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治忠 | 关于历史考据方法的几点辩正

编者按：

历史考据是历史研究的一种基本方法，但仔细思考其内涵，依然有很多不甚清楚的地方，如“内证”与“外证”的分类是否有道理？“孤证不立”、“二重证据法”等经典的考证概念也值得推敲。乔治忠教授的文章不仅对以上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还发现了历史考据与史学理论之前的互动关系，指出了辩证逻辑在历史研究中的必要性。

作者简介

乔治忠（1949—），男，天津人，历史学博士，廊坊师范学院社会发展学院特聘教授，南开大学历史学院荣誉教授，主要研究史学理论及史学史。

文章来源：《廊坊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4期，第51-59页。

摘要：在历史学的发展中，历史考据及其方法，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然而，关于历史考据，学术界流行不少似是而非的观念，对于考据方法的概括，也不乏粗浅的命题，这些都有必要予以辩正。诸如“孤证不为定说”的说法，片面而不利于治学，在所谓“默证法”“二重证据法”等问题上，也多年流行着是非颠倒的论断。人们往往偏信出土资料，往往盲从用特殊知识与技能考证的结论，这都是需要克服的倾向。对于历史考据，不应当仅仅视为低层次的治史方式，不能单线地认为历史考据服务于宏观评论，实际上历史考据与理论思维之间，是互动互益、互有渗透的，历史考据，同样可以运用辩证逻辑这一高级的思维方式。

关键词：历史考据；逻辑；理念；特殊知识与技能

进行学术性的历史研究，主要应在两个方面锻炼才干、增长学识，第一是形成较高水平的理论思维素能，第二是具备一定的历史考据功力。因此，在历史学的发展中，历史考据及其方法，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理论思维与历史考据，在史学界早已形成各有偏重的两种治史风格。每个史家发挥特长，或在宏观探讨、理论概括方面，或在具体的历史考据方面取得突出成果，都是值得肯定的。但是，最为理想的治史方式，还是应当兼备理论思维与历史考据的能力，因为二者不是相互隔绝的，而是联系紧密的。宏观的理论色彩的历史研究，随时都会遇到具体材料的鉴定真伪，如果完全没有考据能力，就会产生评议讹误或评议空洞无物。而具体历史问题的考据，实际大多受到历史考据方法论和历史理念的引导与制约，缺乏深湛的理性眼光和理论思维，可能一起步就会陷入误区。在历史考据方法上，有一些长期流行的观念造成了颇大的负面影响，导致史学界形成了不少颠倒正误的认识，亟须予以拨正。

一、关于考据方法的概括

对于历史考据方法予以总结和概括，是一个理论层次的问题，不应粗糙、随意而呈现为模糊、片面的概念。学术界也曾出现过对于考据方法的概括，大多就属于极其浅层和可有可无的表述。例如将考据方法总结为内证（一种历史文献之内找到考订的证据）、外证（利用多种历史文献相互为证据）、理证（从道理上推论判断）等方法。这里“理证”稍可，而“内证”“外证”甚为皮相，根本未触及到方法问题，更算不上方法论上的概括与总结。

所谓内证只是细致认真研读历史文献，准确了解其全部语义而已，所谓外证，显然是多搜集资料的必然举措，重要问题的考证本来不应当局限于“内证”，而无论内、外之“证”，均不能从语词中反映出考证的方法，只是材料利用来源的多少而已。如果把使用一种文献叫“内证”，再多使用一种文献叫“外证”，这样就成了两种考据方法，实在难脱浅陋之嫌。

历史考据从方法论上总结和概括，可以分为直接比勘法、史料钩沉法、简明理证法、循流溯源法、逻辑思辩法五种。直接比勘法是根据对同一问题的不同记载、不同资料经过比较与查对，直接判断是非真伪的方法。使用这种考据法，条件有两个。其一，广搜资料，查阅记述同一史事的不同历史文献，或同一种历史文献的不同版本。其二，了解不同历史文献、不同版本之间的差距，对文献的可信度有较好的认识。史料钩沉法，是通过勾稽史料，以未发现、未注意、未清理过的史料来考证文献或史实的方法，或者是搜集到比他人更丰富、更全面的史料做出新的考证。以这种方法进行考据，要注意不要把所有新出现的史料、文献都看成最可靠的。新发现的文献包括出土文献，也同样有其局限性，同样需要鉴别。简明理证法就是依据已经被视为道理的道理，推论某些历史记载的真实与否。“理证”，必须根据常识、常理，不能自造一种“理”为依据，也不应一个“理”接一个“理”地推断下去，而没有史料的分析作基础。因此，考据上的“理证”应是简明的，按照一个常识性的知识或道理，直接对历史真相做出判断，而没有太多的求证性的环节。在历史考据中，“理证”只是发现问题、提出问题的手段，随后就应当继之以实证，例如乾隆帝在论断北宋与金兵作战中“拐子马”的记述“尤理所必无”，随后便指出《金史》之《本纪》《兵志》《兀术传》没有这种记载，只出现在《宋史》的《岳飞传》和《刘锜传》中，是虚妄的夸饰而已。循流溯源法就是要对考释对象探本求源、理清流变，根据已知的历史文献和历史记载，追索其最原始文献形态和记载情况，达到理清其发展演变脉络，从而得出对历史文献和历史记载之真伪、正误的判断。这种方法是历史考据中解决问题的利器，顾颉刚考察古史传说“层累地造成”之过程，是运用此方法的典范。逻辑思辩法就是在掌握充分史料的基础上，运用形式逻辑和辩证逻辑的归纳、演绎、推理、矛盾分析、总体解释、动态分析等厘清史事记载的真相。实际在进行历史考据中，各种方法是综合运用的。

