择一贯通中西政治、办事确有成效的人入赞朝廷，主持新政。放眼朝堂，湖广总督张之洞是最合适的人选。

张之洞

然而，张之洞接到谕令，却很踌躇，他一来担心会削其封疆之责，不愿入京；二来，他本是京官出身，深知京中官场的利害得失，其中也包括他对局势的判断。

何晓明（湖北大学中国文化史研究所 教授）：

当然他当官当了一辈子，他确实有他很多的心得体会了。他是这样来评价自己，他说我做官了。他说：我把握一个原则，他说我叫不掺合到哪一派里面去？

干春松（北京大学哲学系 教授）：

最重要的就是他们对光绪的政治把控力和实际的权力的判断，很清楚了这些。只有这些老奸巨猾的人，他们才会知道光绪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何晓明（湖北大学中国文化史研究所 教授）：

有一点我们可以肯定，张之洞其实那个时候对北京最高层一些矛盾纠葛他是知道的。比方说帝党和后党之间关系不和，他肯定是知道的。正因为如此，所以他对进京这个事情很慎重。而且他也知道，轻易搅进去对他没多大好处。

运动已经发动，中央的多项改革启动，地方及民间也开始多项尝试。但是在清廷中枢，形势却不明朗。北京已是险象环生。

编辑：苏珍妮、巴塔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