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天盛世:唐王朝声威如日中天的时候,它富强基础却在悄悄瓦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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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天盛世:唐王朝声威如日中天的时候,它富强基础却在悄悄瓦解

2020年03月26日 08:32:54
来源:野谈历史

开天盛世:唐王朝声威正隆的时候,它富强基础却在悄悄瓦解

原创 唐唐历史观 2020-03-26 08:28:00

导读:在唐朝的声威如日中天的时候,它富强的重要基础——均田制却在悄悄地瓦解。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无论哪一个皇帝或宰相,不管他有多大能力,都是不可能把它扭转回去的。

唐朝政府依靠均田制,对受政府掌握的几百万农户进行剥削,才能建立统一王朝稳定的统治。尤其重要的是,有了关中、河东和大河南北的几百个折冲府,唐朝中央政府才有可靠的武力,巩固它对广土众民的统治。封建国家要保证剥削的来源不断,关键问题在于把农民束缚在土地上。这正是均田制的实质所在。

均田制存在的条件开始瓦解

均田制要行之有效,需要两个条件,一是封建国家拥有大量土地;二是控制农民的人身,不让他们离开土地。然而这两个条件是不断地在变化的,变的结果越来越不利于封建国家,这是社会经济发展的趋势,不由人们的意志支配,所以均田制的瓦解是不可避免的。

先说第一个条件

唐朝初年正在大变乱之后,荒地很多,这是容易实行均田制的一个因素。但各地的情形并不相同,要按照法令计口授足土地,很不容易做到。太宗时灭了高昌,在西州实行均田制,诏书说:“彼州所有官田,并分给旧官人、首望及百姓等”。可见授田给百姓,只是一个希望,不容易做到的时候,就只能七折八扣。

土地的买卖和兼并使均田制的继续推行,越来越难。在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里,土地一直可以买卖,只在有的时期,买卖的现象比较少些。唐朝均田制法令对土地买卖的限制比前代宽,实际是承认土地买卖越来越须繁的客观事实。

同时,这样的法令反过来又对土地买卖开了方便之门。均田制绝不触动私有土地,买卖频繁的结果使可以授受的土地越来越少,这是不可避免的。

兼并的影响尤其厉害。唐朝均田制规定官僚贵族按官职受田,官越大,受田越多。但是官僚贵族决不满足于按品级所受的土地。他们或通过买卖,或通过高利贷,或通过强占,不断吞并农民的土地。跟着农业生产的发展和商品经济的活跃,形形色色的人们陆续加入了大土地占有者的行列。他们中间有旧日的豪门贵族和当代的新贵高官,也有上升的庶族地主、豪商富贾以及寺院的僧侣地主等等。

开元、天宝时,土地兼并的剧烈发展到了空前的程度。皇帝的诏书也说:“王公百官及富豪之家,比置庄田,恣行吞并,莫惧章程。……致令百姓,无处安置。”诏书禁止非法买卖口分、永业田,然而它对过去的态度是承认既成事实,对将来也无非是一纸空文。

再看第二个条件

均田制必须把农民束缚在土地上,然而农民却不断地从土地上逃走。这个过程也是从唐初就开始的,到了开元、天宝时,只是发展得更严重了。

整个地主阶级,从封建国家到里正之类最起码的土豪,时时刻刻在迫使农民逃亡。而逃亡又是农民反抗斗争的一种手段。

唐朝对农民的赋役剥削是不断加重的。法令上写的每丁每年服徭役多少天,等等,同事实上农民的负担是两回事。太宗晚年的徭役比早年重;高宗、武后、玄宗时,赋役比过去更重。

农民无路可走,只得丢掉土地逃走。早在武则天的时候,已有“天下户口,逃亡过半”的情形。开元时把户口逃亡看作极严重的问题,屡次下令禁止逃亡,限期勒令逃人自首,把全家解往边远地方,或散配诸军,进行恫吓。但是逃亡的趋势仍然不可阻遏。

唐朝政府采取了严格的措施一一“括户”

