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为何会指李敦白是间谍？关押6年后证明是冤案

文/徐永超

多年以后，李敦白和妻子黯然离开中国时，他将再次想起一个叫李木仙的中国女孩。

1944年，23岁的李敦白来到中国。那时，他还叫西德尼·里滕伯格。

他本无意来到中国，更无意留在中国。2年前，他参军入伍。当上级准备派他学习日文时，他担心自己会跟着美军长期留在海外，就费了九牛二虎之力说服上级，让他学习中文。他想，如此一来，战争一结束，他就能马上回国。不出意料地，2年后，他被派到了中国。出乎他意料的事，他这一待就是35年。

1944年，西德尼·里滕伯格来到中国，在昆明担任美军军法处赔偿损失部中文专员。当时，昆明城内到处可见美国大兵，他的主要工作任务是核实当地人向美军请求索赔的案件案情是否属实。

“黄包车夫李瑞山案”，是他经办的第一个案子。一个喝醉了酒的美国士兵，驾吉普车撞死了一位名叫李木仙的女孩，她是黄包车夫李瑞山的独生女儿。找到他时，他一副筋疲力尽的样子：“我们活着什么也没有，什么也没有，就是吃苦。我们就这么一个女儿本来还指望她将来能过得好一点。”

他动了恻隐之心，就写好报告，建议给予最高额的赔偿。结果，法庭却只判决向这位父亲赔付26美元。

带着同情和愧疚，李敦白将装着26美元的信封递到这位刚刚失去独生女的父亲手中。

当天下午，女孩的父亲再次来到他的办公室，退回了其中6美元。

因为，按照惯例，经手类似事情的“大老爷们”都会收取一些“好处费”。这6美元，就是他给李敦白的好处费，李敦白没有要。从此，李敦白再也没有见过他。

乱世中的人，命如草芥，而讨好贵人，甚至迫害他们的人，更是顺理成章的事。

由于中文说得还算不错，他和当地的一个厨子交上了朋友。李敦白一边吃着过桥米线，一边听着他讲故事。这个厨子经常讲的，是一个叫“朱毛”的英雄：他高大魁梧，力大无比，可以穿越最惨烈的战场而毫发无损。他经常救助穷人，惩恶扬善，曾带领手下人闯进大地主的米行，将粮食分给穷人。大家都非常爱戴他。

抗战结束后，李敦白奉命来到上海，通过宋庆龄的关系，他在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谋到了一个观察员的职位。他上任后的第一个任务是到湖南视察当地饥荒情况。一路上，饿殍遍野，终日里眼前都是死尸。而那些国民党官员却对此视若无睹，甚至想囤积居奇，欲谋取暴利。

接着，他又被上级派往大别山区，视察那里的情况。因为是荒年，部队一天也只能吃两顿稀饭。但李敦白一路行来，没有看到死尸，就连乞丐也见不到。运来的物资少得可怜，但还是得到了公平的分配。此时，一场风暴即将袭来。

1946年5月， 30多万国军已将整个中原解放区围得水泄不通，李先念、王震的部队被压缩至宣化店周围不超过五十公里的一片狭小区域。迫于美国政府的压力，蒋介石同意派军事调查小组前往宣化店“调查”。5月8日，周恩来陪同国民政府代表、美国政府代表到达宣化店。

这一天，美国代表白瑞德内急，匆匆走向茅房，谁知迎面走来一位金发碧眼的白人小伙子，恰好是李敦白。白瑞德没想到，在这里还能见到西方面孔，既诧异又兴奋，一番热情地攀谈后，白瑞德很忍不住向他透露了军事机密：这里的人迟早将会被国军消灭，你赶紧撤吧，越快越好。

李敦白听后，有了被愚弄的感觉：马歇尔将军坚持将救济物资送到这里，是为了麻痹新四军，好让国军趁虚而入。一面是被欺压的、吃不饱的民众，一面是两袖清风的革命家，正直的李敦白很快有了自己的选择，这个选择，改变了他的命运。

他直奔中原解放区司令部，把白瑞德的话原原本本地告诉了李先念司令员。

完成了救济总署的工作后，他在梅园新村见到了周恩来。随后，他北上张家口，又用了一个半月的时间，他赶到了延安。到达延安那天，正是周六。他得以参加舞会。

在窑洞里，他见到了主席，还见到了老总。老总看上去比主席老很多，一见到李敦白，他就笑嘻嘻地说“你身上有虱子没有，要是没有，就算不上真正的革命同志。”

后来，经李先念、王震介绍，李敦白在新华社负责英文广播工作，并担任领导人的中文翻译，又亲眼见证了新中国的成立。

1949年，斯大林在给主席的一份公报中指责李敦白是美国派来破坏的间谍，在未经审判的情况下，他被单独监禁了六年。出狱后，他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任职，负责与外国记者和政要保持联络。1964年1月，主席在宴请李敦白等人，并向他道歉：“我们犯了一个很坏的错误，你是一个好同志。”1966年10月1日，李敦白与其他5名外国朋友被邀请登上了天安门城楼，他们分别同主席合影。

1967年8月底，李敦白离开广播局。一年后，再次入狱。1977年11月他才被释放并平反。

1980年，李敦白携家人离开中国，与妻子王玉琳定居美国。

回到美国之，他凭借“中国通”的身份，协助中美贸易合作。服务的美国公司包括微软、英特尔、保诚保险、宝丽来和李维斯。

2019年8月24日，李敦白走完了他传奇的一生，享年98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