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粤西鼠疫与鼠疫防治专著的编撰

当前，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形势依然严峻。全国上下积极防控，“外防输入、内防扩散”，早发现、早报告、早隔离、早治疗，联防联控、群防群治，正在进行一场抗疫之战。历史上曾发生多次大规模瘟疫。其中，鼠疫是由巴斯德氏鼠疫杆菌引起的自然疫源性疾病，与天花、霍乱并为三大甲类烈性传染病。全球性的三次大鼠疫，前两次主要在欧洲和中亚，第三次由越南传播到中国云南、广西、广东一带，散布到全世界。清末，当鼠疫传播到粤西地区，为了防治鼠疫，当地人士结合中医知识和实践经验著书立作，为防疫治病提供有益参考。吴川县人吴宣崇编纂《治鼠疫法》，经石城县(今廉江市)罗汝兰增改为《鼠疫汇编》，这是中国最早的两部鼠疫防治专著，在中国防疫史上具有不容忽视的重要地位。

中国医学界、史学界对于鼠疫研究成果不少，就本文所关注的清末粤西鼠疫而言，专题论文有：郭天祥、孙碧霞的《近代雷州半岛鼠疫疫源新论》，赖琼的《近代以来雷州半岛鼠疫的流行与防治》以及郑美鸿《晚清以来粤西廉江的鼠疫及其防治》。此外，《鼠疫流行史》《岭南瘟疫史》《广东鼠疫》等专著亦有所涉及。但对于清末粤西鼠疫与《治鼠疫法》《鼠疫汇编》两部鼠疫防治专著编撰的关系研究不多，尤其是对于两书作者吴宣崇、罗汝兰生平事迹揭示甚少。

清末粤西鼠疫之严重

清末粤西鼠疫的流行传播见诸方志，如光绪《海阳县志》载:“鼠疫此症，同治十年（1871），起自安南；光绪十六年，雷、廉盛行”。宣统《顺德县续志》载，“鼠疫之作，先毙鼠而后毙人。同治间，始于越南，延及广西。至光绪庚寅，遂及高、雷诸府”。光绪庚寅即光绪十六年(1890)。宣统《阳江县志》亦载，“鼠疫始作,患疫之处,必先死鼠,故曰鼠疫。病者发热生核,危在顷刻,迟者数日死。或日是地气也,故鼠先感之,迁居水上者免焉。或曰鼠身有微虫,传诸人即病,故见死鼠宜速埋之。相传是病同治间，起于越南，继而广西，继而廉、琼、雷、高，光绪二十年传入省城。”总而言之，鼠疫从越南经广西传播到粤西一带。著名流行病学家、剑桥大学医学博士伍连德在《中国之鼠疫病史》一书中提及，“当1866年鼠疫流行于云南府之际，该府适有战争，居民死者十分之一。由云南归回之军队，有去北海者，翌年该处遂发生此病。”又可以看出，时人认为越南鼠疫是先经云南传播到北海，再传到省城广州和广东各地。

粤西高州府鼠疫疫情严重，光绪《高州府志》：“先是（光绪）十六年十一月至是年二月，吴川城内外疫，去男妇七八百人，黄坡墟亦二三百人。二月、三月，信宜东镇墟及村落疫近千人。二、三、四月，梅菉市疫三千余人。三、四、五月，郡城内外疫近三千人。石城及安铺墟疫七百余人。茂名之大路坡墟疫三十人。电白之水东墟疫近三十人，村落不多有，然倶先疫鼠，而人随之所疫，多小孩、妇女、工役人等。人心皇皇，亲知不通音问。”高州府下辖石城、吴川、信宜、茂名、电白五县均有鼠疫，惟有化州未见记载。民国《石城县志》载：“光绪十七年春大疫，城厢及安铺尤甚，毙七百余人，俱先疫鼠而人随之。光绪二十三年夏疫。光绪二十四年秋七月大疫，城厢尤甚。光绪二十五年六月疫。”可见鼠疫在高州地区反复发生，死者不少。安铺当地人苏道南《鼠疫行》曰：“东死鼠，西死鼠，人见死鼠如见虎。鼠死未几日，人死如墙堵。三人同行未十步，忽见两人横截路。昼死人，莫敢数，白色惨淡愁云护。夜死人，莫敢哭，疫鬼吐气摇灯绿。四更风起灯熄灭，人鬼尸棺暗同屋。鸟啼不断，犬吠时闻，人含鬼魄，鬼吐人神……白日逢人疑作鬼，黄昏见鬼反是人。”场面相当凄惨。解放前，安铺镇被列为世界第二大鼠疫区，鼠疫的严重可见一斑。而外国人称1890年，鼠疫病发于北海与广州间的“Wu-Chu”。对于这里的“Wu-Chu”，伍连德认为是广州乌涌，冼维逊《鼠疫流行史》则指出“Wu-Chu”是为吴川。

