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冬阳 | 盛世危机：建州兴起的内情（一）

引子

清人修《明史》，有“明亡于万历”一说，而今人则以为该说出自清人笔下，难免为清政权合法性辩护之嫌，在明人记忆中，万历实为太平盛世。然而，考之史实，不论是危亡之时还是太平盛世，万历朝繁荣的表面无法掩盖明朝面临严重危机的内里，则是没有疑义。万历朝的危机表现在财政、军事、边疆、政治和社会诸方面，辽东则是这些矛盾较早集中交织地区。正是这些矛盾在辽东的交织，给建州女真的兴起提供了条件。对辽东镇守总兵官宁远伯李成梁在其中的影响，当时人即有“通虏”之严斥，而当今亦有“百年功臣、千古罪人”之评价。那么，历史的实际如何，多重因素如何交织，李成梁到底起了何种作用，值得在学界已有成果基础上，再回到原始文献，加以重新审视。

一、开原金路稳态与李成梁的武功

万历十一年（1583），建州女真首领努尔哈赤（即后来的清太祖）以十三副遗甲起兵之前，明朝东北存在一种稳态的华夷秩序，亦即以海西女真的开原南北关为战略支点，西控蒙古，东驭建州女真，北联野人女真以及三江流域直至外兴安岭、库页岛各族群，形成辽东农业区的安全屏障。

万历四年，巡按辽东御史刘台描述云：

“辽东一镇，自宁前抵喜峰口，曰朵颜；自锦义历广宁至辽河，曰泰宁；由黄泥洼逾沈阳、铁岭至开原迤西，曰福余；开原迤北，曰山寨、曰江夷，迤东曰海西、曰毛怜、曰建州。祖宗以来，嘉其慕义，许以互市，广宁设一关一市，以待朵颜、泰宁等夷；开原设三关三市，以待福余西北等夷；开原迤东至抚顺，设一关市，待建州等夷。事属羁縻，势成藩屏。”

（图片来自网络）

战略地理上，辽东为拱卫北京（洪武时称北平）之左臂。洪武时撤府州县，设辽东都司，辖二十五卫，以兵民合一组织镇守之。永乐七年（1409），别设安乐、自在二州，以安置内迁女真诸族裔。辽东都司西部，明初置朵颜、泰宁、福余三卫以处东蒙古兀良哈部，授其各部长、头目为都督、指挥使以羁縻之。长城外、三卫南，置大宁都司守卫。永乐时，内迁大宁都司，予其地于三卫，朵颜遂抵喜峰口外。北部开原迤北，“永乐初年，女直来朝，其后海西、建州女直悉境归附，乃设奴儿干都司，统卫所二百有四，地面城站五十有八，官其酋长，自都督以至镇抚，许其贡市，自开原以达京师，岁以十月验放入关。”

除设官授职外，明朝还颁给东北少数族群各部首领、头目一定数量的敕书，作为赴京朝贡、辽东马市贸易的权利凭证，此种制度，学界称之为“贡敕制”。贡敕制的运作，在于通过朝贡、封赏和贸易，取得周边少数族群对明朝共主地位的承认，从而构筑起稳态华夷秩序。此种秩序的内含，政治上是宗藩关系（宗主和藩属），经济上则是贡赏贸易，对于明朝来讲，前者是目的，而后者是手段。对周边少数族群而言，则正好相反。

此种秩序稳态运行的基础，一方面是少数族群与中央王朝间在政治、文化、军事和经济发展水平和实力上的巨大差距，尤其是军事和经济等硬实力上的巨大差距，另一方面则是各少数族群间势均力敌的格局。概言之，华夷秩序稳态运行的基础是华夷间的差序格局（“差序格局”系移用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提出的概念）和群夷间的均势格局。这两种格局互相为用，任何一种失衡，都会破坏华夷秩序的稳态。