还有一种说法是将考据分为外考据、内考据两种，从字面上看不出到底是什么意思。提出者本人解释曰：“外考据是以历史文献为对象……校正文献记载的错误，鉴定文献史料的真伪及其年代。外考据包括校勘、辨伪两个方面的工作”，“内考据以历史文献记载的历史事件为对象，通过分析、比较、归纳、推理等形式逻辑方法，验证、鉴定、评估历史文献记载的史实、名物、典制的真实可信性”。这是说“外考据”指考证文献，“内考据”是考证史事，但直言有考证文献与考证史事两种情况岂不更加明晰？何苦强加内、外名称而令自己与别人都无端迷惑？怎样证明考证文献属于“外”、考证史事就属于“内”？至于叙述中所出现的混乱，更是经不起推敲，如“外”考据既然要“校正文献记载的错误”，不就成了考证史事的“内”考据了吗？而考证史事的“分析”“推理”，也不一定属于形式逻辑，“评估”也不应算在考据的范围，作者一股脑儿地堆积在一起，似乎并未深思也未曾作过历史考据。

这种将历史考证分称内、外的说法，来自20世纪初陆懋德编译德国伯伦汉《史学方法论》而撰成的《史学方法大纲》，有人不加鉴别地接受这种蹩脚、模糊又经不起推敲的“洋玩艺儿”，甚至奉为至理名言，加以发挥，毫无历史理论和治史实践的价值。在学术界，常常见到这一类随意制作或引进命题的倾向，令人不解其意，又强为解说，平白无故增添语言、概念的麻烦和混乱，应当批评和杜绝。

遇到论文、论著之中出现的新概念、新命题，我们不要因其新奇而盲从，应该细加审视：第一，这个新命题是否必要，是否比原有命题更清晰、更确切？第二，它的内涵是否符合相关事物的实际情况？第三，这个命题隐含着什么思想观念的导向？这个导向是否会成为认识混乱、理念错误的根源？

二、几种考据理念的分析

第一，在学术界长期的学术研讨中，逐渐形成一些理念，被很多学人认可、遵从或津津乐道。例如“孤证不能成立”的说法，就由来已久，北魏郦道元《水经注》就曾批评西晋杜预《春秋释地》对涑水流域某地的考订是“单文孤证”，不足信从。至清代考据学规则更加严密，学者以旁征博引为尚。近代仍因袭这一传统，梁启超说：“孤证不为定说，其无反证者姑存之，得有续证则渐信之，遇有力之反证则弃之。”这是总结、赞扬清代考据家之词，也是梁启超自己的主张，后被许多学者著书引述，奉为圭臬。作为历史考据，当然证据越充实、越丰厚越好，但实际上史料留存并非事事都那么理想。梁启超说对待“孤证”，“遇有力之反证则弃之”，但孤证就不可能“有力”吗？如果孤证的力度很大该如何对待呢？可见，笼统地说“孤证不为定说”是很片面的。笔者认为，对于历史考据中的史料根据，无论是否“孤证”，都须做深入研讨，不可一概而论，片面、绝对地信或不信，都是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局限性甚大。这里也要坚持运用辩证逻辑，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清初著名史家吴任臣，是康熙十八年（1679）取中的50名博学鸿儒之一，在《清史列传》有他的传记，言其受任翰林院检讨后，参修《明史》，“未几卒”，其他书籍对吴任臣事迹也有很多记述，但对其到翰林院之后的履历、卒年、死因皆语焉不详。清季修成的《杭州府志》载有布衣学者吴农祥撰写的吴任臣生平事迹，记述他任翰林院检讨之后，“十年未迁”，至此为康熙帝校订秘本书籍，“竭四十昼夜，终卷遇疾骤发，僵仆车中卒”。吴任臣的卒年可知为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死因也十分清晰。但这就是一个孤证，没有别的文献同此记载。我们分析一下：撰此传记的吴农祥是吴任臣的同乡、好友，也是著名学者、诗人，曾一起参加博学鸿儒考试，但未被取中，他所撰吴任臣事迹，虽是孤证，应当完全可信。

