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振宏：范祖禹《唐鉴》的编纂及其内容特点——以《唐鉴·太宗》为探讨核心

《唐鉴》是范祖禹最重要的史学代表著作。以往学界研究《唐鉴》，多半偏向于探讨范祖禹的政治思想以及对唐史的评论。本文主要探讨《唐鉴》编纂方面的两个问题：一是《唐鉴·太宗》在编纂上有哪些特点?二是《唐鉴·太宗》涉及到哪些内容?这些内容反映了范祖禹关心哪些议题?

范祖禹《唐鉴》

一、范祖禹与《唐鉴》

范祖禹，字淳甫，一字梦得，北宋成都华阳人(今四川省成都市人)，世称“华阳先生”，生于仁宗庆历元年(1041)，卒于哲宗元符元年(1098)，终年五十八岁。祖禹少孤，寄居于叔祖范镇家，并受业于叔父范百禄。仁宗嘉佑八年(1063)三月，祖禹二十三岁时以进士甲科第四名登第，仕褐试校书郎，知资州龙水县(今四川资中县西北)；神宗熙宁三年(1070)六月，司马光推荐祖禹加入书局，同修《资治通鉴》，授承奉郎，试大理评事，祖禹自始参与《通鉴》有关唐史及五代史的编修工作长达十五年，也是司马光编修《通鉴》时间最长的助手。熙宁六年(1073)三月，祖禹因点检试卷违规被贬，旋即离开汴京(今河南省开封市)，随司马光在洛阳崇德寺书局继续从事编纂《通鉴》工作；神宗元丰七年(1084)十一月，司马光编修完成《通鉴》，进呈神宗，光并荐祖禹有同修之功，除为秘书省正字，后迁为著作佐郎。哲宗元佑元年(1086)二月，祖禹进呈自撰《唐鉴》十二卷，改迁为著作郎兼侍讲。元佑四年(1089)，祖禹除为右谏议大夫、给事中。元佑六年(1091)，祖禹除授礼部侍郎、翰林学士，并兼修国史。哲宗绍圣元年(1094)，罢翰林学士，以祖禹为龙图阁学士，知陕州(今河南陕县)，其后改为提举亳州明道官、武安军节度副使。绍圣三年(1096)，以祖禹在元佑中构造诬谤，责授昭州别驾(今广西平乐县)。哲宗元符元年(1098)十月，祖禹卒于化州(今广西化州县)。祖禹除助司马光编修《通鉴》外，尚著有《唐鉴》十二卷、《帝学》八卷、《仁皇政典》六卷、《孟子节解》十四卷、《神宗实录》二百卷、《范太史集》五十五卷等书。

范祖禹在史学方面的成就，除了参与编修司马光《资治通鉴》的“唐纪”和“五代纪”外，《唐鉴》是其在史学上最重要的代表作。范祖禹撰写《唐鉴》的起迄时间史无确载，然据《范太史集》记，哲宗元佑元年二月廿八日，祖禹进呈《唐鉴》十二卷，有《进〈唐鉴〉表》，并自作《〈唐鉴〉序》。《进〈唐鉴〉表》有云：“臣昔在先朝，承乏书局，典司载籍，实董有唐，尝于纳次之余，稽其成败之迹，折以义理，辑成一书。……其《唐鉴》十二卷，缮写成六册，谨随表上进以闻。”《〈唐鉴〉序》则载曰：“臣祖禹受诏与臣光修《资治通鉴》，臣祖禹分职唐史，得以考其兴废治乱之所由。……臣谨采唐得失之迹，善恶之效，上起高祖，下终昭宣，凡三百六篇，为十二卷，名曰《唐鉴》。”

由是可知，《唐鉴》当是在神宗熙宁三年六月，范祖禹加入司马光编纂《资治通鉴》书局后开始撰修的。神宗元丰八年(1085)六月，范祖禹上《论丧服俭葬疏》曰：“臣尝采唐事，为《唐鉴》数百篇，欲献之先帝，届先帝不豫，未及上。”又据《宋史·神宗纪》记载：“(元丰)八年，春，正月戊戌，帝不豫。”可见，《唐鉴》的完成时间应是在神宗元丰七年(1084)之时。《唐鉴》书成后，为时人及后世所重，蔡绦《铁围山丛谈》曾记载：“范内翰祖禹作《唐鉴》，名重天下。……其幼子温，字符实，……一日，游大相国寺，而诸贵盖不辨有祖禹，独知有《唐鉴》而已；见温，辄指目，方自相谓：‘此《唐鉴》儿也’”；孙觌《鸿庆居士集》有云：“日诵数百言，无婴鳞犯雷霆之怒，而有陈善闭邪之实矣”；程颐曾谓人言：“几案无他书，惟印行《唐鉴》一部。……自三代以后，无此议论”；苏轼亦谓：“老来不欲泛观他书，近日且看《唐鉴》。”南宋高宗对侍讲评价道：“读《资治通鉴》，知司马光有宰相度量；读《唐鉴》，知范祖禹有台谏手段。”《宋史·范祖禹传》盛赞道：“《唐鉴》深明唐三百年治乱，学者尊之，目为‘唐鉴公’云。”清人李慈铭《越缦堂读书记》记载，清仁宗昭示群臣：“范祖禹所著《唐鉴》一书，胪叙一代事迹，考镜得失，其立论颇有裨于治道”，并令馆臣仿其体例，辑成《明鉴》，可见范祖禹《唐鉴》影响之深远。

