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献忠 | 晚明疫病的流行和瘟疫理论的新发展

本土化与中国学术转型

瘟疫社会史研究

主持人：张献忠教授

主持人语：

一部人类史，实际上就是人类同瘟疫抗争的历史。瘟疫肆虐之时，常常会夺走成千上万甚至数百万人的生命。中国古代史籍中常有“千家之邑而病者七八百家”，甚至“死者阖门相枕”之类的记载。中世纪肆虐西欧的黑死病更造成了很多地方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的人口死亡。当下正在发生的新冠病毒，也给中国特别是武汉带来了巨大灾难，且有蔓延全球之势。瘟疫成为整个人类社会挥之不去的梦魇！

瘟疫虽然给人类带来了无穷的灾难，但也从反面促使人类去反思，从而促进了人类文明特别是医学的发展，并催生了现代的卫生防疫事业。

为了更好地汲取历史的经验和教训，从整个历史文化层面反思瘟疫，我们策划了这组“瘟疫社会史”专题，这三篇文章既有从本土中医视角探讨瘟疫理论及其实践的历史回顾，又有西方卫生防疫事业传入中国及其本土化的思考。

张献忠、朱候渝的《晚明疫病的流行和瘟疫理论的新发展》在呈现晚明瘟疫“视觉景象”的基础上，以崇祯末年吴有性的《瘟疫论》为中心，探讨了中国传统瘟疫理论在明末的突破性发展及其在后世的临床运用，从中也可以看出吴有性对瘟疫的认识有许多与现代瘟疫理论的不谋而合之处；任吉东的《〈大公报〉视角下的1910-1911年鼠疫传播与防控》分析了其时东北鼠疫流行期间《大公报》对疫情和防疫措施的报道，揭示了其对天津地区近代防疫体系建立的作用，使我们认识到信息透明对防疫的积极作用；李玉尚的《1870-1940年上海公共租界的死亡登记与死亡主因》探讨了上海的近代生命统计制，并通过对1874年到1940年这一长时段、科学意义上的生命统计数据（特别是其中传染病死亡人数所占比重）的分析，揭示了科学的人口及死亡统计制度对卫生防疫的意义。后两文实际上也是关于中国近代防疫制度引进及其本土化问题的理性思考。

张献忠 教授

［作者简介］张献忠，天津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朱候渝，天津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硕士研究生。

原文载于《济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2期，第19-28页

摘要

晚明时期，各地瘟疫频发，且经常与灾荒相伴而生。迨至明末，又与战乱相叠加，不仅给百姓造成了极大的生命和财产损失，而且加剧着明朝统治的衰亡。面对瘟疫，虽然政府和地方社会都采取了很多应对措施，但因战乱和财政危机，实际效果往往难尽人意。晚明疫灾的盛行，客观上促进了瘟疫理论的发展。吴有性的《瘟疫论》便是在这一背景下产生的，该书是我国第一部瘟疫学专著，它破除了将瘟疫混同于伤寒的传统理论，详细分析了瘟疫的病理病因、传播途径及其治疗方法，极大推进了对于瘟疫的科学认识，对瘟疫的防治作出了巨大贡献。

瘟疫是中国古代出现较为频繁、危害严重的一种灾害。不论是医学界还是历史学界对中国历史上的瘟疫都有广泛关注与研究[1]。关于瘟疫与社会问题，早在1997年曹树基先生便发表了《鼠疫流行与华北社会变迁（1580-1644）》[2]一文。该文将明代万历、崇祯年间的多次瘟疫定为鼠疫，在学界虽有争议，但其在华北地区的生态环境、社会状况及其与瘟疫的关系上研究细致，有开创之功。21世纪初以来，中国史学界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从社会史的角度关注古代灾荒及其救助研究，有关瘟疫的研究成果亦不断丰富。2003年余新忠教授所著《清代江南的瘟疫与社会》[3]一书，从医疗社会史的角度重新审视中国历史上的瘟疫，总结了清代江南地区瘟疫在时间、空间上的分布规律，分析了瘟疫的种类与传播途径，揭示了瘟疫对江南社会心态、风俗、信仰等多方面的影响。该书可谓瘟疫社会史的集大成之作。还有很多学者将瘟疫按时代、地域划分，从多角度切入研究古代瘟疫的各个方面。张丽芬的《明代华北瘟疫成因》[4]一文将瘟疫爆发的原因归结为自然因素与社会因素的综合作用的结果；其《明代山西疫灾特点及救疗措施述略》[5]一文则将目光聚焦于明代山西地区的疫灾，从疫灾的特点、官方与社会的应对方面进行了研究。杨鹏程则从瘟疫爆发期间的谣言入手，分析了瘟疫带来的社会恐慌与政府在疾病知识宣传、正确引导舆论方面的努力[6]。张蕊蕊的《浅析明清小说中的瘟疫描写》[7]则将文学作品中的瘟疫描写进行了整理分析，认为从明清时代的文学作品中亦能窥探当时社会对瘟疫的普遍认识。陕西师范大学的于赓哲关注古代瘟疫的“致”与“治”，总结了古代“气”与瘟疫的关系，并从中分析了中国传统思维模式[8]。除此之外，学界亦有从文学叙事方面研究清代的瘟疫叙事，整理了清代常见的瘟神形象，分析了文学叙事中人与瘟神相处的方法与背后的伦理寓意[9]。学界对于瘟疫研究的热情亦促成许多年轻学者投身其中，出现了大量的关于古代瘟疫研究的学位论文，如张娜的《危情与控制：明中后期山西疫情治理考察》[10]、陈旭所著的《明代瘟疫与明代社会》[11]、张业敏的《明清山东瘟疫与社会——基于医疗社会史的研究》[12]、王春林的《明代江西瘟疫研究》[13]、金贤善的《明清两湖疫灾：空间分布、影响因素与社会应对》[14]等等。所有这些都促进了瘟疫社会史研究的发展与繁荣。

