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建华：元明时期义门郑氏及其规范的社会影响

元明时期义门郑氏及其规范的社会影响

常建华

摘要：累世同居的浙江浦江义门郑氏，受到过宋、元、明三朝旌表，该族的《郑氏规范》也流传后世，义门郑氏对中国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累世同居超出五代，实际上成为宗族，具有独特形态。共财与同居相辅相成，是义门存在的两个必要条件。义门郑氏的宗族制度完备，私塾族学也很著名。形成于元代，又受到明初社会的一些影响，其指导思想来源于宋儒改造社会的理想，也参考了著名义门的家法。《郑氏规范》作为早期宗族性的规范，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开宋以后宗族制定族规进行宗族建设之先河，改变了宗族的日常生活。

关键词：元明时期；义门郑氏；郑氏规范

“

浦江义门郑氏，因累世同居，曾受宋、元、明三朝旌表，《宋史》、《元史》、《明史》三部正史的“孝义”、“孝友”类传记均留有其事迹，加之该族的《郑氏规范》也流传后世，从而使义门郑氏成为传统中国文化讴歌的模范大家庭。

现代学者十分重视对浦江义门郑氏的研究。1970年代，美国学者达尔达斯（John.W.Dardes）发表论文《义门郑氏：元及明初的社会组织与新儒学》。稍后，日本学者檀上宽以作为江南地主的义门郑氏为中心，从社会结构方面探讨元末明初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中国大陆学者中，毛策就义门郑氏发表系列论文，侧重于家族文化探讨，并集成专书；漆侠侧重从主佃关系和阶级矛盾把握浦阳郑氏家族；许怀林从宗族规范角度探讨了浦江郑氏义门家族；冯尔康论述了浦江义门郑氏家族的生活；李静等从人口学的角度探讨了义门郑氏家族。中国台湾地区学者也很关注义门郑氏，许守泯由浦江郑氏家族与士人的互动关系入手，从士人网络角度对元代郑氏的经营发展作了探讨，并从家族史角度考察了蒙元统治下的家族发展；林欣蓉根据《郑氏规范》探讨元代女性问题；何淑宜深入研究了义门郑氏的家祠祭礼以及对于元明社会的影响。

笔者在宗族史研究中也涉及过义门郑氏。这里想集中旧日所思，略陈拙见，得见鄙人学术追随之迹，唯望先进不以谫陋责我，视为同好为盼。

”

一、义门楷模

所谓义门，是指同居共爨的大家庭。这种大家庭，有的世代较少，有的则世代较多，甚至累世同居超出五代，实际上成为宗族。义门类型的宗族组织以家庭的形式出现，家长即族长，同居共爨，不同于一般普遍存在的集合众家庭、聚族分居异爨类型的宗族组织。故义门宗族具有特殊形态。

浙江婺州浦江郑氏就是累世同居共爨的义门。同居共爨是说这种大家庭成员的经济属集体所有。而且同居家庭的维持一般要有一定数量的土地为其经济基础，如元代的浦江郑氏有“腴田二千亩”。当然，为了维护共财制度，义门还要求家众无私蓄。如《元史》载，浦江郑文嗣“其家十世同居，凡二百四十余年，一钱尺帛无敢私”。基于财产的共有，分配制度实行平均主义。共财与同居相辅相成，是义门存在的两个必要条件。

义门的管理，是依靠家法作保证的。浦江郑氏的《郑氏规范》维护了家族秩序。义门郑氏“家庭中凛如公府，子弟小有过，颁白者犹鞭之。每遇岁时……子弟皆盛衣冠雁行，立左序下，次进拜跪奉觞上寿毕，皆肃容拱手，自右趋出，足武相衔，无敢参差者”，反映的就是此种情形。

累世同居共财的义门是作为异居析产的对立物存在的。在中国古代社会中，异居析产是普遍现象，相比之下，累世同居共财属于特殊情况，寻求累世同居的原因，在一定程度上即是说明不采取异居析产的理由。