宋人极重唐史，自仁宗以至神宗，在四十多年中，修撰了各种不同体裁的官、私唐史著作至少有九部之多，此与北宋中期士大夫怀抱强烈的忧患意识，力求政治革新，而唐距宋尤近，治乱兴衰之迹清晰，可资鉴之处最多有密切关系，他们“以唐为鉴”、“以唐为镜”，欲从唐史中寻找出治国之良方，达到安邦济世的经世目的。范祖禹撰修《唐鉴》亦出于此一目的，其在《〈唐鉴〉序》中明白指出：“其(指唐朝)治未尝不由君子，其乱未尝不由小人，皆布在方策，显不可掩。然则今所宜鉴，莫近于《唐书》。”又云：

夫唐事如彼，祖宗之成效如此，然则今当何鉴不在唐乎?今当何法不在祖宗乎?夫唯取鉴于唐，取法于祖宗，则永世保民之道也。

昭示出唐史可提供人君经国鉴戒之方策。然则，范祖禹既已是司马光编修《资治通鉴》三大协修者之一，主负责唐史及五代史丛目长编工作，何以又要另撰《唐鉴》?究其原因主要在于范祖禹虽与司马光在政治上、学术思想上基本相同，但对于唐代具体的历史事件和人物评价，存在着差异，作为协修者的范祖禹，在从事《通鉴》编修工作中，仅能全部按照司马光的立场与观点，“其(指《资治通鉴》)是非予夺之际，一出君实(司马光)笔削”。此外，《通鉴》重史事而少议论，八十一卷的“唐纪”中，司马光仅有二十八条评论，无法充分体现出以唐为鉴目的。是以，范祖禹又自撰《唐鉴》，欲总结唐朝兴衰的经验教训，阐发自已的唐史观点及其思想。

范祖禹在《〈唐鉴〉序》中说：“臣谨采唐得失之迹，善恶之效，上起高祖，下终昭宣，凡三百六篇，为十二卷。”可知，《唐鉴》一书共有十二卷，分三百又六篇，除序言外，全书分为正文与史论两大部分，内容包含唐高祖(一卷)；太宗(上、下，二卷)；高宗、中宗、睿宗、玄宗上(合为一卷，其中武则天置于中宗、睿宗内)；玄宗下(一卷)；肃宗、代宗、德宗上(合为一卷)；德宗(中、下，二卷)；顺宗、宪宗(合为一卷)；穆宗、敬宗、文宗、武宗(合为一卷)；宣宗、懿宗、僖宗(合为一卷)；昭宗、昭宣帝(合为一卷)，以帝王在位先后顺序，论及唐代二十帝，二百九十年的历史。体例上，范祖禹采编年体形式，先述一史事，再以“臣祖禹曰”的方式评论，阐述自己的见解。综观全书，范祖禹着墨最多的部分在太宗、玄宗、德宗三朝，共有七卷，占全书近三分之二的篇幅。此外，二十位唐代帝王中，范祖禹仅对太宗与德宗有专门的评价，其中关于唐太宗，除了有二卷探讨贞观年间史事外，“高祖卷”中亦有涉及太宗的内容。

现今《唐鉴》的版本有三：一是根据上海图书馆藏的宋刻本影印；二是经吕祖谦加注的明弘治本；三是北京图书馆藏的宋刻元修本。上海图书馆宋刻本共十二卷，含范祖禹自序一篇，无注释。吕祖谦注本的《唐鉴》共二十四卷，内容与宋刻本多有出入。北京图书馆元修本与上海图书馆宋刻本相比，分卷不同，文字亦有出入。

二、《唐鉴·太宗》的编纂特点

《唐鉴》太宗部分，共分上、下二卷，上卷起自贞观元年(627)至贞观十三年(639)，凡十三年，记二十八事，其中以贞观四年(630)的六事为最，贞观七年(633)、八年(634)两年无记事；下卷起自贞观十四年(640)以至贞观二十三年(649)，共十年，记事二十七，其中以贞观十四年所记六事为最，贞观二十年(646)、二十二年(648)、二十三年(649)各书一事。又，范祖禹书太宗事，不始于贞观元年，由于李唐创业及平灭国内各割据势力，李世民都起了重要作用，因此，在《唐鉴》“高祖卷”中，也有涉及太宗事凡六。