笔者在进行《清史·布政使表》编纂中，按体例要查考此种官员的籍贯或旗籍，凡汉人具有汉军旗籍者取旗籍而舍其籍贯。清初随清军从东北入关的汉裔官员，多处方志及其他文献记载其籍贯，但只要有一处文献记载了他们的旗籍，就以此为据填写于表中。如顺治时山西布政使孙茂兰曾在数省任职，各地方志均记载他的籍贯为辽阳人，但《四库全书》本《钦定八旗通志》记载“孙茂兰，汉军正红旗人”，仅此一条即可否定其他多处不同记载，这简直是用“孤证”排除多证，然而却是十分合理的。这样的实例很多，清初陕西右布政使徐永祯、贵州布政使董显忠等等，均如此判断。这里为何如此突出地采用“孤证”？因为清初从关外进入内地的汉裔官员，多为汉军身份，但当时往往不言其旗籍，有意隐瞒，仅言世居之地为籍贯，以便于在地方政务中面对汉族群体。凡属此类人物，只要有一项资料表明他有汉军旗籍，即可认定。笔者提出这个通例性的判断方法，得到《清史》编纂委员会史表组的同意，并且推行到其他史表的编纂之中。

这里不是推崇以孤证做历史考据的定案，是说在某种特别的情况下，孤证同样可以被认定，但总的说来，历史考据还是力求有多项证据才好。

第二，20世纪20年代，中国史学界兴起以顾颉刚为代表的“古史辨派”，指出中国上古旧史是“层累地造成”，例如《诗经》中仅仅说到禹，而并未提到尧、舜，《诗经》同时代的古籍以及此前形成的文献，都没有尧、舜出现，到孔子之时才有了尧、舜。于是顾颉刚否定尧、舜的真实存在，认为是自春秋中期之后才逐渐塑造出来的。这是根据某一时代所有现存文献都未曾记载，因而质疑相应人物事迹的存在，即以文献的“沉默”为证据，被称为“默证法”。当时有张荫麟诘难顾颉刚，认为顾颉刚的“论证法几尽用默证”，是“根本方法之谬误”。张荫麟引用法国朗格瓦诺、瑟诺博斯合著《史学原论》中关于“默证法”适用限度的说法，指责顾颉刚的考辩违反了默证法的适用度，因而所言完全不能成立。

那么张荫麟引用和发挥的默证法适用度是怎么规定的呢？首先是书籍文献对该等史事“均经见闻，均经记录”，不能漏载；其次是所有相应时代的文籍皆未佚失，“倘若载籍有湮灭，则无结论可得矣”；再次是必须确知文籍作者对此类事物会自觉地做系统记述，必须证明此类事物极大地影响作者观念，不可能不予以记载。只有满足这些条件，才能因文献、书籍未记载某事而使用默证法否定之。于是张荫麟发出质问：《诗经》是否是当时历史观念的总记录？是否为系统记述唐虞时代的历史？《诗经》是否有记述尧、舜事迹的需要？如此等等，十分强辩。

张氏文章发表后，得到所有对“古史辨派”持反感态度学者的赞赏，梁园东、徐旭生等还学着张荫麟的调门批评顾颉刚及“古史辨派”。直至近年许冠三的《新史学九十年》，虽然对顾颉刚的史学成就给予了热烈的称扬，却仍然说顾颉刚早期考辩“多赖默证”，认为“默证一法，如张荫麟所指出者，实不可轻用，时代愈古，愈当少用”。对于张荫麟的文章，笔者已有专文批驳，这里只扼要地列出要点供大家参考。

1. 顾颉刚在考辩中并非“论证法几尽用默证”，其主要方法为循流溯源法，此不多赘。可注意者是对顾颉刚做“几尽用默证”这样的指责，显然不合实际且怀有敌意。

2.《史学原论》中所谓“默证法”的适用限度，十分苛刻，这源自西方近代无神论者对基督教的批判，即根据古罗马大量历史文献和著作并未记载基督的降生、遇害升天和复活，即使基督教自己的重要文件《约翰福音》《马太福音》也没有提到基督的升天和复活，因而否定基督的真实存在。这种挑战很受宗教势力厌恶，教会及其维护者纷纷指责这种“默证法”不合逻辑。朗格瓦诺、瑟诺博斯虽属重视客观求实的兰克学派，但兰克本人及其大多后学都是基督教的虔诚信徒，既标榜尊重客观史实，又要维护宗教信仰，这就是《史学原论》一书为“默证法”设置苛刻条件而又自相矛盾的原因。