对于本文将涉及的明代吴有性所著《瘟疫论》一书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医学界，代表成果有姜新与金英的《<瘟疫论>理论在非典型肺炎病机中的应用》[15]、张红等共同所著《论<瘟疫论>依时用药的思路与学术意义》[16]等。而史学界对其关注不足，只在上述瘟疫研究中有所提及，尚未有专门论述。基于此，本文拟在阐述晚明瘟疫总体状况的基础上，从《瘟疫论》入手，探讨明代瘟疫理论的新发展及其重要意义。

一、视觉景象下的晚明疫灾

“视觉景象”一词是受美国学者柯律格《大明：明代中国的视觉文化与物质文化》[17]一书中“视觉文化”概念的启发而来。当然，瘟疫决不能视作一种视觉文化。但“视觉”一词与视觉影响的直观性与刺激性引起笔者思考。在审视明代大量描述疫灾的文本后，笔者发现对于瘟疫及其后果的描述往往在努力呈现一幅图画，就如同万历二十二年（1594）河南大饥荒时杨东明所作《饥民图说》一样。《皇明续纪三朝法传全录》载：

刑科给事杨东明进《饥民图说》，皇贵妃愿助赈济，传谕中宫各出赀以助。圣谕阁臣云：“朕览《饥民图说》，时有皇贵妃在侍，因问此是何图，画着死人，又有赴水的。朕说此是刑科给事杨东明所进河南饥民之图。今彼处甚是饥荒，有吃树皮的，有人相食的，故上此图，欲朕速行赈贷。皇贵妃闻说，自愿助赈银五千两。朕言其少，欲待再有进助一并发出。今见卿等所奏，着明早发与该部，差官解彼赈用。其中宫等朕传谕，着各出所积之赀以助，卿等又能捐俸薪以救，甚见忧国为民至意。”[18]

杨东明所上《饥民图说》即是用图画的方式向皇上呈现了十四幅饥荒期间惨绝人寰的景象，以至于皇贵妃都被尸横遍野的场景所触动，主动捐资赈灾。可见，视觉神经的刺激更为直接。视觉影像往往比文字更容易直击人心，更容易引起政府和社会的关注。但受制于当时的影像记录条件，绝大部分描述疫灾的文献仍只能是单纯的文字记载。为了更为生动地描述瘟疫对社会造成的破坏，各种史料文本努力构建疫灾过后的视觉影像，期望达到与《饥民图说》相同的效果。

16、17世纪以来，特别是崇祯年间（1627—1644），中国疫灾频发，而且多与洪灾、旱灾相伴，由此加剧了瘟疫的危害程度。几乎每次瘟疫的发生都会造成大量的人口死亡，甚至“家无孑遗”，如《顺治威县续志》载：“崇祯十四年无麦又大祲，瘟疫流行，一日而死者百余家，甚有家无孑遗者。”[19]瘟疫使得一个个家庭败落，村落中哭声震天，甚至一些家庭因瘟疫永远消失，这样悲凉伤感的画面通过文本呈现出来。《崇祯遗录》中的描述更为细致，且夹杂着虚幻神秘的色彩：

崇祯十六年（癸未）四月朔孟夏享太庙，驾未出，中殿左忽起旋风，有白衣人随风而现，宿卫军校皆惊。风向东南至大通桥二闸而止，自此瘟疫流行，日死万余人，黎明各门壅塞千棺，黄昏时街衢人鬼相杂，遇衣白者必死，识者以为不祥。次年都城陷，国家将亡，必有妖孽，信然！五月雷震奉先殿太祖神主移御床数寸，同日震銮驾库。[20]