分析《唐鉴·太宗》在编次上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唐鉴》记时不甚明确。《唐鉴》在编纂上，采用编年史体例。范祖禹参与协助司马光修撰《资治通鉴》长达十五年，司马光在修《通鉴》时首重史事发生的时间，司马光要求各协修助理，必须将所有数据按事目之发生顺序，确定范围编排先后，并注明出处与时间，“稍干时事者，皆须依年月注所出篇卷于逐事之下。《实录》所无者，亦须依年月添附。无日者，附于其月之下，称‘是月’；无月者，附于其年之下，称‘是岁’；无年者，附于其事之首尾；有无事可附者，则约其时之早晚，附于一年之下”。理论上《唐鉴》在记时方面应十分精确，然而实际上，范祖禹在编纂《唐鉴》时，并不重视事件发生的时间，《唐鉴·太宗》在记时上，一般只记载事件发生的年份，兹举两例。

其一：

贞观元年，帝谓太子少师萧曰：“朕少好弓矢，得良弓十数，自谓无以加，近以示弓工，乃曰：‘皆非良材’。……朕以弓矢定四方，识之犹尤能尽，况天下之务，其能遍知乎?”……(《唐鉴·太宗上》，页27)。

其二：

三年，帝谓房玄龄、杜如晦曰：“公为仆射，当广求贤人，随才授任，此宰相之职也。……”因敕尚书细务属左右丞，唯大事应奏者，乃关仆射。(《唐鉴·太宗上》，页33)。

有时也记载事件发生的年份与月份，亦举两例。

其一：

九年十一月，以光禄大夫萧为特进，复令参预政事。(《唐鉴·太宗上》，页49)。

其二：

十七年二月，帝问褚遂良曰：“舜造漆器，谏者十余人，此何足谏?”……(《唐鉴·太宗下》，页71)。

综观《唐鉴·太宗》在记时上，极少书写精确日期。尤有甚者，《唐鉴》在记事中竟出现记时上的错误。兹举数例。

例一：

五年，初，帝令群臣议封建。……至十一年六月，诏荆王元景等二十一王、长孙无忌等十四人刺史，皆令世袭。无忌等皆不愿之国，上表固让。其明年(案：贞观十二年)，诏停袭封刺史。(《唐鉴·太宗上》，页43)

太宗令群臣议封建事，《资治通鉴》系为贞观五年(631)十月条，贞观十一年(637)六月己未，太宗诏荆州都督·荆王元景等二十一王所任刺史，咸令子孙世袭。同月戊辰，又以功臣长孙无忌等十四人为刺史，亦令世袭。贞观十三年二月，司空、赵州刺史长孙无忌等皆不愿之国，上表固让，同月庚子，太宗下诏停世封刺史。比较两《唐书》与《通鉴》的记载可知，太宗初令群臣议封建事，是在贞观五年十月，太宗下诏停袭封刺史不如《唐鉴》所载的贞观十二年(638)，而是贞观十三年二月庚子。

例二：

十八年正月，帝欲伐高丽，褚遂良谏。李世绩追咎魏征谏讨薛延陀。帝欲自征高丽，遂良上疏，……帝不听。(《唐鉴·太宗下》，页75)

《资治通鉴》系此事于贞观十八年(644)二月：“(相里)玄奖谕使(笔者案:高丽泉盖苏文莫离支)勿攻新罗，……莫离支竟不从。二月，乙巳朔，玄奖还，具言其状。上曰：‘盖苏文弑其君，贼其大臣，残虐其民，今又违我诏命，侵暴邻国，不可以不讨。’谏议大夫褚遂良曰：‘陛下指麾则中原清晏，顾眄则四夷服，威望大矣。今乃渡海远征小夷，若指期克捷，犹可也。万一蹉跌，伤威损望，更兴忿兵，则安危难测矣。’李世绩曰：‘间者薛延陀入寇，陛下欲发兵穷讨，魏征谏而止，使至今为患。向用陛下之策，北鄙安矣。’上曰：‘然。此诚征之失，……。’上欲自征高丽，褚遂良上疏。……上不听。”

王溥《唐会要·高句丽》亦有详细记载：“贞观十八年二月，太宗谓侍臣曰：‘高丽莫离支，贼杀其主，尽诛大臣，用刑有同坑，夫出师吊伐，须有其名，因其杀虐下人，取之为易。’谏议大夫褚遂良进曰：‘兵若渡辽，事须克捷，万一不获，无以威示远方，必更发怒，再动兵众，若至于此，安危难测。’太宗然之。兵部尚书李绩曰：‘近者延陀犯边，陛下必欲追击，但为魏征之谏，所以遂用其言，此之失机，亦由征之误计。……’”

从《通鉴》与《唐会要》的记载，太宗欲自征伐高丽当是在贞观十八年二月乙巳，并不是《唐鉴》所记的贞观十八年正月。

例三：

二十二年六月，帝以高丽困弊，议明年发三十万众，一举灭之。……七月，遣右领左右府长史强伟于剑南伐木造舟舰。……(强)伟等发民造船，役及山獠，雅、邛、眉三州獠反。九月，遣张士贵、梁建方发陇右、峡中兵二万余人以击之。……(《唐鉴·太宗下》，页85-86)

《资治通鉴》对此事记载道：“(贞观二十二年六月)上以高丽困弊，议以明年发三十万众，一举灭之。……秋，七月，遣右领左右府长史强伟于剑南道伐木造舟舰，……(九月)强伟等发民造船，役及山獠，雅、邛、眉三州獠反。壬寅，遣茂州都督张士贵、右卫将军梁建方发陇右、峡中兵二万余人以击之。”

