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冬阳 | 盛世危机:建州兴起的内情(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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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冬阳 | 盛世危机:建州兴起的内情(二)

三、温水效应与建州羽翼渐丰

在李成梁离任辽东总兵官的第二年,爆发了援朝抗倭战争(万历二十年至二十六年)。以辽东为前沿基地持续七年的战争,转移了明朝注意力,消耗了其巨大财力与兵力,给努尔哈赤进一步崛起提供了机会。据说,努尔哈赤曾向明朝表示,其“控弦数万,可檄征倭”,但明朝没有理会。努尔哈赤出兵征倭的真实目的已难以知晓,但客观上探测到了明朝对其不屑一顾的态度。

万历二十一年(1593)九月,古勒山(在今辽宁省新宾县上夹乡古楼)之战,努尔哈赤打败扈伦四部等九部联军,确立了建州在女真各部中的强势。如此重要事件,在《明神宗实录》中竟然没有记载。

直到万历二十九年(1601),明朝方过问努尔哈赤兼并哈达之事。原来万历二十七年,海西内乱,北关那林孛罗攻南关猛骨孛罗,猛骨求援于建州,以三子为质,努尔哈赤乘机纳兵哈达,拘猛骨,不久以谋乱杀之,收其贡敕363道,而立其子吾儿忽答(清译吴尔古代),以原许猛骨女妻之。明朝既责问,努尔哈赤立即表示归款,于抚顺关外,偕那林孛罗,向明朝起誓,善抚吾儿忽答。明朝以归款仪式为满足,南关贡敕仍由努尔哈赤“验敕代贡”。明朝得了面子,努尔哈赤得了里子。不久,那林孛罗西联蒙古再掠南关。南关饥,乞食辽东,不获,“至鬻妻子、奴仆以食”。努尔哈赤“周恤之”,遂携吾儿忽答归,南关亡。

(万历援朝战争场景 图片来源于网络)

关于南关被兼并,《明神宗实录》史臣论曰:“南关熸,乃蚕食北关,尽并海西诸夷,奴酋自此益强,遂不可制矣。”这是万历四十七年萨尔浒之战后天启年间明朝的认识,但是此前不久,明朝辽东文武各官对抚赏有着非常乐观的期待。

大约万历四十五年到次年底任开原兵备道的山西参政冯瑗,反对拒绝努尔哈赤以南关敕书入贡,其理由是:“第酌疆圉之利害,不若准其代验,非但开原有所操纵,抑且边民免于虔刘,阳以施羁縻之术,阴以济要挟之计。或使之解恨于北关,免吾戍守之劳。或挟之复立南关,分彼启疆之势,则所捐者小,而所济者大也。若曰敕书原系南关有也,不知南关、北关及建夷今所验贡之敕,俱从攘夺而来,不系原给之主名,相沿久矣,安能独责奴酋之夺南关哉?”

在辽东第一线的兵备道冯瑗看来,建州的顺逆,是可以用抚赏搞定的。

冯瑗还引用了叶向高《女直考》文末的“论”。叶向高认为,女真历史上曾经“亡辽蹙宋”,为“中国大祸患”,但是蒙古灭金,为明朝做了驱除,现在的女真,“稍驯狎矣”。关键是女真与纯游牧族群不同,“彼其屋居耕食,分地世官,非专事射猎,迁徙无常,如匈奴比,故可得而羁縻蓄也。兽奔豕突,夷性则然,而此叛彼归,朝侵暮款,信使一临,扣关相望。假令恩威足服其心,而扰驯毋失其宜,一疆吏办之矣。故夸者徼之以为功,贪者渔之以为利,自我致寇,亦复何尤!”叶向高交代了建州顺逆可用抚赏搞定的依据,就在于女真是定居族群,叛与归,侵或款,犹如翻书,但只要明朝信使一临,就可令其争相扣关求顺。《女直考》大致作于万历二十三年至二十五年前后,代表了当时明朝人对建州和辽东形势的认识。

(叶向高画像 图片来自网络)