顾善达《湛江历史上的鼠疫》一文称，“据疫史调查，1872年开始在遂溪县黄略新村有流行病例记载。此后，疫情蔓延传播，1875年在吴川县有流行记载，1877年传入廉江县(当时称石城县)，1879年传入湛江市郊区麻章(当时属遂溪县)，1882年传入海康县，1885年在安铺镇发现病人。在这阶段中，1872年至1879年发病291人，全死亡:1880年至1889年发病862人，死亡845人。不完全统计这十多年全市共发病1153人，死亡1136人。”则可从具体数字感知清末粤西鼠疫的严重。

此外，1899年法国人租借的广州湾原分属高州府吴川县和雷州府遂溪县。根据初到此地的外国人观察，清末广州湾亦有严重的鼠疫之患，如参与占领广州湾战事的法军士兵莱昂·苏伯曼的《战地回忆录：在广州湾》中写道：“这里的城市和乡村都脏得让人无法忍受。大部分民居都是由柴泥搭建恶，很多用的是普通的席子，只有在绝对必要时才会换新的。房屋窗户极小，朝向庭院这个名副其实的垃圾场——所有的乱七八糟的垃圾都被扔在这里，并且还在不断地累计。在每一处住房里，住户竟然都和鸡、猪、狗、牛生活在一起。这些都是瘟疫的温床。同样，鼠疫、霍乱和天花猖獗，有时造成大量的人口死亡，并且死状恐怖。”法国学者安托万根据档案文献进行梳理，写道：“布雷代勒·埃斯塔布雷指出，鼠疫自1891年起在广州湾成为流行病，几乎每年都爆发规模或大或小的鼠疫，1920年之后，情况仍没有好转。1901年5月，鼠疫导致赤坎40例死亡，坡头45例死亡，硇洲10多例死亡。随后两年，鼠疫再次流行于广州湾，每次都造成多例死亡。1904年的鼠疫还伴随着霍乱和天花的流行，所以情况尤为严重，从4月1日到5月22日，整个租借地总计有2 398例死亡。单赤坎城在4月12日到5月22日间就有290人死于时疫。当时赤坎几乎成为死城，商铺因业主死亡或外出避难而关门，街道空无一人。夏季来临，疾病消失，但次年春天又卷土重来。如此年复一年。”

另外，《白雅特城：法兰西帝国鸦片销售时代的记忆》提及，“当法国海军军医来到租借地时，他们惊恐地发现，大部分同胞患的都是慢性病，完全是由吸食鸦片过量和中毒引起的。……更为严重的是鼠疫肆虐。助理军医官布罗凯( Broquet)认为，白雅特城的洋行是腺鼠疫的罪魁祸首。他这样描述：“1900年的广州湾，在疫情蔓延之前有老鼠大量死亡，紧接着，其他动物也开始在12月份大批死亡。”人们很明白，动物的突然死亡预示着瘟疫的来临。他们开始祈祷、祭拜佛祖。……人们离开自己的家园在田野上建茅屋，患病的苦力死在了路上或者寺庙门口。副公使们看到，筋疲力尽、奄奄一息的妇女、儿童躺在了兵营的门前。尸体放在一个筐里，被两个人用竹竿抬走。一个被鼠疫击垮的富有的中国官员家庭向一名法国人询问时辰，目的是了解自己死亡的具体时间，便于以后在同一时刻举行葬礼。”