强伟等发民造船已是在贞观二十二年九月，张士贵、梁建方以陇右、峡中二万余兵击三州獠是在九月壬寅，《唐鉴》所书“九月”当置于“(强)伟等发民造船”之前。

由上所论，《唐鉴》在记时方面并不明确，绝大多数均只记载事件年份，少数有说明月份，甚至出现记时上的疏漏错误。

第二，《唐鉴》亦出现记事上的失实。兹举四例以明之。

其一：

(贞观二年)四月，突厥颉利可汗请入朝。帝谓侍臣曰:“向者突厥之强，控弦百万，凭陵中夏，用是骄恣以失其民。今自请入朝，非因穷，肯如是乎!……”(《唐鉴·太宗上》，页31-32)

《旧唐书·突厥传上》记载：“颉利政乱，骤征兵于突利，拒之不与，由是有隙。贞观三年，表请入朝，上谓侍臣曰：‘……至使突利情愿入朝，若非困迫，何能至此?……’”

《唐会要·北突厥》亦云：“贞观二年四月，颉利以薛延陀、回纥等叛，遣突利讨之，败还。颉利拘而挞之，突利怨，表请入朝。”

《资治通鉴》载道：“(贞观二年四月)初，突厥突利可汗建牙直幽州之北，主东偏，奚、等数十部多叛突厥来降，颉利可汗以其失众责之。及薛延陀、回纥等败欲谷设，颉利遣突利讨之，突利兵又败，轻骑奔还。颉利怒，拘之十余日而挞之，突利由是怨，阴欲叛颉利。颉利数征兵于突利，突利不与，表请入朝。上谓侍臣曰：‘向者突厥之强，控弦百万，凭陵中夏，用是骄恣以失其民。今自请入朝，非困穷，肯如是乎!……’”

观《旧唐书》、《唐会要》、《资治通鉴》等书的记载，可知贞观二年(628)四月上表请求入唐者乃是突厥的突利可汗，而非颉利可汗。突利可汗于贞观三年(629)十二月戊辰降唐；颉利可汗则是在贞观四年三月庚辰被唐行军副总管张宝相擒获，并未降唐，故《唐鉴》记载有误。

其二：

突厥部落分散，其降唐者尚十万口，诏群臣议区处之宜。……温彦博请准汉武故事，置降匈奴于塞下，使为中国蔽。(《唐鉴·太宗上》，页35-36)

杜佑《通典·突厥上》有云：“时降突厥多在朔方之地，其入居京师者近万家，诏议安边之术。……中书令温彦博议请准汉建武时置降匈奴于河南五原塞下，全其部落，得为捍蔽，……”

《旧唐书·温彦博传》载记道：“初，突厥之降也，诏议安边之术。……(温)彦博议曰：‘汉建武时，置降匈奴于五原塞下，全其部落，得为捍蔽，……。’”

同书《突厥传上》亦载：“颉利之败也，其部落或走薛延陀，或走西域，而来降者甚众。诏议安边之术……中书令温彦博议请准汉建武时置降匈奴于五原塞下，全其部落，得为捍蔽，……”

《资治通鉴》也记：“温彦博以为：‘徙于兖、豫之间，则乖违物性，非所以存养之也。请准汉建武故事，置降匈奴于塞下，全其部落，顺其土俗，以实空虚之地，使为中国蔽，策之善者也。’”

综观上述史籍记载，可知温彦博欲太宗效法东汉光武帝降置南匈奴于河南五原塞下之策，《唐鉴》“汉武帝”当是“汉建武帝”之误。

其三：

(贞观五年)十二月，帝谓侍臣曰：“朕以死刑至重，故令三覆，盖欲思之详熟故也。……”丁亥，制：“决死囚者，三日中五覆奏，下诸州者三覆奏。行刑之日，尚食勿进酒肉，内坊及太常不举乐，皆令门下覆视。”(《唐鉴·太宗上》，页44-45)

据《新唐书·刑法志》记载：“(贞观)五年谓侍臣曰：‘死者不可复生。昔王世充杀郑而犹能悔，近有府史取赇不多，朕杀之，是思之不审也。决囚虽三覆奏，而顷刻之间，何暇思虑?自今宜二日五覆奏。决日，尚食勿进酒肉，教坊、太常辍教习，诸州死罪三覆奏，其日亦蔬食，务合礼撤乐、减膳之意。’”

《资治通鉴》亦有载：“上谓侍臣曰：‘朕以死刑至重，故令三覆奏，盖欲思之详熟故也。……’丁亥，制：‘决死囚者，二日中五覆奏，下诸州者三覆奏；行刑之日，尚食勿进酒肉，内教坊及太常不举乐。皆令门下覆视。’”

综《新唐书·刑法志》与《通鉴》的记载，决死囚者，当是“二日”五覆奏，而非《唐鉴》所书“三日”五覆奏。

其四：

凡征高丽，拔玄菟等十城，徙辽、盖、岩三州户口入中国者七万人，新城、建安、驻骅三大战，斩首四万余级，战士死者几三千人，战马死者十七八。(《唐鉴·太宗下》，页80)