但是,到万历四十年以后,辽东边臣的见识仍囿于此,则离建州的实际相距甚远了。万历四十一年,努尔哈赤灭乌拉,彻底控制松花江紫貂贸易通道,并进一步厚结蒙古科尔沁和喀尔喀部,收服黑龙江、日本海沿岸各族群,统一了除北关(叶赫)外的女真各部,于万历四十四年正月在赫图阿拉举行汗位登基典礼,自称“建州汗”,已具备挑战明朝辽东统治的潜力。

其实早在万历三十七年(1609),巡按辽东监察御史熊廷弼就已指出,辽东的真正危险不在辽河西面的蒙古诸部,而在辽河东边的建州女真。其文曰:

人皆为河西危,而臣独为河东危。何也?西虏虽强盛,然所欲不过抢掠财物而止,无远志。而东虏城郭田庐、饮食性情与辽同,所志在我土地也。

熊廷弼还具体了分析了“西虏”和“东虏”在情报能力、组织水平上的差异:

西虏与我界限颇严,尚不知内地虚实。而东虏旧规讲事,止在关上,关吏为之转达。自旧抚镇(指赵楫、李成梁)玩寇以来,给银牌数面,与干骨里等,任其出入,且戒驿递无阻,阻者辄听夷禀而加之罪,以此往来月无虚日,每住广宁辄数月,如家庭然,凡兵马之虚弱,钱粮之匮乏,城堡之坍塌,地形之险易,与夫民穷思乱而欲投虏之状,无不周知而习熟也。西虏势散,纠合亦不易,羁縻亦不难。……而东虏则拥兵数万,人心号令,皆出于一,非乌合而轻于聚散也。

(熊廷弼画像 图片来自网络)

因此,他忧心地预言:“向虽知此酋有异志,然或冀在数年之后。乃自得地以来,疆土日辟,愈见跋扈。今观其所为若此,恐此举动亦在不远。臣何得不为河东危!”熊廷弼还强调了北关的战略重要性:“北关并而东西二虏合,则辽危。”

为破解辽东危局,熊廷弼在致内阁大学士叶向高的信中,细致分析了当时形势,提出了安辽新战略:“厚抚北关以掣其肩背,羁縻西虏以伐其羽翼,招致江夷以散其手足,宠厚南关、灰叭诸降夷,召集遗众以溃其腹心”。

但是,熊廷弼的见解并不为辽东地方文官所认同,所谓“独地方议论,尚不归一,顾疏北关,亲奴酋,甚有谓奴酋不及江南一富家,从前悖状,皆我一二武弁所诬而为之去其忌者。”

叶向高给熊廷弼的信中也提到:“近见辽揭,极言建夷之恭顺。”虽然叶向高贵为内阁大学士,时人目之为宰相,其实际权力只是一文书,无力将熊廷弼的见解化为明朝国家意志,所谓“此地难名执政,而六曹之事毫不相闻。疏发拟,则依样而画葫芦而已。”辽东依然在努尔哈赤恭顺的外貌以及自我满足的心态中安之若素,岂不知在此种渐热温水状态中,随着建州羽翼日益丰满,它正在失却孤镇自存的能力。

四、振刷难造新格局建州终决裂

熊廷弼在万历三十六年冬至三十九年六月巡按辽东,上任时正值兵科都给事中宋一韩弹劾辽东抚镇“弃地啖虏”。

所谓“弃地”,指宽奠、长奠、永奠、新奠、孤山等六城堡,位于今天辽宁省本溪县南部、凤城市东部以及宽奠县一带,当年迫近建州地界,为万历二年巡抚张学颜同李成梁乘剿灭王杲之机开拓。经30余年垦殖,生齿日繁,居民达六万四千余人。“而篱落相次,鸡犬相闻,栅寨器械扞御之具,盖亦胥备,隐然一大保障云。然而参貂之所市易,将官既不得牟厚利,而戎心亦颇忌之,争扰渐起。抚镇虑其遂开边衅也”,于万历三十三年经督抚会题,以招抚为名,将居民尽数驱赶,死者狼籍。

赵辑辩疏中则称“弃地啖虏”是“横诬”,“招抚逃民,防微杜渐”才是实情。先是万历二十五六年,内地嗜利奸民贿赂承勘衙门取得开垦许可,“而避差逋民,逃罪奸徒,及为矿税逼迫,不能自存者,望风趋附,群聚山隅,数至六万有奇。愚民智为利昏,迷不知返,奴酋业已视为樊笼中物。”。因此派兵“驱此愚民还我版籍,以杜衅孽之萌,以免将来之患,实为安壤远计。”