经过张荫麟的发挥，提出了“倘若载籍有湮灭，则无结论可得矣”，于是按此说法，不仅仅默证法不能使用，所有历史研究方法也全部失效。

3.“默证”方法是否可用？许多学者认为“默证”不符合逻辑。其实，“默证”虽然不在形式逻辑的思维范围之内，但符合更高层次的辩证逻辑，即以总体性眼光考察问题。至于默证法的适用条件，根据辩证逻辑，如果只是提出质疑，而不是立即作出否定结论，则在现存可靠文献都不记载的情况下都可运用，不需要附加条件。

4. 在尧、舜、禹事迹是否真实的问题上，应当由信古者举证来证明这些圣王的存在。但当年辩论古史之时，却恰好相反，是“古史辨派”举证论述这些传说不实，信古派挑剔疑古派的证据不足，颠倒了举证方的责任归属，于是在史料极缺的条件下，“古史辨派”有时会处于被动地位。张荫麟从“默证法”上发动的攻击，就是这种颠倒举证方的狡猾行为。如果说在现存文献中没有记载的事件还不足以证明其事为无，那么能够证明其事为有吗？如果一个时代的文献都没有记载某人某事，我们是应当用默证方法作出质疑还是硬说越没有记载就越存在？如果上古文献记载上古的某人某事却充满了歧异、冲突或荒唐怪异，我们是应当怀疑其存在还是要坚持相信并且曲为辩解？疑古与信古的根本区别即在于此，两相比较，明显地还是持疑者的思维更为合理。

5. 就张荫麟本人而言，虽治学思想附庸于柳诒徵等文化保守派，被舆论归属于所谓的“学衡派”，但他留学美国斯坦福大学，对西方学术多所了解，归国后也热衷介绍西方哲学与史学，治学上颇具理论思维能力，学识渊博。他撰写批驳顾颉刚之文的年代，正是与守旧的学衡派以及柳诒徵等守旧学者关系甚好的时期，后来思想就发生转变。他著有《中国史纲》一书，正文是从殷商开始，只是讲述殷商之后才以一千多字倒着介绍夏、禹、舜、尧、黄帝的传说，并且承认“从夏朝再往上溯，则见历史的线索迷失于离奇的神话的理想化的传说中不可析辨了”。这简直就是实践顾颉刚“层累地造成中国古史”的理念。现在人们鼓吹他早期反对“古史辨派”的文章，实际上对改正错误后的张荫麟也是一种侮辱。

三、正确看待特殊的历史考据方法

1925年，王国维就任清华国学研究院导师，开《古史新证》之演讲课，在《总论》中重新提出“二重证据法”理念，谨录其文于下：

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种材料，我辈固得据以补正纸上之材料，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即百家不雅驯之言，亦不无表示一面之事实。此二重证据法，惟在今日始得为之。虽古书之未得证明者，不能加以否定；而其已得证明者，不能不加以肯定，可断言也。

他列出的“地下之新材料”，只是甲骨文和金文，实际都是文字资料。以新发现的文字资料结合已有的文献研究历史，中国自古如此，何须标榜“二重证据法”？如果金文、今古文资料算是第二重证据，那么满文史料算不算第三重？日文史料算不算第四重？西文史料算不算第五重？敦煌文献有多种文字史料，该算多少重？“地下之新材料”的说法也是含糊的，汉晋简牍也是地下出土，而敦煌石窟到底算地下还是地上？地下出土的文献，与档案馆、图书馆角落发现的新文献有何本质区别？其实王国维的这个提法，就是为了反对顾颉刚发动的“古史辨”运动，主要为信古派张目。王国维解说“二重证据法”曰：“虽古书之未得证明者，不能加以否定”，就是信古的偏见。他还说：“《史记》所述商一代世系，以卜辞证之，虽不免小有舛驳而大致不误，可知《史记》所据之《世本》全是实录。而由殷周世系之确实，因之推想夏后氏世系之确实，此又当然之事也。”这里充满极其严重的、明显的逻辑错误，怎么能够因《史记》所记殷商世系有个旁证，就连带地断定“夏后氏世系之确实”呢？而断言“《史记》所据之《世本》全是实录”，更为不着边际的谎言。因为《世本》成书于司马迁逝世之后几十年，乃刘向将先秦零散资料分类汇编而成，其中内容十分庞杂，稍有理智的人就会看出其中大有荒诞无稽的东西。例如其中记载：女隤（颓）从两肋生出6个儿子，女娲作笙簧，以及盐神化作飞虫，群虫遮天蔽日，廪君射死盐神而天光大开云云。王国维竟敢说这样的书籍“全是实录”，真乃不可思议的武断与蛮横。