《资治通鉴》对此记载道：“凡征高丽，拔玄菟、横山、盖牟、磨米、辽东、白岩、卑沙、麦谷、银山、后黄十城，徙辽、盖、岩三州户口入中国者七万人。新城、建安、驻骅三大战，斩首四万余级，战士死者几二千人，战马死者什七、八。”

《唐会要·高句丽》则记：“初入辽也，将十万人，各有八驮，两军战马四万匹。及还，死者一千二百人，八驮及战死者十七八。”

《唐会要》记死者“一千二百人”，《通鉴》书“几二千人”。是以，《唐鉴》所书战士死者几“三千人”，恐为“二千人”之误。从上举四例中，《唐鉴》在记事上或有将人名错写，或是将数字误记。

需要指出的是，《唐鉴》在记事上虽偶有错误，但有时也可以补正《资治通鉴》之失。例如:

贞观十四年，帝大征天下名儒为学官，数幸国子监，使之讲论，增学生满三千二百六十员，自屯营飞骑，亦给博士，使授以经，有能通经者，听得贡举。(《唐鉴·太宗下》，页58)

《资治通鉴》叙此事时将学生记为“二千二百六十员”。《旧唐书·儒学传上》则记载：“学生能通一大经已上，咸得署吏。……太学、四门博士亦增置生员，其书算各置博士、学生，以备艺文，凡三千二百六十员。其玄武屯营飞骑，亦给博士，授以经业，有能通经者，听之贡举。”

勘比《旧唐书·儒学传上》，可知《唐鉴》的记载是正确的，可补《通鉴》之误。

第三，《唐鉴·太宗》上、下两卷，前者对太宗多褒赏，后者则多贬抑。《唐鉴》将太宗分为上、下两卷，颇为特殊，也可由此考察范祖禹对太宗的评价。《唐鉴》全书将唐朝皇帝分多卷论述者计有：太宗(两卷)、玄宗(两卷)、德宗(三卷)。范祖禹将一帝分为多卷，显然不仅仅是因为这三位皇帝在位时间较长，而是另有深意。以唐太宗而言，自武德九年八月登基帝位至贞观二十三年四月崩逝，在位二十三年，范祖禹将太宗武德九年事归于“高祖卷”中论述(详后)，将二十三年的贞观时期分上、下，以贞观十四年为分界。若我们分析上、下两卷的内容，上卷十三年所记二十八事中，祖禹盛赞太宗者凡二十，包括太宗治国谋于众人而不自用、太宗用人唯以至诚、太宗虚心纳谏、太宗闻谏自省、太宗适任贤才以仁义治国、议太宗刑罚之慎、论太宗终制薄葬……等等，批评太宗者仅有四件:太宗论取天下顺逆失言、太宗兼为夷狄君长、太宗不辨夷夏之防、太宗以年幼太子裁决民事。范祖禹在上卷的史论，太半肯定太宗的治国之道，诸如:“(太宗)知天下之理己不能尽询，谋于众而不自用，此其所以兴也”、“太宗可谓知君道矣”、“太宗睹突厥入朝而知惧，知此其能致贞观之治，宜哉!”、“太宗惩之，可谓善治矣”、“(太宗)能任相以其职矣”、“太宗不唯悦而从之，又赏以劝之，此人君所难能也”、“太宗可谓能审取舍矣”、“太宗之恤刑也，可谓至诚而近于古矣”、“太宗以治乱在庶官，欲进君子退小人，此王者之言也”、“太宗可谓不忘戒矣”、“太宗闻谏而能自省，不亦贤乎!”等等。

反观，下卷十年所记二十七事中，祖禹赞太宗者仅有四事，而批评太宗治国不当者却多达十三事，除了肯定太宗知守成之难故能有终、太宗乐无忘忧、闻过能改、防患于未然外，多半是批判太宗晚年治国之失，包括太宗好大喜功、太宗不从忠谏、太宗知易行难、太宗亲伐高丽、太宗轻侮良臣、太宗好兵器小、太宗贪而好功、太宗征辽不智、太宗渎亵人伦、太宗征高丽不当、太宗非以诚心待臣等。在史论上，范祖禹也是严厉批评太宗之非，如：“唯其好大而喜远，矜功而徇名，不能以义制心”、“太宗不从忠谏，卒自咎悔”、“(太宗)轻侮其臣，不恭孰甚焉”、“(太宗)自以为功，矜其智能，夸示臣下，其器不亦小哉”、“太宗矜其功能，好大无穷”、“太宗手杀兄弟，复纳元吉之妃，恶莫大焉”、“太宗不能反己而耻其无功，欲倾天下之力逞志于远夷，何其迷而不复也”等等。

吾人以为范祖禹以贞观十四年作为太宗上、下两卷的分界实有深意，祖禹认为太宗登基之初，能纳谏自省、任贤恤刑，行仁义以治国，故能创造出世所称羡的“贞观之治”；然在贞观十四年以后，太宗骄傲自矜、好大喜功、穷兵黩武，亦不能如初期的虚心从谏。是以，贞观十四年实为太宗治国盛衰之转折点。