因此，从明朝方面讲，封赏贸易和军事震慑甚至打击，是交相为用的。当少数族群不安于现状，或兼并其他族群，或挑战皇朝权威，明朝就会动用军事手段干预，以维持稳态。

（明代辽东马市 图片来源于网络）

十六世纪八十年代以前东北地区的稳态华夷秩序是以辽东都司强大军事实力，以及东蒙古、女真各部间的均势为基础的。

辽东都司盛时军事实力，有所谓“辽兵以十万计，视九边称雄”的说法。

东北各族群主要是东蒙古兀良哈各部和女真各部。明朝人认为，女真先人建立的金朝曾为蒙古所灭、受其统治，两者间有世仇，同时并立，可收相互制衡之效；而历史经验有云，女真兵满万则不可敌。因此，女真各部亦须分而治之。

奴儿干都司下辖女真分为三大部。

居住在乌苏里江以东、日本海沿岸到珲春河、绥芬河一带的，称野人女真。

居住在嫩江、松花江流域以及黑龙江两岸的，称海西女真，正统以后，逐渐南迁，至嘉靖时，迁徙到现吉林市附件的松花江沿岸、辉发河流域，靠近开原，由东北至西南为乌拉、辉发、叶赫、哈达四部，又称扈伦四部。

居住在抚顺以东、南至鸭绿江、东北接野人、西北接海西的是建州女真，其核心地带是苏子河流域。建州女真本居黑龙江依兰附近，明初迁徙到绥芬河下游、图们江、珲春河流域。永乐末到正统初，迁到苏子河流域。建州女真之名源自明朝设建州三卫羁縻该部落。先是永乐元年（1403）设建州卫，至迟到十四年（1416）二月，又设建州左卫。正统七年（1442），自左卫析出右卫。

（图片来自网络）

明初女真各部赴京朝贡无时间、次数和人员限制，贡品主要为马匹和貂皮，皆其土产。同时，明朝在边境设马市，以便辽东都司收购马匹而女真可得所需盐米。

永乐四年，明廷于广宁、开原设马市，作为兀良哈蒙古和海西等部女真入贡和贸易的关市，各部投放到开原马市的马匹，先由明朝官方择其良者伴送至京作贡马，选下者在马市交易，进贡所需“供具”，由辽东都司承担，马市除主管官员外，尚有通事、牙行之设。

宣德五年（1430），增开抚顺，以为建州女真诸部交易之地。

至天顺八年（1464），确定抚顺为建州进贡与贸易的关市。

（抚顺城门旧影 图片来源于网络）

贡市贸易，就明朝官方来看，是以赏赐和贸易的经济利益笼络周边诸族，政治利益为优先选项，但经济是“硬约束”，其中的经济利益亦不得不考虑。

大约到宣德时期，辽东从马市上已可获得充足战马，苑马寺所属监苑孳牧马止九百余匹，乃裁减该寺官吏。

至正统四年，明廷以“劳扰军民供送”，开始限制女真朝贡频次，要求“一年一朝或三年一朝”，同时明确规定：“其有市易生理，听其于辽东开原交易”。以此为契机，辽东的马市贸易日趋繁荣。

到16世纪中叶以后，辽东马市上交易的产品已转为民品为主，马匹只是其中的小部分。其中尤以耕牛、犁铧与人参、貂皮的交易令人瞩目。

经济上，采猎、畜牧业是女真三部的主业。至于农业，野人在15世纪50年代只是“略事耕种”，而16世纪60年代，明人所见建州女真，则是“喜耕种，善缉纺，饮食衣服，颇有华风”，海西部“亦务耕稼”。建州和海西女真农业的发展，反映到马市贸易上，就是犁铧和耕牛成为其购入的大宗商品。开原马市贸易档案记载，1550年某月连续四天的6次交易中，海西女真购入耕牛达233头。而1583年秋末到1584年春末的19次交易中，海西女真共购入铧子4848件，其中竟然一次购入1134件。海西女真在开原马市上所出售人参和貂皮的数量之巨大，1583年至1584年两年间不完全的统计数字可见一斑。两年间有记录的19次交易中，海西女真主要出售人参和貂皮的有18次，总计人参达3484斤，貂皮4600张，而马匹仅有172匹。