医生在治疗鼠疫患者（原图载艾蒂安·塔迪夫：《广州湾瘟疫（1901年1月至6月疫情）》，转自《白雅特城：法兰西帝国鸦片销售时代的记忆》第46页。）

广州湾鼠疫的爆发原因主要被归结为卫生恶劣，1906年马赛殖民博览会出版的广州湾简介中介绍云：“屋子通常由三个并排的建筑物组成，内部有两个庭院，上面一般覆盖芦席，除非迫不得已，否则芦席是不会更换的、卧室对着内院，内院里生活垃圾堆积如山，犹如一个个垃圾场。庭院内人畜一室，乱七八糟，鸡、猪、狗、牛全挤在一起。这样的小镇时常是瘟疫的源头，鼠疫、霍乱、天花时有肆虐，不足为奇。”其实粤西地区鼠疫频发的原因，除了卫生状况差、人口密集，还值得注意的是粤西尤其是梅菉、赤坎、芷竂、安铺、广州湾等是海上贸易网络连接点，为鼠疫扩散提供便利。有可能因此，清末鼠疫在越南爆发后，不久便传播到粤西一带。鉴于粤西疫情严重，当地有识之士如吴宣崇开始留意身边的药方，《治鼠疫法》应运而生。

吴宣崇与《治鼠疫法》

面对鼠疫疫情，不少地区陆续出现诸如高廉验方、茂名验方、石城验方、高州生药验方、高州外治验方、雷州外治验方和琼州外治验方等治疗鼠疫验方，这些验方均是“自同治五年至光绪初年，高、廉、雷、琼以及广西、安南等处医核验方”。当地人吴宣崇收集了这些验方，在光绪十七年(1891)编为《鼠疫治法》，这是中国第一部中医防治鼠疫专著。“光绪庚寅，高州此疫大行，谓初起于安南，延及广西，遂至雷、廉沿海各城市。吴川吴宣崇明经刻有《治鼠疫方法》论之甚详。”“明经”为贡生别称，《治鼠疫方法》应为《鼠疫治法》。正因粤西地区鼠疫肆虐，吴宣崇留心收集各地药方，汇总为《治鼠疫法》，为防治鼠疫蔓延提供中医药方支持。

吴宣崇，字存甫，光绪八年岁贡，出生于书香世家，祖父是举人吴懋清（曾任吴川江阳书院山长，著有《横塘遗稿》《诗赋杂文》《四书解》《诗经解》《诗经测》等），叔祖吴懋基亦为举人（历任嘉应学正、番禺教谕，著有《得一日志》），父亲吴方翱为优贡生（著有《辨文谱》）。吴宣崇幼承家学，精通诗文。《广东文征》介绍云：“宣崇能承其学，自以家世业儒，富有藏书，尝辑高郡自宋至本朝二十八家文，为《高凉耆旧集》十八卷，撷华搜逸，有功文献。其自著《友松居文集》若干卷，止有钞本存其门人林鹤年家。”这里的《高凉耆旧集》应是指下面提及的《高凉耆旧文钞》。

