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主演《南京大屠杀》 其父孙元良是逃跑还是逃生

孙元良的功过是非

南京保卫战中，素有“南京南大门”之称的雨花台，成为中日两军交战的重要战场之一。城外，是日军中以凶残著称的谷寿夫军团；城内，负责防守这一带的守将，正是刚刚从上海撤退的国军第八十八师师长孙元良。

八十八师和八十七师是当时中国最精锐的两个陆军师。八十八师的抵抗英勇而激烈，日军谷寿夫久攻不下，甚至怀疑起自己的指挥能力。然而，在日军猛烈的炮火攻击下，城墙再也抵挡不住。

2015年6月11日，南京雨花台，秦汉来到父亲曾经鏖战，遭遇军旅生涯中最惨烈失败，甚至一生倍感耻辱的地方。

秦汉感同身受：“南京，六朝古都，它留给我的印象沉重而阴郁。1937年12月，父亲孙元良带领部队守卫南京，战败而退。对于这场战斗，父亲用‘一辈子的创痛与耻辱’来形容。身为后人，我无法想象他曾经历过的艰苦与悲愤。”

这不是秦汉第一次来到南京，1995年接拍电影《南京大屠杀》时，秦汉就曾经到过这里。南京之行让秦汉思绪起伏，他为解答“南京保卫战中，父亲是否有污点”这段历史的疑问而来。

秦汉（左）与孙元良

对于孙元良将军在南京保卫战中的功过是非，史学界、民间评价不一。孙宅巍从1983年开始进行南京保卫战和南京大屠杀研究。他的讲述如同一幅传神的剪影，勾勒出了那段历史的轮廓。“3名旅长阵亡2名，6名团长阵亡3名，营长阵亡11名，8000余人为国壮烈捐躯！南郊阵地上的八十八军，与他们留守上海的同袍一样，坚守到了最后一刻，阵地失陷，‘非不为尔，实不能也’。”

在孙元良生前，秦汉并没有机会去谈论战争，他明显感觉到父亲不愿提及往事。“我觉得他并不是那种好勇狠斗的形象，他本质上应该是喜欢和平的。其实，军人才最了解战争是残酷的，因为军人是真正在最白热化的地方待过的。一个坐着办公桌的人，他不知道战场真的是怎么样的，他可以要打要杀的喊得震天响。军人最了解战争的真相，你认识的人，你的好朋友一下子在你旁边血肉横飞不见了，在我看来是非常强烈的。像我父亲认为南京保卫战是最悲壮的一役。”

南京，南京

1937年11月13日，孙元良带领八十八师从凇沪战场撤退。部队撤退至青阳港时仍和追击的日军时有交火，激战六小时后，挡住日军追击。之后，八十八师退守南京。

南京地处长江九十度大转弯处，东面和南面是低矮的丘陵和平原，北面和西面是长江的天然屏障。因此，日军的来犯势必将南京陷入一座孤城。

孙宅巍介绍说：“孙元良将军是南京保卫战中一支主力部队的指挥官，因为他，七十二军八十八师是守卫南京的13个建制师当中的一个主力部队。他这个部队全是德式装备，经过精良的训练，可惜淞沪会战三个月打下来，这个部队也残破了。按照国军的编制，一个师应该是11000人左右。他这个师撤退到南京的时候，只剩下6000人了。这6000人当中，还有2000名是新兵，基本上没有经过什么训练，临时充实进来的。”

对于来犯的日军总指挥官松井石根，孙元良曾有过接触。他在回忆录里提到，“松井这个人，我于1927年8月间，曾在东京的日本参谋本部里会过他。那时我到日本还不久，希望入日本陆军大学求学。介石师亲笔写了一封介绍信给我，要我当面交给他，托他帮助我进日本陆大。他当时是参谋本部的第二部部长，介石师信上对他的称呼是‘松井中将阁下’。我会着他时，第一个印象是‘老而瘦’，第二个印象：摹仿一些德国军官的派头。”

