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中国地理大棋局上的一次大博弈

本文试图分析 长征过程中关于战略转移目标的几次重大决策中的军事地理因素。 新苏区根据地既要能摆脱敌人从“围剿”到“追剿”的严峻军事形势，还应能看到革命事业全局性发展的远景。

红军最初决定去湘西是缘于当时的决策者站在江西中央苏区的角度所看到的 湘西在革命事业全局性发展远景中的战略价值 ；后经通道、黎平、猴场、遵义等历次会议而逐渐形成一幅新的远景： “赤化四川” ；云贵高原上的闪展腾挪，则将摆脱敌人围追堵截的严峻军事形势这一阶段性的目标置于更突出的位置。最终，三个重要因素所蕴含着的中国革命的政治主题及其所意味着的地理上的三个方向的交汇，使得红军战略转移的目的地落脚在 陕北 。

长征，中国革命的传奇。 它是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国共大角逐中最精彩的一幕，也是国共双方在中国地理大棋局上的一次大博弈。在博弈中，红军的领导人不断地调整自身，直到达成战略转移的目标，找到中国革命胜利的方向。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连同中央机关离开经营多年的江西中央苏区，突围远征。这次远征被称为 战略转移 ， 这意味着寻找一片适合于创建新苏区根据地的地域成为当务之急。

新的根据地首先应能让中央机关和红军摆脱敌人从“围剿”到“追剿”的严峻军事形势，重新站稳足根；进而，站在新的根据地上，还应能看到革命事业全局性发展的远景。

当时，在中国地理的大棋局上， 东南是国民党统治的重心 ，也是蒋介石集团崛起的基础； 东北方向有日本 在侵占东北地区后咄咄逼人地进逼华北， 西北和西南 则存在着大大小小的对蒋介石政权名义上表示服从的 地方军阀 。

哪里才是最有利于中国革命重新打开局面的地域呢？

一、从湘西到”赤化四川”

▲《中国战争史地图集》中的长征

红军从江西中央苏区突出重围时确定的战略转移的目的地是湘西。 为什么当时的决策者一心想要去湘西呢？这是缘于当时的决策者站在江西中央苏区的角度所看到的湘西在革命事业全局性发展远景中的战略价值。

在中央红军主力长征之前，红二、六军团已在湘西建立起了根据地。红二军团（时缩编为红三军）在冲破国民党的围剿后于1933年在湘鄂西建立起根据地。从1934年5月6日中央给湘鄂西中央分局的信件内容看，中央对于红二军团的工作是不太满意的，那里居然出现 “枪多于人的怪现象” 。

在中央苏区领导人看来，湘西的红二军团有着向 川东 发展的有利条件。当时红四方面军已转战至川北重新建立起了根据地，红二军团可以立足湘西，与川北的红四方面军相互呼应，向川东发展 ① 。

不断壮大的湘西—川东根据地将在江西的中央红军与四川的红四方面军之间发挥重要的衔接作用。 这是当时的决策者所期望看到的一种全局性发展的远景。

如果说这一远景在那年5月由于红二军团还远未打开局面而不是十分清晰的话，那么，到那年7月中央决定红六军团向湖南转战时已愈渐明确。在1934年7月23日中央给红六军团的训令中阐明中央作出这一决定的诸项考虑中的第一项考虑即是： “目前苏维埃运动发展的一般的状况是在江西及四川存在着巩固的苏维埃区域，而湖南将成为两者将来发展联系的枢纽”。

红六军团转战湖南可以说是兼具数重目标。 冲出愈渐困难的湘赣边根据地保存红六军团的有生力量是最基本的目标；牵制湖南的敌军，破坏其进攻中央苏区的计划，减轻中央苏区西面的压力，是可以期待的一个更积极的目标； “革命化湖南的环境” ，壮大力量， “直至由建立苏维埃政权与新的大片苏区，确立与二军团的可靠的联系，以造成江西、四川两苏区联结的前提” ② ，则是 期望看到的革命事业全局性发展的远景目标。

红六军团于8月初开始突围西征，由湘东经湘南、桂北，在黔东与红二军团会师（红二军团的番号也于此时恢复），并在沿途通过无线电发回许多有关敌人堡垒体系的情报。

红二、六军团会师的前后，恰值中央红军主力突破国民党的第一道封锁线开始长征，并选择转移至湘西去创立新的苏区根据地。中央红军主力虽然撤出了 江西中央苏区 ，但那里仍留下了相当的干部和武装力量， 仍是重要的游击根据地。

