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8年大流感时期的“费城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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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8年大流感时期的“费城故事”

2020年03月24日 10:23:44
来源:澎湃新闻网

1918年1月,第一次世界大战尚未停歇,一种可怕的新型病毒却开始在全球范围内散播。它横亘1918和1919年,通过三波彼此相连的传染潮杀死了至少5000万人。德国士兵管它叫“闪电黏膜炎”,英国士兵则称之为“弗兰德尔流感”,但在世界范围,这种传染病获得了臭名昭著的名称——“西班牙流感”。

英国史家凯瑟琳·阿诺德在充分研究当时的原始档案为依据,写下了《1918年之疫——被流感改变的世界》,为人们呈现了一个笼罩在流感阴霾下的世界,看到了那场灾难中普通人的生活图景。

经出版社授权,摘选书中讲述美国费城百姓的困苦经历的片段。现标题由编者所拟。

《1918年之疫——被流感改变的世界》,[英] 凯瑟琳·阿诺德 著,田奥 译,上海教育出版社,2020年3月

死亡的幽灵拍打着翅膀,但没有哪里比在费城上空的拍打得更猛烈。在1918年,坐拥170万人口的费城被认为是一个干净卫生的大城市,但生活于其中的移民群体其实穷困潦倒,美国历史最为久远的黑人贫民窟之一也位于这座城市。从历史来看,在费城,英年早逝是理所当然的。剧作家、时任《生活》(Life)杂志主编的杰克·芬彻尔回忆道,他的叔叔便是在1918年10月死于西班牙流感的:

我叔叔的死,只不过是当时美国家庭在生活中不得不面对的致命传染病中的一个小小的、悲伤的部分,如今我们已无须面对这种情况。当时的情况不一样。成人和孩子可以如此轻易地被多种疾病从这个世界带走,甚至是一些现在我们已经不再担心的疾病。比如我的祖母,死在(我叔叔)前头。她处理完了因肺结核而病逝的妹妹的葬礼,转身就因同样的疾病死去。她最小的儿子生下来就得了肺结核,死在了她前头。

9月11日,费城的海军船坞暴发了西班牙流感,而新泽西州的迪克斯营和马里兰州的米德营的暴发时间则分别是15日和17日。到了9月18日,费城卫生局签发了流感传染警告,开展了通告经咳嗽、擤鼻涕和吐痰传染疾病之危害性的运动。据《费城调查报》(Philadelphia Inquirer)报道,有600名水手因流感入院,平民也有染病的。9月21日,尽管医生宣称流感不会在平民中大范围传播,卫生局还是将流感列入强制上报疾病。当地海军军区总司令的医务助理R.W.普鲁默少校发布公告称,海军和市政官员们正通力合作,“将疫情控制在目前的范围内,我们一定做得到”。医生们也十分乐观:在费城将流感列为强制上报疾病的同一天,费城菲普斯研究所主管保罗·A.刘易斯医生宣称他已经成功离析出流感嗜血杆菌,从而找到了西班牙流感的病因。据《费城调查报》称,这一发现“用知识武装了医学研究,有助于我们打赢这场与疾病的战争”。结合其他地方针对西班牙流感起源所做的研究实验来看,刘易斯的结论单单针对的是当地的情况。盲目乐观带来了悲剧性后果。人们充满自信,认为西班牙流感的疫苗很快就会被研发出来,市政府甚至允许举办大规模游行。9月28日,第四次自由公债大游行举行。游行伊始,有20万人参与,他们横穿了市内23个街区。

1918年的游行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图

有两个人正从队伍中观看这场游行,一个是苏珊娜·特纳,另一个是科伦巴·沃尔兹。17岁的苏珊娜当时是威廉·潘恩高中的学生,她回忆道:“我们深知这场战争的重要性、自由的重要性。我们游行、歌唱,为自由公债募集资金。”至于科伦巴,当时只有8岁,在她的回忆中这场游行是“一场无与伦比的歌唱大会,有很多张山姆大叔的巨型海报在人群中穿梭”。科伦巴和她的朋友凯瑟琳手挽着手放声高歌,为公债募集贡献了仅有的几美分。科伦巴回想道:“我和凯瑟琳都很开心,觉得我们为备战贡献了自己的一份力量。”

就在游行后的一天内,一场大规模西班牙流感疫情暴发。10月1日,新增635个新病例。医生们忙着处理疫情,甚至没工夫做记录,所以真实的病例数恐怕要比这高得多。卫生局的A.A.凯恩斯医生估测从9月11日到9月底,费城新增了7.5万新病例。在霍格岛船坞,8%的船工缺勤,太多铆接队无法正常工作,导致10月3日这一天的铆接量就从8.6万跌到1.1万。这天晚上,费城所有的学校、教堂和剧院都被勒令关闭。同一天晚上,宾夕法尼亚州代理卫生专员B.F.洛伊尔下令关闭所有的公共娱乐场所和沙龙,与此同时,布鲁总医官向全国重新下达了同样的命令。尽管许多城镇执行了此项命令,但这对于控制疾病传播并没起多大作用。

