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航海时代的大明之四：扑朔迷离的西草湾和500两就能租澳门

屯门海战，事实上是东亚大国与欧洲小强第一次在海上的交战，其原因与当时世界上两种不同理念的冲击紧密相关。当葡萄牙使节佩雷斯在北京向明武宗朱厚照敬献葡萄牙国王曼努埃尔一世的国书后，他惊讶地发现经由明朝官员翻译的版本被篡改的面目全非。当大使质问儒学官员时，后者的回答简单明了：这是天朝的礼数。

图1. 屯门之战的场景描绘

在当时，任何国家，不分强弱，在儒学世界观的明朝官员眼里都是不折不扣的蛮夷。任何带有平等外交性质的公文就必须进行本土化的润色，以显得谦卑、恭候，不失皇帝乃至整个王朝的体面。这也是为什么几乎所有明朝中央官员都以儒学世界观看待天下大局，自认为有义不容辞的义务，去提醒皇帝下令驱逐葡萄牙人，维护实际上已经日渐瓦解的朝贡体系的原因。

广州地方官员的表现则是彻头彻尾的利益使然。在长期的海禁大背景下，拥有千年海上贸易传统的地方官员早已默认并保护走私商人到南洋的贸易，以垄断渠道谋取暴利，明廷三番四次下令严禁沿海私商航海，都不了了之，难以执行。

图2. 琉球朝贡船，朝贡体系是古典时期中外交往的游戏规则，但在葡人到来后逐渐崩解

由于这类行当在当时带有明显的不法性并伴随巨大风险，于是海盗就成为了最佳人选。这些苟活于大明法律灰色地带的人物可谓亦商亦盗，甚至与葡萄牙船队在南海发生过冲突。也有不少人索性离开中国，到南洋藩属国冒充大明的代表，为藩属国进行朝贡贸易牵线搭桥。

以上种种并不是信口开河，通观大明一朝前后，自南宋时期因为北方强敌环伺，海外贸易异常兴旺，甚至曾脍炙人口的《水浒传》的其中一本优秀续作《水浒后传》，都把几十条侥幸活下来的好汉们写到了南海，当了海洋上的绿林好汉！

图3. 《加勒比海盗》中的东方女海盗，其原型是郑石氏

元朝的蒙古统治者更是秉承“四海上下皆牧场，五洋内外均可奴”的草原丛林法则，驱使着南人驾驶的海船往东往南征伐，一度杀到了赤道以南的爪哇岛。关于这些个故事和南海的中国海盗简单历史可以详见中国为何错过大航海时代之五：我们的海盗我们的海）。

到了大明开国之时，南海上的贸易行为已经达到了一个相当热烈的高度，从为数不少的中国海船发掘史可以察觉到，很多都集中在南宋到元的这段时间，比如广东阳江海陵岛东南20公里外海发现的南宋商船，命名为“南海一号”，现存于海陵岛十里银滩的南海一号博物馆内，现场直播考古进度。又比如浙江慈溪发现的元代海船残骸，无不指向了这一迹象。

图4. 南海一号南宋古海船的考古现场，没错下面那堆糊糊就是古海船

待到明成祖朱棣夺权之后，随着七次官方组织的大规模宣示国威和皇位正统性的面子行动后，第四位皇帝采取了全线收缩的国策。业已蓬勃发展的海上贸易被拦截，中国海商被逼成了海盗和海匪！

但是巨大的海上贸易量仍然被以“朝贡”的方式部分保留了下来，有利可图之际，资本驱动下的官商勾结也就无法完全靠单纯的“道德约束”和律法制裁来控制。走私行为可能是司空见惯的。当这些“海商”（海匪）的胃口越来越大之时，与之相勾搭的广州地方官员便索性在自己管辖的范围内私自解除了海禁。