此文本明显更为丰富，其中所构建的视觉景象也更为生动。旋风中的白衣人扮演着瘟神的角色。死亡仍是图像中的重点，通过“千棺”这一意象将死亡物化，“日死万余人”的景象随即展现在读者面前。而“人鬼相杂”“遇白衣者必死”则增加了视觉场景的神秘意境和恐怖气氛。将瘟疫与超现实的鬼神世界联系起来，表达着明代社会面对死亡的恐惧与无奈。这段文本的末尾更是将瘟疫景象与国家的灭亡联系起来，这也意味着瘟疫不仅仅是天灾，更是人祸。疫灾加剧了明代的灭亡，而“雷电”代表着上天，表达着对人世间代理人（皇帝）的不满。文本所描绘的一切都共存于一个国家衰亡、瘟疫肆虐的视觉景象中。在此场景里的内容，既有广度又有深度，既多样又丰富，不仅包含自皇帝到百姓各个社会阶层在瘟疫下的状态，也包含着现实世界与超现实世界，天人之际均通过瘟疫联系起来。

而如果将场景的视角推进，关注瘟疫对一个家庭的破坏，这样的震撼是宏观的景象无法代替的。《康熙通州志》载：“张氏，无锡教谕龙起化妾也，起化在无锡以身率士，卓有政声，明伦堂刻碑赞之曰：清直谦厚，至今尚存。崇祯十六年迁国子监学，正时大疫，起化及妻袁氏并二子庠生命相、命佐辈，内外凡三十余人俱死，仅遗两幼子命延、命锡，张氏年甫二十四，二子又非己出，乃矢志抚孤，教养成立。”[21]文本以张氏为中心，描绘了一家人在瘟疫前后的浮沉。龙起化本无锡教谕，政声卓越，家族兴旺。崇祯疫灾使其家破人亡，仅存妾室张氏与两个非己所出的幼子。后文则描述张氏如何“矢志抚孤”，在瘟疫之后努力生活，延续家族的血脉。该文本不同于上文的社会景象，而是通过龙氏一家在瘟疫前的“兴”与瘟疫后的“衰”的鲜明对比，表现着疫灾的巨大杀伤力，一个三十余人的家族仅存活三人，用一个家庭的悲惨景象映射着疫灾对于社会的破坏。但在这个悲凉的视觉景象中并非毫无生机，张氏的伟大之举代表着个人面对瘟疫的能动性。人性的光辉与人的作用在视觉景象中被放大、被突出、被赞美，成为黑暗的瘟疫场景中的一丝光亮，也表达着明代社会面对疫灾时顽强的态度。

在瘟疫视觉景象中还有一点值得注意，便是前文提及的瘟疫出现多伴随其他自然灾害。晚明时期国家统治极为衰弱，外扰不断，崇祯九年（1636）与崇祯十五年（1642）清兵更是两次兵临北京城下，崇祯十七年（1644）又一举将这个衰弱的王朝彻底击垮。军事上的巨大压力，政府财政的困难，官僚集团的混乱，种种因素均导致国家统治对于自然灾害治理的无力，故而不论是水灾、旱灾亦或是战乱，最终均导致饥荒与流民这两大严重的社会问题。而此两大问题经常又与瘟疫相伴而生。如《乾隆重修蒲圻县志》载：“十四年辛巳春大疫，是年秋蝗蝻蔽天，所过稻粟一空。十五年壬午春大疫，哭泣之声比户相闻。”[22]两年连续的疫灾造成了生命财产的极大损失，“哭泣之声比户相闻”将声音插入场景，展现了疫情造成的人间惨剧。春天发生“大疫”，秋天蝗灾又接踵而至，“蝗蝻蔽天”造成了“稻粟一空”，次年瘟疫又再次发生。《康熙平乡县志》中的记载更为清晰具体地说明了粮食短缺与瘟疫的联系：“（崇祯）十四年辛巳大旱饥，时大兵之后连年荒旱，民饥，甚食树皮，草根皆尽，妇人皆插草自卖，至有父子、兄弟、夫妇相杀而食者，疫复大作，死者无数，僵尸满野，村落无复烟火所在，盗贼蜂起，道路梗塞。”[23]笔者认为，不论是旱灾这样的自然灾害，还是“大兵”这样的人为破坏，客观上均导致了粮食紧缺。无粮致使民饥，而用以果腹之物多为不洁，此时饥民身体正弱，树皮草根皆食难免被病毒侵蚀。加之在在所见之饿殍无人掩埋，导致病毒蔓延。由于粮食缺乏与战乱不止，“妇人皆插草自卖”，使得流民增加，四处乞食之人成为瘟疫的携带者与传播者。如此，粮食短缺与瘟疫的关系跃然纸上，而造成粮食短缺的正是软弱无力的政府。可见，疫灾不同于其他灾害，在天灾的背后更隐藏着深刻的人为因素。认为疫灾是“人祸”并非“天灾”的观点在史料记述中亦多有体现，大量史料将食物短缺与疫灾相联系，深刻隐喻着国家统治无能是疫灾出现的重要原因。作者通过这样的描述亦是构建帝国衰微的视觉景象，“战乱天灾—治理无能—食物短缺—饥民四起—瘟疫大作”，这样的话语体系蕴含着作者赋予其的深刻政治隐喻和文化道德内涵，暗示着国家政治的黑暗、社会的动荡与上天的惩罚。