在当时的决策者看来，中央红军主力若能去湘西建立新的根据地，则仍能期望看到由相互联结起来的 四川－湘西－江西几大根据地形成的一种局面，掀起新的革命高潮。

在长征的最初阶段，中央红军主力在冲出江西中央苏区后在湘南沿着大体上是红六军团走过的线路，一路血战，一心想要去湘西，就是基于上述考虑。

从湖南通道会议开始，红军战略转移的目标作了第一次调整。 调整后的战略转移目标 既务求摆脱敌人的“追剿”，又体现一种新的全局性发展远景的设计。 新的远景经由黎平会议、猴场会议而愈渐清晰，直至遵义会议而最终成形。

在国民党围追红军的过程中，蒋介石亦图收一石数鸟之功，一方面企图消灭红军，另一方面企图借“追剿”红军而削弱粤湘桂等地方军阀。这些地方军阀对此也心明肚知，因此在追堵红军的过程中，各怀私计， 以不让红军进入自己的地盘为优先考虑 ，那些军阀们自己也把追堵红军的方式称之为 “送客式的追击，敲梆式的防堵” ③ 。

不过，红军若要深入他们的地盘，那么他们 堵截红军的行动还是会很卖力的 ，也只有在这种时刻他们与蒋介石的目标才是一致的。1934年12月上旬，红军血战湘江突破敌人的第四道封锁线后打算径趋湘西时，湘黔军阀摆出的架势便是这样的。

蒋介石察觉到中央红军主力有北上去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战略意图，除令中央军急追外， 命何键为“追剿军总司令” ，部署湘黔军二十万在湖南的洪江、芷江，贵州的松桃、铜仁、石阡一带集结，布下一个口袋形阵势，企图让红军主力钻进口袋，围而剿之。

血战湘江的惨烈和红军的损失已使毛泽东及其他的领导人开始反思。 12月12日，在湖南通道召开了中央负责人紧急会议。毛泽东力主避开去湘西路上的强敌，而改 向 敌人兵力比较薄弱的 贵州进军 。此提议得到周恩来、王稼祥、张闻天等人的支持。

自长征以来，红军战略转移的目标第一次开始作调整。 应该说，在通道会议上决定改向贵州进军在很大程度上是策略性的。这种策略性一方面是出于避实击虚这一自然的用兵思路，另一方面也可减少博古、李德对于放弃硬闯强敌径趋湘西这一原定计划的阻力。 去贵州并不排除今后去湘西的可能。 毕竟，红六军团走的也是湘南、桂北、黔东这条路线而与红二军团会合的。

▲湘江战役

红军避开强敌，进入贵州。 12月18日，在黎平会议上，经过激烈的争论，中央政治局认为“ 过去在湘西创立新的苏维埃根据地的决定在目前已经是不可能的，并且是不适宜的” 。

“政治局认为新的根据地区应该是川黔边区地区，在最初应以遵义为中心之地区，在不利的条件下应该转移至遵义西北地区。” ④ 进军贵州这一行动找到新的落脚点，红军正式放弃去湘西，开始沿着一种新的思路在中国地理格局上展望战略转移后革命事业全局性发展的远景。

黎平会议后，红军向遵义进发。 在1935年1月1日猴场会议上，这一远景愈渐清晰。猴场会议重申建立川黔边新苏区根据地，而且， “首先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地区，然后向川南发展是目前最中心的任务” ⑤ ， 新苏区根据地的重心渐渐地移向四川。

是后，红军渡过乌江，占领遵义。 在1月15日至17日的遵义会议上，除了解决军事路线和军事领导问题外， 对于红军战略转移的目标再次作了调整。 会议改变了黎平会议上确定的以黔北为中心建立苏区根据地的决议，决定北渡长江，进入四川。

在1月20日中革军委发布的《关于渡江的作战计划》中规定， “我野战军目前基本方针是：由黔北地域经过川南，渡江后转入新的地域，协同四方面军由四川西北方面实行总的反攻；而以二、六军团在川黔湘鄂之交活动，来箝制四川东南会剿之敌，配合此反攻，粉碎敌人新的围攻，并争取四川赤化”。

根据这一远景而拟定的作战计划中，红二、六军团将主要在川东发挥牵制作用，配合红一、红四方面军两大主力与川敌实行决战， “以打通贯穿川西北的联系”。 ⑥

这一调整一方面是由于当时所面临的严峻的军事态势――蒋介石以薛岳所率国民党中央军与湘粤桂黔川滇诸省军队进逼包围，企图消灭红军于乌江西北；另一方面也是基于几大红军主力在中国地理格局中的配置情况，使得当时的中央决策者能够去展望在跳出敌人的包围的同时打开一种新的局面。