开原马市上如此巨额的人参和貂皮，并不来自开原附近，而是来自混同江（松花江）、黑龙江流域的各部。

万历四十六年前后曾任开原兵备道的冯瑗记载：“（前略）又参貂马尾之利，皆东夷所产。东夷有远自混同江来者，有远自黑龙江来者，或千余里，或二三千里，非有近夷为居停主人，其何所依而重译焉。昔南关夷酋王忠建寨于静[靖]安关外，以专其居停之利。北关效之，亦建寨于此，盖争其利也。”

此所谓南关，即哈达部，因其关市在开原东南的靖安堡广顺关故名，而叶赫部关市在开原城北的镇北关，故称北关。南北关中，以南关势力为尤盛。

南关徙居开原的年代，在王忠为哈达部首领时，约在嘉靖十二年前后。其父速黑忒居松花江畔，即控遏开原“迤北江上诸夷入贡必由之路，人马强盛，诸部畏之”，自弘治到嘉靖的三十余年间，与明朝保持良好关系，曾杀开原城外“常邀各夷归路、夺其赏”的山贼猛克，于嘉靖十年获得明朝奖赏，可见哈达部的势力已到达开原城外。速黑忒可能于两年后被族人巴岱达尔汗袭杀，在嘉靖十三年获得明朝赐祭，王忠遂徙居开原。嘉靖十九年，王忠占夺他部敕书进贡事被检举，遭停贡处罚。嘉靖二十一年秋，朵颜部袭劫辽东定远、叆阳等边堡，王忠预先向明军报信，令明军大克捷，论功赏白银、彩缎，并由都指挥佥事升迁为都督佥事。

王忠时代为哈达全盛之期，其“兵力强盛，东夷自海西、建州一百八十二卫二十所五十六站，皆听其约束。[王]忠又甚恭顺，一时间辽东边无一夷敢犯居民者。”

万历时辽东巡抚李化龙总结其中的奥秘云：

开原一路，孤悬天末，三面环夷，如黑子之着面，盖九边最危地也。乃向来被兵返比之别路差少，则亦有说。其地小而民贫，其人悍而善斗，其马市为夷货流通之府，胡汉之人，胥仰藉焉。抢掠所获不足以当市易之利，夷人以市为金路，惟恐失之，而我亦借此以为羁縻。

（李化龙像 图片来源于网络）

换言之，辽东开原为九边最危之地而被兵反少，其秘密就在于辽东、蒙古、女真各方力量围绕马市这一“夷货流通之府”，形成了利益上的均衡。而这一均衡的关键又在于南关的强盛及其对明朝的忠顺。这种均衡，可以称之为华夷秩序之开原金路稳态。

隆庆万历间，辽东镇守总兵官李成梁显赫武功的取得，皆以这一稳态为前提，而其武功对于明朝的意义，亦在于维持这一稳态。其武功所针对的具体对象，首要的是东迁的蒙古察哈尔部，其次为建州女真，再次为北关。在这一前题下，壮年的李成梁“锐意封拜”，“藉健儿”，师出必捷，威振绝域”。

据夏允彝记载，兵部尚书申用懋万历年间任兵部司官时，曾亲见李成梁长子李如松，扣以边事，答曰：“为费甚多。凡所育健儿，恣其所好，凡衣服饮食子女第宅及呼庐狭邪之类，俱曲以济之，有求必予，但令杀虏建功而已。”所谓“健儿”，又称家丁，实为各将帅的半私人部队。

当时开原边外，有强大而忠于明朝的哈达部居中牵制，东蒙古各部及其他建州各部，有如无首群龙，虽有一时啸聚为患，然李成梁凭借健儿奋击，剿抚兼施，又有哈达部策应，疥癣之疾无不立消。

（李成梁画像）

二、“羽翼”破局与建州初兴

不过，构成开原金路稳态关键的南关强盛，其根基又在于南关的内部稳定和对金路的控驭。而这两个根基，在万历十年以后发生了动摇，同时以健儿为中坚的辽东将官集团却无法有效应对这种变化。

万历十年（1582），南关首领龙虎将军都督王台离世，是16世纪80年代东北史上的重大事件，它意味着东北的地缘政治发生了潜在重大变化，亦即哈达部（南关）控扼女真各部，西御蒙古，为明朝开原边外藩篱格局开始破败。