图5. 南海一号博物馆外面的仿制品，可以上船参观，无关妹子请自动忽略

一时间，大量的南洋商船蜂拥而至。明武宗时虽有下令整顿广州的这种乱象，却从没有认真执行过。或许头脑灵活的明武宗自己都意识到，海禁锁国是多么的愚不可及。因而他对葡萄牙使者的怀柔态度也就不难理解了。

葡萄牙人的出现，无疑让这些利益团体的固有盈利模式受到严重损失。这不仅是因为葡萄牙人凭借大船快炮在南洋地区的飞速扩张，即使在正当的朝贡式贸易中，各方也是斗的难解难分。

例如，屯门海战前夕，有一艘搭载有葡人的暹罗海船先于其他船抵达广州。按照当时的规定，先到者先进行贸易，也就意味着能及时出手货物。然而后来的海船竟能够直接插队，遭到了葡萄牙人的严重抗议。这次冲突也被认为是屯门海战爆发的一个诱因。

图6. 位于海陵岛十里银滩边上的南海一号博物馆，古船出水位置距离此地不到50公里

明朝地方官一方面反对葡萄牙人在离开珠江口更远的屯门岛建造防御工事，一面也纵容了那些“暹罗人”在东莞聚集，以至于葡萄牙人以泰国的旧称暹罗，将当时的东莞形象的称为“暹罗港”。

沿海的居民往往也对初来的葡萄牙人持仇视和怨恨，因为他们很可能也是整条靠海吃饭的灰色经济带上的参与者和分享者，一方面受到明朝整体海禁制度的压迫，无法正常靠海营生，另一方面却可以通过这种非常途径谋生，甚至致富。

当中有些人就以到南洋混个使节身份为荣，分工简单明确，有人招揽生意，有人负责明面上的打点和经营。更多人则单纯维护这一体系本身，甚至不惜使用暴力。这或许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广东水师在巡逻中总是相安无事，而外商船来华则经常遭遇海盗。

图7. 西草湾之战中的明军主力战舰尖尾广式兵船

最后，在可能早已腐败的地方官员的润色下，葡萄牙人的鸣炮就成为了挑衅，尽管这种习俗对于长期涉外的官员来说，不可能毫不听闻。当西蒙·安德烈在屯门岛上以绞刑处决了一名触犯规则的船员后，发往北京的奏折又变成了葡萄牙人滥用私行。

深处中央的明廷无力做出系统全面的判断，只能选择相信自己的地方官员，做出了驱逐葡人的决策。于是，在这种“高层指示”下，地方官员对任何来华葡萄牙船只“杀无赦”。坐镇朝廷的儒学官员们有没有参与这条灰色垄断链不得而知，但这种冒犯行为本身已经触犯了他们一直坚持的儒家世界观与体系，即使秉承“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考虑，他们也倾向于“维持原状”，“祖宗之法不可变”。

图8. 现代仿制的中国古船，喜欢画鱼眼，但显然已经抛弃了硬帆动力

实际上，广东地方官僚的铤而走险与沿海百姓的冒死出海，都是对违反经济规律的海禁的严正抗议。

总有人说明朝出现过资本主义的萌芽，并且将其具象化为江南地区出现的早期纺织行业。但我认为从资本需要快速积累和流转的基本特性出发，只有发达的贸易才能产生资本主义。那么只有在贸易量很大的地区，通过贸易能够快速解决生活必需品、能够快速消化产品的地区，才容易产生发达的雇佣关系，并触发发达的资本流转。而最符合这一条件的地区就是南海之滨的广东。

海禁限制了这种快速贸易的可能性，早期海上冲突中，天朝依靠实力碾压了葡萄牙人又进一步维持了这种特性，至少是将海上贸易飙升之势又延缓了300年。

图9. 资本主义的产生需要有大量能够快速流转和积累的资本参与，基本条件就是营商环境要好

一个小插曲是，屯门海战的失败并没有让葡萄牙人放弃对中国贸易权及市场的追求。1523年，一支由5艘桨帆船和1艘中国式帆船组成的葡萄牙船队在末儿丁（即Martim Affonsio de Mello Coutinho）的指挥下来到广州，葡萄牙人记载其意在与明廷继续交涉，并询问上一位大使佩雷斯的下落。