吴宣崇对于高州乡邦文献素有整理研究，同治、光绪间，吴宣崇与茂名县许汝韶等同编《高凉耆旧遗书》和《高凉耆旧文钞》，前者“凡前明及国朝诸老遗书仿丛书体，陆续校刊”；后者“凡前明及国朝诸老之文各为一卷，其不能成卷者，汇刻于后为丛编。异地人为高凉撰作之文另附于后曰外编。”吴宣崇还与许汝赓（许汝韶堂弟，优贡生，历任从化教谕、肇庆教授）同编《高凉耆旧诗钞》，“自前明及国朝作者，按年代编次。异地人为高凉题咏者汇附曰外编”。值得注意者，吴宣崇曾参与修纂光绪《重修吴川县志》，许汝韶曾参与纂修光绪《茂名县志》，而他们两人均参与修纂光绪《高州府志》。民国《广东通志未成稿》载，许汝韶“好古文，为一时重。曾与吴川吴宣崇刊《高凉耆旧文钞》”，许汝韶撰《三余堂文集》经由吴宣崇点校。今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藏有民国三十四年（1945）五月茂名县修志馆据原版由联经堂重印的《高凉耆旧文钞》，题曰：“茂名许汝韶凤厓编辑、吴川吴宣崇存甫参订”。许汝韶、吴宣崇整理的地方文献中以明末清初李舜系的《离乱见闻录》最为有名，光绪六年，许汝韶为该书作序，吴宣崇题跋，为《高凉耆旧遗书》丛刻之一。经已由暨南大学李龙潜教授点校，收入“岭南文库”丛书之《明清广东稀见笔记七种》。

对于收集鼠疫验方的初心和理解，吴宣崇在《鼠疫原起》中有所揭示：

光绪十六年冬，鼠疫盛行。鼠疫者，疫将作则鼠先死，人感疫气，辄起瘰疬。缓者三五日死，急者顷刻，医师束手。间有打癍割血，用大苦寒剂得生者，十仅一二而己。先是同治间，此症始于安南，延及广西，遂至雷廉沿海城市，至是吴川附城作焉。明年正月，梅菉、黄坡及信宜东镇皆有之。三月后，高州郡城亦大作，毙者每以二三千计。离城市稍远者，染得病归，村乡亦有之。四月后，则瘰疬者鲜死，死者又变为焦热、衂血、疔疮、黑斑诸症。初有知广西、雷廉之事者，劝诸人亟逃，人皆迂之。久之，祸益剧，乃稍信前说，见鼠死则尽室以行，且多服解毒泻热之品，由是获免者甚众，越端午乃稍稍息。……尝有鼠朽腐箱内，妇女开箱，触其臭即晕跌死；有见死鼠甚巨，舞摩玩弄而后瘗之，归坐即死；有鼠将死而猫噬之，猫死，人食其猫，人死。高州城外瘗鼠处，牛龁其草，牛死，犬亦如是。彼鼠之生者，则渡水远逃，常衔青草，但不知此草何名，可以作治疫之药否？所逃之处，则皆清凉近水之区也。即而匪徒遍传放药，藉端滋事，人心惶惑。或谓是疫皆毒药所致，识者非也。所虑者广西、雷廉，二十年来，皆十一月疫起，五月疫止;城市者重，村落者轻；恐高州亦难免后祸。吾不知医，无从剖析方剂，姑就所闻于朋友者，述其避法、治法于后。

从中可见，因为光绪十六年鼠疫的大爆发，导致人们迅速感染，十之八九不能救治。并认为这种鼠疫早在同治年间就从越南开始传播，经过广西，到了粤西地区，随后遍布高州府大部地区，死亡者众，触目惊心。本地原本有知道广西、雷州、廉州等地方的鼠疫情况的人劝别人避开这场鼠疫，还被人取笑为迂腐。直到后来情况越加严重，人们开始相信，于是见到有老鼠死亡就主动迁移，并且服用“解毒泻热”的药品，等到五月端午节之后情况有所好转。根据吴宣崇的观察，人一旦接触死鼠就染上病死去，并且有猫吃过将死的老鼠，而人又吃了猫，也会染上鼠疫。牛、狗吃了埋葬死鼠那里的草也会死亡。因此已经非常深刻的认识到鼠疫源自死老鼠，并且具有强烈的传染性，与死鼠直接或经其他途径也会染上鼠疫。但是吴宣崇同时又注意到活着的老鼠经常衔着一种不知名的青草，怀疑这种青草可能是治疗鼠疫之药。又留意到活鼠往往逃跑到清凉靠近水源的地方，有人认为是被人投毒所致，当时是谣言四起，人心惶惶。吴宣崇总结说之前二十来年广西、雷、廉等地方的鼠疫都是11月爆发，次年5月停止，并且城市严重，乡村相对较轻，因此担心高州情况也会类似。因此吴宣崇不懂医术不能分析药方，但还是将从朋友处听闻而来的办法、药方，分为“避法”、“治法”两部进行介绍。因此《治鼠疫法》是吴宣崇收集而来的验方，他本人并非医生。《罗芝园<鼠疫汇编>在岭南鼠疫病史之地位及价值》一文称：“吴氏（指吴宣崇）、罗氏（指罗汝兰）二人均为岭南当地名医，有长期治疗鼠疫的经验，《汇编》收载的时方、验方皆出自岭南一带。”所谓吴宣崇为名医的说法显然与他本人自述相矛盾。

