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峰：巫蛊之祸视阈下汉武帝与戾太子父子纠葛探析——与辛德勇等先生商榷

本文作者李峰教授

摘要

汉武帝统治晚期，由于汉武帝与戾太子所秉持的治国理念有异、戾太子羽翼已成、戾太子继位朝政可能为卫氏外戚所操控等原因，使武帝与戾太子之间的矛盾日渐加深，兼之各利益攸关方的深度参与，使武帝意欲更换继嗣。但因兹事体大，使他一度犹豫不决，而上天的警示又让他欲罢不能，至征和元年冬最终决定废黜戾太子，遂对卫氏外戚集团大开杀戒。面对武帝咄咄逼人的攻势，戾太子一直采取守势，隐忍以对，直到江充在太子宫掘蛊得桐木人，为求自保，方奋起抗争。

关键词

巫蛊之祸；汉武帝；戾太子；江充

在对西汉重大历史事件巫蛊之祸的研究中，汉武帝与戾太子的矛盾问题一直深为学界所关注，其中田余庆、辛德勇、韩树峰等的看法颇有代表性。田余庆认为汉武帝与戾太子的矛盾在本质上是两条不同治国路线的分歧和斗争，因形势变化导致矛盾激化，从而表现为武帝与太子的不可两立的抗争。辛德勇认为武帝与戾太子父子的矛盾体现为权力之争，巫蛊之祸的爆发，是后宫争宠的结果。韩树峰认为巫蛊之狱不含路线冲突的色彩，武帝更无借此废黜戾太子的想法，相反，武帝此举还具有为戾太子日后执政扫清障碍的意味。田余庆的观点因以《资治通鉴》中不明出处的史料为支撑，故引起学者质疑；辛德勇、韩树峰的观点虽新颖，然其论述颇多似是而非之处。有鉴于此，笔者决定对汉武帝晚年与戾太子的矛盾纠葛进行再考证，以求正于方家。

田余庆著《秦汉魏晋史探微》

一、汉武帝晚年与戾太子的矛盾

通过对《汉书》等相关史料的研读，可以发现汉武帝晚年与戾太子之间矛盾重重。

首先，武帝父子治国理念不同。此说由张烈首倡，而为田余庆所弘扬，嗣后蒲慕州、阎步克、陈曦等屡有阐发，然诸家皆征引有《资治通鉴》中出处不明的史料，在这些史料的可信性受到质疑的当下，似乎诸家之论皆难以成立。然而蒲慕州、陈曦的部分观点还是颇有说服力的，如蒲慕州认为戾太子以文治为主的政治倾向，“可以由他的教育背景及他性格的仁慈宽厚上看出”。陈曦通过对《汉书》所叙戾太子“私问《穀梁》而善之”一事解读，指出：“戾太子反对汉武帝及其用法大臣依据《公羊传》而实施的征伐四夷的开边政策与用法严苛的血腥政治。”他“立足于《谷梁传》，形成了与汉武政治色彩不同的‘守文’思想”。但辛德勇却认为戾太子之“私问《谷梁》”，当在其既通《公羊》之后、举行冠礼之前。因此怀疑戾太子是否真正理解《谷梁传》：“戾太子何时举行这一仪式，《汉书》没有明确记载，但继武帝之后即位的昭帝，举行此礼，是在十八岁的时候，戾太子的情况，应当大致与之相仿。小小年纪，他能否一问《谷梁》即为其系统的思想观念所折服，这未免令人疑惑。”进而指出元狩六年（公元前117），戾太子12岁时，被武帝宠幸的王夫人子刘闳受封为诸侯王，立8年而薨，时年戾太子20岁，“这也就意味着在戾太子十八岁成人之前‘私问《谷梁》而善之’的时候，他正处于母亲卫皇后遭受汉武帝冷落而异母弟刘闳深得宠幸的环境之中”。由于卫皇后母子地位受到王夫人母子的威胁，而《谷梁传》关于鲁隐公与鲁桓公身份问题的叙述与评价有利于维护戾太子的地位，因此戾太子对《谷梁传》感兴趣。

据《汉书·戾太子传》称戾太子“少壮，诏受《公羊春秋》，又从瑕丘江公受《谷梁》”。《儒林传》称：“于是上因尊《公羊》家，诏太子受《公羊春秋》，由是《公羊》大兴。太子既通，复私问《谷梁》而善之。”可知戾太子是在通晓《公羊传》后，学的《谷梁传》。而两传即如辛德勇所言，“本同源异流”，《谷梁传》是“在《公羊传》基础上进一步讲说《春秋》大义，对《公羊传》所说，既有沿承，也有变易，二者并非截然对立的思想学说”。则戾太子在通晓《公羊传》的基础上再学习《谷梁传》，自应是轻车熟路。且《公羊传》兼传《春秋》大义微言，《谷梁传》但传《春秋》大义，则相对于《公羊传》，修习《谷梁传》较为容易，故南朝人王俭论及《谷梁传》，径称其为“《谷梁》小书”。所以戾太子“私问《谷梁》而善之”是合乎情理的。

戾太子像（今人作）

同时，征诸史实，齐王刘闳卒于元封元年（公元前110），戾太子时年19岁。王夫人卒于元狩六年武帝封其子刘闳为齐王前后。据《史记·三王世家》称封刘闳等为王的动议起自元狩六年，该年三月，霍去病上疏请武帝封刘闳等皇子，四月策立刘闳等为王。

据褚少孙称，刘闳将立为齐王时，王夫人病，“武帝自临问之”，王夫人死后，“帝痛之，使使者拜之曰：‘皇帝谨使使太中大夫明奉璧一，赐夫人为齐王太后’”。此显见王夫人在元狩六年刘闳封齐王前后已去世。王夫人卒后，史无载任何武帝宠爱刘闳之语，可知刘闳之宠已衰，不再对戾太子构成威胁。而燕王刘旦、广陵王刘胥为李姬所生，“其母无宠，以忧死”。对戾太子也构不成威胁。宠姬李夫人因其兄李延年引荐而得幸，而李延年为武帝所赏识，是在元鼎六年（公元前111）春，汉朝灭南越后，故李夫人得幸当在此后。因此李夫人纵使在元鼎六年得幸，其生子亦当在元鼎六年后，即戾太子18岁后。另外需要指出的是，汉代太子举行冠礼并无确定的时间，如武帝为太子，景帝后元三年（公元前141）正月行冠礼，时年16岁；元帝为太子，五凤元年（公元前57）春行冠礼，时年18岁；成帝为太子，竟宁元年（公元前33）正月行冠礼，时年19岁；哀帝未立为太子前，于元延四年（公元前9）行冠礼，时年17岁。故辛德勇以昭帝18岁行冠礼，以推戾太子18岁行成人礼是不正确的。同时，还要指出的是戾太子的靠山大司马大将军卫青此时尚在。所以自刘闳被立为王至其薨这段时间，卫子夫虽色衰，然其皇后之位尚稳，对于武帝对卫后的宠遇，《汉书》初仅言其“色衰”而不言其“宠衰”：“皇后立七年，而男立为太子。后色衰，赵之王夫人、中山李夫人有宠，皆蚤卒。后有尹倢伃、钩弋夫人更幸。”同时明确指出其“宠衰”是在“武帝末”。在此期间，戾太子也得到武帝的着意栽培，且武帝对戾太子的宠爱一直持续到他行冠礼后尚不衰：“及冠就宫，上为立博望苑，使通宾客，从其所好。”也就是说戾太子是安全的，并无被夺嫡之忧。所以辛德勇假定卫子夫母子地位受到王夫人母子威胁的观点是不成立的，其由此而发的议论自然亦不能成立。由于《公羊传》宣扬大一统、鼓吹大义灭亲，强调复国仇，而《谷梁传》讲亲亲尊尊、重视礼教、主张以民为本，而武帝重《公羊传》，戾太子善《谷梁传》，故此确可视为武帝与戾太子之间存在着治国路线之异的佐证。