这位南京大屠杀事件的元凶奉统帅部命令，以原上海派遣队的三个师团、一个支队为主力，协同陆海空三军，对南京发起进攻。而南京卫戍总司令唐生智率领的国军形势大不相同，孙元良记载，“上海一役，国军的消耗太大了，要恢复战斗力，实在需要相当时间，眼前准备留下来保卫首都的部队，番号虽有八个之多，但都是刚刚在上海战场上经过长时间消耗的，以第八十八师来说，比较算是完整的了，在上海战场的战绩也最好，然而现在不过只剩下四千多国兵了，并且这四千多官兵中还有一大半是新兵，那是在上海连续血战三个月，经过五次的补充，其他的部队，大同小异。”

南京大屠杀纪念馆

孙元良详细记载了这一时期他与蒋介石的一次会面：“在南京，12月初的一个早晨，介石师亲自打电话来，要我去见他。他那时住在什么地点，我现已记不起来了。此时天刚明，他穿中国长袍，口里还没装上假牙，他要我准备从一个渡口渡江到北岸去，等待后令。因为他的家乡口音，我听不清楚那个渡口的名字，他走到贴地图的地方，指给我看，是划子口。”

后来，孙元良没有从划子口渡江离开，而是和另外七支部队一起被留下来守卫南京。

秦汉向孙宅巍请教说：“我有一个疑问，先父从淞沪会战上退下来到南京，国军为什么不调派一些新的，没打过淞沪战的军队来打这个仗，而让他打得这么残破的部队守在南京的第一线？”

孙宅巍认为：“大概是因为南京距离上海比较近，日本军队可以在短时间里面到达南京。在这种情况下，要把大后方的部队调过来已经来不及了。蒋介石也下达了调令，把云南的军队从昆明拉到南京来，结果这支部队还走在路上，南京已经失陷了。”

孙元良回忆说：战争进行到12月12日，东南郊的要地紫金山、天堡城、明孝陵、雨花台都已陷落，守兵全部牺牲。敌战车直抵中华门口，敌步兵逼到城根下，情况险恶。但配置在其他方面的绝大部分友军，还是悠悠然无所事事，未曾放过一枪。

秦汉对此十分不解：“在打南京保卫战的时候，像胡宗南的部队也在附近，他的部队应该是精锐的部队，为什么没有把它放到前面去，胡宗南部队好像没有打上海的淞沪会战，他应该是一个比较完整的部队。宋希濂的部队也在附近。”

孙宅巍说：“我感觉到孙元良将军作为一支牺牲重大的、牺牲惨重的部队的指挥官，产生这种抱怨的情绪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他对唐生智的指摘，有些地方也不完全如他所述的那样。为什么呢？因为作为南京保卫战这么大一个战略的最高指挥官，他的手上必须要留有相当的预备队，这个预备队不到不得已的时候不参加战斗。宋希濂的部队参加了南京保卫战。他赋予宋希濂部队一个任务，就是负责维持整个南京城的治安、军队内部和军队外部，军内外的秩序，带有鲜明的作用。”

就在雨花台中华门陷落的前一天晚上，蒋介石两次致电唐生智：“如情势不能久持时，可相机撤退，以图整理而期反攻之要旨也。”到了第二天，蒋介石又改变主意，致电唐生智，称“我军仍以在京持久坚守为要。当不惜任何牺牲，以提高我国家与军队之地位与声誉”。

秦汉说，“后来在父亲的回忆录里我得知，蒋介石当时一方面寄希望于苏联出兵援助，另一方面寄希望于德国驻中国大使陶德曼的调停，使中日战争能尽早顺利结束。1937年12月12日夜，唐指挥官召集各部队长会议，他宣布放弃南京，要各师部长和他一起到下关乘轮船渡江。”