以上的分析构建出一幅疫灾前后的社会景象，从中不难窥探瘟疫对于明代社会的极大危害，正如同杨承鲲在诗中所描绘的一样：

迟迟远游子，郁郁望故乡。故乡何脩阻，江海浩相望。旱疫殚为厉，天灾横流行。时潦弥阡陌，妖祲化秋阳。赤土生黄埃，鱼鳖入中堂。饥瘼困无诉，疾疫荐为殃。爱子弃不收，幼妻鬻为粮。流尸满江河，暴骨如朝霜。顾闻号恸声，摧痛割中肠。与子同干躯，各在天一方。安得宋公粟，竭力与劻勷。[24]

而在如此惨绝人寰的疫灾场景中，政府与社会也会竭其所能地挽救民众之生命，以减小社会之创伤。但由于晚明政府治理能力的低弱和社会救助力量的有限，实际作用往往差强人意，难救灾民于水火。

二、疫灾笼罩下的反应与应对

关于政府与社会对疫灾的反应与应对，前人的研究已经比较充分，故这里予以简单概括。不论是政府官员主导的政府之应对，还是地方士绅带头的社会之应对，其做法大同小异，故在此合为一谈。

其一是减免赋税钱粮，捐资赈灾。如王家桢所上的《恭报南阳灾荒请蠲钱粮疏》载：“乃六七八连月阴潦，禾豆又浥烂无余，十不得其一二。加之瘟疫盛行，传染者人畜俱毙，有一门而死数十人者，有全家死尽无人收拾者。”[25]崇祯四年始至崇祯九年，南阳不断遭受饥荒与瘟疫的肆虐。在灾情过后，多数官员均会为该地请免钱粮，以助地方休养生息，恢复民力。关于捐资赈灾在上文杨东明进《饥民图说》之事中亦有体现。

其二是全方位地施粥施药。如《荒政丛书》中的《林希元荒政丛言》云：“臣愚欲令郡县博选名医，多领药物，随乡开局，临证裁方。郡县印刷花阑小票，发各厂赈济官，令多出榜文，播告远近。凡是饥民疾病并听就厂领票，赴局支药。”[26]这样的施药行为一定程度上可以控制疾病，但其药方多是较为笼统的，很难针对个人不同病症施药，所以效果亦不是十分理想。且许多病人并没有熬制草药的条件，即使领到草药仍无法解燃眉之急，在这种情况下，另一种施药之法便出现了。《金忠洁年谱》载：“（崇祯）十六年癸未，伯兄三十四岁。夏五月先嫂章氏卒，秋七月京师大疫，日死人不可胜计，甚有空一门、空一巷者。伯兄制五瘟丹施之，亲自和药，昼夜不怠者数月，所全活甚众，家中上下几五十人绝无病且死者，都人奇之。”[27]可见金铉所制五瘟丹不仅效果显著且无需煎煮，使得其在严峻的疫情下挽救了无数生命。而这样的行为完全是自发救助，可见虽在国家危难、社会动荡之时，士绅阶层仍能主动担起责任，尽己之所能救民于水火。但这毕竟只是个例，实际上士绅与富民阶层并未形成一系统的救助体系，故而成效更是微乎其微。施粥方面的记载则更为丰富，有万历年间山西巡抚吕坤所提之赈粥法：“谨案此上皆吕公之良法，其论粥厂必使数里一厂，令人无奔走后时之失，一厂止收二百人，令人无杂聚成疫之害。”[28]可见，晚明施粥不仅单纯使人果腹，更考虑到控制疫情传播的问题。为了使民众不在粥厂聚集，沈正宗更是在万历年间提出以米代粥之法，主张只发粥米而不设厂煮粥，望以此法更好地控制人员流动，减少疫情在人群间传播，此可谓是明代社会应对瘟疫的一大进步。