王国维《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对殷商世系的考订，是“二重证据法”得以流行的重要依托，然而《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在历史考证上究竟达到怎样的学术水平？甲骨卜辞既然是殷商后期的史料，就不能保证其中对前期几百年间“先公”“先王”叙述的真实性，许多甲骨学与先秦史专家都指出了王国维考证的局限性。例如著名甲骨学家丁山（1901—1952）指出：商汤之前的“那群祖宗都是神祇，不是人物”，殷人也是将其作为神来祭祀的。陈梦家（1911—1966）根据甲骨学的考释和先秦祭祀规则的发现，指出“王国维以为上甲至示癸为先公的说法，已不能成立。上甲以前属于神话传说的时代，也可以得到证明”。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教授周鸿翔，也批评王国维是将殷商祭祀神话传说中的祖先，不加分析地认定为商之“先公”，指出：“静安之必欲强为之说者，以其时所见甲骨不多，未明卜辞神祇之夥杂。”这就是说，王国维关于殷商世系的考证，在具体结论上大约有一半的错误，而在思想方法上则是整个认识体系性的错误。至于后来出现“二重证据法”的滥用现象，则一旦有了考古发现，右边摘录一点古文献、左面提取一点出土材料，放在一起略加搅拌，就成为一剂上古史研究的汤药，发文章、出“成果”十分方便。人各自取材、搭配有别，争论一番，热闹一阵，却什么问题也不能解决。这种穿凿比附的学风十分有害，应当克服。

王国维提出的“二重证据法”，得到信古、佞古、反对疑古学者的普遍叫好，又因与新兴考古学套上关系，貌似新的治学潮流。所以此种旗号一经立起，就以其新的面目起到最严重的守旧作用，除了在笼统的意义上促进学界对金文、甲骨文的瞩目，以及对考古发掘的重视之外，并无理论上和方法论上的积极意义。

在现代的历史考察与研究中，产生了不少新的具有科学性质的研究方法，运用这些方法，需要具备特殊的知识与技能。所谓“特殊的知识与技能”，需要经过特殊的专业学习，从而掌握了并非一般学人具有的知识和能力，这些知识和能力有着专向的研究对象。如研究清代历史利用满文、研究少数民族历史运用各种少数民族文字，以及甲骨文、金文、文物鉴定、考古学、古文字学、古音韵学知识等等，这些在历史学界都可以称为特殊知识与技能。当然所谓特殊与一般是相对的、变动发展的，在不同范围有不同的含义。例如整个史学界，熟知考古学知识者是少数，而在先秦史研究者中，研习考古学的人就增加了很大的比例。随着时代进步与学术文化的发展，原属特殊的知识也会被越来越多的人了解。

利用特殊知识与技能考订相关的历史问题，自然具备较大的学术优势，但许多所谓特殊的知识与技能，实际同样有其条件限制或局限性。甲骨文、金文史料的解读在学术界还存有不少的分歧，利用古文字学、古音韵学知识解释古文献，也只是考据的辅助手段，若发挥过度或思路偏颇，便有导向谬误的危险。例如王国维《鬼方昆夷猃狁考》一文，通过一系列人为推衍的字音、字形的转变，认为“鬼”原写作“畏”，畏、鬼、昆、混等等，在古时是喉牙音，古喉牙音不分，所以鬼方与昆夷是一族，混与昆音相近，又变为薰育、獯鬻，而变音拉长遂有猃狁称谓。于是他得出结论：“故鬼方、昆夷、薰育、猃狁自系一语之变，亦即一族之种，自音韵学上证之有余矣。”这种说法究竟对不对？不深通古文字学、音韵学和中国上古史的学者，根本无法讨论。

南开大学王玉哲（1913—2005）教授还在研究生时期就已精通上古史研究和古文字、古音韵之学，早在1945年发表的《鬼方考》，已经彻底否定了王国维的说法。王玉哲指出：王国维的考订“扞格难通，盖同一时代之音变，不当如此之巨也。周代群经、诸子以及楚骚，其间用韵，虽略有出入，而大致不谬。一字之音韵递嬗，当经时而变，未有同时而其音即由‘鬼方’之‘鬼’，一变而为‘昆’、而为‘猃狁’者，知其实必不然矣。”按照王玉哲教授的见解，这种声韵通转的语言文字分析只能作为佐证，不可作为主要证据，随之即通过大量史料考证了鬼方与猃狁等族不仅不在一个区域生活，而且鬼方的社会发展水平明显高于猃狁，至春秋时期二者还各有各的后裔部族（隗姓之狄与允姓之戎）。又根据多种青铜器铭文资料指出：从殷商至西周末年，“鬼方”的称呼丝毫未变，哪里有什么声韵通转现象！王玉哲的《鬼方考》一文发表后，就获得当时教育部1945年度的学术发明奖。

另外，历史考据在现代也多了一些自然科学的辅助方法，如对生物体年代的碳14测定，以及根据古代天文记录予以现代精密的天文推算，从而考订事件的发生时间等等。这不能算是历史研究者个人的特殊技能，而是其他学科对历史学的襄助。