当时， 红一、红四方面军及红二、六军团分别位于四川的南、北、东三个方向，几大红军主力协同作战，形成合力 ，以期打破敌人的围剿，同时开创新的局面，掀起新的革命高潮。

自通道会议决定放弃去湘西的原定目标以来所作的一系列调整，至此重新绘出一幅清晰的全局性远景。这一远景就是 ：”赤化四川“，占据中国军事地理格局中的西南角，以此为基础，掀起新的革命高潮。

二、云贵高原上的闪展腾挪

在红军作此调整期间，蒋介石判断中央红军已威胁川南，可能北渡长江，于是调整“追剿”阵势。

蒋介石令川军刘湘集中兵力于川南之赤水、古蔺、叙永一带堵击红军北进之路，封锁长江；令黔军王家烈部从东南方向渡乌江尾追；调上官云相部集结于川黔边之松坎一带，从东面堵击；令滇军龙云派兵入黔，从西面堵击；薛岳所率中央军中，以周浑元部渡乌江西进至黔西、大定（今贵州大方）侧击，堵住西南方向；中央军主力吴奇伟部则作为机动兵力集中于贵阳待命。

自蒋介石企图消灭红军于湘江以东的部署失败以来， 国民党军再一次形成一种大包围态势，企图一举消灭红军。 红军面临的军事形势仍然非常严峻。因此，如何摆脱愈渐收紧的“围剿”之网，跃进到设计好的新的局面中，系于能否撕破入川之路上的堵截防线。

遵义会议后，红军旋即按渡江作战计划行动，分三路北进，力图冲破川军的堵击，直下川南渡江。1月底，红军实施土城战役。作战失利，毛泽东主动撤出战斗，西渡赤水，进入川南古蔺、叙永地区，寻机北渡长江；在叙永遭到川军截击，又西进至滇东扎西，寻机从长江上游渡江。

鉴于几次寻机渡江的尝试未能成功，川军在长江沿线的防御也愈渐严密，滇军亦有东逼之势，毛泽东及中革军委开始考虑重新调整。2月7日，中革军委发出指示，鉴于渡江计划在目前不可能实现， 决定以川滇黔边境为“发展地区” ⑦ 。

在2月16日中革军委发布的《告全体红色指战员书》中更明确宣布 “决计停止向川北发展，而最后决定在云贵川三省地区中创立根据地” ⑧ 。 在遵义会议上形成的那幅“赤化四川”的远景至少是暂时被放下。

红军从放弃以川黔边为根据地到仍然决定在云贵川三省地区中创立根据地，这一调整在很大程度上是策略性的。 那年的2、3月份，中革军委确定下一阶段红军活动的地域大致在川黔滇，而 首先以黔北为主要活动地区。

应该说，黔北并不适合于创建苏区根据地。连此间亲赴重庆指挥“追剿”的蒋介石在判断红军动向时也认为： “贵州西北地瘠民贫，大军行动不仅米粮困难，就是柴草也不易得，红军徘徊于此绝地，乃是大方针未定的表现” ⑨ 。

在这一阶段的调整中 ，如何摆脱敌人围追堵截的严峻军事形势这一阶段性的目标被置于更突出的位置。 当时的军事形势的确比较严峻。自中央红军长征以来，蒋介石第二次布下了对红军实行大包围的阵势，他只等这张包围网慢慢收紧，便可一举消灭红军。

对于红军来说，如何在蒋介石收拢这张网之前跳出包围圈成为当务之急。在此期间，红军四渡赤水，二占遵义，佯趋贵阳，转进云南，威逼昆明，巧渡金沙江，这一系列作战的核心目标都 旨在摆脱国民党军愈渐收拢的包围网。

▲四渡赤水

在中国军事地理大棋盘的西南角上， 毛泽东一路闪展腾挪 ，轻巧地摆脱了蒋介石布下的天罗地网，让扑空的国民党军队在川黔滇堆作一团，不得不重新调整态势，为红军渡江之后能迅捷地北上与红四方面军会师赢得了时间。

红军摆脱追兵进入云南后，北上的大门已敞开，于是再次决定渡江北上去川西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建立苏区根据地。这一决定在5月12日的会理会议上得到重申。但此时毛泽东等红军领导人看川西的战略价值与遵义会议时已有微妙的变化。