其三是将控制疫情的希望诉诸于庙宇神灵，其中尤以城隍庙为主。如《乾隆重修蒲圻县志》所载《城隍司祷致甘霖颂》云：“地方灾思召之者吏，捍而御之者神，余待众于蒲也逾三载，中间或旱、或虎、或疫疠，其以灾患告者不一，卒藉声灵，悉皆消弭，余心许之弗敢怠已。”[29]这种由地方官员主导的祭祀确立了城隍庙在地方信仰体系中的正统地位，城隍庙成为了守护一方平安的重要神灵，成为地方民众的精神寄托。除了城隍庙外，药王也被赋予弭灾的“神灵”角色，并因此成为疫灾地区官民祭祀的对象。如《康熙通州志》中载：“药王庙在城东，明崇祯九年诸生陈所志，请于州守张兆曾，建州人刘廷谏记略云：郡东郭有庙，奉二神，曰药王，曰药圣。传是唐人韦公慈藏、孙公思邈，嘉靖中大疫，吾州赖二神全活甚众，今将百年，有祷辄应，有实迹可据云，本朝康熙十一年州人重修。”[30]可见当地民众均相信药王庙在嘉靖大疫时发挥了重要作用，救民无数。诸如此类存在于地方的庙宇在明代社会无力面对疫灾之时，发挥着精神慰藉作用。而其中十分“灵验”的庙宇也逐渐成为地方信仰中心，享受着千百年的供奉。从另一方面来看，大量将控制瘟疫寄希望于民间信仰的记述体现着民众在面对瘟疫时的无助。

其四是将某些特定的集体活动赋予了消灾禳疫的意义，这样的活动如今被定义为民俗。如《康熙石泉县志》所载：“十六日，城中男妇出郭，俗谓野游，能消疫病。”[31]将“野游”这种在某一固定时间举行的集体活动赋予特殊的意义，是历史与地方文化共同促成的结果。对于瘟疫的恐惧也是这类民俗活动如此之多的一个重要原因。最为熟知的便是五月端午挂艾草、饮雄黄。而据《康熙光泽县志》载：“竞渡楚人以吊屈原，四方相承，遂以为故事。闽人尤重之，以为禳疫。”[32]闽人将赛龙舟亦赋予避疫的含义，引起了地方官员的不满，望将此淫俗革除，终也无济于事。可见，地方社会对于瘟疫的恐惧，将无数民俗活动赋予能免除瘟疫的意义，形成了独有的地方文化。这也说明了民众在灾害面前的无助以及疫灾救助体系的乏力，以至于不得不将希望寄托于某种虚幻的神力。

三、《瘟疫论》与疫病理论的新发展

频繁发生的瘟疫虽然给晚明社会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加剧了明朝的衰亡，但是在瘟疫发生时，很多民间医生参与灾害救助，他们有的还著书立说，这在客观上促进了瘟疫理论的发展。崇祯十四（1641）、十五年（1642），中国又发生了一次规模较大的瘟疫，“南北直隶、山东、浙江同时大疫”[33]，吴江县“死者阖门相枕，籍无遗类，偶触其气必死者”[34]。吴县民间医生吴有性（字又可）参加了瘟疫的救治，他在救治实践的基础上，推求病源、总结经验，于崇祯十五年（1642）撰成《瘟疫论》一书，实现了中国瘟疫理论的突破。

《瘟疫论》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瘟疫学专著，四库馆臣认为自此书后，“瘟疫一证始有绳墨之可守，亦可谓有功于世矣”[35]。可见，在纪昀等人看来，吴有性《瘟疫论》的意义不仅在于首次专门论述疫病，更在于破除前人之误解，修正前人之错误，使得瘟疫治疗终于有所遵循。后世很多医家也都对《瘟疫论》的开创性给予高度肯定。

《瘟疫论》原书分上下两卷，从七十余个方面对瘟疫与疫病治疗进行了详细论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文末的补遗部分为清人所续录。《瘟疫论》对于疫病理论的发展主要有三。

其一是对疫病病因的分析较为细致全面。在传统中医思维中，人体的构成同宇宙的构成一致，且二者相互影响，相互作用。阴阳五行是构成世界的物质，而“气”充盈于宇宙，也充满于人的身体。“气”既是致病之因，亦是治病之本。吴有性亦无法从中抽离，他认为“厉气”（或作“戾气”“杂气”）为瘟疫的成因，即所谓“疫者感天地之厉气”[36]。但与此同时，吴有性更为细致地分析了“杂气”致病的过程，确定了“杂气”的复杂性。《瘟疫论》中记载：

所谓杂气者，虽曰天地之气，实由方土之气也，盖其气从地而起，有是气则有是病。至于无形之气，偏中于动物者，如牛瘟、羊瘟、鸡瘟、鸭瘟，岂但人疫而已哉。然牛病而羊不病，鸡病而鸭不病，人病而禽兽不病，究其所伤不同，因其气各异也，知其气各异故谓之杂气。夫物者气之化也，气者物之变也，气即是物，物即是气，知气可以制物，则知物之可以制气矣，夫物之可以制气者，药物也。[37]

“杂气”是瘟疫之病因，不止适用于人，世间万物均遵守其规律。而“各异”是“杂气”最主要的特点，了解“杂气”之性质，而后下药，才能有针对性地进行治疗，药物才可达到“制气”之功效。而对于“杂气”所导致的人疫之不同，《瘟疫论》中亦有详细论述：