10月3日 报纸上刊登费城所有的学校、教堂和剧院关闭的告知 THE EVENING PUBLIC LEDGER 图

当疫症来袭时,小姑娘安娜·米拉尼住在北街的意大利移民社区里。“我记得那天天气温和,我们坐在外面的台阶上。大概到了黄昏,我们开始听到尖叫声。就在同一栋房子里,在那个刚死了个小女孩的家里,又有一个18个月大的婴儿死了。有人告诉我们,西班牙流感正在到处传染人。”

到了周末,即10月5日,700名费城市民死于流感和肺炎;第二周,2600人死去;到第三周,4500多人死了。医生们忙着在大街小巷看诊,根本来不及向当局报告死亡人数。估计有成千上万人患病,医院装满了病患,轿车、马车甚至手推车,全被用来运送病人。更糟的是,那些治疗病人的医护人员也病倒了。随着护士、护工和清洁工的减少,医院只能挣扎着经营下去。仅在费城医院,就有40名护士病倒。很快当局就开始恳请任何健康的、愿意工作的人自告奋勇来帮忙。在费城北部,苏珊娜·特纳自愿前去帮忙照料西班牙流感病人:

我当时17岁,想着自己可能会想成为一名护士。所以我就去找我们片区的牧师,问他我可以帮什么忙。他让我去找托马斯夫人(她是伊拉·托马斯的妻子,伊拉是费城运动家棒球队的捕手),她在医院一个偏房里制作口罩。托马斯夫人让我在病房外给口罩浸一浸消毒液,然后我戴上口罩走了进去。我帮病人拿便盆,尽我所能帮助教会姊妹。病人们太虚弱了,看着几乎像已经死了。

我的身体时不时会变得僵硬,我便开始害怕,怀疑自己是不是得了流感。但我幸存了下来。我只是做好每天的事,没有考虑未来。

在流感疫情中,基础的公共服务已经崩溃。共有487名警察未能到岗工作,而儿童卫生局则挤满了数百个被遗弃的孩子。人们不敢把孩子送去孤儿院,害怕那里的疫情更为猖獗,只好请邻居收留。10月8日,宾夕法尼亚贝尔电话公司的850名员工未能到岗,贝尔只好在报纸上发布通告,声明公司已经无法处理“流感疫情和战争通信需求中哪怕最基本的电话接线工作”。第二天,卫生局和施济机构授意贝尔电话公司有权拒绝为非必需通话服务,这家公司也确实因此拒绝了一千多通电话。

费城Temple Samaritan医院为救治流感病人做准备 美国国家档案馆 图

护士们亲眼看到能让她们联想到黑死病的种种情景。她们身穿显眼的白褂,戴着纱网口罩,身后跟着一大群绝望地乞求帮助或想得到些许安慰的病人。一个护士可能早晨在照顾15个病人,到了晚上就变成了50个。“有个护士发现在同一个病房里,丈夫病死了,而他的妻子生下一对双胞胎。在死亡与新生之间,只隔了不到24小时,而妻子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吃,除了一个她正好伸手就能拿到的苹果。”

民政机构的防疫措施零零散散又没有章法,反而是费城国防委员会协调开展了对疫症的防控。此机构于10月10日在斯特劳布里奇与克洛希尔百货商店开设了一处信息台,设有24小时电话求助热线,并在当地报纸上刊登通知:“流感患者们,如果你需要医生、护士、救护车、汽车,或任何因患病而急需的服务,请拨打‘菲尔伯特100’,电话通了以后,直接说:流感。”电话总机立马就拥塞了。贝尔电话公司将其电话线路翻了一番,甚至两番。到10月7日,整个电话系统还是崩溃了,因为850名电话接线员也患上了流感。

费城一名警察护送一名流感受害者到医院。费城医学院历史医学图书馆 图

在传染病的侵袭中,穷人永远是最脆弱的。生活在贫民窟的家庭,由于养家糊口的壮年父母们病死,剩下未马上感染的人只能挨饿,靠流动救济站挨家挨户施舍活下去。幸运的是,国防委员会有许多车子,参与第四次自由公债大游行的400辆汽车现在被征用来抗击流感疫情,10月10日之后,15辆救护车以及几十辆私家车,甚至出租车都被捐出来用以接送医生和护士看诊。

然而,医生、护士和辅助护工仍然短缺,大量工作无法完成。10月1日流感暴发后没几天,退休的老医生们就被召回工作,而医学院的学生们顿时发现自己肩上已经扛着资深医师的职责了,每天工作15个小时。

