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长征中的飞夺泸定桥战斗,是近年来争议较多的一个焦点,也是被仇共的大V以及众多有同样情结的网民极力否定的一个焦点。笔者曾经多次在多个平台发文参与讨论,但屡屡被锁。今天删除了所有敏感的词句,再次发文于此,还望准予发布。
一,关于守城部队的兵力问题
从很小的时候就读了无数遍的文字是这样描写守城的敌军兵力的:“守城的两个团的敌人早已在城墙和山坡上筑好工事……”
这“守城的两个团”,是不是那么回事?不是。
红军要攻取的泸定城,一直到夺桥战斗发起的前一天,还没有敌军驻守。国民党军整个大渡河防线的守军只有24军的第4旅、第5旅、第2旅一部和临时拨归24军指挥的21军第6旅。其中第4旅袁镛所部防守泸定城下游二十多公里的龙八埠一带,此时正在受到东岸渡河后的红军的猛攻。第5旅杨学瑞部防守更下游的安顺场一带,此时已经溃不成军。21军第6旅王泽俊部防守更更下游的富林一带,距泸定更远,且在红1师渡河后往更下游遁去。泸定的城防,属“川康屯垦司令部”第2旅余松琳部,但余旅的防御重点在康定而不在泸定,摆在泸定的只有包括两个连新兵在内的四个连,而且根据蒋委员长“在大渡河以南对匪作战,应用择要扼守……各城镇之兵力部署则能固守作长久之防已足,不须多留守兵”的微操,这四个连全都不在泸定城里,而在距县城五十多公里的菩萨岗、猛虎岗一带。一直到红一师、红二师已经沿大渡河的东西两岸奔袭而来的5月28日,泸定桥的守军,只有一个地方武装县自卫大队,没有野战军的一兵一卒。因为直到这个时候,刘文辉对红军要夺取泸定桥的企图还没有判读出来。
到了28日,刘文辉终于侦知红军正沿大渡河两岸疾进,于是向所属2旅余松琳、4旅袁镛等发出特急电:
“辉计划如次:
一,康防由余邹两负责;
二,袁旅须团结兵力,以掩护泸定为主任务,在化林坪附近设防。酌派一部据河之险,在沈村或其以南扼匪上窜。并对匪由坭头至化林坪间之隘路注意,等因。”
这封急电表明,第2旅余松琳旅专守康定,不负责泸定防务了,泸定的防务划归了第4旅袁镛。可见此时的刘文辉虽然侦知了红军正在向大渡河的上游疾进,但对于红军的作战企图仍然不甚明了,其防御的重点仍然在其预留的万一打不赢时逃跑的后路——康定。
此时,扩大了防守地域、兼顾了泸定城防的第4旅袁镛所部三个团,第10团在飞越岭一带,第11团在海子山一带,正遭到沿东岸上来的红1师的猛烈攻击,自顾已经不遐,只有李全山第38团(欠第1营)在距泸定城较近的冷碛一带,尚未受到打击,袁旅长遂令李团迅速占领泸定城组织防御。就这样,到了夺桥战斗前一天的28日入夜,38团才匆匆陆续进驻泸定城。最先是第2营烟瘾不算太大、身体尚健的二十多个兵,在连长饶杰的带领下天黑以后赶到,接着是周桂三的第2营,于当晚二更天赶到,待团长李全山带主力赶到时,已经是29日的凌晨。当兵的气还没喘过来,大烟瘾都还没来得及过一下,就被督赶着拆桥板,桥板还没完全拆光,对岸的红4团昼夜兼程240里便也赶到了桥那头,两军隔河的枪战打响,而且再没有停止过。
到了当天下午16时左右,也就是夺桥战斗打响稍早的时候,守军得到急报,在安顺场渡过大渡河后的红1师,此时已经击溃第10、11团的防线,逼近泸定城,马上就要抄了他们的后路。李全山和手下亲信一合计:不行,再不跑就成了人家的饺子馅了。于是留下周桂三第2营断后,李团长带着团主力撒丫子了。
所以,最终留下守桥的就是敌38团的一个营而已。这一个营也不是“早已做好工事”,而是连简易工事都没来得及做就仓促进入防御的。
这个营的战力如何呢?说来也真巧,就在这前一天,27日,团长李全山还转来上峰对该营的电讯,您看这电报的内容:
“查兵额一事,平时再三明令应足规定名额者,盖所以预备战时之用也。乃自雅出发以来,各连故参兵逃亡甚多,而沿途拉民充数者亦复不少。如此不特使人民发生恶感,为剿匪之障碍,以不教之民驱之任战,亦必大为减杀作战力量,危及官兵关系事小,影响剿匪前途实大。”
军用电台在那时还很少,战时通信资源十分紧张,而就在这个节骨眼上,上峰还专门打来这样的电报,可以想象电报中所说的这个问题已经严重到了怎样的程度。用这样的兵跟红军打,呵呵!