开元九年(721),宇文融奏请搜括逃户,接着一面拟订办法,一面下令逃户限一百天内自首。不久,任宇文融为搜括逃户使,进行检查逃移户口和籍外田的工作。这件事情,从开元九年正月提出,到十二年年底全部完成,前后四年之久。

对于逃户,先则威吓,继又欺骗,如十二年六月,“听逃户自首,辟所在闲田,随宣收税,毋得差科,征役租庸,一皆蠲免”。这必定是由于开头限百日自首那一套没有效力,只得改用软的一手,事实上是不会那样优待的。

这一次査出了“客户”(客籍户)八十多万,一律免六年租调,每丁收纳税钱一干五百文,按每斗米价十三至二十文计算,约合十石左右粮食,负担是相当重的。

搜括逃户,在武则天时就有过了;在玄宗时,其实也不只有这一次。它的所以有名,只因为是规模最大的一次。“括”了以后,农民还是要逃,唐朝多次括户的事实,正好说明了这个情况。

农民逃到哪里去呢?有的在荒山野泽中耕种自给,据文献记载,武周和玄宗时,今豫南、皖南、湖北、江西、四川、福建、浙江等地,因人口耕地增加而新设的州县不下二十几处。有的行踪无定,这里查得紧,就跑到别地方去,过着流浪的生活,做船夫等工作糊口。更多地跑到地主的田庄上去,当雇工或者当佃户。客户的意义,后来从客籍户变成佃户,就是这样形成的。

农户逃亡了,政府的户籍册变成了具文,上面写的“应授田”“未授田”完全变成了空话。政府照册子去找纳税服役的农民,很多找不到了,只好抓没有逃的户顶替,叫做“摊逃”。结果是逃户越来越多,矛盾越来越严重。逃户的田产,官吏要把它卖掉,抵充欠税,决不会授给其他农户。逃户越多,政府掌握的土地越少,均田制也越难继续推行。

就是这样,在所谓开天盛世的时候,均田制已在事实上瓦解了。自然,它还存在着一些痕迹,还存在着一整套的法令,甚至唐玄宗在开元二十五年(737)还发布命令,重申均田制的法令。然而这终究是自欺欺人而已。

均田制在崩毁,农户在逃散,府兵制也不能照老样子维持下去了

募兵制本来是一种补充的办法,开元、天宝时,它竟取代了府兵制。府兵因自备器械资粮,负担太重,分番更代,又往往不按时实现,逃避兵役的事,在高宗时已经不少了。玄宗时情形更加严重。开元十年(722),宰相张说建议募兵充当宿卫。戍防的兵士参用募兵由来已久,开元二十五年下令招募长期成守的军防健儿,从此戍兵变成长期服役的职业兵。募兵制的士兵把当兵做职业,将领长期统率一支军,兵将之间就会形成隶属关系,所以募兵制是军阀的温床。唐代后期藩镇割据的根源就在这里。

总结:

从整个社会看,生产仍在上升。广大农民和手工业者长期辛勤劳动所创造的巨大财富,使封建经济呈现出空前繁荣的景象。户口虽不断逃亡,然因人口的增殖与经常的搜括,天宝十四年(755)天下有户八百九十ー万四千七百零九,口五千二百九干ー万九千三百零九,号为极盛。均田、租庸调虽不能按制度执行,然政府由加重赋役得来的剥削收入正在扩大,国库充实,财政收入有增无减。府兵制瓦解了,通过募兵和强迫的征发,唐朝还保持着强大的武力,谁也料不到会产生称兵叛乱的军阀。

然而这个王朝富强的基础消失了。“以丁身为本”的不只是均田、租庸调,而是建筑在均田制基础上的王朝。基础变了,行政、财政、军事等制度都得跟着变,上层建筑必须适应经济基础,否则就无法存在。天宝年间面临的就是这样的问题。

封建时代的人不懂得这道理,在大的事变爆发前也看不到问题的严重性。而且危机的成熟,毕竟还得有段过程。所以在天宝时期的十多年间,社会上居然充满着一派升平气象。从表面上看,天宝依然是唐的盛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