熊廷弼奉命查勘,“具得弃地驱民状,劾两人罪,及先任按臣何尔健、康丕扬党庇。疏竟不下。”

明神宗之所以将勘疏留中不发,其目的在于避免事件继续发酵,造成更大政治影响。

其实劾、辩、勘三疏认定的事实并无多少差异,不同的是立场及其对事件性质的认定,其关键在于六万四千余居民该不该驱赶,三百里新疆该不该放弃。

据辩疏,六万四千居民皆是奸民、逋逃、愚民,辽东官方其实无法掌控,而且里边还有为“矿税逼迫不能自存者”,言下之意,驱赶新疆居民,实有为当今皇上收拾残局的作用,因为自万历二十七年始,明神宗派监丞高淮到辽东开矿征税,搜刮军民膏脂,激起10次民变和军变,至万历三十六年六月,方才撤罢。

而劾疏则是从有益人民生计和边防出发,认为六城堡之开拓,实有“徙民实新秦、屯田困先零之遗意”。

但是,劾疏里也指出,矿税监高淮更有向辽东抚镇索银之事(“挟得银五万两”),只是辽东文诸官不敢“为攘羊证”罢了。

考诸文献,李成梁于万历二十九年再任辽东总兵官,不仅有大学士沈一贯的反复推荐,还有矿税监高淮为之扫除。高淮在辽东不仅为明神宗搜刮白银,而且搜求贵重特产,上等人参俱被其独揽贡入皇宫,以致北京市场上绝看不到上等人参。

总之,万历二十年至三十六年,尤其是二十七年之后,是明朝辽东境内阶级矛盾和境外各“属夷”族群间以及“属夷”与明朝间矛盾交错激化的时代。其激化的催化剂则是对金路贸易利益的争夺。

南关强盛之日,控制了人参、貂皮等贵重特产贸易,尤其是从黑龙江、乌苏里江、日本海沿岸经松花江到开原的贸易通路,是南关聚集财富的金路,已见前述。但是,在女真各部争夺金路控制权的过程中,随着努尔哈赤用兵和招抚松花江、黑龙江、乌苏里江及长白山周边各族群,这条金路到十七世纪初,已落入建州的控制,转到了抚顺附近。这一转移不仅给建州带来丰厚利益,也丝毫不影响以李成梁家族为代表的世袭辽将集团攫取巨额利益,而且通过李成梁诸高官向中央机关和京城权贵(包括明神宗的私人代表税监高淮)贿赂分润,激化了明朝统治权贵集团与普通军民间的阶级矛盾。

以李成梁家族为代表的辽将集团,攫取财富的手段多样,《明史》云:“军资、马价、盐课、市赏,岁干没不资,全辽商民之利尽笼入己。”其中马价与市赏又是一个连环套。辽东为明朝九边军镇之一,为“神京左臂”,明初设有行太仆寺和苑马寺主管马政,养马40万匹,为部队提供源源不断的战马。后来马市渐盛,马政渐弛,到嘉靖时,连专职的马政机构也不复存在,从万历七年开始,朝廷拨付辽东马价银成为年例。最初年额4万两,至万历十四年增至11.7875万两。但是朝廷拨银越多,辽东战马越少,隆庆五年(1571)有78082匹,到万历十九年降为43000匹,二十八年清查,堪用者仅有20000匹,只相当于明初的二十分之一。

明神宗也甚感疑惑:“该镇马价,每岁十万余两,原足买马之用,如何今日辄称无马?”