《唐鉴》述太宗事，始于高祖武德年间。范祖禹、司马光皆认为，李唐举兵起事，太宗实为首谋，而在创业建国的过程中，太宗亦居功最大。是以《唐鉴》述太宗事、范祖禹评太宗，均起自“高祖卷”，这在整部《唐鉴》中是唯一的特例。《唐鉴》开篇中即叙道：“高祖子世民知隋必亡，阴结豪杰，谋举大事。惧高祖不听，与副监裴寂谋。”(《唐鉴·高祖》，页1)

范祖禹对此论道：

太宗陷父于罪，而胁之以起兵，……太宗恐高祖之不从，惧突厥之为患，终守臣节可也，岂有胁父臣虏以得天下而可为欤!……太宗有济世之志，拨乱之才，而不知义也。(《唐鉴·高祖》，页1-2)

《唐鉴·高祖》中论及太宗事者凡六，称赞太宗者有二，批评太宗者有四，特别是对太宗陷父于罪、胁父举兵以及太宗发动“玄武门之变”有悖天理、灭人伦，采以严厉的批判。

第五、《唐鉴》已启“纪事本末”史体之先河。论者多言，《唐鉴》是一部结合史实与评论并重“鉴体式”的史书，《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将《唐鉴》归于史部史评类，这些说法无疑都很正确。然而，需要指出的是，范祖禹在编纂《唐鉴》时，将欲讨论史事按时序排列叙述，首尾俱全，已初具“纪事本末体”之刍形。兹举数例于下。

其一、“议封建”：

五年，初，帝令群臣议封建。魏征、李百药以为封建不便。颜师古以为不若分王宗子，勿令过大，间以州县，杂错而居。十一月，诏：“皇家宗室及勋贤之臣，宜令作镇藩部，贻厥子孙，非有大故，无或黜免。所司明为条例，定等级以闻。”至十一年六月，诏荆王元景等二十一王、长孙无忌等十四人刺史，皆令世袭。无忌等皆不愿之国，上表固让。其明年(笔者案：应为贞观十三年，详前文)，诏停袭封刺史。(《唐鉴·太宗上》，页43)

太宗议封建之事，时间上横跨贞观五年十一月、贞观十一年六月，以及贞观十三年二月，范祖禹将有关太宗议封建之事，依时间排序，并有系统的叙述始末，起迄完整，可以清楚看到事件之前后发展。

其二、“论终制薄葬”：

十一年二月，帝自为终制。初，文德皇后疾笃，言于帝曰：“妾生无益于人，不可以死害人，愿勿以丘垄劳费天下，因山为坟，器用瓦木而已。”及葬，帝复为文刻之石，称“皇后节俭，遗言薄葬，以为‘盗贼之心，止求珍货；既无珍货，复何所求。’朕之本志，亦复如此。主者以天下为家，何必物在陵中，乃为己有。今因九山为陵，凿石之工才百余人，数十日而毕。不藏金玉，人马、器皿，皆用土木，形具而已，庶几奸盗息心，存没无累，当使百世子孙奉以为法。”至是，帝以汉世豫作山陵，免子孙苍猝劳费，又志在俭葬，恐子孙从俗奢靡，于是自为终制，因山为陵，容棺而已。(《唐鉴·太宗上》，页51)

太宗以文德皇后之薄葬而兼论自作终制，时间上从贞观十年(636)六月到贞观十一年二月，虽时间上不如“议封建”之长，但仍是首尾俱全，作有系统的整理说明。

其三、“征薛延陀，回纥内附”：

二十年六月，诏江夏王道宗等击薛延陀，又遣李世绩图其诸部。帝手诏自诣灵州招抚敕勒。八月，道宗击延陀，破之。敕勒诸部皆请入朝，车驾至浮阳。回纥各遗使入贡。帝大喜，诏以“戎、狄与天地俱生，上皇并列，流殃构祸，乃自运初。朕聊命偏师，遂擒颉利；始弘庙略，已灭延陀。铁勒百余万户，散处北溟，远遗使人，委身内属，请同编列，并为州郡；混元以降，殊未前闻，宜备礼告庙，仍颁示溥天。”九月，帝至灵州，敕勒诸部俟斤遣使相继诣灵州都数千人，帝为诗序其事曰：“雪耻酬百王，除凶报千古。”明年，正月，诏以回纥等诸部为府及州，各以其酋长为都督及刺史。诸酋长：“请于回纥以南、突厥以北开一道，谓之参天可汗道，置六十八驿，各有马及酒肉以供过使，岁贡貂皮以充租赋。”帝许之。于是北荒悉平，然吐迷度已私自称可汗，官号皆如突厥故事。(《唐鉴·太宗下》，页81)

太宗平灭薛延陀以及回纥诸部落请求内附，从贞观二十年六月到二十一年(647)一月，范祖禹将《通鉴》内容简化，按其事件发展时顺叙述，概要说明回纥内附经过以及唐廷的处置。