另外从戾太子深得民心也可看出他与武帝的治国路线之异。如始元五年（公元前82）春，发生伪戾太子诣阙自陈事件，长安数万吏民闻讯前来聚观，并对伪戾太子表现出极大的热情。如燕王刘旦称：“前日一男子诣阙，自谓故太子，长安中民趣乡之，正欢不可止，大将军恐，出兵陈之，以自备耳。”考虑此前戾太子驱长安四市人与武帝对抗，导致数万人死于非命，嗣后许多人又受到牵连，或被流放远方，或被投入监狱。然而长安吏民得知戾太子归来的消息后，表现出的不是愤怒、怨恨，而是热烈欢迎，因此对百姓的表现不应仅仅理解为是因为对太子含冤出走的同情、怜惜，还应是出于对他的敬仰与爱戴。敬仰与爱戴的原因肯定不是因为他是武帝之政的拥护者。因为武帝之政在其在世时已为百姓所痛恨，昭帝时仍得不到百姓的原谅。盐铁会议上，来自民间的贤良文学对武帝之政深致不满就是明证。而若考虑到昭帝初推行新政的力度有限，长安百姓对戾太子的欢迎，还应包含着希望由戾太子带领他们走向太平盛世的现实诉求。

汉武帝像

其次，武帝晚年，戾太子羽翼已成，让武帝对他充满疑忌。关于武帝疑忌戾太子事，笔者在拙著《巫蛊之祸西汉中期政坛秘辛》一书中已指出，武帝时以卫、霍为首的军功外戚集团，成为太子母子的重要依靠。“尽管这个集团随着霍去病、卫青的先后去世，再加上武帝的压制，在武帝后期的政坛已呈江河日下之势，但这支力量还在，一旦太子有召唤，没有人敢保证他们不会倒向太子”。

同时还要补充说明的是，卫氏外戚的核心人物中其时颇有身居要职者。如卫后姊卫君孺的丈夫公孙贺为丞相，其子公孙敬声为太仆，父子并居公卿位。丞相司直田仁、监北军使者任安曾是卫青的舍人。而石庆、卜式、严青翟、赵周等名臣皆曾为太子之师，这些人后皆不得意，或以过见谴，或获罪自杀，属于他们的势力为图谋东山再起，在政治上倾向于支持戾太子是可以想见的。而名臣张汤之子张贺为戾太子亲吏。东城侯居股、开陵侯禄、亚谷侯卢贺等与戾太子的关系也甚密切。另外，戾太子成人后，武帝特为他立博望苑，任由他根据自己的喜好招揽宾客，这使社会上许多才俊被戾太子所延揽，成为他的亲信。而征和二年（公元前91），当戾太子为江充所逼，问计于少傅石德时，石德建议戾太子：“可矫以节收捕充等系狱。”显见戾太子持有武帝授予的“节”，该物“代表皇帝命令，是一种最高权力的象征”，持节“可以行使天子给予的特殊权力”。据此可知戾太子拥有武帝的授权，可以行使部分皇权。总此诸方面原因，使戾太子在朝中权势颇盛，而“政治权力的转移，对于最高执政者本人来说，是非常严重的事。即使是他自己选定的继承人，也难免面对苛刻挑剔的目光”。更何况戾太子亲党中颇多跋扈之徒。如李敢之女为太子中人，为太子所“爱幸”，李敢之子李禹“有宠于太子”，由于其人“好利”，司马迁见微知著，因云“李氏陵迟衰微矣”。班固则更进一步指出其“有勇”，行事嚣张而无礼。太仆公孙敬声，“以皇后姊子，骄奢不奉法”。因此纵使戾太子无逆乱之心，但其亲党如此恣意妄为，如何能让生性多疑、年迈多病、执政能力严重下降的武帝心安？武帝公开肯定政治投机者江充举报戾太子属下违制之举就是这种心理的反映。

江充，原名江齐，赵国人，早年借女色攀附上赵太子刘丹，进而得幸于赵王刘彭祖：“有女弟善鼓琴歌舞，嫁之赵太子丹。齐得幸于敬肃王，为上客。”而靠色相谋取富贵，颇为汉人所不取。如司马迁认为“女以色媚”属靠侥幸获得富贵的行为。班固亦称此属“进不由道”。后因争宠于赵王而与赵太子结怨，最终双方矛盾激化，先是赵太子以确凿的罪证诛杀江充的父兄：“久之，太子疑齐以己阴私告王，与齐忤，使吏逐捕齐，不得，收系其父兄，按验，皆弃市。”继而江充诣阙告发赵太子“与同产姊及王后宫奸乱”及“交通郡国豪猾，攻剽为奸，吏不能禁”等二条大罪，赵王称江充这样做是为了“复私怨”，即公报私仇，其实赵太子又何尝不是。而对于这样的行为，一经发现，武帝是定要予以严惩的。如元鼎二年十一月，丞相严青翟及三长史挟私借武帝之手除掉御史大夫张汤，后被武帝发觉，遂按诛三长史，并逼严青翟自杀。然而此次赵太子、江充所为虽同属利用公器逞其私欲的挟私报复，但武帝最终却只惩治赵太子，而不问罪于江充，乃在于江充洞察时势，揣摩到了武帝的心思。汉自七国之乱后，持续强化对诸侯王国的控制，早在景帝中元五年（公元前145），已“令诸侯王不得复治国，天子为置吏”。又“自吴楚反后，五宗王世，汉为置二千石，去‘丞相’曰‘相’，银印。诸侯独得食租税，夺之权”。而刘彭祖擅权赵国，为所欲为，“立五十余年，相、二千石无能满二岁，辄以罪去，大者死，小者刑，以故二千石莫敢治”。虽然如此，由于刘彭祖为人“巧佞卑谄，足恭而心刻深”，朝廷竟奈何不得。故江充遂于此处用力，告发赵太子扰乱地方秩序，而武帝一收到江充的奏书，即严惩赵太子，借以打击赵王，故赵王虽竭力请求武帝宽恕赵太子，武帝却不为所动，“竟败赵太子”。通过梳理整个事件的经过，可知就江充而言，其初“进不由道”，后与赵太子争宠于赵王，当时若赵太子任由他受宠于赵王，纵使赵太子犯下滔天的罪过，他也不会赴长安告发赵太子的。故其行虽有益于国，但其心却可诛，因此被时人视为奸邪之徒。如巫蛊之祸中，戾太子骂江充：“赵虏！乱乃国王父子不足邪！”壶关三老茂在为戾太子讼冤时称：“往者江充谗杀赵太子，天下莫不闻。”

