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木之祸怪王振：《明史》的哈哈镜

明朝禁军护跸图 来自网络

引子

568年前，是明朝英宗正统十四年。这一年发生了一桩耸人听闻、震动明朝的事件。

这年中秋节（公元1449年9月1日），英宗皇帝朱祁镇率25万（号称50万）精锐京军，在土木堡（今属河北省怀来县）与三万蒙古兵作战，竟然一败涂地，扈从文武大臣阵亡者67人，京军精锐折损殆尽，自己也做了俘虏，造成明朝开国以来前所未有的军事政治危机。这就是明朝历史上的“土木之变”，对明朝来讲，是一场实实在在的祸害，故本文也称之为“土木之祸”。

这是一场非常蹊跷的战役。明军数量上占如此大的优势，却如败的如此惨烈，原因何在？谁的过错？

《明史》土木之变的“历史书写”

清朝纂修的《明史》“王振传”和“瓦剌传”等篇章，对土木之变的描写，给读者一个强烈印象，土木之变的罪魁祸首就是英宗宠信的大太监王振！

分开来说，王振的罪行有这么几条：

第一，战争是王振挑起来的。因为王振擅作主张，削减蒙古瓦剌太师也先进贡马匹的价格，招致也先的军事报复。

第二，英宗亲征是由王振挟持造成的（“挟帝亲征”）。因为王振的挟持，英宗不理会朝廷文武大臣的一致反对，轻率亲征。

第三，回师途中，王振任性改变行军路线，造成“军士迂回奔走”。英宗亲征到了大同，王振还想让英宗领着部队继续往北走，大同镇守太监把瓦剌兵的厉害告诉了王振，王振才知道害怕，于是班师。班师的路线，最初计划是经过紫荆关回到北京，因为途中经过蔚（yu4）州（今河北省蔚县）。蔚州是王振的老家，把皇帝领到老家的豪宅坐一坐，向父老乡亲显摆一下无冕太上皇的威风。但是，走到半道，王振转念一想，当时正值中秋，地里庄稼还没收割，几十万兵马风卷残云，势必将家乡的庄稼蹂躏一空，恐怕是威风没摆成，先让父老乡亲的口水沫子淹死了（“恐蹂乡稼”）。于是，又“改道宣府”。宣府就是今天河北省张家口市宣化区的古城，明朝的时候，是拱卫北京的重镇。这一改道，让部队跑了冤枉路，削弱了战斗力。

第四，为了等待辎重，让英宗和亲征部队在土木堡驻扎，没有快速进入东面的怀来卫城（今已没入官厅水库），结果被蒙古兵包围，陷英宗于死地。土木堡这个地方缺水，王振大军驻扎，犯了兵家大忌。由于缺水，被围的亲征部队军心摇动，在移营就水的时候，乱了阵脚，遭蒙古兵趁机击溃。

所以，王振死有余辜！

但是，这真的是历史事实吗?《明史》的描写可信吗？

关于第一条，本文不论。其余三条，下面从史学方法、史实还原逐一论来。

《明史》土木之变描写的史源

《明史》在传统正史“二十四史”的官修部分（共19部）里面，学术界公认是质量比较好的一部。所谓质量好，首先应该符合传统史学“秉笔直书”、“不虚美、不隐恶”的原则。那么，《明史》对土木之变的“历史书写”，遵循了这一原则吗？

著名史学家陈垣先生曾曰：“读史必须观其语之所出”、“一一追寻其史源，考证其讹误”。（见所著《陈垣史源学杂文》）所谓“语之所出”“史源”，指的是“历史书写”所依据的史料来源。追寻《明史》“土木之变”描述的史料依据，主要有那么几种文献：

明英宗儿子宪宗时所纂修的《明英宗实录》、明末清初人谈迁撰写的《国榷》、谷应泰撰写的《明史纪事本末》，还有事件当事人或者同时代人留下的笔记、回忆录。

将《明史》的相关描述，做一番“史源学”的梳理后，发现《明史》关于“土木之变”的“历史书写”是有充分文献依据的，而采纳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的说法尤多。谷应泰的书，比《明史》成书早80多年。因为它成书早，学术界认为它的记载可信度高于《明史》，许多学者竟然用它来考订《明史》的讹误。谷应泰书中有一篇就是《土木之变》，“土木之变”这一事件的名称即由此而来，所描述事件的前因后果和过程，经《明史》转述，后世深信不疑，据为信史。