二,关于守城部队的火力问题
大量关于夺桥勇士的宣传文章中,最多最典型的描述差不多都是 “22位勇士冒着敌人密集的弹雨,攀着铁链向对岸冲去。”而在那些越拍越惊险的电影电视剧的画面中,就更是十倍百倍地表现了这密集的弹雨。不信你看吧:守桥敌军的轻机枪、重机枪、冲锋枪一挺接着一挺狂吐着火舌,纷飞的枪弹打得铁索火花四溅,夺桥的勇士冒着敌人的弹雨一边攀爬一边用斯登式和M3奋勇还击……
笔者一个网友,是个中学历史老师,他说他的学生中有军迷的曾经问他:如此炽盛的火力封锁,就是一百多米的开阔地,想通过也是难的,何况悬空的一百多米光溜溜的铁索。在那上面攀爬,想快又快不起来,想规避又规避不了,敌人只需用一挺机枪打几个点射,或只要一个步枪班打几个齐射,那将会是怎样的结果?我想,有同样疑问的,怕不仅仅只是一个中学生吧。
被那些别有用心的仇共的大V小V抓住这一宣传的漏洞追逼着质问,你说这怪谁?
历史上泸定守军的火力根本就不是那么回事儿。
桥东的守军,是川军刘文辉部,而川军,压根就不是一个整体。光说这装备,这一支和那一支就往往有着天壤之别。土城之战的刘湘川军,那是极端的精良,而邓、田、刘部川军,则占了另一个极端,是出了奇的窳劣。劣到什么程度呢?请看抗日初期川军团长张宣武的记述:
“第41军,军直属和各师、旅,都没有骑兵和炮兵,除步兵团各有一个迫击炮连外,全军没有一门野炮或山炮,更没有任何防空武器和反坦克武器。轻重机枪和步枪都是四川土造,射击距离很近,准确性极差,极易发生故障,而且轻重机枪的数量非常之少。以122师364旅来说,全旅只有八挺重机枪和两挺轻机枪。”
怎么轻机枪比重机枪还少?没错,除了中央军和像刘湘这样能够自产轻机枪的少数杂牌军外,一直到抗战全面爆发,全国军队中的绝大多数,轻机枪的数量都少于重机枪。
再看当年直接参与大渡河阻击红军的川军张伯言(24军参谋长)、杨学瑞(24军第5旅旅长)、张怀猷(24军第5旅参谋长)等关于24军第5旅与沿大渡河东岸北进的红2团作战的记述:
“红军在对山以火力掩护,部队由山下向野猪岗山顶仰攻。唐灼元团机枪连有一机枪手,用机枪附射山下红军,但被对山红军一枪击倒。这时第五旅部队因枪支射程有限,无法对付对山红军火力,只有向山下仰攻的红军射击。”
看到没有,红军可以从对岸打他们,而他们却无法打对岸的红军,为什么?因为他们的枪够不到。
川军的步枪打不到对岸,《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中,也有说到:
"有人问一个曾在泸定桥打过仗的原国民党军官,为什么红军在夺取泸定桥的时候伤亡那样少?他说,因为国民党的枪支太陈旧,子弹都潮湿发霉了,大部分打不到河对岸。"
大渡河不过百多米宽,按说再差劲的步枪,也不至于打不到对岸呀?