《治鼠疫法》有其科学先进的地方。如已经认识到病毒传染性问题，提醒人们注意防护。吴宣崇根据发病的情况，认为其疫气为“地气”。指出：“同一邑也，城市者死，山林者免焉。同一宅也，泥地黑湿者死，铺砖筑灰者免焉，暗室蔽风者死，居厅居楼者免焉。况一宅中婢女小儿多死，坐卧贴地，且赤足踏地也；妇人次之，常在室地；男子静坐，又次之，寡出不舒散也。”认为通风的环境有利于避疫，且指出处理疫死者尸体、死鼠均应在通风环境下进行，避免接触。列举预防之法包括：“避之之法，当无事时，庭堂房屋洒扫光明，厨房沟渠整理洁净。房间窗户通风透气．凡黑湿处切勿居住。闻近邻有鼠死，即要时时照察，埋鼠时掩鼻转面，勿触其气，如误触其气，急取逆风吹散之……并宜时常用如意油拭鼻，以避邪气，家中人不可坐卧贴地，奴婢小儿俱要穿鞋．农人亦宜穿草鞋，以隔地气……疫势稍急，即宜遽避，得大树下阴凉当风处为妙……或泛舟水上尤妙……雷廉十余年，凡船户及昼家，即渔户棚，从无犯此证者……倘无处可避，则每日全家男女，俱出屋外有树木处高坐吹凉，夜间回家，仍要开窗透风。且用极幼细之沙厚铺床底，将房间屋瓦拆开见天，自然平安。”这是传染病的科学预防方法，通窗、隔离、勤打扫卫生、晒太阳、涂擦“如意油”等，对于隔绝病毒有一定作用。

其实大概同时，法国租借地广州湾的鼠疫防治方法更为科学。他们已经采取更为有效的措施处理鼠疫：

助理军医官艾蒂安·塔迪夫（Etienne Tardif）医生对卫生情况做了小结：“1900年12月，当我们到达租借地最霞要的城镇——拥有约四千人口的赤坎时，得知在广州湾，每年春季都会爆发鼠疫，于是我们着手采取措施以消灭疫情。”

医疗队的抗鼠疫血清寥寥无几，首要日标足保护军队：“所有欧洲人的房子大面积用石灰粉刷，房间用来苏水清洁。由于兵营同时与居住区和医生的住所相连，因此被仔细消过毒，所有患者的旧农物和垃圾被当场焚烧。另外，我们要求公使先生疏散主干道两测与欧洲人比邻而居的中国人。他答应我们，一旦在这些地方发现一个病例，便采取陔措施。没过几天，事情发生了，不管足否情愿，那些与欧洲人相邻的中国人都被驱逐，将在别处建造简易的房屋。”为避免传染，医生和护士穿着护腿，绑着腰带，袖门紧系。塔迪夫医生估计，在1901年l月至5月间，死亡人数达到了3000多，平均每天25人：在海头检疫站，首席医生普雷布瓦在4月至5月共医治了9名患鼠疫的法国士兵。他表示：“海头检疫站是一个建在一片天然的沙砾和黏土地上的丑陋不堪的小茅屋，没有地板，4月 20日我们给河内卫生署署长写信描述过此情况。检疫站由两个房间构成，一间能容纳10个人，用于治疗，一间给医生和护士使用，距离营房和其他居民区500米远……毫无疑问，老鼠是鼠疫的传播凶素。首批病例报告后不久，我们发现之前在居住区肆虐的这些啮齿类动物完全消失了。”