而知其气之不一也，是气也，其来无时，其着无方，众人有触之者各随其气而为诸病焉，其为病也，或时众人发颐，或时众人头面浮肿，俗名为大头瘟是也。或时众人咽痛，或时声哑，俗名为虾蟆瘟是也。或时众人疟痢，或为痺气，或为痘疮，或为斑疹，或为疮疥疔瘇，或时众人目赤肿痛，或时众人呕血暴下，俗名为瓜瓤瘟、探头瘟是也。或时众人瘿痎，俗名为疙瘩瘟是也。为病种种难以枚举，大约病偏于一方，延门合戸，众人相同者，皆时行之气即杂气为病也。为病种种是知气之不一也。盖当时适有某气专入某脏府、某经络，专发为某病，故众人之病相同，是知气之不一，非关脏府经络或为之证也。夫病不可以年岁四时为拘，盖非五运六气所能定者，是知气之所至无时也，或发于城市，或发于村落，他处截然无有，是知气之所着无方也。疫气者亦杂气中之一，但有甚于他气，故为病颇重，因名之厉。气虽有多寡不同，然无岁不有，至于瓜瓤瘟、疙瘩瘟，缓者朝发夕死，急者顷刻而亡，此又诸疫之最重者，幸而几百年来罕有之证，不可以常疫并论也。至于发颐、咽痛、目赤、斑疹之类，其时村落中偶有一二人所患者，虽不与众人等，然考其症甚合。[38]

其中对于瘟疫的特点描述与如今的流行病学不谋而合，所谓“病偏于一方”，即是传染病流行病学特征中的地方性特征。而“延门合户，众人相同”者即是传染病的流行性特征。而对于“杂气”如何导致瘟疫，吴有性提出：“此气之来，无论老少强弱，触之者即病，邪自口鼻而入。”[39]这一见解不仅将笼统的由“气”致病理论向前推进了一大步，而且发现“口鼻”是瘟疫传染的重要途径，这也与当今的医学认识相符。可见《瘟疫论》在瘟疫病因的论述方面虽未脱离“气”为病原这一理论基础，但将“气”具体为“杂气”、“厉气”，并将“杂气”细分多类，对瘟疫的成因及传播方式有了更为清晰明确的认识。

其二是极为详尽地阐述了瘟疫治疗的方法。针对疫病感染者个体症状的不同，吴有性提出不同的应对方案。针对瘟疫“传变不常”的特性，他总结了疫病发展的各个阶段，将其概括为表里九传辩证法，并以对症下药为基础提出了三十多副药方，以应对不同的病症与表象。每一副药方亦有根据症状轻重调整其中药物比例与用量的方法。如在达原饮药方之后，吴有性论述了应如何根据表征不同调整药方：“凡疫邪游溢诸经，当随经引用，以助升泄。如脇痛、耳聋、寒热、呕而口苦，此邪热溢于少阳经也，本方加柴胡一钱；如腰背项痛，此邪热溢于太阳经也，本方加羗活一钱；如目痛、眉棱骨痛、眼眶痛、鼻干、不眠，此邪热溢于阳明经也，本方加干葛一钱。证有迟速轻重不等，药有多寡缓急之分，务在临时斟酌。”[40]吴有性极力反对死板教条地运用处方，强调医者在面对具体病患时的能动作用。吴有性亦认识到只有全面地认识瘟疫的各个方面，才能灵活地斟酌增减，真正做到对症下药，故而《瘟疫论》一书对瘟疫介绍分类极细，不仅注重对不同病症的区分应对，还对不同的患病群体进行了分类介绍。如《瘟疫论》下卷的“妇人时疫”[41]、“小儿时疫”[42]、“妊娠时疫”[43]三篇，便是对特殊人群进行的分类论述，对于各群体适用的不同治疗方法做了详细说明。在细致分类、详尽论述的同时，吴有性在书中加入许多病案，以供后人更好地理解其意旨。在《瘟疫论》上卷“因证数攻”条下，吴有性首先强调了临时应变之重要性，指出“此非可以言传，贵乎临时斟酌”[44]，然后又以朱海畴的病症为例，再一次强调了对于治疗方案灵活运用的重要性。将重要的疑难案例记录于书中，一方面可以使读者更为生动地理解治疗方案，另一方面也是将宝贵的档案资料留存以供后人效法参考。对于瘟疫全面而立体的介绍亦表现在《瘟疫论》不只注重治疗环节，对于病人愈后的康复，吴有性亦有专门细致的论述。如在《瘟疫论》卷下便有“劳复食复自复”条[45]与“调理法”条[46]，其中不仅有病人恢复时期应服用的药方（安神养血汤），还强调了病人在康复期间饮食应尽量清淡，甚至在“调理法”中还教授糜粥的熬制方法，可谓是对瘟疫病人从治疗到康复的全过程、全方位的经验总结。