大明的记载一如既往地简单扼要：“嘉靖二年（1523）三月二十一日，佛郎机人别都卢率战船五艘，海盗一千余人，侵入广东新会县西草湾。备倭指挥柯荣、百户王应恩率部应战，追击至稍州，生擒海盗首领别都卢、疏世利等四十二人，斩首三十五人，解救被掠男女十人，缴获战船二艘。后佛郎机战船复来战，王应恩阵亡，佛郎机海盗败遁。获炮曰佛郎机，副使汪鋐献于朝。”

图10. 央视西草湾之战的模拟动画，实际上接舷跳帮战才是王道，早期火炮根本不可能击沉一艘西式大帆船

《明史》里则写到“佛朗机国人别都卢寇广东，守臣擒之。初，别都卢备倭指挥柯荣、百户王应思率思船截海御之。转战至稍州，向化人潘丁苟先登，众人齐进，生擒别都卢、疏世利等四十二人，斩首三十五级，俘被掠男妇十人，获其二舟。余贼米儿丁甫思多减儿等复率三舟接战。火焚先所获舟，百户王应思死亡，余贼亦遁。巡抚都御史张巅、巡抚御史史涂敬以闻，都察院覆奏，上命就彼诛戮枭示”。

根据葡方记录，葡萄牙人驶抵马六甲时才获悉屯门之战的结果，意识到双方的官方接触进入死胡同。但葡人仍冒险前来广州，首领末儿丁劝告部下“力避冲突行为，于入港投锚后，急上岸求见广东地方长官，请求许其和平贸易。广东地方长官置之不理，不得已，由屯门港退出，然已遭中国舰队之追击”。

图11. 使用佛郎机炮进行抵挡的欧洲人，近岸边的两艘小船可能是大明水师

在登陆未果后，船队经过屯门，一路来到了新会县西草湾。早就严阵以待的96艘大明战舰一路尾随，局势一触即发。

夜里，明朝水师再次以火船为先锋，对葡人的船队进行包围与突袭，著名的“西草湾”之战由此爆发。此役的大明指挥官是备倭指挥柯荣、百户王应恩两人，一路追踪至稍洲。这个稍洲可能是在珠江口西侧的香山县古称，也可能是江门市的古称“冈州”之误。一般认为，“西草湾之战”的古战场就在珠江口西侧一带。

图12. 早期欧洲人绘制的广东沿海地图，注意珠江口一直以岛屿众多为特点

战斗的详细过程已经不考，想来一场数量占据绝对优势的战斗也不会搞得太复杂。葡方的佛郎机快炮完全无法阻止大明水师的逼近，化州人潘丁苟第一个登上葡舰，众人一拥而上，生擒别都卢（疑为哥丁霍的那名唤做佩德罗的手下）等42人，斩首35人，解救被掠男女10人，缴获2艘。有意思的是，从生擒和斩首数共77人来看，每条船上平均只有40名水手，想来也不是什么很大的船。

葡萄牙人在损失2船后，再次突围而去。大明后来以海盗罪将俘虏悉数绞死。

此后，尚关押在广州大牢内的佩雷斯等人的境遇更加每况愈下。这位欧洲历史上第一位正式派驻中国的大使在一年后的1524年死在牢里，也为中欧近代历史上第一次的直接接触划上了句号。

图13. 从葡萄牙传入的弗朗机，即子母炮

在西草湾之战中，明朝缴获了20余门葡萄牙人的弗朗机火炮，并将之大量仿制。此类火炮从此成为了明军中的制胜利器，替大明王朝又把守了几十年陆疆海疆。对于这种火炮，明朝上下赞不绝口。明朝水师甚至找到曾经在葡人船上帮工的华人，在他们的指导下仿造了葡萄牙人的浆帆战舰，因两侧众多木桨，命名为“蜈蚣船”。不过最后因为觉得太耗费木料而不再建造。