卜式像

武帝晚年，戾太子家使曾违制乘车马行驰道中，为时为直指使者的江充收其车马。戾太子知道后派人请求江充不要将此事报告武帝，江充不为所动，仍然奏白武帝，武帝对此予以激赏：“人臣当如是矣。”蒲慕州认为这显示“武帝心中也并非十分满意太子”。因为武帝虽未明言对戾太子的看法，然其肯定江充的行为，就是对戾太子的批评。太子因违制而被臣下举奏的事情在前代也曾发生过。如文帝时，张释之为公车令，就曾有震慑太子之举。然而文帝却将太子不敬之责揽在自己身上，对于张释之，文帝只是惊讶于他敢冒犯太子，此事过后，很快拜他为职司顾问应对没有实权的中大夫，观此可知文帝此举颇有保护太子之意：“顷之，太子与梁王共车入朝，不下司马门，于是释之追止太子、梁王无得入殿门。遂劾不下公门不敬，奏之。薄太后闻之，文帝免冠谢曰：‘教儿子不谨。’薄太后乃使使承诏赦太子、梁王，然后得入。文帝由是奇释之，拜为中大夫。”而武帝却不仅不维护戾太子的声誉，还公开显扬太子的过失，于此可见武帝对戾太子疑忌之深。考此事发生的具体时间或在太始三年。因为史称江充向武帝告发戾太子家使违制事后，武帝将江充“迁为水衡都尉”，据《汉书·百官公卿表》太始三年（公元前94）“直指使者江充为水衡都尉”。故蒲慕州称：“是年江充因劾奏卫太子家使行甘泉驰道受武帝嘉许，迁为水衡都尉。”

最后，若戾太子继位，汉家可能会再度出现太后擅权的局面，这也是武帝所不能容忍的。

此外，卫皇后色衰后，赵之王夫人、中山李夫人、尹倢伃、钩弋夫人相继受宠，而王夫人、李夫人、钩弋夫人皆有子，由此而导致武帝与戾太子关系疏离，从而深化二者之间的矛盾也是可以理解的。然而如辛德勇那样坚持认为因“后宫争宠”而导致巫蛊之祸的发生，则显然是把问题简单化了。巫蛊之祸，是以汉武帝与戾太子的矛盾斗争为核心，各利益攸关方深度参与政治博弈的结果，其背景极其复杂。

辛德勇著《制造汉武帝》

二、武帝发动巫蛊之狱的心路历程

太始三年钩弋夫人因孕十四月而为武帝生下了其少子刘弗陵后，武帝以尧母亦孕十四月而生尧为由，“乃命其所生门曰尧母门”。司马光认为此事透露了武帝欲更换继嗣之心：“为人君者，动静举措不可不慎，发于中必形于外，天下无不知之。当是时也，皇后、太子皆无恙，而命钩弋之门曰尧母，非名也。是以奸人逆探上意，知其奇爱少子，欲以为嗣，遂有危皇后、太子之心，卒成巫蛊之祸，悲夫！”

对于司马光的看法，一些学者并不认同，然而武帝施政过程中，常故意用晦涩的言辞来表达自己对一些敏感事情的态度，却是不争的事实。另外武帝借盛赞江充惩治太子家使事，以显扬戾太子的过失，实际上也隐约透露了其意欲更换继嗣之心。因此司马光的看法是有道理的。但司马光为此批评武帝，显然是未能洞察武帝的用心。因为武帝虽有易储之心，但要想实现这一愿望，却必须借助臣下的力量，“若不表露出来，臣下如何能知道并助他实现这个愿望？”

钩弋夫人像

当然在辛德勇看来，武帝只是想废除戾太子，而不是要诛杀戾太子：“武帝因不甘年老体衰而祈求长生，自然极其憎恨戾太子行巫蛊咒其速死，但即便太子被废，在两汉时期亦并无擅杀废太子之事。”事实是景帝前元七年（公元前150）十一月废栗太子刘荣为临江王，中元二年（公元前148）三月，以罪被征至长安，“诣中尉府对簿。中尉郅都簿责讯王，王恐，自杀”。窦太后闻之甚怒，以危法免郅都归家，景帝乃遣使者即拜郅都为雁门太守，窦太后又以法治之，“景帝曰：‘都忠臣。’欲释之。窦太后曰：‘临江王独非忠臣邪？’于是遂斩郅都”。此显见刘荣之死是出自景帝的授意。而栗氏外戚被诛，栗姬以忧死。刘荣为太子前后不足三年，就让景帝因担心他的存在会威胁到未来君主的地位，便毫不留情地除掉了他，并尽诛栗氏外戚。而戾太子至太始三年时已为储君29年，不仅实力雄厚，而且深得民心，这让武帝如何能容得下他！不过以武帝行事之老练，他当然不会直接杀掉戾太子，从而使自己陷于千夫所指的境地，但既然已与戾太子反目成仇，以武帝之果于杀戮，戾太子被废之后难得善终是可以想见的。

然而，尧母门事件后有年余，针对戾太子，武帝似乎并未采取什么实质性的行动。究其原因，“首先可能是自己年过花甲而得少子，让他自觉身体尚健，认为易储之事不必急在一时；其次，由于太子羽翼甚众，若轻率动摇太子，稍一不慎，就会引起朝局的动荡；最后，他与太子为父子数十年，对太子还是有感情的，让他断然下狠手处置太子，确实于心不忍。但是来自上天的警示却又让他屡屡欲罢不能”。

太始四年七月，“赵有蛇从郭外入邑，与邑中蛇群斗孝文庙下，邑中蛇死”。此事当引起武帝的注意，因为历史上曾发生过类似的蛇斗事件。春秋时，郑庄公死后，各方势力角力，诸子争位，郑昭公忽、子亹、子仪相继死于非命，鲁庄公十四年流亡在外的郑厉公突复入。在郑厉公复位前，子仪为君，郑国的国都南门曾发生过被视为妖异之事的蛇斗事件：“初，内蛇与外蛇斗于郑南门中，内蛇死。六年而厉公入。公闻之，问于申曰：‘犹有妖乎？’对曰：‘人之所忌，其气焰以取之。妖由人兴也。人无衅焉，妖不自作。人弃常，则妖兴，故有妖。’”

郑庄公像

就太始四年发生在赵国的蛇斗事件而言，据《淮南万毕术》云：“蛇无故斗于君室，后必争立，小死小不胜，大死大不胜，小大皆死，皆不立也。”其兆对应的当为朝廷之事，因为此次蛇斗发生在已故君主孝文庙下，相当于事故发生在“君室”。而江充是赵人，因此《汉书》认为这是江充将为祸宫廷之谶：“后二年秋，有卫太子事，事自赵人江充起。”进一步讲此为君主诸子争位之谶。从历史上的案例及《淮南万毕术》所持的谶理推考，此事喻示着武帝他子将与戾太子争立，郭外蛇由外侵入邑内，处于争位，象征要攻取太子之位的武帝他子；邑中蛇处于守位，象征要保有太子之位的戾太子，而最终的结果是郭外蛇战胜了郭内蛇，也就预示着武帝他子战胜了戾太子，故武帝应当欣慰。然而武帝能做此解读，未必戾太子就不能，若如此，颇具实力的戾太子势力为了反制，极有可能率先做出过激之举！

至于与戾太子争位者为何人，宋艳萍认为是武帝少子刘弗陵，其称“班固记载赵蛇事件的真正目的，其实是映射‘尧母门’”，因为“‘尧母门’中，赵婕妤为赵人，她生的儿子，最终战胜汉武帝的其他儿子，顺利地当上了皇帝，这和太始四年发生的赵蛇和邑中蛇群相当而最终取胜的现象何其相似”。然而赵婕妤家在河间国而非赵国。当然其地在战国时属赵地，称其为赵人亦无不可，但是“中山本来也属于赵国，后来才从赵国分出来的”。而武帝五子昌邑王刘髆的母亲李夫人出自中山国，且其时武帝对李氏外戚的宠幸甚盛，故宋艳萍的看法是不成立的。但觊觎太子之位的拥钩弋夫人势力及李氏外戚集团，各自将此解读为此谶预示着己方将争得太子之位，却是有可能的。而这势必会进一步激化各方的矛盾，并严重影响武帝对时局的判断。