累世同居共财家庭的产生和维持，往往得力于家长的成功治家。浦江郑氏第五世主持家政的郑德璋，正值宋元之际的动乱年月，他通过建立乡里武装，制定治家准则，开办家庭教育，使其家族扬名于世。第六世郑文融在前辈治家实践基础上，又制定家范58则，是为《郑氏规范》雏形。郑文融之子郑钦又续定73则，形成治家的完整规范。这是古代治家经验的总结，而同居共财是治家的实践活动。

家长的品德也是影响同居共财家庭形成和维系的重要原因。上述浦江郑氏家族的郑绮是以纯孝被《宋史》载入《孝义传》的，他以救父、孝母、出妻妾、善待族人、拒绝赈济、重操守、勤耕著读。人称其“行之一身则一身正，行之一家则一家顺”。

自汉以后，儒家思想一直是官方正统思想，这种思想具有强烈的政治伦理色彩，强调孝悌之道，把它作为伦理思想的基点，由孝入手，移孝作忠，为国家培养顺民，这是一个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过程。在这种政治伦理模式指导下，历代王朝实行以孝治天下的方针。而大家庭的维持必须有良好的人际关系，其核心是孝悌观念，因此官府把扶持同居共财大家庭作为治国的重要内容。

官府直接倡导、支持累世同居共财，对累世同居共财家庭旌表，将之树为典型，使其具有荣誉感。浦江郑氏是宋、元、明三朝树立的一个著名义门典型，地方志曾阐述了政府的目的：“表厥里之制，以为未足也；而又蠲免赋役，又以为未足也；而复录用其子孙，所以风励之，固移风易俗之微意也。非直宠一夫而尊一家也，将以一夫一家为天下亿兆人劝也。使天下亿兆之人各勉其善，如一夫一家焉，则天下治矣。”官府从教化着眼扶持，也是义门郑氏累世同居共财的重要原因。明代旌表的累世同居家庭主要是六世以上同居者。明天顺元年（1457年）曾领诏：“民间同居共爨五世以上乡党称其孝友者，有司取勘以闻，即为旌表。”类如义门郑氏九世同居者，颇受朝廷重视。

义门郑氏的宗族制度完备。该宗族在族长之外设有宗子，宗子只管祭祖，由嫡长子担任，是宗族的象征，族长则负责宗族管理。浦江义门郑氏的《郑氏规范》中规定：世袭嫡长子为宗子，“上奉祖考，下壹宗族”，公众另推选众望所归的长辈担任家长，“总治一家大小之务，凡事令子弟分掌”。郑氏义门于宋元九世同居，族人出了五服，所谓“家长”实际上就是族长。而且像郑氏这样的大家族，仅有家长管理族务还是不够的，故该族又设了其他辅助人员，形成了完整的组织结构，其中典事、监视、掌门户与家长一样由推举产生，负责族中最重要的工作，有一定的决策权，其他辅助人员由家长指派，这套组织类似宗族的朝廷。像这样完整的组织颇具典型性。

此外，义门郑氏私塾族学也很著名。元代的宗族学校较盛，浙江是宗族学校集中的地区，浦江义门郑氏元初有东明精舍，由郑氏家族第五代祖郑德璋创办，他曾任青田县尉，重视子弟的培养，因厌家居丛纷，病子孙失学，于是在离家一里许的东明山上创建宗族学校——东明精舍。规定年满十六岁的郑氏子弟，前往读书受业。至元中叶，郑德璋之子郑文融鉴于精舍狭隘，不敷所用，所招学生也仅限本族子弟，于是在原有基础上扩建，使之成为初具规模的一所乡里小学。关于精舍的布局，宋濂在《东明山精舍壁记》中叙述甚详：“前为荣，而后为寝，寝之东、西分为四斋，斋之名，其西曰成性，曰四勿；其东曰继善，曰九思。东与西户皆相向，其问难之所曰敬轩，其鼓琴之处曰登轩，其退休之室曰游泳轩。……凡为屋二十楹间。”郑文融还聘请元代著名浦江学者吴莱、柳贯为讲师。元末，金华宋濂接替吴莱担任主讲。在元代后期，东明精舍师资甚强，闻名一时。另据《郑氏规范》记载：“子孙自八岁入小学，十二岁出就外傅，十六岁入大学，聘致明师训饬，必以孝弟忠信为主，期底于成。”族学有修业年限的规定。《郑氏规范》要求：“若年至二十一岁其业无所成就者，令习治家理财，向学有进者不拘。”可知东明精舍系两级教育的高级阶段——大学，可能族内另设小学起蒙。东明精舍聘有名师主讲，规模较大，实际上相当于书院，故至清乾隆年间，郑氏宗族学校重建，并更名为东明书院。宗族兴办的书院是书院中的一种类型，如果说书院是中国历史上出现的重要教育制度，那么，这一教育制度也打上了宗族文化的烙印。