与古人处于同一境界

但是，在充分文献依据基础上构建的“历史书写”就是可信的吗？就能做到“不虚美、不隐恶”吗？

笔者曰：不必然。

因为任何历史文献、纪录，不论公私，都无法避免打上撰写者立场、情感、目的和知识水平的烙印。

所以，笔者有个经常提及的说法：“寻章摘句不是学问”，“引经据典难成学术”。

为什么这么说呢？

要达成史学求真的目标，除了占有充分史料外，还需要一个非常重要的功夫：“理解之同情”。

所谓“理解之同情”，原出自陈寅恪先生的“了解之同情”。上个世纪30年代，陈寅恪先生为冯友兰先生所著《中国哲学史》写“审查报告”，指出：对于古人的哲学与思想，“所谓真了解者，必神游冥想，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而对于其持论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表一种之同情，始能批评其学说之是非得失，而无隔阂肤廓之论。”

推衍之，“理解之同情”，不仅是达成对古人哲学与思想“真了解”的方法，也是达成对所有历史“真了解”的门径。“理解之同情”的关键在于“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

这如何能做到呢？

就“真了解”土木之变而言，简单说，读史者得比较全面地了解当事人的行为逻辑，越全面越好。

具体来说，“土木之变”是一个军事事件，读史者多少得了解那个时代的军事常识，如明朝和蒙古的军事制度，军队如何组织、指挥，后勤如何保障，兵种及军事装备与技术如何，边镇如何防御。“土木之变”也是一个政治事件，军事是政治的延续，明朝的政治制度和当时的实际政治运作，如何影响了当时的军事决策与部署。另外，世界都在特定的时空中运动，人类行为也是如此，读史者得了解“土木之变”作为集体行为，是在什么样的具体空间里发生的，它的每个环节在时间上是如何连续衔接的。如果时空关系梳理不清，特定的行为不能在特定时空中定位，将时空关系弄错了，对事件各环节因果关系的判断就会出错误。

以上等等，可以说，只是了解到了事件的“外在”面，也就是当事人的面临的约束条件。要“真了解”一个事件，还必须了解事件的“内在”面，也就是当事人的思想状态，如动机、情感等。

只有做到了以上内外两个方面的了解，读史者才能做到与古人“处于同一境界”，才能做到对土木之变“真了解”。

在还原《明史》史料来源、对土木之变做内外两方面的作业之后，笔者发现，明清时期有关土木之变的历史书写，包括最为权威的《明英宗实录》和《明史》在内，都扭曲了土木之变的真相，归纳起来，有三点，下面一一道来。

Step 1.王振挟帝亲征

英宗一意孤行，独断决策，被描写成“王振挟帝亲征”，与历史事实有相当距离。其实，英宗决意亲征，问题出在皇帝独裁制度上，王振顶多算个阿谀奉承捧臭脚的。

英宗当年已经22周岁，亲政已经8年，无论按当时标准还是今天标准，他都是成年人了，有为自己行为负责的心智能力。而王振，不论专权到何种程度，他要挟持英宗是很困难的，从明朝的制度看，宦官要蒙蔽心智正常的皇帝，几乎没有可能。明太祖朱元璋废丞相后，不论是内阁大学士，还是司礼太监，所办文书和政务，都由皇帝委托，不可能截留政务信息从而蒙蔽皇帝，而所有颁行的谕旨，各部门执行之前都要复奏、核实。因此，在皇帝心智正常、有位有权的情况下，明朝司礼太监所有行为的最后责任人都是皇帝。

