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侵华日军的作战水平能力比我们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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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侵华日军的作战水平能力比我们强

侵华日军是一支具有强悍战斗力的军队。而其强悍背后,是一部高效运转的战争机器——由指挥、编制、装备、训练、士气与情报侦察等一系列精良零件装配而成。因此,作为战胜者,承认敌人强悍需要勇气,但这还不够,以敌为师与汲其长处为我所用,是胜者恒强的重要手段,也是战胜者尊重胜利的最好方式。

侵华日军在作战指导上强调果敢地实施进攻,在作战指挥上具有灵活多变、奇正并用的特点。这种特点体现在战术运用上,就是其既推崇大兵团正面进攻,以求一举击败敌人防线,也善于“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向敌军的侧翼与后方实施大迂回、大包抄,对敌军重兵集团“包饺子”;还长于声东击西,佯攻与主攻相结合,奇正并用,让对手防不胜防。以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1937年八一三淞沪会战和几乎同时展开的山西忻口会战为例。在三场会战中,日军均在战线正面与中国军队打成相持局面,双方死伤都很惨重。但首先进行部署调整的,无一例外都是日军,而中国军队在指挥上鲜有灵活创举,始终处于见招拆招的被动地位。所以,侵华日军便能三度攻克中国军队战线的侧翼薄弱处,三度对中国军队构成包围与聚歼之势,三度造成中国守军战线溃散,最终招致惨重失利。观察这三场会战,侵华日军指挥分别由“上海派遣军”与“华北方面军”等不同单位的高级将领担任。这就说明:日军指挥上的灵活多变,不是来自于一个方面军、不是来自于一个高级将领,而是来自于一个军队的整体,来自于一个具有很高战役指挥素养的将领群体。中国军队三度掉进被敌包抄后路的同一个陷坑,而且掉进去的还不只是一个战区、一支部队与一个高级指挥官,这反映出中国军队的落后,是一种结构性的落后,是一种整体性的落后。

陆军是侵华日军的主力,师团是日军陆军具有确定编制的第一级作战单位,一般由步兵、炮兵、骑兵、工兵和辎重部队等混合编成。其中,除步兵外,炮兵、骑兵、工兵等特种兵也属于直接作战力量,其数量几乎占了师团编成内联队数量的一半。因此,一支强大陆军所要求的火力、突击力、机动力与保障力等,日军师团样样具备,一个也不缺。故日军的陆、空、海军既能联手打大战,单个陆军师团也敢孤军突入,与数倍于己的对手独立作战。如淞沪会战与武汉会战,是日军在整个侵华战争期间进行的两次大规模陆、海、空三军联合作战。日军两度大胜,反映出日军是一支由工业国家生产出来的机械化军队,具备了陆、海、空三军协同作战的能力,这是中国军队所望尘莫及的。如台儿庄作战期间,日军第10师团濑谷支队与第5师团坂本支队合在一起,总兵力两万余人,与一个师团的兵力相近。在得到部分战车与飞机支援的情况下,竟敢孤军深入,前后与国民党军第五战区的五个军计10个师的兵力对垒。其中,濑谷支队以一个步兵大队、1000余人编成的“台儿庄先遣队”,攻入国民党军一个师防守的台儿庄城,并攻占了近3/4的城池,数度造成整个战局陷于危急境地。后来,日军的这两个支队在陷入重兵围攻时,仍然能大部退走峄县与枣庄地区据守。因惮于日军的火力杀伤,国民党军最终放弃了追歼上述两敌的行动。台儿庄战役虽然大捷,但国民党军伤亡、失踪人员达一万余人,而日军伤亡7000余人。由此可见,侵华日军独立作战能力之强,绝非虚言。

侵华日军火力凶狠,还在于其作战组织与实施之严密,犹如一部机器一样运转有序,使其火力杀伤更加精准、高效,牢牢保持战场控制权。淞沪会战便是日军作战的一个典型范例。日军每次进攻作战,都是有计划、有步骤的。首先,观测气球升空,观测中国军队阵地,标定攻击目标,然后召唤飞机、野炮与海军舰炮进行狂轰滥炸,尽量摧毁中国军队阵地。其次,待其陆、海、空火力突击后,日军便出动坦克掩护其步兵,向中国军队阵地发起猛攻;与此同时,其炮兵火力实施延伸射击,对中国军队后方增援部队进行火力拦阻,力求大量杀伤中国军队的有生力量。再次,如被中国军队强力还击而其不得逞时,日军即再次召唤火力轰击,然后,再重新进行一波又一波的步、坦协同攻击。此外,日机每日出动100余架次,常以三架为一组、五架为一队,在整个战场来回巡视,发现目标即进行轰炸与扫射,或召唤野战重炮与舰炮进行远程轰击。由于侵华日军在作战组织与实施上的严密性,使其无论在三军大兵团联合作战中,还是小股部队攻防战斗中,都能够做到军种间行动联合,步、坦、炮间火力协同,左右邻间相互配合,发挥出了最大的整体战力来击败对手。对此,在淞沪会战后,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副参谋长白崇禧总结道:“敌人利用淞沪沿海之形势,发挥陆、海、空三军联合作战之威力,以装备之优良,训练之纯熟,发挥各兵种在战场上之战力,予我军创伤甚重。”白崇禧的总结一语中的,揭示出了中日两军的差距,不仅差在武器装备等硬实力上,也差在指挥、训练与战术等软实力上。