孙宅巍说：“唐生智原来确定了一个撤退的方针是大部突围，一部渡江，就是少数人渡江，大部分你都要原地冲出去杀开一条血路。这个方针是对的，因为当时没有那么多的船，所以不允许大批的部队从长江渡过去，但是他临时给大家发了书面的撤退令以后，他口头又追加了一条，他说八十八师、八十七师、七十四军、教导总队，你们这些部队在有船的时候也可以从长江渡过去，到滁州去集合。这条口头追加的命令犯了大忌。那么，当时你杀开一条血路，当然要很大的牺牲，那么你允许我从长江渡过去，长江后面就是我们的后方，那当然相对要安全一些，因此使得许多的部队就拥挤在长江边，事实上又没有那么多的船。船都收缴了。他希望破釜沉舟，实际上他在这一点上指挥不当，犯了大错。”

孙元良将军这部分日记写于1931至1936年间。“文革”时期孙元良原机要秘书周振寰先生在上海银行发现这批日记，于是专门取回，后交给档案馆保存至今。

那么，孙元良为何和部队失联？

南京保卫战时，因兵败城破与部队失散的军人化装成难民，甚至到庙里面做和尚……此类情况甚多。孙宅巍说：“有一个部队工兵营长叫（柳鲜明）他就躲藏在茅夫山的一个永清寺里面，他做了几个月的和尚，而且给自己取了一个法号，叫二觉。他躲藏到1938年8月才找机会经上海到了后方。教导总队的参谋主任廖耀湘负了伤，栖霞山一个和姓村民保护了他，在其家中住了一两个月。1938年2月份，他才找机会度过长江，回到了部队。”

“一辈子的创痛与耻辱”

至于孙元良是如何离开南京的，从现在的一些回忆资料、社会流传的说法来说有多种。

“一种是孙元良自己讲的，他带领600名官兵从栖霞山到龙潭之间的长江口岸渡江，经过了泰兴、淮阴、衢州、郑州一直到武汉。还有一种说法是孙将军曾经一度留在了难民区里，受到老百姓的保护，甚至在拉贝和魏特琳的安全区里。这些说法都是流传，从拉贝日记和魏特琳日记中查找不到。但是我有一个观点，我觉得，作为一个部队的高级指挥官，打仗打到了最后，你跟自己的部队失去联络了，指挥官本身是有一定责任的。你不应当离开自己的部队，但是在已经失去联系的情况下，我们从人性的角度看，他为了保存自己，有一定的方法暂时隐蔽一下，隐蔽在老百姓当中，隐蔽在哪一个寺庙里面，然后找机会再过江，再回到部队参加抗日战争，我觉得这个应当是可以理解的。”孙宅巍说。

秦汉与孙宅巍

孙元良在回忆录里这样描述自己逃生的过程：“我既然在江边找不着船，只好趁隙向东面的山地撤退。我们从栖霞山龙泽两车站间跨过铁路，南向进入山区。土著同胞殷勤地供给食物，热心地带路，并代我们找船，给了我们不少方便，也添了我们无限伤心。这样，我便带了600多官长弟兄，和一辈子的创痛与耻辱，从龙潭附近渡江，经泰兴，淮阴，郑州，于1938年3月下旬到了武汉。”

秦汉坦言：“我不是想要怎么样去标榜我父亲。但是有时候很多传闻，讲的好像对他的勇敢做了一些质疑，那经过你这样子一个专家讲出来，我其实是很激动的，等于也从你的口中见证了他一些事情。”

在孙宅巍看来，这样的交谈很有意义，“因为你既是孙元良先生的公子，又是主演《南京大屠杀》的著名演员，所以我们来交谈南京保卫战有许多共同的语言，感到很有意义。”