太始四年“冬十月甲寅晦，日有蚀之”。日蚀即日食，《左传》昭公七年发生日食，士文伯指出该天象的出现反映的是上天对人事的谴责：“不善政之谓也。国无政，不用善，则自取谪于日月之灾。”《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五）》之《竞建内之》载齐桓公问日食发生的缘故，鲍叔牙答曰：“曷将来，将有兵，有忧于公身。”故文帝二年十一月晦日日食，文帝特下诏求言称：“谪见于天，灾孰大焉！”认为导致出现这一异常现象的原因有二，一为“朕之过失”，一为“知见思之所不及”。

汉文帝像

征和元年夏，“大旱”。《尚书·洪范》云：“曰僭，恒旸若。”“恒旸”即久晴不雨，属“咎征”。

征和元年冬，又发生搜索奸人事件。《汉书·武帝纪》：“冬十一月，发三辅骑士大搜上林，闭长安城门索，十一日乃解。”《五行志》：“是岁发三辅骑士闭长安城门，大搜。”文颖认为这是“简车马，数军实也。”臣瓒则引据《汉帝纪年》，明确指出这是在搜捕“奸人”：“搜谓索奸人也。上林苑周回数百里，故发三辅车骑入大搜索也。《汉帝年纪》发三辅骑士大搜长安上林中，闭城门十五日，待诏北军征官多饿死。”考虑到臣瓒的生存年代，“当在西晋”。据《汉书·艺文志》有《汉大年纪》五篇，王应麟认为：“《高祖·文帝·武帝纪》臣瓒注引《汉帝年纪》，盖即此书。”张舜徽亦指出：“此乃汉初诸帝大事记也。”故其语颇可采信。

武帝在上林苑、长安城大搜奸人，当是因为他感到自身安全受到严重威胁，认为有必要予以搜捕。而若推考谁为奸人的幕后指使者，虽然武帝认为欲谋害自己的人甚众，但联想到太始四年七月出现的蛇斗之谶，继而发生的预示可能发生非常之事的日食、大旱等异兆，使其更有理由断定这很可能是出自戾太子势力所为。总之，通察武帝除掉戾太子的过程，此次大搜的对象“奸人”，在巫蛊之祸中起到了关键作用，因为正是所搜捕的“奸人”彻底激怒了武帝，使他对卫氏外戚大开杀戒。

班固著《汉书》

而据《汉武故事》，该奸人在建章宫为武帝所亲见：“上又见一男子带剑入中龙华门，逐之弗获。上怒，闭长安城诸宫门，索十二日不得，乃止。”《资治通鉴》言之尤详：“上居建章宫，见一男子带剑入中龙华门，疑其异人，命收之。男子捐剑走，逐之弗获。上怒，斩门候。冬，十一月，发三辅骑士大搜上林，闭长安城门索；十一日乃解。巫蛊始起。”若果如此，则此事甚诡异。因为按照常理推，若卫氏外戚有意暗害武帝，断不会选在武帝身边有侍卫的情况下贸然派刺客行刺。然而武帝却不循常理考虑，借此径向卫氏外戚集团大开杀戒，可知他除掉戾太子之心已定，所缺的只是机会而已。而若问设局者为何人，拥钩弋夫人势力及李氏外戚集团皆有可能，而此事也为日后武帝相继除掉这两股势力埋下了伏笔。

考武帝铲除戾太子羽翼的过程，始自抓捕朱安世：“是时诏捕阳陵朱安世不能得，上求之急。”考其原因，是由于朱安世为“京师大侠”，而当时的京师游侠“几乎没有一个不以权贵为靠山”。朱安世既为京师大侠，当与京师权贵过从甚密，故抓捕朱安世或可探知卫氏外戚的阴私，武帝据以惩治卫氏外戚，可收事半功倍之效。但因求之不得，遂直接以罪抓捕太仆公孙敬声，而剑指公孙贺，强攻卫氏外戚。而公孙贺救子心切，竟自请逐捕朱安世以赎公孙敬声之罪。此举正中武帝下怀，因许之，“后果得安世”。接下来朱安世即于狱中上书，“告敬声与阳石公主私通，及使人巫祭祠诅上，且上甘泉当驰道埋偶人，祝诅有恶言。下有司案验贺，穷治所犯，遂父子死狱中，家族”。其间有个小插曲，即朱安世是被送入狱中后，方才“闻贺欲以赎子”。可知公孙贺为了抓捕朱安世，使用了欺骗的手段，因此惹怒朱安世，不待拷问即告发了公孙敬声。不过公孙贺纵使事前对朱安世有所安抚，以汉朝刑狱之酷，朱安世终究是要交待的。亦即到得此时，公孙贺与朱安世私下是否有交易，都已无伤大局。公孙贺父子死狱中，其家被族诛的时间是在征和二年正月。

武帝虽然除掉了公孙贺家族，但同案的阳石公主却没有受到惩处，而据《江充传》云：“会阳陵朱安世告丞相公孙贺子太仆敬声为巫蛊事，连及阳石、诸邑公主。”可知涉案的尚有诸邑公主，然也未被惩处。考其原因当有二，一是为了避免让社会舆论将此解读为宫廷的权力之争，并深挖内蕴，从而窥测到武帝动摇戾太子储君之位的机心。因为一旦出这样的舆论，“不仅会降低他惩处公孙贺等的正义性与正当性，而且还会引发社会舆论反弹，出现拥护卫太子的声浪”。二是此举可造成只是针对公孙贺家族的假象，从而避免以戾太子为首的卫氏外戚集团忧急之下做出过激之举。

卫青像

不久，武帝提拔涿郡太守刘屈氂为左丞相，封澍侯，由于“贰师女为屈氂子妻”，武帝此举易被解读为他是要以李氏外戚来对付卫氏外戚，这势必将引起卫氏外戚的不安。有鉴于此，武帝遂借拜刘屈氂为左丞相一事，制诏御史，对公孙贺被诛及提拔刘屈氂的原因进行解释。诏书称公孙贺被惩治，是因为他“倚旧故乘高势而为邪”，颜师古曰：“帝为太子，贺已为舍人，故云旧故。”亦即是说公孙贺依仗着与武帝的“旧故”关系，利用其权势而作奸犯科，而观其所列公孙贺的罪状甚众，诸如损公肥私、收受贿赂、困扰百姓等，然而于巫蛊事却只字未提。此可解读为虽然朱安世告公孙敬声犯下与阳石公主私通、祝诅武帝等罪，但武帝并未予以采信，之所以惩处公孙贺，完全是因为他擅权误国，无关其他。并且诏书又说“狱已正于理”，此可解读为此案已结，相关涉案人员不必担心会受到株连。至于以刘屈氂为左丞相，武帝说他是在效法“亲亲任贤”的周唐之道，因此委自己的侄子以重任，故世人不必对此作过度联想。及至闰五月，在卫氏外戚猝不及防的情况下，武帝骤然出手，“诸邑公主、阳石公主皆坐巫蛊死”。而卫青子故长平侯卫伉亦因巫蛊罪“坐诛”。至此卫氏外戚核心人物尽除。

