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风度的出现，与《神农本草经》关系密切｜文史宴

今天我们谈谈中医，谈中医的历史，谈中医与文化现象的相关。《神农本草经》是中医的重要医典，虽然其中颇多谬误，但这些谬误恰好阴差阳错的催生了辉煌灿烂的魏晋时代，实是文化史上有趣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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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史专题：

《淮南子》与《神农本草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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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中医四大经典之一的《神农本草经》，据考证成书于两汉时代，为后世中药学的发展奠定了根基。当然《神农本草经》并非神农所作，实在是世俗之人多尊古贱今，时有今不如昔之叹，而中医又有浓厚的道家色彩，所以著书多托名黄帝，神农等。

把神农与本草联系起来始于西汉淮南王刘安，让我们记住这个名字，不止是因为他发明了令无数吃货兴奋不已的豆腐，更是因为他广结宾客，招揽贤才，编纂了皇皇巨著《淮南子》，以道家思想为主导又杂糅各家，实为汉初思想方面的集大成之作。

吃豆腐的始祖刘安

然而刘安所崇尚的清净无为、垂拱而治与汉武帝的穷兵黩武背道而驰，又加上西汉立国之初封建的同姓诸侯王实力强大，深受朝廷猜忌，诸侯王不得不宾客的密切商议对付汉朝的办法。成于斯者毁于斯，由于宾客告发，汉武帝以“阴结宾客，拊循百姓，为叛逆事”等罪名派兵入淮南，刘安被迫自杀。

刘安虽然被汉武帝杀害，然而他留下了《淮南子》这样包罗万象杂糅各家的著作，我们也因此才能有幸一窥秦火之下先秦遗失的各种文化的吉光片羽。

《淮南王.修务训》云：

神农尝百草之滋味，水泉之甘苦，令民知所避就，当此之时，一日而遇七十毒。

在这里要解释一下，这里的“七十毒”并非等同于毒药的意思，中医的概念里物之偏性谓之毒，而本草皆有偏性，均可看作“毒”。

《神农本草经》在记载药物时将其分为上中下三品， 《本经·序录》中即言：

上药一百二十种为君，主养命以应天，无毒，久服不伤人。

中药一百二十种为臣，主养性以应人，无毒有毒，斟酌其宜。

下药一百二十五种为佐使，主治病以应地，多毒，不可久服。

其中金石药多在上品之列。由于时代的局限性，古人认为金石体硬质坚，历千百年而不衰朽，所以天真的以为服食金石可以借其长存不灭之气来资养自身，进而达到长盛不衰的目的。虽然后世诸多医家对此观点已经进行过反复的思辨论证并最终予以驳斥，但这种略显盲目的本草崇拜从另一方面却催生出一个辉煌的文化时代。

金石毒药与魏晋风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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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末年，天下分崩，魏蜀吴三分而立，司马氏紧随其后取三家而代之。由于政权更迭过于频繁，皇权集团勇于作恶，士族群体朝不保夕，知识分子开始显出对政治的淡漠，清谈之风大盛，他们开始放浪形骸，荒诞任涎，为了艺术而艺术，并且自认名士风流，他们饮酒服散、醉生梦死，并借以逃避现世的迫害，后世谓之“魏晋风度”。

在这期间矿石内服非常流行，其实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早在淳于意医案中就已有服石的记载，在《史记.扁鹊仓公列传》中，“臣意既诊之，告曰，‘中热不溲者，不可服五石’”。到了魏晋，特殊的社会背景使服石之风不停发酵，其中五石散一度流行，由魏晋至唐，名士们趋之若鹜。

五石散是一种散剂，其中的五种药物石钟乳，紫石英、白石英，硫磺，赤石脂均出自《神农本草经》，按书中的说法，它们性悍温燥，能够迅速增强体力并且有壮阳的功能（切勿尝试）。