二、族规典范

义门类宗族规范最为完备的，当数浙江浦江郑氏的《郑氏规范》。据明初宋濂《郑氏规范序》可知，郑氏宗族自南宋建炎初至明初已同居十世，历二百六十余年，六世孙郑文融于元代立族规58则，是为前录。元末，七世孙郑钦、郑铉又补充后录70则，续录92则。明初，八世孙郑涛等“同加损益，而合于一，闻诸父之训曾而未登载者，因增入之，总为168则”。这就是现存于《学海类编》的《郑氏规范》。可知，该规范形成于元代，又受到明初社会的一些影响。

现存《郑氏规范》依其主要内容和前后顺序，大致可以分为十类：

第一类，祠墓及祭祀制度，计11条。第1至6条讲祠堂制度。涉及到祠堂的性质和任务（第1条），严肃对待时祭与忌辰（第2条），祠堂的保管（第3条），祭祀以诚（第4条），保持祭田（第5条），入祠堂的仪态（第6条）。第8至9条讲坟墓。规定岁节及寒食、十月朔为展省之期，保护好近茔竹木、庵宇等坟产（第8条），为年远坟茔益土作石刻标志（第9条）。第10至12条讲祠堂睦族活动。规定始迁祖诞辰日作明谱会，“令子弟诵谱图一过”（第10条），朔望谒祠堂毕，唱训诫韵语，然后复令弟子讲一个孝悌故事。

第二类，宗子、家长制度，计13条。宗子制见第7条，规定：“宗子上壹祖考，下壹宗族，家长当极力教养，若其不孝，当遵横渠张子之说，择次贤者易之。”其次是家长任免事宜，规定家长为家族最高行政长官，须谨守礼法（第13条）；族众有向家长进谏和以次者佐之之类（第14条）；家长应以诚待下，重身教，临事毋昧，更须以量容人（第15条）。再者是家长与主要的宗族事务，主要是第16至21条。家长负责封藏产业文券（第16条），有权禁止族人置私产（第17条），惩治子孙赌博及一应违反礼法之事（第18条）。预筹备荒事宜（第19条），朔望二日检查族务，惩责犯有不良行为者（第20条）。检查内外屋宇大小修造工役（第21条）。