针对武帝自征和二年正月至闰五月的杀戮，易佩绅指出：“此杀皇后、太子之渐也。公孙贺之族，后姻党也；诸邑、阳石两公主，后所生也；长平侯伉，后弟卫青之子也。初以卫后之宠废陈后，遂宠及卫氏姻党，至卫后宠衰而姻党先诛矣，次及两公主矣，后与太子其能保乎！”

在剪除掉卫氏外戚集团的骨干力量之后，武帝幸甘泉宫，幕后操控除掉已形同困兽的卫皇后、戾太子母子事宜。在此过程中，江充一度表现得相当活跃，然而需要说明的是，江充能介入其中，乃在于他窥测到武帝的心思后，自己积极争取所致，其实他并不在武帝的计划之内，因为“扶持一个新起的外戚打击另一个正在得势的外戚”，是武帝惯用的伎俩，此次他将刘屈氂招至长安，就是意图借刘屈氂之手废黜戾太子。不过有人认为刘屈氂能为丞相，“可能即是出于李广利的推荐”。然武帝最忌臣下操持朝廷的人事任免之权：“自魏其、武安之厚宾客，天子常切齿。”故当年以卫青、霍去病之尊贵，亦不敢在这方面置喙，李广利又如何敢公然为刘屈氂讨要丞相之位，尤其是当此政局动荡之际！

刘屈氂像

虽然武帝废黜戾太子之意已甚明，但韩树峰始终不认为武帝有废黜戾太子之意：“汉武帝在此案中并无废黜卫太子的打算，而是意欲清除卫氏集团，以避免母后、外戚干政，为卫太子日后执政扫清障碍。”成祖明亦持此见。果若如此，武帝在接下来的清洗活动中就应该将戾太子与卫皇后区别开来，可是武帝一到甘泉宫便同时切断了与卫皇后、戾太子的联系。如石德称：“且上疾在甘泉，皇后及家吏请问皆不报。”与此同时，武帝却与江充保持着通畅的联系。

武帝幸甘泉后疾病，江充因“奏言上疾祟在巫蛊”，武帝于是命他“为使者治巫蛊”。时江充因罪免官，远离统治核心，自是无缘随侍甘泉，然而他却能够知道武帝患病的确切信息，并能对武帝的病因做出判断，可知他在甘泉一定有可靠的消息源。而史称江充与侍中仆射马何罗“相善”。戾太子起兵反抗后，武帝又派马何罗的弟弟侍郎马通出使长安，及乱后江充宗族被夷灭，马何罗兄弟遂担心与江充关系密切而被诛，可知武帝知道马何罗兄弟与江充的关系，因此我们有理由怀疑武帝患病的消息是马何罗兄弟透露给江充的。当然由于武帝工于权谋，他是不会明确指示江充除掉戾太子的。所以江充治蛊先在民间展开，“江充这样做，其意一是为了避免打草惊蛇，招致卫太子的反制；同时也含有揣摩武帝的心思的想法。因为虽然他已窥测到武帝意欲废黜太子，但此事做到什么程度，武帝并没有明言，所谓天威难测，过与不及都是不可取的，他需要边做边观察武帝的反应，以确保自己每一步行动都与武帝的意愿相符”。及见武帝对自己的举措并无不满，接下来又“白言宫中有蛊气”，其意就在于向武帝请示是否向卫后、戾太子下手，而武帝则允许他入宫治蛊。

为了使工作得以顺利展开，武帝又“使按道侯韩说、御史章赣、黄门苏文等助充”。由于得到了武帝的授权，江充等入宫治蛊，矛头直指卫后、戾太子：“先治后宫希幸夫人，以次及皇后，遂掘蛊于太子宫，得桐木人。”当然《汉书》亦言“后武帝知充有诈，夷充三族”。观此似乎武帝确实是受了江充的欺骗，然而被武帝派来协助江充的三个人中韩说“佞幸”于武帝，苏文为宦官，武帝派他们来助江充，定会有明确的授意，如就韩说而言，其人“不仅是巫蛊事件的参与者，而且应是直接秉承武帝旨意的帮凶……也正由于韩说的特殊身份，深知武帝的用意，才能在掘蛊太子宫后，太子假传诏书收捕韩说、江充等时，韩说‘疑使者有诈，不肯受诏’，而江充则不能”。结果江充束手就缚，韩说则被格杀。而章赣、苏文亦当因悉知武帝欲除戾太子之意，而知持节收捕他们者之言有诈，故皆拒捕，章赣“被创突亡”，苏文也逃脱。所以若武帝无意除掉戾太子，在韩说等人的监督下，江充定不敢冒犯戾太子。因此韩树峰称：“我们可以肯定地说，所谓太子行巫蛊，确实出于江充的陷害，巫蛊之狱作为一场冤狱，是板上钉钉的铁案。”然通察武帝的行事，此语只是说对了一半，正确的断语应该是：“所谓太子行巫蛊，确实是在武帝授意下出于江充的陷害。”嗣后太子兵败逃亡，追捕不得。壶关三老茂上书为戾太子讼冤，“书奏，天子感寤”。然武帝仍不肯诏停对太子的搜捕，最终太子命丧湖县。

韩树峰著《汉魏法律与社会》

三、巫蛊之祸中戾太子的被动应对

征和年间，面对武帝咄咄逼人的攻势，戾太子一直采取守势，隐忍以对。此固然与武帝手段老辣关系甚大，同时也与《通鉴》所言的戾太子“性仁恕温谨”“敦重好静”有关。但辛德勇认为“戾太子绝非《通鉴》所说‘性仁恕温谨’或是‘敦重好静’之人”。成祖明亦称：“除去《通鉴》文字，我们对太子性格及其周边集团成员所知甚少。”认为“卫太子‘仁恕温谨’的形象部分是后来史书的建构，其人亦有怒目金刚的一面”。对此笔者不敢苟同。

关于戾太子的性情，可从培养、教育他的一批贵族、重臣的共性来推理。武帝喜欢恭谨的臣下，因此卫氏外戚集团的骨干成员皆注重修饬自己的言行。如苏建称他曾批评卫青在厚待、推荐贤才方面存在不足，卫青则答曰：“自魏其、武安之厚宾客，天子常切齿。彼亲附士大夫，招贤绌不肖者，人主之柄也。人臣奉法遵职而已，何与招士！”霍去病“亦放此意”。就卫子夫而言，武帝多欲，后宫女子甚众，这些女子为争宠而争斗不休，武帝又天性雄猜，果于诛戮，因此武帝在世期间，其后宫一直是矛盾集中的是非之地，及其晚年尤甚。而卫子夫置身于这样的环境中，得为皇后38年，且巫蛊之祸前，史书无一语言及其自身有纤芥之过，可知其为人一惯谨慎内敛，尤其是在色衰后。戾太子作为卫氏外戚集团的希望、其他政治势力谄害的对象，熟知武帝性情的卫子夫、卫青、霍去病等人一定会注意教育、提醒他行事要稳重谨慎，并注意规范他的言行。而武帝为戾太子所置之傅亦皆为谨慎知名。如太子太傅石庆“笃行”、卜式“质直”，太子太傅赵周、太子少傅严青翟皆“娖娖廉谨”，其中以恭谨、至孝知名的石庆自戾太子立便被选为太子之傅，教育太子长达7年之久，后于太子太傅之位迁官御史大夫。严青翟、赵周亦先后以太子少傅、太子太傅的身份被拜为丞相，据此可知，武帝对他们教育太子是满意的。卜式由御史大夫贬秩太子太傅，则是武帝认为其不堪政事，而取其为人忠厚质直，因以其为太子之傅，以规范太子。总之，戾太子自其出生之后，尤其是在被立为太子之后，就为这样一个群体所环绕，则他们的言行必然会对戾太子性格的形成产生重要影响。事实上《汉书·戾太子传》亦无一语言及戾太子本人有失德之举。

