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份证与殖民地社会管治

近日，本公众号读者余航先生向我们提供一份法属印度支那身份证（Titre d’Indentité），希望我们对此研究分析，并与数年前发现的梁日新身份证作比较。藉着这一机缘，下文将分析这两份格式相似而来源迥异的史料，管窥法国殖民时期的社会管治。

余航先生提供的身份证是祖辈流传下来的藏品，他并不认识原主，也无从考究祖辈与此人的关系。从身份证上的信息来看，原主名为Trương văn tượng（汉译应是“张文强”），生于1898年，职业一栏填写为“退役警官”（l’agent chef en retraite），与照片上的制服形象相符。

图一 张文强身份证正面

余航先生提供

然而颇为可惜，我们无法从这份证件上发现原主与广州湾有何联系，也难以得知如何流入中国。因为据该证记载，张文强来自越南北圻河东省的某地，在他办理身份证的1935年，他正在原籍居住，而且该证也是驻河东（Hadong）的法国官员签发和盖章。河东省位于河内西部，亦即紧邻法属印度支那的政治中心，一并隶属于北圻（Tonkin，又称“东京”）。

图二 河东省（黄色部分）位于河内（红圈）西部

‍‍‍1925年法属印度支那官方地图

19世纪初越南阮朝大致建立今日越南的疆域版图，但随着法国的殖民扩张和战争征服，自南而北将越南变为殖民地，划分南圻（交趾支那，Cochichine）、中圻（安南，Annam）和北圻三个地区，以略有差异的名目和制度派驻官员进行治理，并与19世纪后期占领的柬埔 寨和老挝共同组成“法属印度支那联邦”（l’U‍‍‍nion d’Indochine française，又称“东法”）。1900年初时任总督保罗·杜美（Paul Doumer）将广州湾租借地纳入印度支那的政治体系，故有学者认为广州湾是印度支那的“第六块领土”。但事实上广州湾的地位却甚为尴尬（条约订明有租借期限、主权仍属中国），又因为面积细小等故，与较为相近的北圻（轮船定期往来广州湾和海防）存在某种隶属关系。

法国殖民者将昔日阮朝治下、清朝藩属国的越南分为三个地区，并且避免使用“越南”之名，其意在消解当地人民的抵抗运动和民族意识。反映在个体身份上，殖民政府“发明”一种新的国籍和民族身份——“东京人”（tonkinais），在制度化的社会管理使用这一身份标签，将越南北圻的土著居民定义为“东京人”，试图促使当地民众认同法国的殖民管治。这一身份证也反映殖民政府对于民众的严密监控：居中一页记录身份证持有人的姓名、国籍、职业、出生日期、籍贯、居住地、领证费用及时间等。左右两页记录该人的生物信息，左页贴有照片，按上五个手指的指纹；右页则记录民族、身高、面容特征及备注。如此详细的信息足以查验身份和预防造假，但法国人似乎对此“过犹不及”，在身份证的背面还有几行字，说明身份证由持有人原籍的两位人士担保，并列出持有人父母的姓名。

图三 张文强身份证背面

余航先生提供

正如身份证的标题载明，此证的法律依据是法属印度支那总督府1918年11月9日颁布的法令。办理该证须在原籍地所属的省会进行，并请村中两名头人担保作证。此外，殖民当局还出台法令推出数种与个人身份有关的证件：义务工役证（corvée）、人头税证和军人证件等。身份证可以在印度支那各地通用，但义务工役证和人头税证只限持有人所在的省份使用。据加拿大圣邦尼菲斯大学（Université de Saint-Boniface）助理教授Phi-Vân Nguyen女士介绍，法国殖民当局曾想整合各类证件，但最后无果而终。阮教授指出，身份证办理之难，使得越南民众产生欧亚区隔之外的分化，体现在社会阶级和经济方面。随着法国殖民管治的确立，稻米出口带动经济增长和城市发展，大量来自乡村的贫困民众移居河内和西贡等城市谋生，虽然办证费用仅为0.5元，但他们难以承担返乡办证（还要邀请村中头人共同到省会担保作证）的支出。有鉴于手续繁复，法国殖民当局1918年法令颁布之后的数年引入一项豁免新政：拥有土地的人士可在土地所属的省会办理身份证（无需返回原籍）。也就是说，拥有土地的“有产阶级”能够较为方便办证，从而获得当局认可的“合法身份”；反之，无力出资办理身份证的城市贫民则可能受到市政管理人员的不公对待乃至驱逐。