第三类，子孙分管族务的组织化管理制度，第22至65条，计43条。规定每岁掌事子弟的交代事宜（第22条）。设典事二人，协助家长处理族务（第23条），每晚商议并制定每半月公布族务日程（第24条）。设一人监视诸事（第25条），并定有监试理事的仪式（第26条）；监试职在监视、纠正一家之是非，对上要力谏，对下要严责（第27条）；监视掌劝惩簿（第28条），置劝惩牌（第29条），设主记一人，掌族中财务（第30条）。选老成有知虑者，通掌门户之事（第31条），子孙当选掌门户者轮去州里“练达世故”（第32条），增拓产业必须与掌门户者商议（第33条）。凡置产即时书于受产簿，不可侵人利已（第34条）。每年中命工人掌管新事，所掌收放钱数之额，命二人掌管旧事，所掌冠婚丧祭及饮食之类（第36条）；新旧管轮当（第37条），皆置簿管理，掌每日支出（第38条）；新管置总租簿，记一年置田和租谷事宜（第39条）；新管所管谷麦总数报于主记，置税赋簿等（第40条）；新管所管谷麦要保管好（第41条），新管将佃户所交折租记簿（第42条）；新管将荒芜及坍江土地及时书簿（第43条）；族田之租不可增租，也不能逋租（第44条），正租外不可收加租（第45条）。旧管安排邻族分岁之饮（除夕之宴，第46条），60岁以上者的小灶（第47条），监督新管簿书账目（第48条）。监视同新旧管才干优长可留任（第49条）。设羞服长一人，掌男女衣资（第50条），并定有男子给衣之制（第51条）和女子给衣之制（第52条），给诸女子鞋料、油泽、脂粉、针花等（第53条），负责各房染段事宜（第54条），羞服长责任重大（第55条）。设掌膳二人，以供家众膳食之事（第56条）。择二人掌钱货（第57条），择二人掌营运事（第58条），家长有权惩治理财不善者（第59条）。委人启肆（第61条）一人掌畜牧树艺（第61条）。设知宾二人负责接待宾客（第62条），要汇报家长，待人以诚（第63条）。会聚之事（第64条）。亲姻馈送规定（第65条）。

第四类，人生仪礼，计21条。第66至70条为冠礼。规定未冠者不许食肉（第66条），未冠者不许称字（第67条），能背诵四书或一经者可先行16岁冠礼，否则21岁行礼（第68条），冠礼请有德者行之（第69条），已冠而习学者，若学习不好，可以去巾等以示惩罚（第70条）；妇及笄礼（第71条），第72至82条为婚姻规定。婚姻之仪遵《文公家礼》（第72条），择偶须选温良有家法者（第73条），设嘉礼庄提供婚嫁费（第74条），娶妇不得铺张，行回门礼（第75条）；娶妇三日行庙见礼，受《家规》和房扁（第76条）；子孙当娶时受深衣（第77条），置妾规定（第78条），女子议亲须谋于众（第79条），女适人首生外孙给满月之礼（第80条），甥婿初见只有公堂给礼物（第81条），姻家初见之礼（第82条）。第83至85条多为丧礼。丧礼遵文公《家礼》（第85条），临丧不得惑于阴阳（第84条），丧事不得用乐及饮酒食肉（第85条）。

第五类，出仕规定，计3条。资助出仕者，要求其勤政、谦虚（第86条）；为政当报国恤民，俸禄有余则交公（第87条）；出仕不法者，谱图削名（第88条）。

第六类，兴义举，分族内和乡邻里党两部分，计7条。第89至96条为义举，计7条。族人当互助（第89条），兴办义学（第90条），义冢葬族人及义冢葬乡人委子孙者（第92条），宗人无子择亲近者继嗣（第93条），资助无衾与絮者（第94条），建义祠奉族人无后者（第95条），立春行会族礼（第96条）。

里党义举为第97至101条，计4条。出借缺食里党谷，给产子之家助粥谷（第97条），向邻族施药（第98条），修桥补路（第99条），不受里党相赠（第100条），令监试置推仁簿登载拯救宗族里党事宜（第101条）。

第七类，男人做人行事规范，第101至136条，计34条。其中，第101至108条是子孙与尊长关系方面的规定，涉及称谓、坐位及子孙听命于尊长等内容，以及尊长对子孙的态度之要求。

第109至114条为子孙行为规范。有早起、饮食、言语、应对、仪态、观书、交结、职业等内容。

第115至120条为族内教育规定。有广储书籍、迎礼法之士、学前教育、学龄、出就外傅、为学宗旨等内容。

第121至122条为子孙衣饰和饮酒的规定。

第123至124条要求和待乡里、粜米乞食之乡邻。

第125至136条为子孙宜禁之事。涉及淫祀、异端祠宇、纤巧之物、炫奇斗胜、引进倡优、器用制造、俗乐、棋枰、双陆、词曲、虫鸟、畜养、飞鹰猎犬、私受、私造饮馔等。

第八类，宗族事务，第137至140条，计7条。内容是：父母、舅姑生日之礼、寿辰不宴无送礼，家中燕享男女有别，公堂为各房总买用度杂物，延良医以救家众之疾，轮流看守居室，设一人防火，旱时防灌等。