具体看当时的情况，可以得知，英宗宠信王振，任其擅权，恣意折辱大臣，在文官集团里积累了相当怨气。

英宗亲征，只是正统十四年（1449）明朝应对蒙古南侵的环节之一。

早在当年六月十七日，英宗就派西宁侯宋瑛总督大同三路军马，授权“相机剿杀”，防御蒙古攻掠。

六月三十日，在左顺门（太和门东侧）举行晚朝，套用现代术语，就是召开中央军事全会，决定选派京军精锐4万5千人，增强大同、宣府防卫。

七月初二日，边报更加紧急，派遣给事中、御史前往长城沿线各边镇，犒赏军士，动员迎战，同时命令京营补足所缺马匹，以备征战。

当时蒙古计划从辽东、甘州（今甘肃张掖）、大同、宣府四路南侵。太师也先、知院阿喇分统大同、宣府两路。

七月十一日，大同明军在长城边外猫儿庄迎战蒙古兵，惨败，宣府东北赤城堡（今河北张家口赤城县）被围。

明英宗画像

←王振像

当日军报到京后，《明英宗实录》记载：英宗“遂议亲征”。而《明史·英宗前纪》则记录为“下诏亲征”。“遂议”和“下诏”两次之差，却表达了不同的意涵。“遂议”意味着亲征一事还是商议了的。派京军增援大同、宣府都要举行晚朝来讨论，更加重大的亲征，照理，应该更慎重充分开会讨论。但是，亲征决策过程，两书都没有具体记载，其他文献中也找不到。所谓“下诏”，就是未经“议”就做出了决定。《明史·邝埜传》也说：“也先入寇，王振主亲征，不与外廷议可否。”

十二日，英宗下令给京军派发武器装备、粮饷和赏银。

十四日，吏部尚书王直牵头，联合在京各衙门长官署名，上奏劝谏亲征。兵部尚书邝埜和侍郎于谦但上一章，请英宗为宗庙社稷自重。但是，两封谏章都未能说服英宗。

十五日，西宁侯宋瑛、总兵官武进伯朱冕、都督石亨率京军及大同兵与也先战于阳和城（今山西阳高县）外，全军覆没，宋瑛、朱冕阵亡，石亨单骑逃回大同。败报至京，英宗令太师英国公张辅等文武大臣扈从，命皇弟郕王朱祁钰居守京师。

十六日，英宗率25万京军、文武百官亲征也先，目的地——大同。

可以看出，从六月十七日到七月十六日一个月间，随着蒙古（北元）南侵越发紧急，明朝的军事应对是逐步升级的。七月初二日，已经升级为九边和京军全面备战，明朝文武将吏应该有一种战争近在眉睫的感觉。十一日，随着大同明军第一次败报至京，英宗启动了亲征程序。十五日，大同明军第二次败报至京，英宗即命令第二天出征。

但是《明英宗实录》却记载说：“命下逾二日，即行扈从，文武吏士皆仓猝就道云。”所“云”就是据说。据这个说法，英宗扈从亲征的命令发布才两天，部队就出发了，扈从的文武百官和军士都是匆匆忙忙上的路。以此彰显亲征草率，有同儿戏。所谓“逾二日”，很明显，是从七月十四日朝臣们劝谏被拒绝算起的！

其实，《实录》里“仓猝就道”的说法来自李贤的回忆录《古穰杂录》。李贤是天顺年间（1457-1464）的内阁首辅，深得复辟后英宗的信任。英宗亲征时，他以吏部文选司（主管文官任免）郎中（正五品，司长）扈从，是土木之变的亲历者。据他记载，十四日吏部牵头联衔上奏的劝谏本章，还是他向尚书（部长）大人建议的。

那么，这里有一个问题，蒙古兵南侵警报都拉响一个来月了，朝廷的军事备战屡屡升级，难道朝廷的文官们都认为战争与自己没有关系？直到扈从亲征命令下达，文官们联名劝谏无效，方才觉得要去做陪死鬼？

读了李贤回忆录《古穰杂录》中的记载，笔者认为上述疑问坐实了。在回忆录里，李贤用大约用800字记载了土木之变的经过，一开始就埋怨“自[王]振专擅，上干天象，灾异叠见，振略不警畏，凶狠愈甚”。

这说明什么呢？

这说明，对于英宗宠信王振、任其擅权，李贤之类的文官毫无办法，有的只是怨气、愤怒和绝望，本希望“天人感应”、灾异警告能让王振收敛，可是，全然没有用处。即使集体抗议，也无济于事。

李贤回忆录中还透露一个细节，亲征途中，百官们好不容易把英宗从宣府劝回鸡鸣驿，结果，在王振鼓捣下，英宗又改了主意，命令部队继续向西开赴大同。扈从百官们恨得咬牙切齿，李贤甚至和几位御史谋划，发动兵变，击杀王振，迫使英宗回京，派遣武将代领部队至大同作战。李贤和御史，都是文官，手下无兵，想劝说英国公张辅行事，但没找到机会。