费城大街,一个男人戴着纱布口罩和护士站在红十字会卡车旁 phillyvoice.com 图

慈善、宗教和政治组织均鼎力相助。由于学校关停,数百名教师自愿为抗疫献力;多尔蒂大主教从圣约瑟勋章队伍里调遣200名护士前往急诊医院;天主教的修女们在犹太医院里工作,接受科恩医生的指导,圣文森特·德·保罗协会为病患提供食物、衣物和护理,如有挖墓穴的必要,其成员也义不容辞。巡警慈善协会的数十名下班的警察则帮忙抬担架。疫情在费城南部更为严重,数百家小卖铺关门休业,将自己的货品捐献给了穷人和任何需要的人,一位消防员驾着一辆老式急救马车穿越大街小巷,提供协助和食物补给。

“西班牙女郎”到访这座城市前,科伦巴·沃尔兹爱极了附近教堂传出的钟声。“那钟敲起来总是欢欣鼓舞、喜气洋洋。钟声悠扬,给我带来愉悦。”但当西班牙流感开始侵袭邻里时,一切都变了。科伦巴就住在一户殡葬人的街对面,她看着棺材逐渐在人行道上堆起。

费城的死亡率急速上升,10月的第二周已有2600人病死,第三周则有4500人死于流感和肺炎。可怕又吊诡的是,西班牙流感重创了殡葬行业。“慈善管理协会找了25个殡葬人才有一个愿意安葬穷人。”尸体往往横躺家中数日。私人殡葬公司见有这么大的需求很高兴,其中一些坐地起价,甚至抬高到600%的价格。墓园也向死者家属收取15美元作为安葬费,在遭到抱怨后就直接让家属自己挖坑埋人。

费城仅有一处市立太平间,在伍德街13号,里面只有36个停尸位,一般是留给杀人案件受害人或无名尸体的。到了10月第三周,市立太平间已经需要处理好几百具尸体了,走廊和每个房间里都堆满了,仅用带血渍的脏床单掩着。这些尸体既没做防腐处理,也没用冰保存,很快就发出令人作呕的恶臭。大门打开,以方便通风,站在门口就宛如看到地狱的景象。在最夸张的时候,太平间里的尸体数量是棺材数的10倍。

10月10日,太平间里堆着500具等着下葬的尸体,殡葬人、棺材制作工和掘墓人都无法完成如此多的工作量。为了处理这么多的死尸,当局在剑桥大街20号的冷藏库里紧急开辟了一间临时太平间。在疫情结束前,当局还会新开另外5间临时太平间。

另一个难题是收尸:把尸体从第一急诊医院里运出来相对还算容易,从家或出租屋里收尸就非常费时间了;最夸张的一次,6驾马车和1辆卡车开遍全城街巷,收了221具尸体,这些病人已经死了1至4天。

仅一天费城就有528人死亡,天主教救济会主管约瑟夫·科里根神父安排了6驾马车,开启了忧伤的行程。这6驾马车不分昼夜地穿街走巷,收取无人认领的尸体。教区志愿者和神学院学生接手了这可怕的工作,拿着铲子和铁锹,用煤油灯照亮前方的道路。

费城的50位防腐工很快就被大量的需求压垮,一位经验丰富的殡葬人,来自紫十字殡葬人协会的H.S.埃克尔斯先生差不多解决了这个问题。埃尔克斯先生请求费城市长联络战争部长紧急调来了10位军队防腐处理专家。

另一个难题是棺材短缺,随着最便宜种类的棺材售罄,只留下了最贵的棺材,一些不良殡葬贩子还会火上浇油,标上更昂贵的价格。在费城,这一问题是由国防委员会解决的,其招募了多个当地木制品企业来制造更多的棺材。委员会还为这些企业制订了严格的指导标准,令它们只能为费城市民制作棺材,而且提升的价格不得超过原价20%。

费城人挖路埋尸 费城医学院历史医学图书馆 图

由于掘墓人的短缺,市政当局从路政部门招来筑路工,从监狱招来囚犯,充当掘墓人。当死亡人数多到单纯凭靠人力无法解决时,路政局借出一把蒸汽铲,工人们用它在公共墓园里挖出大型沟道,用以埋葬穷苦人和身份未明者的尸体,这些尸体被做了标记以防之后有人来认领并迁移到自家坟茔。在费城西部经营一所家庭殡仪馆的迈克尔·唐诺休回忆道:

墓园不遗余力地帮助大家,特别是费城主教区。在一些情况下,家属得自己挖墓穴,如果不自己挖,根本得不到。为了维持人性的底线,大主教区借来蒸汽铲,将圣十字墓园的42区挖空——后来此区域被人们称为“战壕”。挖“战壕”是墓园帮助人们迅速埋葬、妥善处理死者的方式。人们将死者排成行,一个挨着一个,祝祷也是一个接一个进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