第九类，对女子的要求，第145至167条，计22条。对诸妇总的要求安详恭敬（第145条），不得说脏话予外事（第146条），诸妇初来半年习郑氏家礼（第147条），初来一月外许用便服（第148条），服饰要雅洁，50岁以内不许饮酒（第149条），家长量给器物（第150条），诸妇主馈（第151条），诸妇之作，聚处为一（第152条），主母必须是正室（第153条），诸妇分房蓄蚕（第154条），治丝绵（第155条），治布（第156条），育子亲乳（第157条），育子不受邻礼（第158条），诸妇二亲在可以归宁，二亲亡则不可（第159条），除至亲外不许相见（第160条），不许宗族与僧道往来（第161条），朔望后一日听《列女传》（第162条），不许溺女（第163条），8岁不许到外家（第164条），少母只可受自己子孙跪拜（第165条），男女不同厕，不同浴，春冬十日一浴，夏秋不拘（第166条），诸妇理发不用理发匠（第167条）。

第十类，不可纵庄奴来住（第168条）。

《郑氏规范》的指导思想来源于宋儒改造社会的理想。北宋中叶的理学家张载最早提出了重建宗族制度的设想。他主张：“管摄天下人心，收宗族厚风俗，使人不忘本，须是明谱学世族与立宗子法。”张载主张的“明谱学世族与立宗子法”两个收宗族的办法均为浦江郑氏所采纳。《郑氏规范》第7条有关宗子的规定云，宗子不肖，“当遵横渠张子之说，择次贤者易之”。说明该条吸收了张载的“立宗子法”。第10条规定始迁祖诞辰日作明谱会，“令子弟诵谱图一过”，则是张载“明谱学世族”的运用。

儒家文化的重要体现是礼制，宋以后《家礼》是其集大成的代表，反映了朱熹的理学思想，对宗族规范影响甚大。就《郑氏规范》来讲，其第l条祠堂仪制，第8条坟茔之制，第69条冠礼，第72条婚姻仪式，第83条丧礼仪式都标明“遵文公《家礼》”，可见是参酌朱熹《家礼》而定的。

《郑氏规范》系参考了著名义门的家法。族规家训的形成和完善伴随着宗族制度的发展，大致来说，训、诫（戒）源远流长，在宋代以前已相当发展，族规则主要是宋代以后特别是明清时期形成并普及的。若论家训，中国历史上最负盛名者乃北齐颜之推所著《颜氏家训》，值得注意的是唐代“家训”向“家法”的演变，家法更带有强制性。唐代具有族规意味的是《陈氏家法》。南唐陈崇时代，陈氏已七世同居，内外二百口，被朝廷旌表为义门，唐大顺元年（890年），陈崇制定《陈氏家法》33条。该家法至今保存在清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刊《义门陈氏大成宗谱》卷首，至为珍贵。《陈氏家法》的基本内容包括组织化管理，集体生活，家族私法。义门陈氏主要通过不同程度的杖罚实行私法。义门陈氏自制定家法起，至北宋真宗咸平三年（1000年），历六十三年，人口增至二千四百七十八口，仍维持同居生活，可见其“家法”是行之有效的，因而也受到朝廷的格外重视，将《陈氏家法》送至史馆缮写，分赐各王公之家。将《郑氏规范》与《陈氏家法》比较，有理由相信，义门郑氏制定本家族规范时，参考了义门陈氏的家法。

陆九韶家族的家法也很有名。陆氏自陆德迁由江苏吴县迁至江西抚州金溪县已十世二百年，合门三千余支，共居同炊。陆德迁的祖父陆希声是唐昭宗时代的宰相，陆德迁的六世孙陆九渊时代成为著名义门。宋淳祐二年（1242年）曾被朝廷旌表。陆氏家法分大纲和小纪两部分，“大纲则有正本制用，上下凡四条；其小纪则有家规，凡十八条。本末具举，大小无遗，虽下至鼓馨聚会之声，莫不各有品节，且为歌以警戒之机焉。”陆氏家规今已无存，不过南宋罗大经留下一些记载。主要内容：一是家族组织；二是吃饭问题；三是接待宾客；四是早晨的礼仪；五是子弟犯错误的惩罚；六是每天早晨朗诵陆九韶的训诫韵语。比较《郑氏规范》与《陆氏家法》有很相像的部分，如陆九韶的训诫韵语：