辽东巡按御史熊廷弼调查后,发现原来马价到了辽东抚镇手中有这样的吃法:

缘十数年来,专靠夷马,凡土产者,虽龙种不得售一钱……。且抚臣尤有一种苦情,难以尽言者。旧规年例马价解到,当即酌量多寡,分发各道买马操备。自旧镇抚(指李成梁、赵楫)为政,全将银两收贮广库,独为广宁买货抚夷之用,止将所市夷马,分俵各道。计所俵不及应分银数十之二三,而所欠各道马价,有三年者,有二年者。又去年应分马价,除止给宁道外,别道分毫未与也。及查库有无存留银两,虽(仅)遗下缎货诸物,约值十余万金。缘向来侵扣多端,买到之物,既滥恶不堪,而顿放年久,浆粉发变,又复坏烂,减价以售夷马,而夷人不收。算价以分各道,而各道不取。

据此可知,抚镇中饱马价的做法,首先将资金集中使用,用于购买在关市上“抚赏”“夷虏”的缎货。当然,“抚赏夷虏”不是给皇上进贡,质量不妨最低,价钱不妨最贱,而账目上的价格不妨昂贵,这昂贵与低贱间的差价,就成了抚镇的私房钱。然后用缎货到马市上购买“夷虏”的马匹,关市是军方垄断的,不怕“夷虏”不卖。买来的“夷马”分成不同等级,18两到20两一匹的上等马,留给抚镇标营的亲丁家丁用,12-13两一匹的给各营路用,10一匹的给各边堡用。这还算是比较讲良心的做法,更甚者,除了个别道外,“别道分毫未与”。

明朝巡按监察御史由皇帝亲自钦点,官小而权重,与所监督对象无任何隶属关系,照理说,侵吞军费如此恶劣的事情,早应被揭发出来予以惩治。为什么偏偏要到熊廷弼巡按时才发现呢?

其实熊廷弼的前任萧淳就已发现问题,并报告朝廷,并且经兵部处理,定下了“马价径给马主”的规定。但有规不守,违规不究,规定就是废纸一张。

萧淳对事不对人,而熊廷弼对事又对人,“在辽数年,杜馈遗,核军实,按劾将吏,不事姑息,风纪大振。”熊廷弼敢于对事又对人,有其“褊性”的性格因素,但更重要的是,他面临的政情不同于其前任。

李成梁来头太大,他中饱的军费并非一人独吞,相当一部分要用于“灌输权门,结纳朝士,中外要人无不饱其重赇,为之左右。”而且,在辽东本地,通过集中军费,厚养家丁,弱化其他部队,使自己的直属部队成为精锐,与关市抚赏一同构成驾驭“夷虏”的硬软两手,绑架了国家利益。结果,万历二十年到二十九年,“[李]成梁离镇十年,八易将,戎务尽弛,战守无资,辽事大坏”。当时有人建议用著名将领麻贵,但麻贵和革职总兵官马林(马林是蔚州人,今属河北,明属山西)一样是山西人,大学士沈一贯认为:“但系西人,必用西兵为家丁。马林因用西丁,搅扰辽人。若麻贵不带家丁,则无手足。若带家丁,又蹈前辙。不若成梁即用辽丁为简便也。”所以76岁高龄的李成梁再膺重寄。

但是到万历三十六年六月后,政情发生重大变化。

首先是李成梁的剿抚两手不灵了。

努尔哈赤已不怕跟辽东打贸易战,因为万历三十三年他已经发明了蒸煮干燥法,可将人参长期保存。果然,在三十四年,因参与驱除宽奠等六城堡居民受赏后,就以拒贡要求提高赴京朝贡车价,并“勒买参斤”。一直僵持了两年,辽东面临战争危机。但是,“辽阳凋敝之区,一旦[建酋]内犯,何以支吾!”这样,李成梁的局就显露破绽了。

其次是言路对李成梁和税监高淮的弹劾以及辽东军民的反矿税监斗争,形成了高压政治舆论,迫使明神宗痛下决心,召回李成梁和高淮,加以整顿。

再次,熊廷弼有大学士叶向高在内阁的支持,可以及时准确掌握朝廷的意旨,拿捏好振刷分寸,又有安全退路。

(《独步天下》剧照)

经过整顿和增兵调饷,努尔哈赤向明朝服软,做了象征性退地、降车价、缩减进京朝贡人数八成,让辽东方面可以有充分材料向朝廷“极言建夷之恭顺”。于是明廷“许贡”。而明朝的辽东军备,故态复萌:“向来夷汉一家,墩台俱废,哨了不设,夷人假入市诇伺虚实,汉人亦出边透漏消息。”在李成梁以90高龄故去的第二年,万历四十四年正月,努尔哈赤在赫图阿拉行告天即位礼,称“承奉天命养育列国汗”;两年后,以“七大恨”告天,发兵攻取抚顺,宣告与明朝决裂。