其三是《瘟疫论》不只注重瘟疫治疗的经验总结，还注重瘟疫病理的阐发。如《瘟疫论》卷上有“辨明伤寒时疫”一条[47]，便明确指出伤寒自毫窍而入，而时疫自口鼻而入。除此之外，时疫具有传染性且有潜伏期，而伤寒没有。诸如此类对于疫病性质的思考与阐发在书中仍有很多，如“论阴证世间罕有”[48]、“论阳证似阴”[49]、“诸家温疫正误”[50]等篇。对于瘟疫病理的讨论，可以使医者更好地认识疾病，了解疾病。只有掌握了病理，才能从纷繁复杂的疾病表征中抓住致病“杂气”的性质，做到对症下药，有的放矢。可见，《瘟疫论》是一部广泛吸收、借鉴与批判前人论述的基础上形成的对于瘟疫知识全面、系统、详尽论述的专著，是传统瘟疫理论的新突破。

四、《瘟疫论》在清代的传播和实践

《瘟疫论》作为第一部瘟疫学的专门著作，因成书后一年多时间就发生了明清易代，因此该书的病理及其治疗方法没有在明代广泛应用于临床实践，但是它对后世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尤其是极大地促进了清代瘟疫理论的发展。从后世尤其是清代大量刊刻《瘟疫论》的行为中也可知后人对吴有性及其《瘟疫论》的推崇，亦可从中窥探《瘟疫论》在医学界与社会上举足轻重的地位。根据张志斌考证：“《瘟疫论》行世以来，版本多达80余种。”[51]在众多刻本中尤以清代为多，现存仅康熙一朝便有“石楷（临初）校梓本、张以增（容旃）评点本、刘敞（方舟）校梓本、《醒医六书》本”[52]四种主要的序刊本。《瘟疫论》还被冠以其他书名刊行于世，如经刘奎评释的《瘟疫论类编》一书，便是在吴有性《瘟疫论》的基础上，为了便于阅读而推出的评点本。《瘟疫论类编》现存版本中最早为乾隆五十七年（1792）五柳堂刻本，除此之外还有近十种不同刊本。《瘟疫论类编》一书在清嘉庆时期传入日本，流传至今的仍有三种刻本。可见，吴有性《瘟疫论》一书在清代刊刻数量极大、流传范围极广。在刊刻传播的过程中，不论是医者还是官员都对此书推崇备至，书中的理论不断被推广、被阐释、被运用，从而产生了极为深远的社会影响。如清代乾隆时顾以珍在为《瘟疫论类编》一书所作序中便认为在吴有性《瘟疫论》问世之前，张仲景《论立方》一书因西晋时散佚故而缺少了瘟疫一大类，“致后世无所宗述，皆误作四时伤寒治之，遂而投剂鲜当。每至技穷，患者延缠日久，鲜不慌张恍惚，于是乎转疑鬼神之怖。毒非药可疗，而祷祀求免，不惟妄费多端，抑且贻误病患，枉死不可胜记”[53]。而《瘟疫论》一书正是解决了医学界的千古难题，使得治疗瘟疫时有所凭依。不仅如此，《瘟疫论》内容十分详尽准确，“凡前后序论，精止详焉，以书对证，以证合方，历试无谬”[54]。清人对《瘟疫论》如此高度评价并非孤例，戚学士（可能是麟祥学）亦将吴有性《瘟疫论》誉为“医学中一大奇书也”[55]。由此可见，《瘟疫论》一书在清代受到医者与儒者的广泛好评。在大量读者中，不乏为将此书推广而重新刊刻之人，如年羹尧之兄年希尧在任广东巡抚时，便阅读了《瘟疫论》，并将其中原理和处方运用于粤东的疫灾救治中。在取得良好成效之后，年希尧“乃授梓人疾刻之，印成广布，凡医给以全卷，愿熟读而详究焉”[56]。由此《瘟疫论》的阅读群体不断扩大，书中理论方法得以广泛运用于清代的瘟疫救治实践，其临床效果也一再被检验，如清代医者余邦昭在运用《瘟疫论》中的原理和方法治疗瘟疫时，“无不应手而愈，十余年来所活无算”[57]，余邦昭认为“非余能活人，乃是书之活人也”[58]，此并非完全是谦逊之语。清代著名温病学家雷丰亦曾将《瘟疫论》的理论和方法付诸疫灾救治实践，咸丰、同治年间，“大兵之后，继以凶年，沿门合境尽患瘟疫，其时（雷）丰父子诊治用方皆宗又可之法也”[59]。可见，《瘟疫论》一书在清代疫病救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而治疗效果显著更大大加速了此书的传播，确立了《瘟疫论》一书在清代疫病理论中的基础性地位。此外，清代医者与学者在阅读《瘟疫论》的过程中亦对其中的疫病理论加以新的阐释和发展，由此促进了清代医学的进步。如清人戴天章在其所著的《广瘟疫论》中言：“愚目击心伤，不揣固陋，而取吴子之原本，或诳释、或增订、或删改，意在辨瘟疫之体异于伤寒，而尤慎辨于见证之始。”[60]可见戴天章所著《广瘟疫论》是在《瘟疫论》一书基础上完成的。戴天章撰写《广瘟疫论》的目的是“使阅者一见了然，则吴子之书人人可用，而瘟疫之横夭者少，生全者多，诚斯世斯民之幸也”[61]。其发展吴有性医学思想的意图昭然可见。