晨揖，击鼓三叠，子弟一人唱云：“听听听听听听听，劳我以生无理定。若还惰懒必饥寒，莫到饥寒方怨命。虚空自有神明听。”又唱云：“听听听听听听听，衣食生身天付定。酒肉贪多折人寿，经营太甚违天命。定定定定定定定。”又唱云：“听听听听听听听，好将孝悌酬身命。更将勤俭答天心，莫把妄思损真性。定定定定定定定，早猛省。”食后会茶，击磬三声，子弟一人唱云：“凡闻声，须有省，照自心，察前境，若方驰骛速回光，悟得昨非由一顷，昔人五观一时领。”

四段唱词的核心是强调天理主宰一切，人欲不少膨胀。

再看《郑氏规范》第11条的规定：

朔、望家长率众参谒祠堂毕，出坐堂上，男女分坐堂下。击鼓二十四声，令子弟一人唱云：“听听听，凡为子弟者，必孝其亲。为妻者，必敬其夫。为兄者，必爱其弟。为弟者，必恭其兄。听听听，毋徇私以妨大义，毋怠惰以荒厥事，毋纵奢以干天刑，毋用妇言，以间和气；毋为横非，以扰门庭；毋耽曲蘖，以乱厥性。有一于此，既损尔德，复堕尔胤。眷兹祖训，实系废兴。言之再三，尔宜深戒。听听听。”众皆一揖，分东西行而坐。复令子弟敬诵孝弟故实一过，会揖而退。

两相比较，形式何其相似乃尔。

《郑氏规范》作为士大夫实现儒家理想的社会实践，改造了社会，改变了郑氏族人的日常生活，对于后世影响深远。

三、社会影响

《郑氏规范》体现了儒家文化的价值，符合中国古代国家的意识形态，被官府与士大夫所倡导。《郑氏规范》受到推崇，首先与明初文人之首的宋濂有关。元末明初时，宋濂倡导宗族睦族。浙东金华府浦江县则是其重要的实践者。宋濂与义门郑氏过从甚密，宋濂的宗族思想也特别表现在推崇义门方面。宋濂本是金华潜溪人，元至元元年（1335年）慕义门郑氏家风淳厚，追随其师吴莱至浦江，求学郑氏东明精舍，并于元至正六年（1346年）迁居浦江，多年主讲东明书院。宋濂与郑氏义门为邻，学于斯，教于斯，在浦江形成并传播了他的宗族思想。郑氏义居始于南宋，元至大四年（1310年）首次被官府旌表为孝义门，元至元年间是郑氏义门宗族制度化的重要时期，元至元三年（1337年）郑钦首建宗祠，翌年郑文融初定家规58则，此后又续订为92则，增订为168则。宋濂目睹了郑氏义门宗族制度化的过程，尤其是最后形成的《郑氏规范》，经过了宋濂的审订。

宋濂的宗族思想以西周宗法社会的“先王之制”为宗旨，把化同姓之亲即治理宗族作为美天下之俗——治国的途径，而化同姓之亲的具体办法主要是教化宗族，使族人的行为纳入儒家以孝为中心的伦理规范，其主张实际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伦理政治理论在宗族中的运用，归根结底是要以孝治天下。在宋濂看来，义门是化同姓之亲的楷模。宋濂也非常重视宗族制度的建设，他参与宗族规范的制定就是证明。修族谱、建宗祠在化同姓之亲中也占有重要地位。《郑氏规范》中祠堂祭祖和教化方面规定，朔望参拜祠堂完毕，举行训诲子弟的仪式，强化对族中子、妻、弟行为规范的伦理要求。义门郑氏的祠堂活动及《郑氏规范》的要求和宋濂设计的方案就相似，可见宋濂与郑氏义门在族治思想方面的互动关系。