霍去病像（现代油画）

当然太子家使有擅行驰道的违礼逾制之举，然谨慎如金日磾，其子亦有与宫人戏的不谨之行，要在如何处置尔。金日磾是直接将儿子杀掉，戾太子则是请求江充原谅：“后充从上甘泉，逢太子家使乘车马行驰道中，充以属吏。太子闻之，使人谢充曰：‘非爱车马，诚不欲令上闻之，以教敕亡素者。唯江君宽之！’”戾太子此举显示其处事能力存在着不足。首先，事情发生后，戾太子不是主动向武帝承认自己有管教属下不严之过，而是企图隐瞒自己的过失，这就犯了武帝的忌讳；其次，江充自赴京状告赵王太子刘丹以来的种种作为，已充分显示其是一个志在投武帝之所好的政治投机者，并不值得信赖，但戾太子却试图以自己的威望影响江充的决断，这显然非明智之举。故就此事而言，称戾太子处事思虑不周、举止草率是不为过的。另外，此事发生后，戾太子不是严惩家使，而是希望江充不要上报武帝，也显示出他对待属下的宽厚。故《资治通鉴》论及戾太子的性情，称其“及长，性仁恕温谨，上嫌其材能少，不类己”。此条史料虽无法考知其出处，但从戾太子处理家使违礼逾制一事，确实可以看出他性情温厚、少才能的一面。另外从前述卫氏外戚的骨干成员李禹、公孙敬声等在朝中为所欲为的表现，也可看出戾太子缺乏驾驭群下之能。最后需要指出的是武帝与戾太子有父子之亲，然而戾太子犯了错误却宁肯去求一个公认的奸邪之徒宽恕，也不敢去向武帝认错，显见由于此时他们父子之间隔阂已甚深，使其父子亲情淡漠，君臣关系凸显，戾太子已无法与乃父坦诚相见。故蒲慕州指出此事显示“太子和武帝之间此时并没有一种相互的信任与了解”。

因《戾太子传》称戾太子“及冠就宫，上为立博望苑，使通宾客，从其所好，故多以异端进者”。司马光论及此事云：“古之明王教养太子，为之择方正敦良之士以为保傅、师友，使朝夕与之游处。左右前后无非正人，出入起居无非正道，然犹有淫放邪僻而陷于祸败者焉。今乃使太子自通宾客，从其所好。夫正道难亲，谄谀易合，此固中人之常情，宜太子之不终也！”辛德勇也将此作为太子性情并非仁恕温谨的例证：“众宾客‘以异端进’使太子据得以‘从其所好’，这显示出戾太子绝非《通鉴》所说‘性仁恕温谨’或是‘敦重好静’之人。”又称：“审读《汉书》相关记载，我们可以看到，在戾太子身边，不仅看不到‘宽厚长者’附从于身后的迹象，反倒是因戾太子招致诸多歹人，从而给他制造了致命的麻烦。”显然辛德勇与司马光一样是把“异端”理解为歹人了。实则“异端”一词出自《论语·为政》：“子曰：‘攻乎异端，斯害也已。’”指儒家以外的其他学说、学派。就汉朝而言，武帝推崇儒学，表彰六经，排斥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学，故此处所谓的“异端”所指与《论语》同。但由于武帝时期是一个进取的时代，儒家学说并不能完全满足时代的需要，因此宗奉其他学说的智能之士在政坛也相当活跃。故《史记·龟策列传》云：“至今上即位，博开艺能之路，悉延百端之学，通一伎之士咸得自效，绝伦超奇者为右，无所阿私。”班固也称武帝之时，“群士慕向，异人并出”。故戾太子好“异端”与武帝“悉延百端之学”并无不同，都是时代需要使然，不能一概斥为歹人。故王子今将戾太子的宾客“多以异端进者”，理解为“刘据身边当时已经聚集了一批有政治眼光和政治能力的人”，无疑是正确的。而观戾太子生前的交往群体及其言行举止，其去世后，三老茂、高寝郎田千秋先后为其讼冤，丙吉受诏治巫蛊郡邸狱，心知太子无事实等事，使我们有理由相信《通鉴》“群臣宽厚长者皆附太子”的说法并非空穴来风。且戾太子忧急之时，首先问计于太子少傅石德，而石德是由武帝任命来辅佐戾太子的，并不预所谓的“异端”之数。

司马光像

据《江充传》称江充等从戾太子宫中掘出桐木人：“充既知上意，因言宫中有蛊气，先治后宫希幸夫人，以次及皇后，遂掘蛊于太子宫，得桐木人。”《戾太子传》亦称：“充遂至太子宫掘蛊，得桐木人。”故辛德勇认为戾太子“以桐木人偶诅咒汉武帝速死，当属事实”。又称：“像《汉书》这样严谨的历史著作，其最基本、也是最为首要的功能，当然是如实记述史事。在有关巫蛊之案侦办与被告双方人物的传记里，都决然不见江充暗设计谋来诬陷太子据埋设桐木偶人以行蛊术的记载，清楚显示出这是一件在太子宫内实实在在发生了的事情，并非无中生有。”

然而以常理揣度，设若戾太子果真为巫蛊祝诅武帝，后见武帝严查巫蛊事，为求自保，太子母子也当及早挖出所埋之蛊。并且江充入宫治蛊，最初是从甘泉宫开始的：“曩者，江充先治甘泉宫人，转至未央椒房。”因此他们“完全有时间消灭痕迹”，也有机会做这样的事情。

可是江充等还是在太子宫掘出了蛊，这可能宫中本就有蛊，但非戾太子所为。征和四年，田千秋为丞相后，曾率群臣劝慰武帝，武帝回应称：“虽然，巫蛊始发，诏丞相、御史督二千石求捕，廷尉治，未闻九卿、廷尉有所鞫也。曩者，江充先治甘泉宫人，转至未央椒房，以及敬声之畴、李禹之属谋入匈奴，有司无所发，今丞相亲掘兰台蛊验，所明知也。至今余巫颇脱不止，阴贼侵身，远近为蛊，朕愧之甚，何寿之有？”辛德勇认为：“这些话等于是说江充虽然另有图谋，醉翁之意本不在酒，但太子据行用巫蛊，实亦确有其事。”实则武帝这段话并非是说戾太子确实有为蛊诅咒自己事，而是说巫师在宫中活动猖獗，为蛊成风，巫蛊之事刚发生时，自己让群臣捕治，但是大家却敷衍了事。无奈之下，自己只好起用江充治蛊，然而江充却与巫师在宫中狼狈为奸，另外公孙敬声、李禹等人与胡巫谋划叛逃匈奴，所有这一切官员都无所发举。事实上宫中是有蛊的，现在丞相田千秋就亲自在兰台掘出了蛊，这是大家都清楚的，因此当年追查巫蛊事不是没有原因的。就此事而论，由于戾太子宫中侍从甚众，若有人出于自身的考虑暗中埋蛊祝诅他人也是有可能的。

