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乱时期的贫困：城市传染病的长期影响

反映十九世纪霍乱的绘画 A Court of King Cholera

大规模流行性疾病的爆发会对城市发展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传统观点认为，疾病本身并不会对城市基础设施造成直接破坏，即使瘟疫造成了大量的人口死亡和外流，长期来看并不会改变城市内部贫富人口的分布，那些地理位置优越或基础设施良好的地块，在疫情过后仍能成为繁荣之地。

Ambrus、Field和Gonzalez(2020) 三位作者挑战了传统认知，他们研究了十九世纪中叶，伦敦霍乱对社区房价的长期影响，发现即使过去了一百六十多年，受到霍乱疫情影响严重的街区，房屋租金仍然明显更低，时间并没有抹去疫情对城市的创伤。

1854年8月31日，伦敦城苏活区（Soho）爆发霍乱传染事件，随后三天内有127名居民死亡，一个月内死亡人数上升至660人，占该区总人口约百分之三。当时，内科医生约翰·斯诺（John Snow）参与调查此次事件，通过对霍乱感染者的统计，以直观的柱状图在地图标识了哪些街区发现了更多的霍乱病人，他发现大量的霍乱病例集中在宽街水泵（Broad Street pump）周边。据此，斯诺医生认为霍乱爆发的原因是人们饮用了受污染的水源，而非当时流行的“疾病瘴气理论”所坚持的空气传播了病菌。对原因有了清晰的认识后，当地教区及时关闭并转移了水泵阀，霍乱疫情也就得到了控制。

这次霍乱提供了一次研究疾病对社区经济发展长期影响的绝佳的自然实验。由于宽街水泵是传染源，作者以斯诺医生当年的霍乱分布图为基础，绘制了宽街水泵的汇水区（Broad Street pump catchment area, 即图1中上图的红线内部），这块区域内部的居民使用宽街水泵更加便利，因此霍乱疫情更加严重。伦敦霍乱的冲击具有外生性，人们并不能准确预测哪些水泵会产生霍乱病菌。更重要的是，这块区域内部和外部并没有显著的制度与文化差异，边界两侧甚至同属于一个学区（school districts），这就很好地排除了许多文献所关注的制度、文化和人力资本对经济发展的长期影响。

图1 约翰·斯诺医生绘制的霍乱分布图（上）

与宽街水泵的汇水区（下）

作者采用的估计策略是空间断点回归（spatial regression discontinuity），即比较宽街水泵汇水区边界两侧的房屋，边界内部受到严重的疫情影响，边界外部受到的冲击则较轻。断点回归的一个优点是，可以通过直观的散点图向不太熟悉计量的读者展示断点两侧的差异，这在某种程度上继承了约翰·斯诺医生通过霍乱分布地图向公众解释疾病成因的传统。

图2展示了汇水区边界两侧霍乱感染死亡人数的差异。横轴为与边界距离，正数代表在边界内侧，负数为外侧，左图说明边界内部的房屋至少有一例霍乱死亡病人的比例要高于边界外侧，右图则显示边界内部的家庭死亡病例数量更高。作者的回归估计则显示，位于边界内受霍乱影响严重的房屋死亡人数是边界外侧的三倍左右。

图2 断点两侧房屋受霍乱影响的差异

图3展示了霍乱对房屋租金价格的影响。汇水区边界内侧在1854年受到了霍乱疫情的严重影响，其房屋租金价格在1864、1894、1936、1995-2013年，以及2015年都比边界外房屋的租金低；但霍乱爆发前的1853年，边界两侧房屋租金并没有明显差异（图3 Panel A）。这说明霍乱爆发之后的边界两侧租金差异并不是由1854年之前的某些历史因素决定的。

图3 霍乱对房屋价值/租金的影响

作者在进一步的回归分析中尝试解释，为何一百多年前的霍乱会产生如此持久的影响。首先，霍乱爆发促使汇水区边界内居民迁出，在1853-1864年间，边界内房屋比边界外的房屋更换居住者的可能性高7.5%-10%，房屋周边死于霍乱的人数越多，家庭越有可能选择搬出；但如果家庭内更多人死于霍乱，家庭未来收入损失更大，则会降低搬离的可能性。其次，作者检验发现，在1899年，曾经爆发霍乱的社区边界内，居民更有可能是极端贫困人口，难以留住中产阶层在此地定居。因此，即使考察的范围如此之小（宽街水泵汇水区边界周长仅约1700米），我们仍能发现疾病影响了贫困人口的分布。

这篇论文的研究设计十分严谨，对断点回归的有效性以及结果的阐释进行了大量的计量检验和定性论证。作者也构建了理论模型辅助支持实证结果，碍于篇幅此处不能详细介绍，读者不妨阅读原文。本文也有很强的政策含义，在疫情过后，我们应侧重扶持那些病亡人数较多的社区，这样可能有助于更好地完成“脱贫攻坚”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