明洪武朝讨论乡治时涉及《郑氏规范》的推广问题。解缙，吉水人，明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举进士，授中书庶吉士，受到朱元璋器重。他曾向朱元璋建议：“古者善恶，乡邻必记。今虽有申明旌善之举，而无党庠乡学之规，互知之法虽严，训告之方未备。臣欲求古人治家之礼，睦邻之法，若古蓝田吕氏之《乡约》，今义门郑氏之《家范》，布之天下。世家大族，率先以劝，旌之复之，为民表帅，将见作新于变，至于比屋可封不难矣。”①解缙对于义门郑氏《家范》极为推崇，他的主张虽然未被直接采纳，但使朱元璋了解到士大夫的主张，甚至会对皇帝产生影响。

明初重臣杨士奇也重视义门郑氏家范，他为江西乐平《虞氏家范》作序，探讨家教之于故家的关系，认为：“夫所重乎故家者，谓世有德善其一家之间，父子兄弟夫妇长幼戚疏各敦其道，雍雍乎和也，肃肃乎敬也，秩秩乎无相逾也。上历高曾，下暨曾玄，暨十数世传续不已，此可为故家。而岂徒富贵之谓哉!……二百年来世推浦江郑氏雍睦之行无异词者，盖其感化之有自，防范之有作，不然何以其能行之久而不隳欤!今观乐平《虞氏家范》，其有闻浦江郑氏之风而兴者欤!”杨士奇推许《郑氏规范》可以感化、防范家族成员，培养世德，保持世家，是“雍睦”即和谐的典型，并赞扬《虞氏家范》步浦江郑氏后尘。

民间以及地方官借鉴《郑氏规范》的事例还有很多，如明初曹端著《家规辑略》25条内容中有17条是辑自《郑氏规范》。又如，山西潞安仇氏于“正德五年乃立家范，举行吕氏乡约，愿遵约得二百六十余家焉”。仇时表与其兄是主要议行者，仇时淳身领约事三十余年。其家范斟酌司马光《家仪》、朱熹《家礼》、浦江义门郑氏《旌义编》三书而损益之。并建有祠堂，“又拨常稔田一百五十亩，别蓄其租，专充祭祀之费，复戒子孙永远保守，有言质鬻者以不孝论。”

徽州府祁门县奇峰郑氏在明正德末年加强宗族的制度化建设，参考了浦江义门郑氏做法。奇峰郑氏旧有家庙，元季毁于兵燹。明正德十二年（1517年）建成新祠一本堂，祭祀始祖唐司徒公。而且，“堂有规，大率视义门郑氏之旧而损益焉”。该“堂规数十条，约束合族人心，推举耆德三人名为族老，公理一族巨细事情。”奇峰郑氏建祠后参照义门郑氏规范制定堂规，选举族老，宗族组织化。

明嘉靖、万历之间，江苏镇江人官员姜宝曾仿浦江郑氏著《家矩》二十条，并奏请朝廷为义田立案存照并批准家规。他说：“臣初入仕时，念臣族生齿日繁，人多散处，责望其谨饬为难，曾建祠一所，置田四百亩，供办祭祀，于祠前厅事内，设圣谕牌位，上书太祖高皇帝《教民榜文》，及仿浦江郑氏著有《家矩》二十条，先正《吕氏乡约》六条，每月朔召集有众，会讲其中，今已二十余年矣。”姜宝所著《家矩》系仿照《郑氏规范》。明万历初，姜宝等又置义田千亩，请求国家立案给帖，奏疏称：“谨将田地顷亩数目册子一样三本，并以所立家规告送户部，优望圣慈矜悯臣愚，敕下该部查议，印给二本，发去镇江、常州二府，转发所属该县当官存照，一本并家规给与臣家守执……倘有内外人侵占争夺，及子孙关支义米等项，而故有违犯者，照祠规谕处责罚。倘有不从，许告所在官司，断理禁治，庶家法之行，永赖国法。”文中家规即祠规，用以管理义田等，得到了官府批准。