由上可知广州湾租借地已经有专业的医生处理鼠疫，并有了“抗鼠疫血清”，房间使用石灰粉刷、房间用“苏水”（疑是来苏水消毒液）清洁，达到消毒目的。患者注意隔离，他的衣物和垃圾都进行焚烧。疏散人群，防止人群密切，扩大传染。医生、护士注意防护，将腿部、腰部和袖口都注意密封，防止病毒进入。同时建立检疫站，其中一个房间用来治疗患者，一个房间给医生、护士使用，防止交叉感染。应当说，这一套应对鼠疫的操作已经具有相当高的科学性。

实事求是而论，吴宣崇的《治鼠疫法》虽是中国首部鼠疫防治专著，但处于对鼠疫认识的初步阶段，主要是其本人所见所闻的经验之谈。而难得的是在中国卫生防疫尚未建立起来之时，该书提倡的隔离是最原始且有效的办法。正因有效，于是光绪二十年（1894）广州鼠疫流行时，番禺陈兆祥将《治鼠疫法》稍加按语，改名为《治鼠疫传染良方》刊行。光绪十七年（1891）之后，吴宣崇好友、石城县罗芝园《治鼠疫法》对进行增删，改称《鼠疫汇编》。

1894年鼠疫爆发英军清拆香港太平山华人社区

图源：剑桥大学Apollo

罗汝兰与《鼠疫汇编》

由于吴宣崇的《治鼠疫法》今已无存，罗汝兰的《鼠疫汇编》成为现存中国最早的鼠疫防疫专著。罗汝兰，字芝园，光绪十二年岁贡，分发琼州训导、署理儋州学正。曾参与修纂光绪《石城县志》。光绪二十七年（1901）李澎青序《鼠疫汇编》云：“医之为术，所以寄死与生。医之书，必详且尽，而后可以济人寿世者也。若吾粤罗芝园广文所著《鼠疫汇编》一书，出垂十年，活人甚众。”这里的“广文”是指儒学教官，因罗氏任训导、学正职，故有此称。而有著述认为“广文”为罗汝兰的字或号，如《中医人名辞典》载罗汝兰“号广文”。殊为不察。

罗汝兰《鼠疫汇编》

罗汝兰在《再续<治鼠疫方>序》曰：

鼠疫者，鼠死而疫作，故以为名。其症为方书所不载，其毒为斯世所骇闻。乡复一乡，年复一年，为祸烈矣，为患久矣。予初闻此，遍阅方书，无对症者。光绪十五、六年，延及邑之安铺。十七年春，延及县城。偶见《医林改错》一书……及观其方，专以治血为主，略兼解表，信能治此证矣。试之人，人皆验，因录示人，人疑谤也。十七年冬，遇吴川友人吴子存甫（即吴宣崇）于郡，出所辑《治鼠疫法》一编，予读而善之。遂与茂名许子经畲，论列此方，随症加药，嘱书其后，而附于诸君子之末。爰捐赀付刻，以广其传。十九年春，城乡疫复作，同时屡用此方以起危症，一时哄传，求者踵相接。乃即人疑谤者，再加辩解，且取侄启沃所经验涂瘰一方以补之。侄启观复刻印发，远近流传，用之多效。二十年，予族陀村，感此证者数百，用之全效。故旧岁宏丰号有《辩惑说》之刻，本年友人文子凤苼有同育堂之刻，安铺医局有敦善堂之刻，化州局亦有刻。人愈信，传愈广焉。予思此方虽妙，惟一误于医者之蛊惑，再误于病家之迟疑，以致死亡相继，实堪痛恨。予留心此症久矣，数年所历，更有闻见。前缘平粜之暇，补《原起》《释疑》二则，并将陀村治疫之善法，与所传之奇效，及改方之贻误，就吴刻而增损之。二十一年，陀村疫复作，按治未效，加药方效，故于施药之时，续而增之。复将十年前疫毒中气之经验方，附诸卷末，稗知疫毒中于血气者，皆有所救，则阴阳虽有愆伏，而血气实可调和。”