田千秋像（今人作）

同时，这也可能是江充等所置，但辛德勇却认为江充不可能这样做。因为辛德勇对江充以往行事进行梳理，认为江充虽奸邪，行事却有原则：“我们看江充其人以前做过的事情，并没有发现他强行以栽赃手段诬陷他人的先例。”然《江充传》云：“是时，上春秋高，疑左右皆为蛊祝诅，有与亡，莫敢讼其冤者。”据此可知武帝身边的近臣亦深为武帝所疑忌，其中颇有被江充所穷治者，其中的“有”，当是有行巫蛊之事，但非祝诅武帝，而是“与之不睦的邻家大叔”和“隔壁的老王”，却被诬陷为祝诅武帝，因此有“冤”，否则若确实有行巫蛊祝诅武帝之事，则何冤之有，需要讼之？其中的“亡”，当是无行巫蛊祝诅之事，却被栽赃诬陷为有其事且是祝诅武帝，故而亦“冤”。“由于巫蛊祝诅之事本来就不可捉摸，一旦言者凿凿，被告者极难证明自己的无辜。于是巫蛊祝诅很容易就成为一种莫须有的罪名”。故江充借治蛊无中生有、栽赃陷害自己的政敌，或是除掉武帝疑忌之人以迎合上意，都是有可能的，自然辛德勇的看法是值得商榷的。并且纵使江充此前并无栽赃陷害他人之举，也不能保证此次他不会这样做，因为此次事件涉及他自身的安危，非同寻常。但辛德勇认为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堂堂太子宫中，江充如何能够派遣私人径行阑入”？并且武帝为防止江充“恣意妄为”，特派韩说等人来协助并监督江充。然而在江充等控制掘蛊现场的情况下，胡巫一人即可为奸，何需派私人阑入！至于韩说等人，戾太子后遣其客来却要将他们与江充一并抓捕，显见当是由于韩说等扮演了江充的帮凶的角色而非持中立的态度之故。故辛德勇的推理与实情并不相符。

由于石德论及江充在戾太子宫中掘得桐木人事称：“不知巫置之邪，将实有也，无以自明。”辛德勇认为这是“石德故意为戾太子开脱”，“而戾太子并没有当面否认他有埋藏桐人的举措，这就说明他以桐木人偶诅咒汉武帝速死，当属事实”。

然而《蒯伍江息夫传》赞语却称：“江充造蛊，太子杀。”但辛德勇通过梳理江充入宫治蛊的过程，指出所谓“造蛊”意为“江充之所造，是制造巫蛊之祸，而不是埋置巫蛊之具——桐木偶人”。然而班固在此赞语中又说江充此举属“自小覆大，由疏陷亲”，也就是说，在班固看来巫祸之祸中戾太子是受到了江充的陷害的，所谓“造蛊”指的就是栽赃陷害。

阎步克著《中国古代官阶制度引论》

《田千秋传》称田千秋上急变为太子讼冤曰：“子弄父兵，罪当笞；天子之子过误杀人，当何罪哉！臣尝梦见一白头翁教臣言。”因其中未言及巫蛊事，辛德勇遂认定：“这也显示出在田千秋看来，太子据在行用巫蛊一事上，亦并非无辜。”实则并非如此。据学者研究，《汉书》虽然保存了大量的汉代篇籍，被视为汉代文献的渊薮，但《汉书》毕竟是史著而非文选，因此根据行文的需要，班固对汉代文章采录的方式有全录、摘录、照录、改写、引录、转叙等，其特点为：“全录与摘录结合；照录与改写相混；引录与转叙交融。”就此事而言，由于《刘屈氂传》已将江充诬陷戾太子事做了叙述：“其秋，戾太子为江充所谮，杀充。”《田千秋传》在叙过田千秋的奏章后又云：“是时，上颇知太子惶恐无他意。”而如前所述，在田千秋为丞相后，率群臣劝慰武帝时，武帝还批评群臣眼看着江充等在宫中为非，却无人予以揭发。显见班固将江充诬陷戾太子事已说清楚，故虽然《武五子传》赞语称田千秋在奏章中指明巫蛊之事的真实情况，使戾太子之冤得以显露明白：“故车千秋指明蛊情，章太子之冤。”但班固为了避免行文重复，在采录田千秋奏章时，只是摘录了田千秋为戾太子兴兵所犯的“过误”进行开解之文而已。

除以上分析外，《汉书》还有多处明言戾太子死于江充的诬陷。如《武五子传》明言江充治蛊，其意就在于戾太子：“充与太子及卫氏有隙，恐上晏驾后为太子所诛，会巫蛊事起，充因此为奸。”《丙吉传》则称丙吉治巫蛊郡邸狱，“心知太子无事实”，又“吉治巫蛊事，连岁不决”。也就是说始终无法得出结论。《五行志》称：“后有江充巫蛊卫太子事。”王先谦云：“诬卫太子为巫蛊也。”又称征和二年“七月，使者江充掘蛊太子宫，太子与母皇后议，恐不能自明，乃杀充”。《外戚传》亦云江充为奸，陷害戾太子：“卫后立三十八年，遭巫蛊事起，江充为奸，太子惧不能自明，遂与皇后共诛充。”

由于宣帝定戾太子谥号为“戾”，辛德勇认为：“按照所谓周公谥法，乃‘不悔前过曰戾’。戾太子先行巫蛊，再继以兵戎犯上，正符合所谓‘不悔前过曰戾’的特征，这也可以从侧面证明，戾太子确实有过施行巫蛊的事情。”然而由于上已辩明时人认为戾太子无行巫蛊之事，则其被谥为“戾”，实因其虽被冤抗争，但其一错再错，有不可原谅之处。如胡寅指出：“既不忍忿忿，斩充炙胡，犹可身之甘泉，庶几见察。方且发中厩车载战士，出武库兵，发长乐卫卒，是将何为？少傅不之谏，皇后不之止，拒丞相军合战五日。于不得已中得已而不已，是真反矣。至此，罪不可贷，则亡而经死，非不幸也。”因此此谥号虽是霍光主政时所定，但后来宣帝亲政后仍然因循不改，“考其原因，还是怕因此产生恶劣的影响”。

霍光像

总之，自征和元年冬武帝向卫氏外戚集团发难起，直到江充在太子宫掘出桐木人前，戾太子面对武帝咄咄逼人的攻势，一直隐忍以对，及至江充在太子宫掘蛊得桐木人，为求自保，方奋起抗争。壶关三老茂论及此事称：“太子进则不得上见，退则困于乱臣，独冤结而亡告，不忍忿忿之心，起而杀充。”对此辛德勇认为三老茂之语“并不符合当日实际情况，不过是刻意为太子据开脱而已”。因为以江充的身份，“根本无力阻止太子据为自己辩护”。此说颇有道理。事实上，后来戾太子问计于石德，石德在论及此事时并不担心戾太子没机会为自己辩护，而是认为由于江充等掘蛊太子宫获得确凿的证据，故戾太子虽可为自己辩护，却已无法自证清白。显见三老茂的说法只是出于推测。