红军战略转移的最终目标究竟应该是哪里，展望下一步革命事业全局性发展远景究竟应该立足于哪里，则有待两大红军主力会师后以新的视野审时度势再作决定。

三、陕北，中国革命的政治主题在地理上的交汇点和落脚点

1935年6月，会师后的红一、红四两大方面军的领导人们终于坐在川西北的根据地上讨论新的发展方向。此时， 在大家讨论视野中的地域却是：川陕甘。

在6月28日召开的两河口会议上，中央政治局决定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战略方针是， “集中主力向北进攻，在运动战中大量消灭敌人，首先取得甘肃南部，以创造川陕甘苏区根据地，使中国苏维埃运动放在更巩固更广大的基础上，以争取中国西北各省以至全中国的胜利” ⑩ 。

这是两大红军主力会师后勾画出的一幅今后革命事业全局性发展的远景。不过，怎么去落实这幅远景，一、四两大方面军的领导人的目光却投向了不同的方向。

对于怎么样去创立这个跨有三省的根据地，毛泽东与张国焘之间是存在着分歧的。 而且，在此期间发生了民主革命时期最严重的一次党内斗争，遂使红军在战略转移的目标方向上面临了自长征以来最严重的一次分歧。

这次党内斗争对于川陕甘根据地这一目标的改变毫无疑问地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但此次党内斗争本身不在本文的讨论之内。此处谨梳理一下哪些跟军事地理有关的因素在毛泽东等领导人坚持北上的方向最终将红军领到陕北这一过程中起了重要的作用。

可以说，在中央红军到达川西北根据地之前，毛泽东的视野便早已超越了川西北。随着中央红军渡江后向北进发， 毛泽东愈渐将目光投向北方去展望中国革命的未来。 在探索的过程中，至少有三个因素是重要的考虑。

一是如何始终面向中国地理棋盘的腹地，不让红军因暂时的困难而被逼到边隅。 早在黎平会议上决定创建川黔边根据地时，政治局就特别强调 “深入黔西、黔西南及云南地区对我们是不利的”⑾ ，避免过分贴近边隅之地。

在两河口会议上决定建立川陕甘根据地时，又指出 “大小金川流域在军事政治经济条件上均不利于大红军的活动与发展” ⑿ 。毛泽东看到了川康边的局限。 那里道路狭窄，利于敌人封锁而不利于红军反攻；人口稀少，而且又是少数民族地区，不利于红军扩充，给养也很困难；一旦国民党军封锁了红军北上之路，红军有可能被困死在川康地区⒀。

在1935年8月20日的毛儿盖会议上重申迅速北上占取甘南以岷州为中心之洮河流域地区的重要性时，特别指出 “在物质的条件上，这个区域是西北比较富裕的区域，能够保证我们现有及继续扩大之部队的物质供给的需要” ；而 “在目前将我们的主力西渡黄河，深入青宁新僻地，是不适当的，是极不利的” ⒁ 。

在随后给左路军的通报中又补充说明若以主力向黄河（洮河）以西， “我将处于地形上、经济上、居民条件上比较的大不利之地位。因这一区域，合甘青宁三十余县，计人口共不过三百万，汉人不及一半，较之黄河以东，大相悬殊。而新疆之不宜以主力前往经营，尤为彰明较著。” ⒂

除了地理位置、地形、经济条件外，人口、居民条件也是重要的考虑。 这一点在很大程度上是当时 苏维埃运动的性质决定 的。苏维埃运动就是要动员民众，壮大人民力量，推翻国民党统治。

这样，红军战略转移的地域一方面应是国民党统治比较薄弱的地方，另一方面又要有利于发动民众壮大革命力量，而最终是要赢得中国革命的全国性胜利。因此，在毛泽东等中央领导考虑红军战略转移的目的地的时候， 中国革命的方向感，遂体现为一种地理选择上的方向感。

正是这种方向感，使得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始终保持一种综观全局的大视野，面向内地，面向中国本部，而不是趋避边隅之地。也正是这样的视野，使得毛泽东考虑建立川陕甘根据地的时候，是主张向北，而不是向南；在北进到甘南后，发展的方向是向东，而不是向西。

▲长征全图

第二个重要因素是抗日。 如果说在1934年7月中央将红七军团编为北上抗日先遣队而力图举起抗日的大旗在当时由于国民党军的围剿而在事实上不可能，那么，现在举起抗日的大旗有了可能。

在红军长征期间，共产国际召开七大，号召 建立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 ；在中国国内，民众抗日的呼声日益高涨。此时举起抗日的大旗显然是顺应时势发展的，中国共产党可以在抗日的反帝事业中壮大革命力量，直至赢得中国革命的最后胜利。