五、结语

建州兴起的另一面,是明朝辽东统治的衰败。或者说,建州兴起的秘密,正在于明朝统治的衰败。而明朝辽东统治的衰败,则是明朝亡国的先兆。

万历十年以前的辽东,存在以海西女真的开原南关为战略支点,控扼东北各族群的稳态华夷秩序。这种稳态秩序基于华夷间的差序格局和群夷间的均势格局,而其均衡点又在开原马市位于贸易串织起来的金路关键节点,其具体的基础,则在于南关对女真各部的控制力及其对明朝的忠诚。辽东总兵官李成梁的显赫武功,都在这种地缘政治经济条件下顺利展开。

但是,此后由于南关内部的以及南北关之间的动乱,南关强盛不再,而金路逐渐转向建州女真控制之下。以家丁健儿为中坚的辽东将官集团,无法有效应对这种变化,胶柱鼓瑟的“羽翼”南关之局实际上蜕变成为羽翼建州之局。当建州羽翼逐渐丰满时,辽东土著将官集团与明朝权要却日益蜕变为脱离广大军民的少数权贵统治族群。志在与明朝争夺统治权的建州,于辽东将官的抚赏亵玩中,不断蓄积实力,在李成梁身后两年,即与明朝公开决裂。

努尔哈赤借辽东马市金路蓄积了与明朝决裂的力量,而掌控辽东马市金路主导权的明朝辽东镇,却因此落得兵备弛废、军民离心,其表面原因似乎在于努尔哈赤的“狡诈”、李成梁的“啖虏”。但是,李成梁家族若有心“啖虏”,何苦长子死李如松捐躯土蛮之役,而次子李如柏不于萨尔浒之战时归降建州而于失利被劾后自裁?

(《独步天下》剧照)

李成梁再镇时,辽东马市上活跃着两方五股势力。两方指华夷,亦即明朝与东蒙古、建州。而明朝方面又可分为皇帝私人代表矿税监高淮、辽东将官集团、内地私商三股势力。

东蒙古在马市上提供的是马匹,建州主要提供东北珍贵特产人参和貂皮,内地私商提供江南丝织品等,而辽东将官集团则主要提供市场(场所、设施、秩序维护、征税等)和白银(军费),矿税监高淮则是马市交易的纯粹分润者。

马市还有一个由将官集团执行的重要政府职能——抚赏“属夷”。抚赏“属夷”原无专项经费,只得扣留部分马价银,其剩余马价,不足买马,于是辽东抚镇干脆尽留于广宁,名“马子银”,用于收购缎匹,转卖“夷虏”,收购“夷马”,再分发各营道边堡,原来设想是把军费投入江南缎匹与东北特产间的贸易,获取增殖,用来弥补军费的不足。

但是,军费及其增殖部分,其实被李成梁用于持盈保泰。

暮年垂老的李成梁,“子弟尽列崇阶,仆隶无不荣显”,他要持盈保泰,一方面是要固结明神宗的欢心,所以要与高淮“彼此以权力互援”,助其“捆载于辽”,另一方面,经历援朝抗倭战争后,李家借以建功立业的“故部曲已无复存”,他需要重资重新培植家丁健儿,而对于实力不断壮大的努尔哈赤,他不仅不想也无力像早年那样大张鞑伐,因为在贸易上他们之间有着更多互惠的利益。他之所以驱赶宽奠等六城堡汉民,动机之一是此地纷争妨碍了“参貂之所市易,将官不得牟厚利”。因此,当李成梁为了持盈保泰,以保卫昔日荣光、保持既得权力和地位,将军费用于贸易增殖时,却败坏了辽东镇的军备,伤害了辽东军民的心,培养了明朝的掘墓人。这背后,应该深究的,不是“狡诈”抑或“啖虏”,而是明朝最高统治集团和辽东镇将帅群体,为了眼前狭隘的经济利益,绥靖敌手,迷恋政治、军事和财经体制的痼弊,不惜置国家重大利益而不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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