值得注意的是，义门郑氏的祠堂祭祖制度有特色，一些宗族对其仿照。休宁兖山汪氏，在明弘治元年（1488年）重建先祠成，“其中专奉越国公，高曾祖祢左右序列于上，诸旁亲之主左右序列于旁，限以重门，缭以周垣，凡神厨祭器库之类悉以如式。”程敏政向汪氏族人询问“立祠之义”，回答说：“窃闻吾乡之先有陈定宇氏，一时巨儒，其上世本唐鬲山府君之后，陈氏祠寔中祀之。吾之所以主祀越公者，本定宇意也。又闻浙之浦江有义门郑氏累世同居，其先祠并祀伯叔群从男女之主，上之人尝旌其门，下其家范以风四方，吾之所以建祀旁亲者，用郑氏例也。其余一遵朱子《家礼》与国朝颁行之定式，并行而莫敢戾焉。”陈定宇，即陈栎，元代徽州学者，主张祭祀始祖，影响到兖山汪氏，而兖山汪氏祭祀旁支祖先，则是参照义门郑氏。

地方官也推荐民间仿效义门郑氏设立祠堂。福建邵武府建宁县旧俗“祠堂不立，神主止设纸轴，书昭穆香火数字，甚至惑异端，刻观音、祖师像以祀。嘉靖二十三年，知县何孟伦深耻流俗失尚，思欲返而还之，以为古礼不复则敝俗不革，乃制谕俗文。首先申明使之敦厚伦理，次率士夫家举行冠婚礼……家堂之祭，准以文公《家礼》，参酌浦江郑氏，刊为图式，家喻户晓”。何知县倡导的家堂，虽以朱子祠堂之制为主，同时也参酌了浦江郑氏。

总之，浦江义门郑氏影响了后世建祠祭祖，设立族规，对于宗族聚族而居进行宗族建设产生了很大作用。

结论

在中国古代历史上，最具盛名的义门有唐宋时期的江州陈氏、宋代的抚州陆氏、元明之际的浦江郑氏等，这些义门不仅由于累世同居，更重要的是流传下来的家族法规产生了深刻的历史影响。《郑氏规范》吸收了江州陈氏家法、抚州陆氏家规管理同居大家庭的经验，加以完善，条例众多，巨细靡遗。特别是提出了祠堂族长族权的设置办法，使得义门宗族组织化，《郑氏规范》实际上演变成为族规。

明代以前，家族规范多以“家训”命名，除个别义门宗族外，一般宗族制定族规者很少，而明嘉靖以后订立或修订的宗族规范名称中，以各种“规”为多，新名称的大量出现表明，以往主要针对家庭劝诱性质的训语，至明代中后期演变为主要针对宗族的规约，明嘉靖、万历之际族规的出现是宗族发展并组织化与制度化的产物。

浦江郑氏义门及其《郑氏规范》在明代受到士大夫与官府的倡导，给予社会深刻影响。在唐宋时期义门家法、家规与明代嘉靖、万历时期族规的出现之间，《郑氏规范》作为早期宗族性的规范，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开宋以后宗族制定族规进行宗族建设之先河，改变了宗族的日常生活。

文献来源：《河北学刊》2011年02期，第61-67页。文中注释，参考从略。

作者简介：常建华，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主任，历史学院教授，兼任中国社会史学会会长。长期研究社会史、明清史，近期关注日常生活史。著有《宗族志》《社会生活的历史学》《明代宗族研究》《朝鲜族谱研究》《宋以后宗族的形成与地域比较》《清代的国家与社会研究》《观念、史料与视野》《新时期中国社会史学》等著作十余种,辑有《乾隆朝起居注所见巡幸盘山史料》，主编《宋以后的宗族形态与社会变迁》《中国社会史经典精读》《中国日常生活史读本》，在《历史研究》《中国史研究》《文史》《年鉴》（法国）等杂志发表论文及各类文章三百多篇。

编辑：王洋洋

审校：张书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