用测定生物遗体放射性碳14与碳12的比例以考订时代，是具有科学性的方法，可解决许多疑难问题。但这种测定方法误差很大，常被取样出现的干扰所失真。与放射性碳14检测可以相映成趣的是社会调查方式考察历史问题的方法，表面看来十分可靠，实际可能很不靠谱。这种调查，可能因为调查人的诱导，使被调查者说出片面、偏颇、错误不实的叙述。例如围绕电影《武训传》在主人公家乡山东的调查，由于前后调查组出发点相反，调查的结果也完全不同。像怀着主观意愿的走访调查一样，碳14或其他科技检测中的取样、测定，也会因主观上预设的某种需要，或其他原因造成不规范操作，而致使得出的结论有失偏颇。

在史学界，人们对于出土资料偏信，对于运用特殊知识与技能的考据也多有盲从之弊，这是需要特别注意克服的非理性倾向。

四、从理论上澄清历史考据学的学术品位

历史考据要不要讲求思维路向？要不要从理论上总结历史考据的方法论？这实际上关乎一个基本的估量：即历史考据到底是一种治学技能、一种笨功夫，还是包含理论思维的品格？如果考据仅仅是“笨功夫”而已，那么只要按死规矩行事即可，无所谓辩证思维，也就不必讨论其思维的路向。解决这个问题，必须从理论层面予以分析。

说到历史考据的学术作用，可以得出四点概括：1.考据为所有历史认识的根本基础；2.具有开拓历史研究新领域的先锋作用；3.具有更新历史认识的枢纽作用；4.具有引领史学的发展走向强化学术性的途径。这只是从考据所能取得的学术结果上着眼，此外还应从历史考据的学术方法上评定品位。在古代，随着历史考据学的发展，已有不少学者思索了历史考据的学术地位问题，清代尤为典型。这里仅简介三位学者的不同意见。

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序》称：

大抵史家所记典制，有得有失，读史者不必横生意见，驰骋议论以明法戒也，但当考其典制之实，待人之自择焉可矣。其事迹则有美有恶，读史者亦不必强立文法，擅加予夺以为褒贬也，但当考其事迹之实，俾年经事纬、部居州次，纪载之异同、见闻之离合，一一条析无疑，而若者可褒，若者可贬，听诸天下公论焉可矣。书生胸臆，每患迂愚，即使考之已详，而议论褒贬犹恐未当，况其考之未确者哉！盖学问之道，求于虚不如求于实，议论褒贬，皆虚文耳。作史者之所记录，读史者之所考核，总期于能得其实焉而已矣，外此又何多求邪？

主张治史者但当考其典制之实、事迹之实，以考据为唯一的正宗学问。这种看法虽然推重历史考据，但却将整个史学的品位降到只管清理史实、不加任何评议的低层次地步。实际上凡治史有成的学者，不会满足于仅仅叙述史事，都会对历史发表自己的论断，王鸣盛自己就没有以“不必横生意见”自律，他的《十七史商榷》中发表议论、褒贬之处很多，俯拾皆是。今国外传入一种讲求“叙述史学”的理念，亦有排斥历史评论的倾向，这从根本上看也是对历史学的矮化，不应当盲从。

章学诚在学术上强调“独断之学”，他在《博约中》一文提出：

由汉氏以来，学者以其所得，讬之撰述以自表见者，盖不少矣。高明者多独断之学，沉潜者尚考索之功，天下之学术，不能不具此二途……若夫比次之书，则掌故令史之孔目，簿书记注之成格，其原虽本柱下之所藏，其用止於备稽检而供采择，初无他奇也。然而独断之学，非是不为取裁；考索之功，非是不为按据。如旨酒之不离乎糟粕，嘉禾之不离乎粪土，是以职官、故事、案牍、图牒之书，不可轻议也。然独断之学，考索之功欲其智，而比次之书欲其愚，亦犹酒可实尊彝，而糟粕不可实尊彝；嘉禾可登簠簋，而粪土不可索簠簋，理至明也。

这里章氏将学问之事分为“独断之学”“考索之功”和“比次之业”三种，被贬低的是“比次之业”，表面上看对“考索之功”未置微词，实际乃是低于“独断之学”的，在别的文章中，章学诚就批评专务考据者“误以擘绩补苴谓足尽天地之能事也”。在郑樵《通志》被考据家指摘之际，他坚决为其辩护：

至于辞章家舒其文辞，记诵家精其考核，其于史学，似乎小有所补；而循流忘源，不知大体，用功愈勤，而识解所至，亦去古愈远而愈无所当。郑樵生千载而后，慨然有见於古人著述之源，而知作者之旨，不徒以词采为文、考据为学也。于是遂欲匡正史迁，益以博雅，贬损班固，讥其因袭，而独取三千年来遗文故册，运以别识心裁，盖承通史家风，而自为经纬，成一家言者也。……孔子作《春秋》，盖曰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其义则孔子自谓有取乎尔。夫事即后世考据家之所尚也，文即后世词章家之所重也，然夫子所取，不在彼而在此。则史家著述之道，岂可不求义意所归乎！