那为什么李贤之类的文官不敢直接批评皇帝，而是几乎把所有愤怒都发泄到王振身上了呢？这是因为在当时的条件下，皇权来自天命，非人力可以左右，要影响朝廷的大政方针，可行的办法，只有搞掉皇帝身边的佞幸、权臣，而把锅扣在他们头上，是其中的一个步骤。

Step 2. 邀帝幸第 邀誉绕道

《明史·王振传》说英宗亲征到大同后，听说了蒙古兵强大的事情，心里害怕，才决定带着英宗回师。回师的路线，“[王]振初议道紫荆关，由蔚州邀帝幸其第。既恐蹂乡稼，复改道宣府。”笔者将这里所说的王振罪过，用八个字总结：邀帝幸第，邀誉绕道。

但是《明史·曹鼐传》却有不同的说法：“[王]振欲邀帝至蔚州幸其第，不听，复折而东，趋居庸。”也就是说，王振本来是想请英宗到他的老家蔚州的宅第看看，就势让英宗从紫荆关取近道回京，以保障御驾安全，可是，英宗没听他的话，中途还是调转马头东行，改由居庸关回京了。

很明显，这两个说法是矛盾的。那么，哪个是真的呢？

查考史源，《王振传》邀帝幸第、邀誉绕道的说法，来自《明英宗实录》。但《实录》是在大同回师时记载这个说法，至于从何处往蔚州走，从何处改变行军路线往宣府走，全未交待。而《实录》的这个说法影响甚大。笔者就想到，依据《实录》和有关地方志，将回师行程和路线还原（见图1、图2）。

还原英宗从大同到宣府的回师行程及路线后，读史者方才明白，英宗出大同后一直是往东稍偏北的方向走的，由于途遇大雨，初三日只走了20里地。一直到初六日，回师到白登，行军路线才折向东南，往洪州方城、蔚州、紫荆关方向行进。可见，并非像史料所记载的那样，英宗在大同就接受了王振去蔚州“临幸”的邀请，而是沿着原来的进军路线回师，以寻找蒙古军决战。

那么，到白登后，为何要折向东南呢？合理的解释是当时英宗承受了扈从大臣们要求快速回京的强大压力，因为回师路过阳和卫的时候，之前战死的明军将士可能仍然横尸于草野间，况且白登又是汉高祖被匈奴围困的地方，这对部队的士气有巨大影响，也给大臣们的劝谏提供了力量。但到洪州方城住一晚上后，英宗又变了卦，执意再返宣府，寻找蒙古兵决战。

今天的读史者，站在英宗的角度想想，劳师兴众，领着25万人马，一敌未见，一炮未发，回京后如何有脸祭祀太庙，向武功昌盛的祖宗交代？怎么向曾经对他寄予殷切期望的父皇交代？

那么，王振在回师路线改变上，到底起过什么作用呢？

笔者认为，作为英宗的贴心奴才，他只是背锅的。如果说《明史·曹鼐传》的记载是正确的，那么英宗接受王振临幸其蔚州宅第的邀请，当在白登。而在洪州方城住一宿后，英宗变了卦，王振也无力改变。对于英宗的变卦，扈从百官们内心无疑非常恼怒，于是怪罪王振。然后，王振怕部队踩踏故乡庄稼让英宗改道去宣府的谣言就传开了。当然，也有一种可能，这个谣言就是王振自己散布的，目的是缓和英宗和扈从百官间的对立情绪。

Step 3. 勒军等辎重 车驾陷土木

《明史·瓦剌传》有个说法，英宗回师之所以驻师土木堡，未能及时进入怀来城（现已淹没在官厅水库中），是因为王振要等待辎重！（“至土木，诸臣议入保怀来，[王]振顾辎重遽止，也先遂追及。”）