回答这个问题,要多罗嗦几句了。
抗战前军阀割据,各路军阀的步、机枪主要产自本军自办的兵工厂,特别是没有出海口的内陆军阀,更是如此,四川军阀也不例外。但兵工厂和兵工厂又不一样了,就说川军这二刘叔侄吧,刘湘21军的重庆武器修械所可以说是全国最优秀的兵工厂之一,邓、田、刘所依赖的成都兵工厂却算得上是全国最差的兵工厂,没有之一。
其实设于成都的这个四川兵工厂,在清末,也算是比较著名的兵工厂。但自从进入民国后,战事频繁,军队扩张加剧,于是便十倍百倍的扩大生产,其出品便只能粗制滥造,而且是一年不如一年。特别是自1916年后,四川各路军阀连年在省内混战,而整个四川就这么一个兵工厂,都想吃这个唐僧肉,于是你争我夺,抢到手的便竭泽而渔,不遗余力地加班生产,抢不到手的就尽着法的破坏,我得不到也不能让你好用,这个兵工厂也就迭遭战火,毁了又修复,修复了又毁。比较大的损失,一是1916年的省军混战,周骏炮轰兵工厂,给炸了个稀巴烂。二是1919年的省军混战,熊克武拆走了大部分机器,本想运到潼川建厂,但途中全部损失。三是1925年的省军混战,杨森失败时一把大火,几乎把兵工厂烧了个精光。四是1930年的省军大混战,刘文辉兵败时又是一把大火,这个厂也就基本上废了。
因为造枪用的钢质差,耐压值低,因而刘文辉部川造步枪虽属德式毛瑟系列(元年式),却不通用毛瑟步枪弹,而必须用减装药的子弹。既然是减装药,那射程自然比不上一般的子弹。
川造步枪打不到对岸,主要还不是子弹的问题,而是枪的问题,是打枪的人的问题。川造步枪刚刚出厂时,和洋枪没什么不同,表尺与射表也是相对应的,但由于枪管钢质不行,打不了多少发子弹,膛线就磨浅了、磨没了。线膛枪没了膛线,严重影响射击精度不说,射程也会大大降低,弹道也就不是出厂时那么低伸,而变成高于出厂时不知多少倍弧度的抛物线了。
弹道改变了,射表就应重新测算,然后才可以根据射表调整表尺。可问题来了,谁给他测算这个射表呢?没谁。不能重测射表,按出厂时的射表定表尺,那只能是瞄头打脚,甚至连脚都打不到。这就好比把迫击炮放平了打一百米外的对岸,你想想那炮弹会落到哪里。
士兵手中的枪士兵自己不能修正表尺吗?24军的兵,许多都是临时抓来充数的,指望他们能够测算射表修正表尺?
川造步枪不仅射程差,故障还多。据曾任24军参谋长的王靖宇记述,在围堵红军长征那阵儿,刘文辉部虽然号称8个旅,但实际兵力不足两万,士兵手中有三分之一以上的枪根本打不响,不过是吓唬老百姓的道具而已。
再说机枪。泸定桥守军第38团,有机枪连1个,也是赶到了泸定城的。那时川军机枪连是4挺重机枪的编制,但具体到24军,我看他能有2挺就不错了。而且这机枪,也是四川兵工厂制造,还都是二刘大战之前的出品(二刘大战刘文辉战败后,其兵工厂便没有能力再制造机枪),打连发卡不卡壳还难说。
轻机枪如何呢?抱歉,24军兵工厂不能生产轻机枪。那不能跟洋人买吗?买过,1933年刘文辉用了大量的银子从上海进口了一批洋枪,伪装成民生器具藏在货船里运往西康,但走到重庆为其大侄子截住,花了那么多钱最后连一根撞针都没得到。西康没有出海口,唯一的水路又被刘湘扼控。直到1937年,刘文辉的部队没有轻机枪。
花机关枪有没有呢?这玩艺可是很多军阀都能自产的。没错,川军刘存厚部、罗泽洲部等远比刘文辉规模更小的小军阀都有专门的花机关生产厂,但是,刘文辉没有。
综上,刘文辉部队,除了自造的步枪,就是那屈指可数的早年自产的重机枪。守桥的部队形不成书本和电影电视剧中表现的那样密集的火力。
三,关于夺桥红军的火力问题
红4团政委杨成武在后来的自述中,有一句一带而过的话:“由曾庆林指挥全团百余挺轻、重机枪。掩护夺桥和铺桥行动。”不知各位注意到没有。
“百余挺轻、重机枪”,是什么概念?一个团百余挺机枪,那是抗战时国军主力才能达到的标准。
这里有一个问题,即杨成武说的这百余挺机枪可信不可信的问题。对于回忆史料,一概的迷信不对,一概的不信也不对,这要具体看。除了多方印证,还要看回忆者记忆上有没有错误和动机上有没有可能作假。杨的自述出版于上个世纪末,此时的杨是身居高位而退,其自述必是有一个强大的班子给予查证和校对,因而可以排除记忆上的错误。那么他有没有可能作假呢?那就要看他这样做的动机是什么了。对于这位经历了无数政治大潮的杨上将军,在这个对他来说小的不能再小的百余挺机枪的问题上作假,对他有什么利?我看不出有什么利。而一旦他做了假又被拆穿,对他来说则是十分的不利。利害相权,我找不出他作假的动机。
还有一个问题得说清楚,即这百余挺机枪并不是红4团一个团的。到5月29日16时战斗打响前,桥西红军除了红4团外,红6团一部和红1军团教导营也已赶到,统由红4团指挥,杨成武说的这百余挺轻、重机枪,是包括了红4团、红6团一部和军团教导营全部的机枪。
有人可能要提出疑问了:即使是一个加强团,就能有百余挺轻重机枪吗?