戾太子被江充逼至绝境，进退失据，方才问计于太子少傅石德。

关于石德，蒲慕州认为其父“即前丞相石庆”。阎步克亦认为其为石庆之子：“石德是著名的‘万石君’石奋之孙，石庆之子。”其论当是受颜师古影响而发，因为颜师古认为少傅石德是“石庆子”。实则并非如此。据《汉书·石奋传》，石奋子石庆为丞相，封牧丘侯，石庆薨，武帝让其中子石德嗣，“后为太常，坐法免，国除”。《百官公卿表》称太初三年（公元前102），“牧丘侯石德为太常，三年坐庙牲瘦入谷赎论”。《外戚恩泽侯表》称石庆以丞相及父万石君石奋积行，于元鼎五年九月封牧丘侯，十年薨，“太初三年，侯德嗣，二年，天汉元年，坐为太常失法罔上，祠不如令，完为城旦”。故周寿昌指出这说明石庆之子石德“从未官太子少傅，亦无劝戾太子矫节发兵事，且德免官失侯在天汉元年，距征和二年已十年，无缘复为太子少傅”。并且若劝太子矫节发兵，并随太子发兵反者为石庆之子石德，由于此属当族诛之重罪，故《汉书》必当书之，“而万石君传及各表皆无之，此等大事，班史不容有遗误，兼以年代考之，亦不合”。故认为“此盖别一石德，非石庆之子德也”。此论甚是。

《周寿昌集》

由于当时武帝欲除掉戾太子之意已大明，戾太子问计于石德，更多的是想从石德那里寻求支持，而非如一些学者认为的那样真的只是向石德寻求应对之策。因为太子少傅为太子宫官属之领袖，代表着太子宫众官属，而史称石德“惧为师傅并诛”，据此可知，石德也看出若任由事态发展，戾太子必无生理，而他作为太子的师傅，亦将受到株连，同被处死，因此建议戾太子起而抗争。石德如此想，太子的其他亲信亦应如此想。想当年，武帝穷治陈皇后巫蛊事，“女子楚服等坐为皇后巫蛊祠祭祝诅，大逆无道，相连及诛者三百余人”。如今戾太子被诬陷而不能明，这意味着历史即将重演，戾太子的亲信不能不担忧自己的命运，因此也愿意支持戾太子，而戾太子因得到太子宫众官属的支持，遂作困兽之斗，奋起抗争。

当戾太子问计于石德时，石德的建议，“只是收捕江充等”，“穷治其奸诈”。获得江充等陷害戾太子的证据，使戾太子得以证其清白。而考戾太子之初衷，亦是要按照石德的建议行事，所以当时没与卫皇后商量，便自行抓捕江充等。没想到抓捕中，韩说被杀，御史章赣、黄门苏文逃归甘泉，这一下子打乱了戾太子的计划。因为戾太子遣使持节假传诏令，已犯了武帝的忌讳，更何况又擅杀使者，可谓大错已成；而苏文等逃归甘泉，定会将治蛊情况汇报给武帝，到得此时，再审讯江充等已无意义。“于是太子之思想开始转变为放手一搏，消灭政敌，取得继位先机”。在抓捕江充等的当天夜间遣舍人无且入皇后宫商议，“太子使舍人无且持节夜入未央宫殿长秋门，因长御倚华具白皇后”，遂起事，因处死江充与胡巫。而辛德勇认为江充、胡巫等被杀，是因为他们被捕之后，没有屈服认账，太子无计可施，只好反叛，并诛之，“用以发泄自己的愤恨”。这一看法显然与实情不符。

戾太子在卫氏外戚骨干力量悉数被武帝铲除的情况下仓猝起事，仍然颇具实力。对此陈啟喆曾颇为惊讶地指出：“戾太子最初以自保为目的的叛乱居然获得了许多官吏、权贵的支持。”具体而言，其先是“发中厩车载射士，出武库兵，发长乐宫卫”，可知部分南军已被他掌握；后又“炙胡巫上林中”。上林苑为步兵校尉所屯守，太子在上林炙胡巫，可知步兵校尉所统领的一校士卒已归附于他。戾太子又遣使者挢制“赦长安中都官囚徒”，实力大增。又“使长安囚如侯持节发长水及宣曲胡骑，皆以装会”。惜被侍郎马通所夺。又“召监北军使者任安发北军兵，安受节已闭军门，不肯应太子”。然亦不攻戾太子，而是持观望态度。另外东城侯居股参与了戾太子举兵反叛事，亚谷侯卢贺接受了戾太子的符节。武帝一方，许多官员都不愿卷入他们父子的纷争，愿意为武帝卖命倾力打击戾太子的不过是左丞相刘屈氂、侍郎马通以及大鸿胪商丘成等数人而已。而当戾太子战败，家人四散出逃之时，丞相司直田仁将戾太子父子三人放出城门，刘屈氂因此欲斩田仁，却遭到御史大夫暴胜之的反对。开陵侯禄收留了戾太子私幸的女子。凡此皆可见戾太子在朝中威望之重、影响之大。因此若他真处心积虑欲谋反，恐怕他们父子在长安城的杀戮不会仅仅持续五日、死亡数万就能了事。

司马光著《资治通鉴》

四、余论

巫蛊之祸是发生在武帝晚年的重大政治事件，对西汉中后期的政治走向影响至巨。从垂训后世的角度考虑，有必要对汉武帝、戾太子、卫皇后等核心人物错综复杂的矛盾关系予以深入揭示。然而班固撰《汉书》，却罕有显言，仅是将事件的起因简单归结为武帝年迈，卫后宠衰，小人弄权，祸乱宫廷所致：“武帝末，卫后宠衰，江充用事。充与太子及卫氏有隙，恐上晏驾后为太子所诛，会巫蛊事起，充因此为奸。是时，上春秋高，意多所恶，以为左右皆为蛊道祝诅，穷治其事。”进而将巫蛊之祸的发生归于天意：“故太子生长于兵，与之终始，何独一嬖臣哉！”然此不仅厚诬戾太子，而且扭曲了事情的真相。

班固像

后世学者通察武帝一朝复杂之政治，稽考班固撰述《汉书》之用心，多难以认同其论断。因此纷纷对巫蛊之祸进行剖析，阐幽发微，宏论间出。但往往新说甫出，异论即起，每成聚讼。近年来，围绕《资治通鉴》所采录的与巫蛊之祸相关的史料的可信性问题，更是屡起纷争。田余庆多方为司马光辩护，却难惬人意；而辛德勇全盘否定相关史料，又招来持论过猛之讥。

然据考证，《史记》成书后，续补其书者有16家。后班彪作《后传》65篇，班固、班昭、马续接续撰成《汉书》。《汉书·艺文志》还著录有数种汉史著作。征诸史实，除《汉书》行世外，其他叙述西汉历史的著作在汉晋间颇有流传者，而《汉书》学又是魏晋六朝间的显学，甚受学者重视，“因此必然会有为《汉书》所不载的汉代史事流传下来，故而对于汉魏六朝间流传下来的诸如《汉武故事》、《西京杂记》等书，学者虽知其中虚妄之事甚多，但一些叙述可补史传之阙也是不争的事实”。另外，《通鉴》叙巫蛊之祸，其史料有不可考知出处的，考虑到汉魏六朝间典籍大多颇有散佚，故若司马光等曾见到过后世所不见的史料，也是可以理解的。

本文作者著《巫蛊之祸：西汉中期政坛秘辛》

而如前所述，我们姑且搁置《通鉴》中的相关史料，仅利用《汉书》及其他可信据的史料，仍然可窥测到《通鉴》史料所彰显的武帝与戾太子的治国理念之异，及戾太子“仁恕温谨”“敦重好静”的个性。显见《通鉴》所采录的史料与《汉书》反映的情况基本相同，并且《通鉴》所采录的史料只是进一步丰富了我们对巫蛊之祸这一历史事件的理解而已。因此笔者认为在探讨巫蛊之祸时，将《通鉴》中不明出处的史料作为辅助史料来运用是合适的。

[原文载于《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2期，作者：李峰，河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编辑：若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