王台尸骨未寒，北关首领“仰、逞二奴（仰加奴、逞加奴，清译杨佳砮、清佳努）乘机构衅，与虎儿罕仇杀”。此仇杀既涉及南北关之间的恩怨，也涉及南关内部的兄弟阋墙。

嘉靖间，北关杨、清二首领之祖父诸孔革曾被南关首领王忠夺去贡敕700道并所属13寨。故南北关有世仇。虽然王忠曾嫁女诸孔革之子台出，而侄子王台继位时又分贡敕300道予北关，但世仇并未消融。故王台死，即有北关攻南关之事。

虎儿罕是王台嫡长子，排行第三，哈达部新任首领。而王台生有六子，第二、四、五子早亡，存世三子除虎儿罕外，还有庶长子康古六（或“陆”）、后妻温姐所生第六子猛骨孛罗。王台死，康古六与虎儿罕争分其父遗业，虎儿罕“以为是其父奸生子也，欲杀之。康古六奔逞加奴，即以女妻之”。不久虎儿罕死，“而康古六归，得妻其父妾温姐，而分海西之业，与猛骨孛罗、歹商各居一寨，而并立为三”。北关转以猛骨孛罗和歹商为攻击对象。

万历十一年二月，李成梁攻杀建州部首领阿台、阿海后，又以调节北关、南关矛盾为名，于当年十二月在开原关市设伏诱杀北关两首领，共斩首级1563颗。明廷为之告庙，视为“奇功”，加李成梁岁禄二百石，荫子升级世袭，蓟辽总督张佳胤、辽东巡抚李松分别升官荫子。其下各级官弁晋级得赏有差。

但是对于此次军事行动的评价，明朝内部却有不同声音。而诱杀“奇功”也并未解决北关与南关在贡敕争夺上的矛盾，反而给南北关矛盾火上浇油。此后北关首领以报父仇为名，屡袭南关，并联合蒙古扰明边。

（建州女真士兵 图片来源网络）

明朝之所以大开杀戒、诱毙北关首领，力扶南关者，辽东巡抚顾养谦说的很清楚：

夫全辽以数万之众，当无算之虏于二千余里之间，而保有孤镇者，以东夷势不得西合，尚称属夷，而我得一意西防也。使无海西，而令东夷得合于西虏，则全辽之祸可胜道哉！

也就是说，在王台死后南关势力日衰、东北地缘政治发生潜在重大变化的形势下，明朝方面仍然胶柱鼓瑟，力扶南关，并且重点扶持实力最弱的歹商。因为南关三酋中，康古六所娶继母温姐，为北关杨、清两首领之妹，故康古六实为北关双料女婿，而猛骨孛罗又系温姐所生，因此，明朝方面认为康古六因恨虎儿罕而甘心于歹商，而猛骨孛罗以“母妻之故”不能无“二心”，是“王台之苗裔有固志而立于海西者，独歹商一人耳”。而歹商内迫于康古六，外逼于北关，势如危卵。明开原兵备道王缄召谕北关数年，不听。于是辽东巡抚顾养谦决计以武力剿灭北关两首领，并擒杀康古六，又弹劾王缄剿抚不定，贻误边事。明神宗令锦衣卫逮捕王缄至京讯问，得知上次诱杀北关杨、清两首领，确实存在“开原地方贪功生事，多杀无辜”情况，令辽东抚镇谨慎行事，王缄复职。

顾养谦考虑到若仍前剿灭北关，“第恐此寨一空，反为北虏窃据”，与李成梁商定，若兵临城下，彼等乞和，则抚之，不然，则剿灭。

万历十六年春，李成梁发兵攻北关那林孛罗东城，迫使两首领出降。此前明军已拘捕康古六和温姐，有杀之意。兵备道王缄考虑到杀温姐势必结仇猛骨孛罗，不利扶持歹商，于是将温姐放回，以招抚之。但温姐惊恐，仍偕猛骨孛罗奔北关，攻歹商，王缄因此落职。顾养谦于是释康古六，去温姐之惊恐。“酋（指康古六）果偕温姐骈首谢。臣等赉而遣之。又虑歹商弱不能立久之，或为诸酋并，则名为后王台，实亡之耳。乃复令奴儿（努尔哈赤）弃北关，婚歹商。二酋（指北关卜寨、那林孛罗二首领）闻之，亦争与歹商和，而开原高枕矣。但两关终以敕书不平为争。盖自永乐来，给海西诸夷自都督而下，至百户，凡九百九十九道。以强弱分多寡。今两关之强弱可睹也。臣等是以酌南北平分之，而北少其一，以存右南关之意。诸酋皆服。”