由该序得知，光绪十五至十七年间，鼠疫在罗汝兰家乡石城县（今廉江市）爆发。直到有一次，罗汝兰发现王清任《医林改错》中的一道药方被用来治疗道光元年(1821)在北京流行的霍乱。因此对此尤加留意。光绪十七年冬季，罗汝兰在高州府城遇到了好友吴宣崇，看到吴宣崇《治鼠疫法》一书后表示赞赏，因此与茂名县许经畲将验方刻印以广流传。到光绪十九年，鼠疫复起，该验方有明显作用，一时被哄传，并对有所怀疑的人进行解释，并增加其侄子罗启沃的另一份药方，再次刻印流传，效果显著。光绪二十年，罗汝兰家乡石城县陀村数百人感染鼠疫，用这些药方都起效了。因此多地予以重刻和“辩惑”，扩大宣传。光绪二十一年，治疗鼠疫时加大剂量效果更佳。从罗汝兰序言中所言“前缘平粜之暇，补“原起”、“释疑”二则，并将陀村治疫之善法，与所传之奇效，及改方之贻误，就吴刻而增损之”可见，“吴刻”当指吴宣崇《治鼠疫法》刻本，罗汝兰是在吴宣崇刻本基础上编纂《鼠疫汇编》一书。故有论述认为吴宣崇《治鼠疫法》为手抄本，应误。只是吴宣崇《治鼠疫法》内容应当较为单薄，毕竟经罗汝兰增订之后才形成现在所见的《鼠疫汇编》版本，从字数而言篇幅不长，遑论其前身《治鼠疫法》。

序言所称的“宏丰号有《辩惑说》之刻”，是指石城县宏丰号商店刊刻《陈情辨惑说》一事。此事在《鼠疫汇编》中的“治案”中有所记录，曰：“石城宏丰苏杭店主人梅仿生，龙山人也。店内陆、刘二司事患此症，服时医药濒于危，壮热谵语二日矣。予由横山回城，仿生告以故，予因言此方之效，众伴皆疑而置之。次早延医不至，不得已用之，仿生见红花枯索，加西藏红花二钱，一服病退。再服热除核消，三服全愈，此加西藏红花之始也。二司事愈后，恨时医之误，信此方之神，故刻《陈情辨惑说》传之。”正因罗汝兰药方的灵验，救回县城商号的两名人员，他们治愈后专门刻印《陈情辨惑说》以进行推广。

《岭南医药文化》一书载，“《鼠疫汇编》分凡例、辨脉、证治、原起、避法、禁忌、药房、复病、释疑、治案、附刻等17篇，共3万余字。该书的内容包括：对鼠疫病因病机的独到认识；友人吴宣崇《鼠疫治法》（应为《治鼠疫法》，引者注）中主要证治；据王清任《医林改错》解毒活血汤加减而成的鼠疫专方及众多岭南的经验方、外治法、防疫法、避复法；据古法发展确立的独特服药法——日夜连追法、即时连追法、单剂连追法、双剂连追法；并附历年；岭南鼠疫治验医案多则。”对鼠疫的病因认识方面，罗汝兰认为病因不仅是地气，也有天气，不但从口鼻入，也从毛孔入。同时认为鼠疫病因病机是热毒迫血成瘀，治疗上以解血毒、清血热、活血瘀为主，因此沿用解毒活血汤治疗鼠疫。郑奋扬《鼠疫汇编》“自序”云:“光绪十七年，粤东鼠疫流行，石城罗芝园广文以加减解读活血汤为纲领，救活亿万人，厥功伟矣。复从吴子存（为“吴子存甫”之误，实为吴存甫，即吴宣崇）原本辑成《鼠疫汇编》，殚数年阅历苦衷，拯万里艰危疫症，是皆彼苍仁爱斯民，假手时于贤哲，解散疫氛，同登寿宇也。考王勋臣（即王任重）《医林改错》有云，瘟毒自口鼻入气管，自气管达于血管，致气血凝结，壅塞不行。此说与余所闻泰西医土所言暗合。罗氏颖悟过人，从此入手，即以解毒活血汤加减用之，为治鼠疫者提纲挈领，胆识俱到，独出冠时。故能立起沉疴，为群生托命焉。”光绪十七年李澍青题跋称：“医之为术，所以寄死与生，医之书，必详且尽而后可以济人寿世，吾粤罗芝园广文所著《鼠疫汇编》一书，出垂十年活人甚众……治疫者无能出其右也。”