图14. 可能是葡萄牙人的单桅多层划桨的桨帆战舰模拟图

连续两次吃瘪的葡萄牙人暂时放弃了对中国沿海的贸易追求，改以私人身份，依从天朝惯例“曲线救国”，先后转战福建漳州和浙江宁波沿海，与沿海的本土海商（海匪）形成合作关系。1537年，葡人又转回广东台山的上川岛，直到1544年被明廷再次封岛，只留下位于浪白澳（Lampacao，今珠海斗门南水）的一处通商口岸作为临时对外贸易港。

图15. 勒班托海战中大出风头的大型桨帆战舰“加莱塞船”的描绘图，注意其舰首冲角和圆形火炮阵地

大明中央朝廷仍然屡次以暴力手段将他们赶出沿海。朝贡思维与海禁政策，让明廷中央与地方已经形成了迥然不同的态度，嘉靖一朝，明廷仍不断紧缩海禁政策，地方官员又不得不与葡萄牙人私下合作，最后甚至发展到与日本浪人抱团，形成了祸害沿海地区几十年的倭寇。

在这种情况下，明廷不但不能依靠海外贸易获得税收，反而需要耗费无数来弹压沿海的“海盗”势力。今人重新审视这段历史，不能不从中吸取经验教训。

图16. 同样是勒班托海战中加莱塞船的模拟图，注意因无风或防止误伤，该船已经收起所有风帆

海禁这种不合时宜的强制政策，终究无法永久性的维持下去。迫于沿海倭寇等私人海商集团的膨胀，明朝从地方到中央又开始寻求与葡萄牙人合作。作为近代世界关系体系建立者之一的葡萄牙人，虽然在海外扩展时带有明显的殖民者色彩，却也是非常务实的经营者。无论在非洲还是印度，都不会放弃与当地势力的有效合作，达到双赢目的。

图17. 早期澳门地图

于是在1553年（嘉靖三十二年），葡萄牙人耍了个花招，借口海船漏水，浸湿货物，需要借地晾晒，故向当时的海道副使汪柏行贿500两，终于取得了在澳门的“非法留居权”。这种行贿行为一直持续了近20年，每年上贡的额度在500两到1000两不等。直到1571年，汪柏调离广东后，事情才又有了变化。

葡方资料记载，1573年，又一群葡萄牙人来拜访海道副使，声称送来当期的500两“地租银”，副使见有其他官员在场，连忙声称这些银子是“国库收入，以备御用”。于是通过这样一种戏剧性的方式，租借澳门一事就被“合法化”了，每年的租金为515两，葡萄牙人将这笔钱一直交到了1849年。这笔地租金也被记载在万历年间编撰的《广东赋役全书》中。

图18. 世界上最后一次桨帆战舰的交战，1571年的勒班托大海战，注意左侧重型桨帆战舰加莱塞船

从此以后，澳门取代浪白澳成为东西方贸易的第一个长期据点，定居澳门的葡人也日益增长，尤其是因为两颗牙的南欧人不太排斥异族通婚，因此产生了许多代的土生混血葡人，这一点跟后来霸占香港的盎格鲁萨克逊人有比较明显的差异，澳门社会一直以来都显得比较安定得多。

图19. 今天的珠江口

1567年，经历了西方贸易冲击的大明终于同意在今天的福建海澄开关，进行对外贸易，史称“隆庆开海”。通过这一渠道被吸纳进中国的大量白银，成为了大明王朝继续维持统治近一个世纪的重要资本。

若泉下有知，当年为大明王朝亲手建立朝贡制度的人，以及那些出于各种目的对此体系百般呵护的酷吏，不知又会作何感想？

大明开海系列完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