在长期的宣教中,给我们建立了一个无比牢固的印象,即红军是以劣势的装备对抗武装到牙齿的国民党军的。
这话对不对呢?也对,也不对。说它对,是多数情况下的确如此;说它不对,是少数情况下并非如此。
因为全靠缴获来补充,战斗又是异常的频繁,因而红军的装备变化也是特别大。这就像叫花子吃饭,有时饿得不行,有时撑得不行,特别不稳定。可能这一仗主要是大刀长矛鸟铳,打过一仗后就可能把捷克轻机枪配到每个步兵班,或是整营整团的毛瑟枪,然后再过一阵子,打仗消耗了,又会变成大刀做主力了。
围剿红军的国民党湘军《陆军第十六师(欠一旅)芷江上坪剿匪战役战斗详报》中,有这样的记载:
“是日【1936年1月5日】午后约二时三十分倾,我先头团(九三团)前卫尖兵进至上坪、良田湾附近……与匪接触。匪众千余,均用手提机枪,向我尖兵猛冲……致我九十三团伤亡特重。”
同样是围剿红军的国民党马家军编写的《剿匪纪实》中记载的民国二十五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战况中,有这样的内容:
“骑匪一团,占据堡寨六座,向我军扑进,我军以无险可守,遂向西南方面陈家庄集结,匪复三面来攻,令步兵三百各持手提机关枪冲锋……”
国民党军的战报可能有水分,但红军整营整营装备花机关的情况却一点也不稀奇,红五军团的交通营、红四方面军各军的交通队,都是整营整连的装备花机关。
大渡河战役的前两个月,国民党追剿军的前敌总指挥薛岳,在3月6日打给蒋介石总部的电报中,有这样的内容:“据投诚赤匪供称,(一)匪之现有实力,一、林彪1军团6000余人,枪约八成;二、彭德怀3军团4000余人,枪约八成……教导团有枪900余支,特务团轻重机枪230余挺,”在3月20日同样打给蒋总部、又经蒋转给追剿军总司令龙云的电报中,有这样的内容:“据俘匪供称……伪3军团现编为第10、11、12、13等四个团,每团三营及机枪连……每营三连,每连九班,每班十二三人,轻机枪两挺。”
好家伙!红军时期,一个团(电文中的特务团应系干部团之误)230余挺轻重机枪,每个班两挺轻机枪,这数字是不是有点太那个什么……漏怯了吧?难道是薛岳跟蒋介石摆的乌龙?未必。对这个数字,不敢确信,但也不能轻易证否,我看应给予留意。要知道薛岳不是军盲,薛打给蒋介石的电报也不可能是儿戏。
陈云假托廉臣之名于1935年秋发表的《随军西行见闻录》中,曾说到红军最喜欢与中央军打仗,因为可以缴到洋枪,对于川、黔军的枪则看不上眼,缴获后往往付之一炬。陈的话在李天焕战争年代撰写的《红四方面军在川北的发展与建设》一文中得到了印证,在该文中,李天焕写道:
“十月中旬抵鄂北枣阳新集之战……杀伤敌数千,获自动步枪、机枪各三十余架,步枪千余(破坏弃河而去),继续北进……”
将千余支缴获的步枪毁掉扔进河里,奇怪吗?一点不奇怪。由于长途转战,红军一、二、四方面军都有将缴获大量销毁的记录,有的时侯,因为枪比人多,甚至一次两次三次地销毁多余的枪支。经过了大量如此的轻装后,你想想红军手中留下的都会是些什么枪?