由上述三例可以看出，《唐鉴》虽仍不若南宋袁枢根据《资治通鉴》原文，区别门目，以类纂辑，每事各详起讫，自为标题，各编年月，自为首尾的纪事本末规模，但已经初具刍形。

第六、《唐鉴》删削、改动《资治通鉴》内容与省略人物职官。范祖禹编纂《唐鉴》，叙事皆用《资治通鉴》原文，然《唐鉴》既不是以详细阐述史事发展脉络为职志，而是藉史议论，达到以唐为鉴目的。细查《唐鉴·太宗》可发现，范祖禹将《通鉴》中的“上”(指唐太宗)，一律改称“帝”。除此之外，在《唐鉴·太宗》正文中，常常可以发现删削、简化或是改动《通鉴》内容与省略人物职官，少则改动一、二字，多则达到数十字。

比较《唐鉴》删改《通鉴》的原文可以发现，范祖禹多是将《通鉴》原文加以简化以省篇幅，然而，有时因为删简的关系，而使文意不清，兹举一例：

文武官复请封禅。……群臣犹请之不已，帝亦欲从之，魏征独以为不可，乃止。(《唐鉴·太宗上》，页46)

《资治通鉴》则记载道：

文武官复请封禅。……群臣犹请之不已，上亦欲从之，魏征独以为不可。上曰：“公不欲朕封禅者，以功未高邪?”曰：“高矣!”“德未厚邪?”曰：“厚矣!”“中国未安邪?”曰：“安矣!”“四夷未服邪?”曰：“服矣!”“年谷未丰邪?”曰：“丰矣!””符瑞未至邪?”曰：“至矣!”“然则何为不可封禅?”对曰：“陛下虽有此六者，然承隋末大乱之后，户口未复，仓廪尚虚，而车驾东巡，千乘万骑，其供顿劳费，未易任也。且陛下封禅，则万国咸集，远夷君长，皆当扈从；今自伊、洛以东至于海、岱，烟火尚希，灌莽极目，此乃引戎狄入腹中，示之以虚弱也。况赏赉不赀，未厌远人之望；给复连年，不偿百姓之劳；崇虚名而受实害，陛下将焉用之!”会河南、北数州大水，事遂寝。

若观《唐鉴》所记，则太宗停封禅，乃因魏征反对之故；但从《通鉴》所记内容观之，事实上，太宗是受到当时“河南、北数州大水”的原因，遂寝封禅之举，并不是因为魏征的劝谏而做罢。

三、《唐鉴·太宗》的内容特点

两卷的《唐鉴·太宗》共计录五十五事，所涉及层面广泛，举凡君臣之道、择官之法、宰相之职、史官之责、刑罚与丧服制度、学校教育、封建封禅、外族与绝域降附、对外征战……等等。

《唐鉴·太宗》讨论最多也是范祖禹最为重视者，莫过于讨论“为君之道”。据笔者整理统计，在上卷二十八事中，论及“为君之道”者凡七事；下卷所记二十七事中，“为君之道”占八事。范祖禹评论认为，为人君者，应当谋于众而不自用，以至诚之心，虚心待臣，并要兼听天下，勿偏听近小。治国时不忘戒、不敢怠，知守成之难，乐无忘忧，居安思危，闻过能改，任人不疑，人主不可有所偏好，偏好则奸邪所趋而谗贼所入。

此外，范祖禹认为，人君取、治天下，均当符合仁义。太宗对萧瑀说道：“周得天下，增修仁义；秦得天下，益尚诈力。此修短之所以殊也。盖取之或可以逆得，而守之不可以不顺故也。”对此，范祖禹评论道：

取之以仁义，守之以仁义者周也；取之以诈力，守之以诈力者，秦也。此周秦之所以异也。后世或以汤武征伐为逆取，而不知征伐之顺天应人，所以为仁义也。太宗曰：“取之或可以逆”，非也!既谓之逆矣，则无时而可也。(《唐鉴·太宗上》，页30)

也因此，范祖禹对太宗于隋末阴结豪杰，谋举大事，以致“陷父于罪，而胁之以起兵”以得天下，认为是“不知义也”。然太宗在登基帝位后，实行魏征言，以仁义治理天下，以致行之四年，遂致太平，肯定太宗行仁义而有“贞观之治”，这是前世帝王之所不及的。

对于“为臣之道”，范祖禹认为，为人臣者首当忠心无贰，临大节不可夺志。针于原为太子建成之东宫臣属的王、魏征，在“玄武门之变”后，转而侍太宗，范祖禹深表不然，于此评论道：

夫食君之禄而不死其难，朝以为仇，暮以为君，于其不可事而事之，皆有罪焉。臣之事君，如妇之从夫也，其义不可以不明。(《唐鉴·太宗上》，页24)

王珪、魏征不事太宗则可，岂能“人杀其君而可北面为之臣乎?”相反的，对于武德年间不为利诱、不以死胁，忠于太宗而无贰心的萧瑀，范祖禹认为这才是为臣之道，人君以此取人，定可得忠正之士。