这一扶持歹商的“羽翼”战略，貌似完美，其实是一个三部众酋各怀目的扶阿斗的格局，充满不确定性。

顾养谦曾见歹商本人，感觉“其为人气弱而多疑，不能善其左右，其左右多有离心。即悉杀诸酋而立之，必不能有其众”，也就是说，歹商根本没有做南关首领的能力，属阿斗式人物无疑。因此顾养谦设计并促成了诸酋“羽翼”歹商局面。温姐为两关血亲，辈分最高，因此释放其夫康古六，令其怀德畏威，和两关，而歹商以祖母礼待温姐，以叔父礼待康古六；同时促成努尔哈赤联姻歹商，诸酋皆为歹商羽翼。

可是，不久，这一“羽翼”策略就出现破绽。该年四月初一日，康古六被释放，二十九日病故，遗言“戒部曲毋盗边负明恩”。猛骨孛罗即谋尽室徙依北关，恐温姐不从，密召北关兵，自纵火焚所居，挟温姐以行。七月三日，温姐抑郁中死于“乳花疮”。这样，借助温姐和康古六“和两关”的企图就告踏空。

（电视剧《独步天下》努尔哈赤形象）

“羽翼”战略另一关键支撑则是“或剿或抚，权常在我”。

为了防止各怀目的的三部众酋“间有作梗，再相仇杀”，顾养谦认为以辽东明军之力干预，可保无虞，即所谓“如系北关，则令南关及建州二部随我攻北。如系建州，则令南北二关随我攻南。若系南关，则北招卜寨、那林等，南招奴儿哈赤等，随我合攻南关，务令彼此相安，永为藩篱。或剿或抚，权常在我，而东北一带可常保无虞矣”。

至万历十九年，北关首领卜寨还是诱杀了歹商，“掳其部落生畜，收其敕一百三十七道”，北关成为扈伦四部盟主。此事未见辽东明军有任何行动。大约明朝方面已忘却自己“羽翼”之策。

同年，辽东总兵官李成梁因屡被言路弹劾滥杀平民、掩败不报、欺罔朝廷，解任奉朝请。这意味着“羽翼”战略关键支撑的“剿抚”之权并非明朝可以得心应手地运用。

“羽翼”战略既无法真正挽救海西的衰落，也无法阻挡建州的兴起。

万历十一年到十六年的6年间，与南关衰落相伴随的，是建州部的初兴。建州左卫都指挥使努尔哈赤以十三副遗甲起兵报父祖仇，到“羽翼”之局成立时，“环满洲而居者，皆为削平，国势日盛。与明国通好，遣使往来，执五百道敕书，受年例金币，本地所产有明珠、人参、黑狐、元狐、红狐、貂鼠、猞狸狲、虎、豹、海獭、水獭、青鼠黄鼠等皮，以备国用，抚顺、清河、宽甸、叆阳四处关口，互市交易以通商贾，因此满洲民殷国富。”努尔哈赤奠定了与北关争雄的基础。

而在对明关系上，努尔哈赤的“效顺”策略，则令明朝无比受用。万历十七年，努尔哈赤曾执斩盗塞“逆酋”克五十，并被掳人民，纳献明朝，因此奖授都督佥事。努尔哈赤这一“效顺”表现，即使到其并哈达、灭辉发、屡逞不臣之后的万历四十年，仍然被称赞为“有[王]台风”、“宜拜爵大都督，而称忠顺也”。

明朝扶持南关歹商的“羽翼”之局实际上蜕变成了羽翼建州之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