综上,我认为杨成武说的百余挺机枪是可信的,当然这有待进一步考证。退一步说,至少可以认定桥西红军的火力是远远强过桥东守军的。而既便将这“百余挺”减去一半,甚至减去三分之二,也是对岸守军的十倍以上。
四,在突出22勇士大无畏英雄气概的同时,双方火力的严重不对称不容忽视
如今很多景区都有了玻璃步道、悬空木梯等刺激的旅游项目,那玩艺很是让人提心吊胆,可如果将其与22勇士攀爬铁索桥相比,就没得比了。红军勇士没有安全绳,没有任何的保护措施,有的就是砸烂旧世界开创新纪元的信仰,有的就是有我无敌视死如归的大无畏英雄气概。这是只有用主义武装起来的中国工农红军才能创造的奇迹!
然而,有一个问题必须要说出来,即在突出22勇士英勇无畏的同时,也要看到为保障勇士们夺桥而创造的对敌火力上的优势。而这,恰恰是很多载体有意无意给予忽略的。
长征中的敌我对比,不论兵力还是火力,总的来说是敌强我弱,这不假,但这并不意味着每一场战斗都是敌强我弱,因为每战集中强大兵力、兵器,对敌形成压倒优势,是以毛泽东为首的红军的一贯战法。泸定夺桥之战,就正是如此。
除了前边说到的机枪火力的优势,红军还特别擅长狙击作战——尽管那时还不流行“狙击”这个词,这从安顺场战斗、野猪岗战斗中敌机枪手屡屡被击毙命即可见一斑,夺桥战斗自然也不例外。有利的条件是,泸定桥两岸西高东低,西岸的红军可以有效瞰制东岸敌军。
当22勇士开始出击的时候,数十倍于敌的机枪,上千支步枪,众多的特等射手,居高临下压制东岸守敌0~4挺老旧机枪和射程与精度都极差的几百支(也可能是几十支)川造步枪,那是怎样的一个暴虐?评书里常说的有一句话:只有招架之力,没有还手之功。我看这时东岸的守军,怕是连招架之力也没有了。
按常识,如果我是火力的组织者,那我肯定要对重点目标进行编号,然后区分火力,给予监视,并分别对各火力组交待:“你们小组这几挺机枪,还有你们几个特等射手,什么都不要管,你就给我压住X号火力点,绝不允许他把枪打到桥上。”而实际上,红军完全具备这样做的条件。
可以想象到的,东岸守军哪个目标枪一响,西岸红军必将会是暴风雨般十枪二十枪的覆盖,那么守军打枪的这个人也就休想再有打第二枪的机会。至于守军的机枪,如果有的话,将更是会受到对岸多个特等射手和多挺机枪的重点关照,想发挥作用也就基本不可能。用长征史专家双石的话说,川军手里那些土枪,至此已经被彻底剥夺了发言的权力。
还有一个情况是,奉命留下断后的守军最高长官,38团第2营的营长周桂三,也只是作了简单的布置,团长前脚刚刚溜走,他就在团长的模范带头作用影响下,丢下部队自己也开溜了。
在如此不对称的红军集火压制下,留下断后的这几百(未必有几百)没了首领的残兵,能不能抬得起头来都是个问题。就是有不怕死的敢于冒着红军暴风一般的火力举枪射击,凭他们手中那破枪,能形成对22勇士密集的弹雨?打死我也不信。
所以,各种宣传媒体上描述的密集的弹雨、电影电视剧里表现的密集的弹雨,有是有,也足够密集,但这弹雨不是迎着勇士们的,是伴着勇士们的,是护送着勇士们的。
飞夺泸定桥的胜利,靠了22位勇士气吞山河、壮怀激烈的大无畏革命精神,也靠了红4团一昼夜奔袭240里夺取的战机,也靠了对岸红2团一路斩关夺隘给守敌造成的压迫,也靠了成功集中的我兵力、火力对敌的绝对压制,也靠了天助的高于东岸的有利地形,等等等等,是诸多因素综合运用的结果。有了这诸多战斗的保障,22人才成其为英雄,故意隐去这些成功的条件,那这22人只能是金钢附体的神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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