此外，为臣者也当时时以义正国君，进谏劝善，尽其职守，不可谄悦乡愿，亦不能启人君征伐之志。太宗晚年曾以魏征为太子太师，魏征以有疾上表请辞，祖禹批评：“君使之为太子师，倚其正直以重太子也，……受君之托而无所补救，处父子兄弟疑危之际，依违而已，岂其疾而耄乎?”；太宗向长孙无忌闻过，长孙无忌对言：“陛下武功文德，臣等将顺之不暇，又何过之可言”，祖禹认为：“太宗欲闻过于无忌，而无忌纳谄以悦之，君好直而臣不忠，其罪大矣。”

关于“刑罚赦宥”，范祖禹赞同太宗所说“赦者小人之幸，君子之不幸，一岁再赦，善人喑哑。……赦有罪者贼良民”的论点，以为人君不可每以赦推恩，一岁数赦，则“良民不被泽而罪人获宥”。但对于处以大辟之刑的死囚，范祖禹则认为行刑以前要慎之再慎，对于太宗“决死囚者三日(笔者案：当是二日)中五覆奏，下诸州者三覆奏……决前一二日至决日三覆奏”，予以高度的肯定，赞赏“太宗之恤刑也，可谓至诚而近于古矣”。人君若皆能如此恤刑谨慎，则可几致刑措。

对于华夷之防、夷夏之辨，也是范祖禹在《唐鉴·太宗》极为关注的议题，大凡唐太宗出兵征伐外族或接纳夷狄，范祖禹对此皆抱持着反对批评的态度。祖禹认为，唐室世有戎狄之乱，启自于太宗接纳降附的突厥，而太宗灭高昌、平薛延陀，莫不是“好大喜远，矜功徇名”，“欲前世帝王皆莫我若也”。尤有甚者，自贞观十八年起，太宗屡屡与侍臣议论亲讨高丽，范祖禹批评道：“太宗于天下无事，不知用之于礼义，而唯以战胜为美也”，“自以为功，矜其智能，夸示臣下，其器不亦小哉。”他认为，“广地不若广德，强兵不若强民”；“增戍兵不若修文德”；“封域之外，声教所不及者，不以烦中国也”，国君不应轻起战端，也不当接受四裔的归附。范祖禹对于太宗早年拒绝西域康国内附，表示赞同，认为这是“足以为后世法矣”，若太宗“使其行事每如此，其盛德可少贬哉!”范祖禹这种论点，自当是与北宋处于外患频仍，欲以唐史以戒宋帝不兴战事、偃武修文有关。

从《唐鉴·太宗》所述内容，我们可以观察到，范祖禹虽然也认识到国君施政应适应形势变化，不能墨守成，然在政治上仍是实行守旧的思想，反对变法改革。如对于学校教育制度，太宗曾征天下名儒为学官，并数幸国子监，使之讲论，增学生满三千二百六十员，并于四方学者云集京师。范祖禹论道：

古之教者家有塾，党有庠，遂有序，国有学。士修之于家而后升于乡；升于乡而后升于国；升于国而后达于天子。其教之有素，其养之有渐，……后世乡里之学废，人君能教者，不过聚天下之士而乌合于京师，学者众多，眩耀一时而已，非有教养之实也。……故有国者以为先，如不复三代之制，臣未知其可也。(《唐鉴·太宗下》，页58-59)

范祖禹认为，要使天下之士皆能有教有养，必须要恢复三代学校之制，人君集天下之士于京师，只不过是炫耀一时，不能达到教养之实。又如，礼官奏请更丧服之制，加高祖父母服齐衰五月，嫡子妇服期，嫂、叔、弟、妻、夫兄、舅皆服小功。范祖禹答道：

后世不达于礼者，或益之，或损之，出于私意，不足以为法也。嫂、叔之无服，古之山岂于其嫂独无恩乎?……加之而无义，不若不加之为愈。凡丧服从先王之礼，则正矣。(《唐鉴·太宗下》，页61)

范祖禹以为，太宗增改丧服之法，实无必要，符先王之礼，才是正道。此外，范祖禹亦反对人君行封禅之礼，认为这并非是三代之礼，而是秦始皇自创，“人主不法三代而法秦，以为太平盛事，亦已谬矣。”凡此皆可以看出范祖禹保守的政治思想，亦可反映出他对于王安石变法改革的态度。

范祖禹也十分强调伦理纲常，宣扬君臣父子之道与天理伦常关系，推崇礼义名节。是以，范祖禹对于唐太宗杀太子建成、齐王元吉，胁迫高祖让位，认为这是“悖天理、灭人伦”，太宗以此而有天下，“不若亡之愈也”，“太宗之罪着矣”；太宗在杀兄弟后，竟纳元结之妃杨氏，此“恶莫大焉”。范祖禹于《唐鉴》中，时时宣扬人伦纲常，此当与北宋中期理学思想盛行有关。

除了以上所述，范祖禹主张为宰相者，当随才受任，不亲细务，分层负责；朝廷设官分职，应交相辅政，而非上下相从。史官不以宰相兼修，国君不得以观史，若使君、相不与，则史官书史方善恶庶乎可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