第三个重要因素是靠近苏联边境，打通国际联系通道，争取获得苏联的援助。 打通与苏联的联系通道是川西北几次会议上的重要议题。在发生张国焘的分裂行径后的俄界会议上，毛泽东重申继续坚持北上的方针，决定 “当前的基本方针是要经过游击战争，打通同国际的联系，整顿和休养兵力，扩大红军队伍，首先在与苏联接近的地方创造一个根据地，将来向东发展”。 ⒃

这三个因素在地理上意味着三个不同的面向。 推翻国民党统治意味着面向内地，面向国民党统治的重心东南，抗日则意味着向东，靠近苏联则意味着向北。意味着三个不同方向的这三个因素最终将使红军战略转移的目的地落脚在中国地理大棋局的哪个点上呢？

1935年9月上旬，张国焘与中央之间的分歧终于导致会合不久的两大红军分头行动。 毛泽东率红一方面军主力向北，张国焘则率红四方面军向南。 9月下旬，在甘肃宕昌哈达铺，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从国民党的报纸上得知陕北有刘志丹、徐海东领导的红军和革命根据地。为创建和拓展川陕甘根据地而坚持的北上的行动，虽因张国焘的分裂行径而未能达到其原定目的， 此时却找到了新的方向：去陕北！

红军又经过二千多里的长征，到达陕北的瓦窑堡。就这样， 毛泽东等中央领导终于找到了红军战略转移的目的地。陕北 ，上述三个因素所意味着的三个主要方向在中国地理大棋局中的 交汇点 ，也是这三个因素所蕴含着的中国革命的三个政治主题的交汇点。

向北，打通与苏联的联系，显示出中国革命是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向东，直接面向华北而走向抗日的前线，显示出中国革命是世界反法西斯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向东南，推翻国民党统治，显示出中国革命现阶段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性质。

上述因素的内涵集中体现在1935年12月23日瓦窑堡会议上政治局通过的《中央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中。决议确定了三项重要的战略方针：把国内战争同民族战争结合起来、准备对日作战的力量、扩大红军。

决议还强调 “为坚决而有力地执行这一方针，第一方面军行动部署之基础，应确定地放在‘打通苏联’与‘巩固扩大现有苏区’这两个任务之上，并把‘打通苏联’作为中心任务。拿‘巩固扩大现有苏区’同他密切的联系起来，具体步骤即把红军行动与苏区发展的主要方向放到东边的山西和北边的绥远等省去。” ⒄

在瓦窑堡，连李德和博古在谈论 “新根据地在日本、中国和苏联的政治交叉点中的地理位置” 问题时也认为， “这个地理位置提供了非常有利的条件，使我们能够把中国人民的民族革命解放斗争同世界范围内的反战和反法西斯主义的斗争结合起来”。 ⒅

而且，在中国军事地理棋盘型格局的四角中，陕北处在与国民党统治重心的东南成对角的位置上，远离国民党统治的重心，也有利于积累壮大力量。 从这时候起，一直到解放战争的中期，陕北一直是中国革命的中心。

虽然，这种交汇和落脚的完成还需要中国共产党人继续的努力奋斗，还需要经由“西安事变”所实现的历史转折，但是，长征――以二万五千里的征战，在中国军事地理格局的大棋盘上，从靠近东南国民党统治重心的江西，经由大西南，一直到位于西北的陕北――终于实现了战略转移的目标。更重要的是， 经由这次无与伦比的征程，中国共产党完成了自身的洗礼，找到了中国革命胜利的方向。

“西安事变”后，蒋介石在全国人民反对内战一致抗日的呼声中， 不得不停止“剿共”。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在大西北站稳足根。在红军长征过程中，蒋介石的围追堵截虽然没能达到消灭红军的目的，却也不是全无“收获”。他借“追剿”红军，削弱了西南的地方军阀。他的势力伸进了大西南。

“七七事变”后，中日战争全面爆发。在战争的最初阶段，蒋介石丢失了他赖以维系其统治的基础――东南富裕之地。 蒋介石带领他那套军政班子迁移到他经由“追剿”红军而经营好的后院大西南。

至此，棋局发生根本变化。 在中华民族全民族的抗日统一战线中，国共联手――一个以大西南为根基，一个以大西北为基础――共同对付从东面而来的日本侵略者，在中国军事地理的大棋盘上，演绎另一幕辉煌而又艰苦卓绝的搏杀。

本文原标题为”从军事地理的角度看长征“，现标题为编者所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