在广州湾租借地，情况也有若干相似之处——身份证格式基本照抄印度支那，只有少数人能够拥有。自2012年梁氏后人和研究者经《湛江晚报》向社会展示梁日新身份证以来，我们尚未见到第二份广州湾签发的身份证“浮出水面”，也可从侧面说明这一证件数量之少。梁日新（1910-1993）之所以拥有身份证，与其身份和家庭背景甚有关联。

1927年10月广州湾法当局签发这一身份证之时，时年17岁的梁日新正就读于赤坎法华学校，因此职业一栏填为“小学生（élève）”。该校由法当局资助办学，提供法语课程，这正是梁日新于上世纪30年代承揽多项公共工程的原因之一：通晓法语，能与法当局沟通。梁日新的原籍一栏写着里屋村，里屋村属吴川县，位处黄坡墟以西，离租借地边界尚有一段距离。但法当局大概为了避免麻烦，径直在里屋村之前加上“坡头”，将梁日新的籍贯归入坡头以便管理。由此，这件身份证的担保人便是坡头公局和两位坡头乡绅（les notables），分别姓李和陈。值得注意，虽然梁日新的籍贯归入坡头，居住地填写赤坎，其照片可能也是身穿赤坎法华学校制服所摄，但照片下方的钢印却来自法当局主要驻地西营（Fort Bayard）。或能说明涉及身份证等公务必须要到政治中心办理，正如法属印度支那民众要去省会办证。

图四 梁日新身份证正面

梁华棣先生提供

图五 梁日新身份证反面

梁华棣先生提供

民国初年，梁氏一家为避战乱匪患，从里屋村迁到坡头墟从医。机缘巧合之下，梁日新长兄伯纲治愈“师爷”（法当局翻译和文书人员）范昂而得推荐去赤坎公局任文职，接着举家迁到赤坎，所以梁日新入读赤坎法华学校。笔者认为，正是梁家与当局的种种关系，又适逢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法国政府调整管治策略加强笼络殖民地民众，使得梁氏较受青睐，从而得以办理身份证。从日后梁日新与东洋电灯公司西营电厂大班（经理）黄恭的交游来看，他在某种程度上加入地位较高的法越人士的圈子；又与陈学谈和林质甫等权势华人有业务合作，跻身社会上游，经商发迹之余购置多幅土地，颇能呼应上文所引的越南社会分化现象。

图六 梁日新（左一）探访住在巴黎的黄恭（左四），上世纪70年代。

梁华棣先生提供

梁日新身份证比张文强身份证的大小一样，均是硬皮折叠的八开双面。前者比后者的签发年份早了8年，样式相对简单，又有中文页面。而且两者的编号也属于不同序列：梁证以K开头，表示广州湾；张证以T开头，表示北圻。当然，签发证件的机关也完全不同，分别由不同的官员签名和盖章。梁日新身份证由l’Administrateur chef du Cabinet签发，此人应不是租借地最高长官总公使（l’Administrateur en chef），其职责和译名有待进一步考证。

一本小小身份证，反映法国殖民者管治民众的方法和制度。一方面，证件详细记录持有人的个人信息、社会身份和生理特征，严防伪造，加强对民众的监控。另一方面，尽管法令允许人人办证，但办证成本之高，使得只有少数拥有财富或社会地位之中上层人士，或者与法当局较为接近的军人、警察和公职人员能够办证，加剧社会分化，也不免动摇殖民管治的“正当性”。从研究角度考虑，笔者期待更多与广州湾相关的物件浮出水面，尤其是身份证等含有较多历史信息的资料，结合个人记忆、档案和其他文献，将有助推进和拓阔我们对广州湾社会的认识。

虽然张文强身份证看似与广州湾无关，也不能证明他曾到过此地。但这一物件辗转流入中国，并传到青年余航先生手中的故事，值得继续追问。在此，我们感谢余航先生的支持，欢迎更多读者提供广州湾资料供我们共同探讨。

感谢常驻越南河内研究的华东师范大学王淑会女士帮助翻译越南文，以及梁日新家族后人慷慨允许展示其藏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