武器是生成战斗力的基础。武器操纵者的战斗技能与战斗意志,对战斗力的生成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日军《步兵操典》规定:日军新兵训练三个月中,要有两个月是射击训练。每个月用于实弹射击的子弹:步枪不得低于150发、机枪不得低于300发、每年用于训练的子弹则是1800发。除了多打实弹外,日军的射击训练标准严苛。据原日本关东军士兵、作家五味川纯平回忆,日军射击训练精度要求非常高。其初步要求是,对于300米外的伏靶不仅要五发五中,且至少要有三发的弹着点分布在一个拳头大的面积上。过关后,再对士兵进行各种带有战术背景的射击训练。以今天的眼光来看,日军无疑是在用特种兵射击标准来训练普通士兵。因此,靠子弹“喂出来”的日军士兵,在经过严苛训练后,人人几乎都是狙击手与神枪手。活下来的抗战老兵回忆说,即使遭伏击,坐在行进车上的日军士兵仍能精确射杀我方士兵;即便遭伏击,日军的阵脚也不乱。在军官指挥下,或抢占有利阵位,或组织火力反击,或就地自行展开还击等。在淞沪会战期间,陈诚的第18军之第14师,曾用全师的八门山炮对日军阵地急袭射击三分钟,打出了100多发炮弹。日军炮兵则用声测、双曲线交汇等方法,迅速测出该师炮兵阵地所在位置,几分钟后就进行了压制射击,日军大小炮(包括舰炮)齐射,覆盖了该师炮阵地,其弹着点之准,远超国民党军队的炮兵射击水平。由此可见,侵华日军平时的战术与射击技术等训练,保持着很高的水准。国民党军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曾对比中日两军的训练水平。他说“日本陆军训练之精,和战斗力之强,可说举世罕有其匹”,而国军“官兵未受严格训练,军纪废弛,战斗力薄弱……新兵未受训练,便仓促开赴前线应战,无异驱羊以喂虎口”。事实上,中国军队因缺少训练,手中精良武器装备在战场上发挥不了太大作用,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

中外战争史表明,情报工作的优劣、得失与高下,对于战争决策、作战部署乃至最后的战争胜负,起到极为重要的作用。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前,因情报工作细致缜密,日本军方对清军情况已经了如指掌,甚至“比中国人自己更清楚地知道每一省可以抽调多少人出来作战”,为日本最终赢得战争胜利打通了制胜捷径。后来有清朝官员总结到日军“尽知我军情,先发以制我,致使倭人着着领先,而我处处落后”。这在一定意义上揭示出日军甲午之胜,先胜在情报上。自明治维新以来,由于日军在对外扩张战争中,屡屡尝到收集情报带来的甜头,故其对于情报工作非常重视。

抗日战争爆发前的数十年间,日本在中国加紧了对未来预定战场的情报侦察。据日本防卫厅战史研究所编写的《大本营陆军部》记载,1923年日军制订了对中国的作战计划设想要点。根据此要点,1925年,日军参谋本部作战科长畑俊六大佐率参谋本部、陆军省、海军军令部作战科等一行人员,乘军舰用一个月的时间,对上海至汉口的登陆点逐段进行侦察,这为以后日军进攻淞沪、武汉等要地,摸清兵要地志情况做了准备。1932年,日本刚刚完成《热河省兵要地志》,次年,日本关东军即向热河进犯,引发了长城抗战。据该《兵要地志》所载,日军对预定作战方向如开鲁、承德、林西、多伦、赤峰、喜峰口、北平等地的地形、道路、道路附近的舍营及露营的可能性、输送力、气象卫生、通信等进行了详尽的调查。为在寒区作战,该《兵要地志》甚至对冬季携行帐篷内不同时刻的温度进行测试。可见,日军平时的情报侦察收集有多细致。1931年6月,日本陆军大尉中村震太郎秘密潜入中国兴安岭地区,进行兵要地志调查,被中国军队缴获。被查获表册三份:一册为调查兴安区中国屯垦军的兵力,包括枪炮种类、口径,官兵数量、驻屯地点、营房景况等;一册是调查蒙旗、县人口等;另一册是调查地方风土情况,如土壤、水源、气候等。中村只是日军进行预定战场侦察的冰山一角,而在全中国没有被抓获的日谍,尚不知有多少。

抗日战争爆发后,日军更是通过各种途径、运用各种手段进行情报侦察,可以说无孔不入、用尽其力。仅举两例,便可窥见一斑。八一三淞沪会战时,国民党军主力之一—陆军第74军第51师奉调由遥远的陕南汉中,赴淞沪参战。当该师自宝鸡乘火车奔赴上海始,走到哪便被日军飞机炸到哪,甚至夜间刚到南京蒲口车站,即遭到日军飞机的准确轰炸。该师指挥官甚觉蹊跷,联想到部队开拔前,驻地意大利神父突然请饭一事,随即向上级汇报请求调查。经过调查,果然证实驻地该教堂是一个潜伏的国际间谍组织,与日本情报机关有联系,查获武器、通信电台、往来文书等,铁证如山。由此可以推测,日军对国民党军队在全国的部署情况、担负的任务、行动时间等重要军事情报都早有了解与掌握。又如,八一三淞沪会战爆发后,国民党第72军将司令部设在中山大道一号桥附近的观音堂,一时成为记者、地方热心人士探访慰劳的目标。时任军长孙元良有所预感,即命令军司令部进行转移。刚一离开,日军舰炮即对准观音堂射击,整个观音堂被夷为平地。其后,该军司令部被迫像捉迷藏式地移动,但敌炮火总是如影随形地跟了上来。从这些例子中,都能看出日军视情报侦察为战争制胜的捷径,力图以最小的代价夺取战争胜利,故其始终高度重视情报侦察工作。日军不仅拥有很强大的情报收集能力,而且还拥有很强的情报分析能力,这是值得对手注意学习的长处。

虽然侵华日军作战水平高、能力强,但其对中国发动的是一场非正义的战争。从侵略中国第一天起,就遭到中国人民的奋起抵抗,最终陷入人民战争的海洋,难逃失败投降的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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