他批评考据家“风尚所趋，但知聚铜，不解铸釜。其下焉者，则沙砾粪土亦曰聚之而已”。他指出：“学与功力，实相似而不同。学不可以骤几，人当致攻乎功力则可耳，指功力以谓学，是犹指秫黍以谓酒也。”这里特别推重“成一家言”的著述，将之高踞于考据之上的理念十分明显。

焦循在考据上有许多建树，特别对《周易》的考释卓有见识，但特别不喜“考据”之名。他给孙星衍的信中说：

不知起自何人，强以考据名之……本朝经学盛兴，在前如顾亭林、万充宗、胡胐明、阎潜邱，……其自名一学，著述授受者，不下数十家，均异乎补苴掇拾者之所为，是直当以经学名之，乌得以不典之称之所谓考据者混目于其间乎！”

他在《与刘端临书》中说：“乃近来为学之士，忽设一考据之名目，循去年在山东，曾作札与孙渊如观察，反复辩此名目之非。……既业于经，自不得不深其学于经，或精或否，皆谓之学经，何考据之云然？”

按焦循的说法，表明他乃知其一而不知其二。学术分科，有以治学内容分类，如经学、史学、数学等等；有以治学方法或治学理念判别，如义理之学、考据学、校雠学、辨伪学等等。不同的分类之间角度不同，且内涵交错，非可偏执一端。

时至现代，学术界对历史考据在整个史学中的地位，所持看法仍不外上述三种类型的延伸，其一是将考据看得高于一切，是“实学”，具有扎扎实实的特点和长处。许多功力深厚而精于考据的史家，心目中实际上仍怀有这种观念。1950年代之后，史学界曾经批判烦琐考据，突出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指导作用，乾嘉学派受到贬抑，顾颉刚等的学术思想受到批评。理论界争论“论”与“史”的关系，虽无定论，但“论从史出”受到了批评压制，只剩下“史论结合”与“以论带史”的讨论。把历史考据置于治学第一位的见解，已经无人公开主张。1970年代末，学术上渐渐解放开来，历史理论性的论述，由于此前诸多的学术教训，一时影响下降，历史考据的治学方法之地位上升，甚至有“回到乾嘉去”的偏激呼声。但这种趋势影响不广、维持未久，原因是多年培育而形成的历史学从业者群体，多数人的理念和素质与此不合，在历史考据上一时也难以取得大的突破。然而，史学界善于考据之学者，实际上对于善作议论者是不以为然的，但公开发表将历史考据置于史学首位的言论，表面上并不多见，大多都是通过大力强调“史料”的地位和作用，从而潜在地表达出来。

关乎考据在史学总体中所处地位的第二种观念，是不否定历史考据，但却认为考据只是给论断性研究做准备工作，是低一层次的治学方式。例如罗尔纲说：“考据用的方法是初等的形式逻辑的归纳法，这种方法是有它的局限性的，它所能做的只是这种初等的形式逻辑的思想方法可以处理的范围，而对探求事物的本质和规律却根本没有能力。因此考据只是历史研究工作中初步的必要工作。”荣孟源的文章则强调：“‘考订过去的事实’并非不可，但是如果目的只限于此，那就危害了历史科学，也就歪曲了考据。”因而他特别警告：“用考据来代替研究史料并代替研究历史，实即取消历史学，亦即反对历史科学。”这种主流性质的意识和舆论导向，就促成第三种情况，即一些在历史考据上本有显著成果者，也不愿意自居于历史考据家，或不能不作历史议论方面的努力，于是从整个史学的学术环境中可以看到，论文、论著以“考”自命名者远远比1949年之前稀少，以“论”“评”“研究”命名者先后登场，成为主流现象。

上述这些观念反映出的问题，值得作以下的剖析：

第一，将历史学内的考据视为高于其他治学方式的观念，无疑是片面的，反过来将考据看成低一层次的学问，也是偏见。在历史学的整体结构中，既不能缺失历史考据，也不能没有诠释、评析和宏观概括，两方面都同样重要，二者处于互动的关系中，并无高下之分。历史考据和历史的诠释、评析，在多数情况下是结合在一起的，考据之中即含有诠释。在这个问题上，有许多错误或者糊涂的观点，如何炳松说：“考订之业，并不能增加固有之证据，仅能淘汰虚妄之证据；并不能增加已有之观念，仅能肃清错误之观念。”一看即知，这是偏颇、混乱的说法，反映了其作者不善而且不懂考据。在历史考据的进程中，必须发现和运用证据，增加证据乃其份内之事；考据不仅能肃清错误观念，也会引出新的观念，因为肃清错误和建立新知是联系在一起的，不可截然割裂，且一切新的历史观念，都必须有其可靠的史实依据，离开史实考据的议论是难以服人和不能稳固的。