其实，这番交谈对秦汉的意义更为重大。“大概你没有发觉，我当场马上觉得热泪盈眶，很冲动了。”秦汉说，“为什么会这样？我觉得孙先生是一位学者，对这个事情应该做了很多考证的工作，他讲的事情有一定的公信力，对我父亲做的事的一个肯定。我这个做儿子的，觉得为我父亲骄傲吧，感觉在当时，他可以说是一个勇敢的军人了，这个很重要。”

“七十八年前的今天，南京城烽火连天，血肉横飞，父亲孙元良和他的将士们所展示出的勇气和信念，令我辈汗颜。中国军人，浩气长存。”在中华门的城楼上，秦汉写下了南京之行的手记。

晚年在日本开了个小馆谋生

秦汉直言，作为儿子，其实自己多年来一直好奇父亲的戎马生涯。“我从事电影、戏剧工作也很多年，也很想知道他在枪林弹雨中的人性反应，但每每问起他，他都用从没变过的四川话跟我说：你去看书好咯。”

“我很享受这次的重走父亲抗战之路。”在秦汉眼中，父亲一度骄傲、自负，严肃到有些木讷，不太爱开玩笑，但又确实蛮上进。“无论是他已经公开出版的回忆录《亿万光年中的一瞬》，还是那本只在我们家人间流传的《地球人孙元良流水账》中，他都是少话、坚毅。这次重走他走过的路，算是让他原本在书上的形象立体、丰满起来了。”

问：孙元良将军1949年去台湾后，为何会去日本谋生？

秦汉：我记得是妈妈和外婆带着我先到的台湾，父亲晚到，一到了就去阳明山继续受训。我还记得小时候穿着军服的父亲带我去坐吉普车的情景。那之后，父亲就基本没有担任要职了。

也正因如此，虽然他有粮饷，但一大家人要养，家里条件确实也不好。父亲买了不少鸡来养，打算卖蛋补贴家用，但后来发生了鸡瘟，还亏了一些钱。再后来他独自旅居日本，开了一个小馆子维持生活，自己也擦桌子、收拾碗筷，其实都不像外界说的原来挺神气的将军，没钱了落魄了，他一直觉得这是自力更生，并非不光彩的事。

他当年也确实辛苦过，但从没和我们诉过苦，他就是那种打掉了牙和血一起吞的性格，辛苦过了就过了。

问：重返战场之后，发现你和父亲的交流并不多，你未能进入父亲的内心世界？

秦汉：他去日本时我还是个孩子，但他回来时我结了婚，孩子都有了，他也老得有点谢顶了。其实一度我们双方都觉得对方挺陌生的。当年我考上中央电影公司演员训练班，也只是哥哥给他写了一封信寄去日本告知他。他倒是勉励我努力做好。

我还记得他回台湾后，在高雄开了一家针织厂，我想亲近他去看他，但话没说两句，他就说想休息了。当时我真感觉和父亲的距离很远，我们之间有一道无法逾越的鸿沟。他80多岁时，我也没那么忙了，我们接触才逐渐多了起来。

一直以来，我不很清楚父亲内心的想法，但我也不怪他。他后来去日本，我想也是经过时局波折，情势他无法控制了。

问：父亲很长寿，他是个什么样的人？

秦汉：他是一个不爱被人惊扰、喜欢种花种草的人，平时说话也不多。我很惊讶的是，他基本不出门，但天下大事都知道。我记得当年新选出了教皇他都知道，美国打伊拉克时他还跟我们聊天说美国干得不好。

之前的新闻报道中都提到过他虽是四川人，但不吃辣椒，也不吃葱蒜，酱油也不吃生的。其实我还蛮奇怪的，他当年做小兵时怎么办啊？

我印象中有一件事特别好玩，他80多岁时，习惯每周写一份自己的菜单，其他时间都很平常，唯独星期三写着“要吃肯德基的炸鸡腿一只”。

一家人（父亲右膝上坐的男孩为秦汉）

(文/周海滨，首发于北京青年报、《同舟共进》、澎湃私家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