《瘟疫论》虽然是中国疫病理论的新突破，但其在体例上尚缺乏系统性，正如四库馆臣在该书提要中所说，“其书不甚诠次，似随笔札录而成”[62]。这种“随笔札录”的形式难免会使某些内容不完善，甚至有错误之处，因此清代亦不乏对吴有性的瘟病理论进行批评与反思者。如章楠所著《医门棒喝》载：“吴又可见伤寒温病多牵混之害，乃著《瘟疫论》以辨异伤寒，虽能自立主见，独开生面，多有发明。而不体究经旨，不辨伏气为病之理，直辟经文，混指一切温病为瘟疫，遂使浅学将风温、暑温等尽作瘟疫而治，病轻药重，为害甚多。”[63]作者对吴又可所提理论的质疑与反思，使得疫病理论在清代得到广泛的讨论与思考。可见，不论是否赞成《瘟疫论》中的理论方法，此书都是探讨疫病理论时不能忽视的重要资源。这足以证明此书在瘟疫学上毋庸置疑的地位。

清代学者将《瘟疫论》一书作为重要的资源，在对《瘟疫论》中的理论方法不断讨论、争辩的过程中，为后人的瘟疫研究指明了方向，亦提供了充足的思想资源与多样的思考路径。时至今日，学者仍可在《瘟疫论》中汲取养分，在批判中继承吴有性的思想。从当下应对新型冠状病毒的中医治疗方案中，亦可窥见《瘟疫论》的贡献。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的第三版治疗方案中便直接运用了《瘟疫论》中的“达原饮”一方，而其后的第六、七版中治疗轻型湿热蕴肺证的药方亦是以《瘟疫论》中的相关处方为基础。2003年“非典”时期，其中的中医治疗方案也是汲取了《瘟疫论》的原理和处方。由此可见《瘟疫论》在疫病学及其疫灾防治中的地位和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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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35]（明）吴有性：《瘟疫论》卷首《提要》，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34]《乾隆吴江县志》卷三十七《别录》。

[36]（明）吴有性：《瘟疫论》卷上《原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37]（明）吴有性：《瘟疫论》卷下《杂气论》，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38]（明）吴有性：《瘟疫论》卷下《杂气论》，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39]（明）吴有性：《瘟疫论》卷上《原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40]（明）吴有性：《瘟疫论》卷上《瘟疫初起》，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41]（明）吴有性：《瘟疫论》卷下《妇人时疫》，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42]（明）吴有性：《瘟疫论》卷下《小儿时疫》，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43]（明）吴有性：《瘟疫论》卷下《妊娠时疫》，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44]（明）吴有性：《瘟疫论》卷上《因证数攻》，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45]（明）吴有性：《瘟疫论》卷下《劳复食复自复》，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46]（明）吴有性：《瘟疫论》卷下《调理法》，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47]（明）吴有性：《瘟疫论》卷上《辨明伤寒时疫》，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48]（明）吴有性：《瘟疫论》卷下《论阴证世间罕有》，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49]（明）吴有性：《瘟疫论》卷下《论阳证似阴》，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50]（明）吴有性：《瘟疫论》补遗《诸家温疫正误》，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51]张志斌，农汉才，郑金生点校：《瘟疫论广翼》附录《<瘟疫论>版本考证》，福州：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2010年版，第179页。

[52]张志斌，农汉才，郑金生点校：《瘟疫论广翼》附录《<瘟疫论>版本考证》，福州：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2010年版，第180页。

[53][54]（明）吴又可：《瘟疫论类编》卷首《顾以珍序》，清同治壬戌年集古堂藏刻本。

[55]（明）吴又可：《瘟疫论类编》卷首《学士戚先生序》，清同治壬戌年集古堂藏刻本。

[56]（明）吴又可：《瘟疫论类编》卷首《年希尧序》，清同治壬戌年集古堂藏刻本。

[57][58]（明）吴又可：《瘟疫论类编》卷首《余邦昭序》，清同治壬戌年集古堂藏刻本。

[59]（清）雷丰《时病论》卷八《温瘟不同论》，清光绪十年雷氏慎修堂刻本。

[60][61]（清）戴天章：《广瘟疫论》卷首《戴天章自序》，清乾隆四十八年刻本。

[62]（明）吴有性：《瘟疫论》卷首《提要》，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63]（清）章楠：《医门棒喝》卷四《条例》，清道光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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