第二，在史学研究中该不该反对所谓“烦琐考据”？笔者认为在总体上、原则上应当反对烦琐考据风气的过度蔓延，但什么情况下属于“烦琐考据”，标准难于掌握，很难得出统一的共识。因此，在理论上，可以整体性地反对烦琐考据倾向的蔓延，但具体地指责某人、某事为烦琐考据，则需要十分审慎。事实上，在史学界有少许学者搞些细碎的考证选题，是学术自由度之内的行为，无妨大局，可以容许。况且一些细小的历史考证，说不定会牵涉到大的历史课题。当下认为某种考订的问题十分琐细，世转时移后也可能成为破解历史之谜的关键。

史学界反对“空谈议论”，则是正当的，历史评论必须以确实的史料为根据，这是历史学研究的根本原则。在史学论著中，极少出现完全不引据史料的论著，在历史研究中，也并非引证史料越多越好，那么究竟怎样引证史料才能恰如其分？这难以有个确切的标准。因此，我们对于史论之作，也可以稍作宽容，多注意其中是否提出有独到见识、给人启迪的观点。总之，应是善考辨者、善议论者都发挥所长，尤其不能令双方相互攻击。这里必须注意：对史家个人的要求，与对史学界整体的要求不同，史学界不应过度偏于考据而废止宏观研究，但具体个人矢志于历史考据则无可厚非，不能认为这种治学选择“危害历史科学”。在正常学术环境下，不会人人都做同一类型的治学选择，对此不必过于担心和指责。

第三，称历史考据方法“是初等的形式逻辑的归纳法”，这是错误的。历史考据不仅不单单是“归纳”，而且并不限于形式逻辑范围，辩证逻辑同样可以运用于历史考证，从思维层次上比形式逻辑高出一筹。辩证逻辑包括形式逻辑所有的优点，同时能够从事物的整体系统上考察，又予以分层次地对比分析，以发展的眼光进行判断，比形式逻辑有更大的维度，越是面对复杂和大范围的问题，越能显示出优长之处。例如关于刘知幾《史通》的内篇与外篇在写作上孰先孰后，自清代以来见解分歧，众说纷纭。笔者依照辩证逻辑的思路，整体地审视《史通》内篇，乃具备严密论述体系，而外篇内容繁杂，有专文、有散记。因此内、外篇不可能穿插混写，又发现内篇均赞扬儒学“五经”，外篇则多激烈抨击，表明刘知幾在撰写《史通》过程中思想发生重大改变，按当时社会背景，只能是批判儒学经典的思想在后，因此是内篇先成，随后整理旧存资料、重新思索，发现儒学经典在史学求真、求是的原则下，存在很大弊端，遂写为外篇。这样以辩证逻辑予以考据，不仅弄清了《史通》的写作顺序，而且揭示了刘知幾学术思想变化的大端，证明历史考据并不一定是研究史学的“初等形式”。

第四，至于说历史考据只是服务于历史评论与宏观历史研究，也是偏颇的见解。因为理论思维有时可以涵括于历史考据之内。因此，杰出的历史考据家多具很高的理论见识，清乾嘉时期也不例外。如钱大昕、洪亮吉等人的文集中，对历史和现实都有很多深刻的见解。历史考据的成果被历史评论所采纳，往往说成是历史考证服务于史论，而历史评论的观点被历史考据所依据，则往往称作历史观“指导”了历史考据，这本身就是单线、单向的思维。从某种意义上看，所谓“指导”，其实也是服务，上文提到笔者考订《史通》一书内篇先成、外篇在后，最有力的证据是刘知幾对儒学经典的评价发生巨大变化——内篇多习惯性颂扬，外篇乃考究性批判，按其时代背景和文化环境，只能是外篇撰写在后。揭示刘知幾思想的巨大变化过程，无疑是具有深度思想史研究的评论，但这一见识被用于考订内篇与外篇写作的先后，是历史观点可以服务于历史考据的例证。顾颉刚对于上古史的考辨，蕴含着丰富的古史理论和宏观见识，“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命题，蕴含着丰富的理论性认识，人们无法将这种理论性见识从古史考辩中剥离开来，顾颉刚那些宏观的历史见解，已经成为古史考辩的组成部分。

因此，在历史考据学成熟化的状况下，可与宏观的历史研究、深入的历史评论之间互动互益，历史考据可以为历史观点作证，也可以否定一种历史观；历史观点可以“指导”历史考据，也可以被历史考据引为佐证，二者统一于尊重史实的求真、求是的史学准则。缺乏或消弱这一准则，就会发生冲突或扭曲，导致宏观理论与史实考证脱节。既然历史考据同样可以运用辩证逻辑这一高级的思维方式，那么就应当对历史考据方法的发展，提出更高的要求，以揭示更多的历史真相。

信息采集：孙中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