很劲爆的五石散

玉面何晏既是清谈的祖师又是服药的祖师，鲁迅先生在《谈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一文中指出， “这种药是很好的，人吃了能转弱为强。因此之故，何晏有钱，他吃起来了；大家也跟着吃。那时五石散的流毒就同清末的鸦片的流毒差不多，看吃药与否以分阔气与否的”。

有关五石散的毒副作用，苏轼的考证是：凡吃过这药的，背生痈疮并伴随呕血，等于服毒，当世之人不可能不知。是的，不可能不知，皇甫谧服了七年五石散突然有感于自己一事无成虚度时日，便痛定思痛立志求学，于是有了《针灸甲乙经》。

可是人的本性必然是追求精神上的愉悦和身体的享受，在魏晋那样文艺青年集体失落的年代精神的愉悦很难达到，于是有了阮籍的穷途之路，有了嵇康的广陵绝唱。很自然的，身体的享受成了获取乐趣最直接的方法。可往往极度的欢愉需要付出的代价就是对生命资源的消耗，这正如嵇康所说“好色不倦，以致乏绝”，正如苏轼所说说“性乃伐身之斧”。

古人对此也做过很多探讨，其中就包括“作外乐以禁内情”，嵇康《养生论》亦有“晞以朝阳，绥以五弦……忘欢而后乐足”从外得到精神上的享受这样就不需要太多的内求。

抛开魏晋之前不讲，人类对于本草中的金石崇拜影响了魏晋乃至唐将近六百年的时间，这同样是文化上飘逸不羁浪形骸的六百年，或许人类总是需要些让他们上瘾的东西，这些东西可以是五石散，是酒精，是烟草，是鸦片……，

正如何晏所说“服五石散非惟治病，亦觉神明开朗。”又如“李白斗酒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一杯未尽诗已成，涌诗向天天亦当然”，这些麻痹精神刺激感官的物质也往往能激发出文人们孜孜追求的灵感。

当然，晋唐服石之风，本质上是一种畸形的文化现象，似乎无可称道，但晋唐服石所形成的数以千计的服石方，服石药，创制发明的各种服石法，解散发，制丹法，以及积累的众多服石文献，客观上却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本草学、方剂学的内容。

《神农本草经》的守护者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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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晋王朝短暂的统一以后，由于司马氏家族内部的纷争导致八王之乱，接着北方游牧民族大举入侵，一时间中原陆沉，衣冠南渡，文化和经济中心也从黄河流域转移到长江流域一带。

然而这长达三百年的大分裂与大混乱却是文化的异常活跃时期，表现在医学领域上则是多种体系并存，各有建树，各具特色。按照谢观先生的医学分期，魏晋至隋唐为中国医学的“蒐葺残缺之期”，由于去古渐远古籍深奥难懂，训沽注疏之学大兴，涌现了一大批从事医书编集和注释工作的大家。

在此我们要隆重推出一个人，如果不是他的编纂和整理，不可能有现今存世的《神农本草经》一书，这个人，就是陶弘景。

山川之美，古来共谈。高峰入云，清流见底。两岸石壁，五色交辉。青林翠竹，四时俱备。晓雾将歇，猿鸟乱鸣；夕日欲颓，沉鳞竞跃。实是欲界之仙都。自康乐以来，未复有能与其奇者。

时隔千年，这篇《答谢中书书》仍然能够触动每个喜欢文字的心灵，挑拨着国人文化基因中的隐居情结，不禁让人感慨所谓世外桃源，所谓人间仙境莫不如此吧。

陶弘景 (公元456—536年），字通明，南朝梁时丹阳秣陵（今江苏南京）人，著名的文学家、医药家、炼丹家，不错，他还是炼丹家，是个道士。

梁武帝萧衍对其极为敬重，“恩礼愈笃，书问不绝，冠盖相望”，“国家每有吉凶征讨大事，无不前以咨询，月中常有数信，时人谓之‘山中宰相’。”

