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晚年反思国民党为何会败：蒋介石要负很大责任

中共为何能够由弱到强，最终击败国民党建立新中国，包括蒋介石在内的国民党高层在败退台湾后也始终在思考这个问题。张学良作为蒋介石的盟弟与囚徒也不例外，他将对这一问题的思考留在了自己的口述中。

在张学良看来，人有信仰就有力量，中共就是一个例子。“共产党有目的，他相信共产主义，所以他能成功……共产党，红军，他们确实有他们的信仰，共产党信仰他的主义。信仰就是力量啊。”“甚至于每一个兵，完全是一个思想——共产主义。”

而国民党则是一个反面教材，“我们的军队打不过共产党的原因，就是我们没有中心思想”，张学良所谓的“中心思想”即是信仰。国民党虽一再高谈阔论所谓的“三民主义”，高举孙中山的神主牌，但在张学良看来国民党根本不知道什么是“三民主义”。

“真正的三民主义到底是怎么回事？我可以说多数人不知道。背总理遗嘱，就在那儿背，他的真正彻底的意思在什么地方？谁也没有深刻地研究。”“中国的老太婆子，整天嘟嘟囔囔‘阿弥陀佛’，你问她‘阿弥陀佛’什么意思，她不知道。”

当军队没有了信仰，“感情”就成了维系军队的纽带，所谓感情在张学良看来“说白了就是讲义气，你是好汉，我就跟你，你敢干，我还怕什么”，张学良自己就是东北军的“大家长”，外人谁也带不了、带不好东北军，就算是在张学良因丢失东北下野出国后仍能遥控东北军。“那个时候带兵，换句话说，大家就是冲着你个人。……有人对我说，你这个军队没人肯带，他们拿你当圣人。这就是所谓的感情问题嘛。”

以此类推，蒋介石实际上也是“大家长”，所谓的嫡系中央军的“大家长”，同样也是别人指挥不动的。台儿庄战役时，桂系李宗仁担任第五战区司令长官，却指挥不动蒋介石嫡系的汤恩伯第二十军团。既然指挥其他派系的军队即所谓的杂牌军，蒋介石就将杂牌军推向内战、抗战的第一线，以剿共、抗战之名行消耗值实。

张学良本就对此很有意见，他在被派往西北剿共后之所以转变思想，就与东北军两个师被中共歼灭，蒋介石不但不抚恤补充反而取消番号不无关系。“我很痛心。我要补充，没有。可是死这么多人的抚恤呢，除了我个人拿出钱来抚恤外，再报中央依‘剿共’阵亡抚恤，但中央分文未拨。那个时候，我有一个营长……他说：‘政府给我一个条子，让我回家去领，我家在东北，我上哪去领？’”“这件事使我受刺激非常大……我们东北人，家都没了，上哪领抚恤？被打死的人领不到抚恤，受伤的人又不能回原籍……中央很不讲理。”

“我们发现，他把我们损失的两个师的番号给撤销了，却暗地里让胡宗南招兵……亲儿子怎么都行，干儿子怎么都不行，那怎么能行？”“蒋先生啊，他总有一个意识……总是这是我的，那是他的，分得特别清。这个是我自己亲儿子，那个是干儿子，他不把人看成是平等的。”也就是说，在张学良看来，蒋介石也不过是一个军阀，心中有家——中央军，却没有国家。

张学良对于蒋介石的用人也诟病很多，数次引用早年留学苏联的王新衡对蒋介石的评价：“他不使唤人才，他使唤奴才。”“蒋先生不光用奴才，他也听奴才的。我举个例子，那时我们开会，研究一个什么事，陈诚他不咋发言，那我们想他一定是同意了，那蒋先生也不吱声，这个事情不就等于决定了嘛。顾祝同跟我说：‘张先生，你信不信？今天这个会议决定的事，明天就会推翻。’我当时还不信。他说：‘会后啊，他（陈诚）一定到蒋先生那嘀咕去，你看，明天这个事情一定不是这个样。”会开完以后，我就去关内去了，有人告诉我说陈诚去蒋先生那了。这我就明白了，顾祝同说得对呀。“”我评论蒋先生，用我们北方话说，蒋先生愿意听小话。你正式跟他说的话，当然他也听，不是不听，但抵不过底下嘀嘀咕咕。“”所以他用陈诚啊，戴笠啊，他喜欢这种人“。”咱们中国不是没有人才，这些人才都无处投奔呐。社会上的贤哲，都不在政府里面做事，没有被运用。“

正是因为蒋介石喜欢用”奴才“，因而在军事指挥上他喜欢直接干预具体作战，直接越过国防部、参谋本部、战区直接前线的兵团司令、军长乃至师长，大陆历史爱好者送给蒋介石”微操大神“的外号，可惜的是每次”微操“大多适得其反。淞沪会战，时任第八集团军兼右翼军总司令张发奎的一连炮队不知哪里去了，经调查才知道原来是蒋介石调走了，这让身为第三战区司令长官的冯玉祥非常气愤，他批评说：“前方打仗的军队，指挥的权限不一，最高统帅，连一连炮兵都指挥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