由于《鼠疫汇编》疗效显著，供不应求，罗汝兰多次将该书重刻。陈伟军《罗汝兰<鼠疫汇编>成书刻印概述》一文显示，罗汝兰从光绪十七年起，至光绪二十三年止，五次刻印《鼠疫汇编》，在家乡高州府和海南岛预防鼠疫、救治病人，存人无数。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藏光绪二十三年（1897）由海口高州会馆捐刻的《鼠疫汇编》，因版存羊垣学院前翰元楼，一般称为“翰元楼本”，2008年广东科技出版社影印出版。罗汝兰在海南时得到高州会馆的资助出版《鼠疫汇编》。罗汝兰在《鼠疫汇编》第五刻序曰：

是书己四刻，前序言之详矣，兹何为而复刻也？以近更有所得，不敢秘也。二十一年夏，四刻初成。秋，渡琼候委，得悉是春海口以疫毙者数千，族人和隆号电催此方过海，曾着效验，而琼医未之信也。予虑其复而及他处，遂出四刻，分赠同乡各位，皆以较前更详。公捐洋银三十大员，嘱代办分赠。予遂付信高郡联经堂，印六百本。并撮其要，付省经韵楼，刻印一千本。旋以听鼓多暇，复购书数种，以考其详，更加添注。冬至后，琼州府城疫作，先将所存分派。琼医或从而笑之，甚从而訾之。予知其误于李时珍‘红花过服’之说，并误于景嵩崖‘桃仁、红花不可过用三钱’之说也。二十二年春，疫大作，群医各出手眼，百无一效，以至死人无数。及二月底，始有信避之之法者，迁居海口，延予调治。并参新法，连救重危症数人，求医者踵相接也。每视病开方，即赠书一本，并嘱照医，而十愈八九，一时并救数十人，群疑始息，遂信是方。幸海口为症无多，不致大害。因补前刻所未及，而求其详，爱为之序。

《鼠疫汇编》得以传到海南的因缘，主要是因为光绪二十一年秋天，罗汝兰过到海南任职，得知当年春天海口的因鼠疫丧生几千人，当时罗氏族人和隆号商号已经拿到此药方，但海南的医生并不信任。石城县属高州府，因此罗汝兰将《鼠疫汇编》第四版经高州会馆赠送给各位同乡。又由高州联经堂复印600本，又作删减由省城经韵楼刻本1000本。同时，罗汝兰再加修订，臻于完善。到光绪二十二年春季鼠疫爆发，因医生救治无效，人们逐渐相信罗汝兰的药方，求治者不少。因为赠送量大，因此刊刻第五版《鼠疫汇编》。

《治鼠疫法》《鼠疫汇编》对此后的鼠疫防治有深远影响，1901年肇庆黎佩兰作《恶核良方释疑》（“恶核”即腺鼠疫），福建郑奋扬（字肖岩）编《鼠疫约编》。1910年，东北三省鼠疫流行，刘秉钧将《鼠疫汇编》附以《中西防疫新论说》，合名为《经验鼠疫约编》，捐印万本以助防疫。同时上海余伯陶（德壎）编《鼠疫抉微》。时任东北疫情全权总医官的伍连德称余伯陶为“中医耆宿”，并将《鼠疫抉微》中不少内容收录入1936年出版的 《鼠疫概论》（中、英文版）一书中。追根溯源，这些鼠疫防治专著都在出自清末粤西的《治鼠疫法》《鼠疫汇编》基础上进行修订和参考。

郑奋扬《鼠疫约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