山中宰相陶弘景

乱世之际，战争的血腥与杀戮使人口数量锐减，对个人命运的不确定性和极度的苦难使宗教迅速壮大，陶弘景这个道家学者吸收前辈们的经验和成果，并补充完善了南朝道教体系，在实践中丰富和发展了道教理论，为茅山道的建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作为一代开山立派宗教祖师的责任与担当，或许正如陶氏自己说所说，“凡学道辈，欲求永年，必先祛疾……不尔，五精不续，真一难守，不入真景也”，也或许是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救斯民于水火的坚持与操守，陶弘景“录出（本草）以备修真之辅，拯人之危也……悯救疾苦，造福含灵” 。

陶氏对于《本草经》的贡献，集中体现于他所编纂的《本草经集注》一书，陶氏以《神农本草经》365种药物又参考《名医别录》，并撰制《序录》，共成《本草经集注》三卷，其中《本经》内容朱书，《别录》内容墨书，陶氏自注的内容用双行小字写，以此清晰区分各家内容。

这种做法对文献的保存可谓功不可没。后世学者能辑复《神农本草经》多赖于陶氏的清晰标注。此书问世以后，由于陶弘景的影响所在，更因此书体例之完备，内容之丰富，遂使得其他大多数同类本草著作失去了光泽，渐渐湮没不传，《神农本草经》的经典地位亦由此确立。

在本草学发展史上，《集注》居于承前启后的地位，上承《神农本草经》，下则影响唐代的官修药书《证类本草》。随着时代的演进，《神农本草经》就如大多数珍贵古籍一样，历经兵燹动乱，自然灾害等，最终亡佚在了历史的烟尘中，我们今天所见到的版本多为辑复本， 其中后世的流行版本孙星衍辑本就是以《证类本草》为蓝本。

宋代程朱理学兴盛，而朱熹为其中的集大成者，他说“天地之间，有理有气，理也者，形而上之道也，生物之本也。气也者，形而下之器也，生物之具也”，医学上也受理学影响，本草的注疏追求溯本求源，深究其理，五运六气之说盛行，使医学在理论更趋完整。

在这期间出现了一大批本草方面的优秀著作，同时由于宋朝统治者重视文教，大量的官修本草相继出台，至明代李时珍的《本草纲目》问世，官修本草的风气才戛然而止，实在是这本《本草纲目》太过壮观，他总结了明及以前药物学的成就，辑录和保存了大量的古代医药学文献，蕴含了丰富的古代天文，地理，植物，地质，动物，等学科知识。（大司马按：当然同时也挟泥沙而俱下，收集进去不少古怪的方子。）

李时珍的太医背景致使他能接触到大量的医药学古籍，在编纂此书过程中采用了《本经》的部分内容，现存最早的本草经辑本明朝卢复辑《神农本经》，就是是从《证类本草》和《本草纲目》中摘出所引的《本经》原文编辑而成。

到了清代，又一次北方民族入主中原， 大量的汉族优秀知识分子有感于宋明时期空谈性理之误，他们强调经世致用，崇尚实用成为文化界的主流信仰，史称“乾嘉朴学”。同时由于统治者在思想文化上的高压政策，大家只能致力于古书，辑佚工作无论是实践活动还是理论探讨都达到一个高峰。

正如历史学家孟森先生在明清史讲义中所说：“乾隆以来多朴学，知人论世之文，易触时忌，一概不敢从事，移其心力，毕注於经学，毕注於名物训诂之考订，所成就亦超出前人之上。”由孙星衍、孙冯翼，顾观光，王闿运等辑佚的大量优秀辑本就是出现在这个时代，我们现在能看到的《神农本草经》，也多从自他们之手。

虽然《神农本草经》在滚滚的时代潮流中亡佚，可难能可贵的是，他的诸多内容却因为陶氏的《集注》保留了下来，并被后来一代代的本草著作所摘录。我们理应感谢陶弘景，感谢《证类本草》，感谢李时珍，如果不是他们的收集编纂工作，哪怕是《神农本草经》的模糊面貌我们也不可得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