《明史纪事本末》的说法更邪乎，王振要等的辎重竟然是他的私财！（“众欲入保怀来，以王振辎重千余辆未至，留待之。”）

这个说法，查考史源，来自刘定之的《否泰录》。刘定之为正统元年（1436）探花，土木之变时，任翰林院侍讲留京，并未扈从。据其自述，《否泰录》系景泰（1450-1456）年间，根据自己的耳闻目睹以及他人记述纂辑而成。到成化（1465-1487）时，他做《明英宗实录》的副总裁，却没有采纳《否泰录》里关于王振为等辎重导致英宗未能及时进入怀来城的说法，这说明他后来掌握资料多了，了解真相后，舍弃了自己的旧说。也就是说，《明史纪事本末》和《明史》的有关说法，都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英宗之所以没能及时进入怀来城，出于两个原因。一是他的军事冒险，造成他失去及时进入的时机。二是在第一波蒙古兵攻击后，宣府东路包括怀来城在内的11座城堡被明军放弃，虽然亲征军路过时，蒙古兵撤退了，但明军并未恢复防守，在英宗回师时，蒙古兵再次抢先占领了怀来城。

据《明英宗实录》，八月十一日，英宗驻跸宣府东南，行56里。十二日，驻雷家站，行20里。十三日，仍驻雷家站。

新保安镇（雷家站）钟鼓楼 图片来自网络

英宗为何要在雷家站停驻两天两宿呢？

先是初九日驻跸万全峪的时候，文书官袁敏建议，选大将一员，领兵三四万，驻守宣府城南或鹞儿岭险要之地，以防瓦剌兵尾冲英宗大营，英宗不听。

到宣府后，谍报发现瓦剌兵主力，兵部尚书邝埜请求英宗“疾驱入关、严兵为殿”，而英宗倒是大为兴奋，到雷家站后，反而停了下来。

雷家站，现在叫新保安镇（属河北省怀来县）。土木之变500年后1948年的冬天，在这里曾经发生过一场重要战役，中国人民解放军大胜国民党部队，拉开平津战役序幕，保障了北平的和平解放，是为“新保安之役”。可证雷家站军事地理上的重要性。

从宣府往东南走，驿路北侧紧贴山麓，南侧有洋河川流不息。此路与河，俱经狭窄山沟，形势险要，大部队只能纵列行进，无法大面积展开。但一到雷家站，地势突然变得非常开阔。雷家站北边是八宝山，南边是一片宽敞野地。野地南缘，洋河从西北山谷潺潺而来，桑干河从西南山谷汩汩而至，汇合为妫川（永定河）。这种地形，便于大部队展开，是与瓦剌兵决战的好战场。所以，明英宗决定在这里停留下来，诱使瓦剌兵发动攻击，伺机将其歼灭。

可但是，战场形势的发展，大大出乎英宗的意料。

蒙古骑兵 图片来自网络

十三日傍晚，英宗得知，亲征军后卫遭瓦剌骑兵袭击，伤亡惨重。随令4万部队增援，行至鹞儿岭（今鹞儿梁），再次陷入敌伏。

鹞儿岭之战的失利，让明军气夺，也让英宗感到了害怕。第二天，十四日，往怀来城方向移营，但只走了33里，天色尚早，就不得不在土木堡停了下来。

土木之变战场遗址 图片来自网络

为何停了下来呢？真的是要等辎重，或者等王振的私财吗？

不是。仔细阅读、对照《明英宗实录》的流水账，可以知道，当英宗大营行至土木堡时，已经陷入瓦剌兵的大包围，怀来城和河边水源，都已为敌所据，而野战其实是明军的弱势，20多万的亲征军不敢分兵应敌，但毕竟敌少我多（约1:8），瓦剌兵不可能对大营形成严丝合缝的包围，或许英宗希望凭借火炮和优势兵力，待敌进入射程，可以打开缺口，不仅成功突围，而且可以克敌制胜。也许，英宗还对援军抱有期待。

不过，战场瞬息万变，完全超出了战争素人大明皇帝的掌控。土木堡无水，掘地2丈余，也不见水。十五日上午，受瓦剌兵伪装迷惑，英宗移营就水，为敌所乘，阵脚大乱，于是就有了明朝历史上的奇葩战役——土木之变。

本文的目的，并非为王振洗地，而是运用历史学去伪存真的方法，还原史实。如果某种程度上为王振洗了地，那只不过是求真的客观结果。细心的读者会发现，宦官（太监是宦官里的最高领导职位）专权，只不过是皇权异化的表现。受时代局限，绝大多数古人只能把皇权专制的罪过算在专权宦官身上，而不敢也无能触及皇权专制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