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魏六朝隋唐的佛教、思想与帝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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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魏六朝隋唐的佛教、思想与帝王

佛教自汉代传入中国，经汉魏晋南北朝的弘传，至隋唐五代，中国佛教走向了鼎盛时期。

汉时，楚王刘英、汉皇帝刘志信奉佛教。事佛、出家也逐渐流行，人们对佛的理解还比较本土化。时人“问曰：何以正言佛？佛为何谓乎？”“牟子曰：佛者，谥号也，犹名三皇神，五帝圣也”，这是以儒家思想看佛。“佛乃道德之元祖，神明之宗绪”，此乃道家观点解佛。

魏晋不断地传经与译经，中土与天竺不断往来，儒、道、佛不断交流。与魏晋玄学相应，佛教大乘宣扬“一切皆空”的“性空”之说盛行，更诞生了六家七宗——本无宗、本无异宗、即色宗、心无宗、识含宗、幻化宗、缘会宗。它们开始对“性空”的本体论做出不同见解，与其时玄学“贵无”本体论形成两大奇观。魏晋朝高僧辈出，如道安、慧远、法显等都对佛教、佛学的贡献卓著。

至宋、齐、梁、陈，各朝帝王对佛教都进行了政治化的扶植。以梁朝梁武帝萧衍为例，梁武帝称帝不久便“舍道归佛”，“皈依三宝”（即佛、法、僧三宝），受戒为僧，布施舍身，广建寺庙，大开法会，对佛的尊奉可见一斑。南北朝建寺甚多，为僧甚众，加之帝王贵族官员士人高僧对佛教的推广，佛教迎来了一个发展高潮。南北朝佛典佛论富著，禅定之学的禅学与戒律之学的律学也逐渐光大。

隋朝代北周平陈国而立，隋文帝据载“生高祖于冯翊般若寺”，“太祖乃割庄为寺，内通小门，以儿委尼，不敢名问”，他同梁武帝相同，同样是佛教的信奉者，且他对佛教的弘扬比起梁武帝有过之而无不及。“其子不可君天下”的杨广敬受菩萨戒，经常进行宗教活动，此二帝更加推进了佛教的在中土的发展。隋代随着政治上的统一，宗教上的统一，出现了第一个佛教宗派——天台宗。天台宗主要宣扬“会三归一”“十如是”“世界无别法，唯是一心做”“一心三观”等形而上的唯心主义哲学和先验性的认识论。另一个比较重要的佛教思想流派——三论宗，则试图以“不生亦不灭”的虚无“总破一切法”。

这表明，至隋唐，佛家宗派性的佛学观已经非常系统，它与中国古代传统道家、儒家观念已经能够并立争雄。

唐代政治家对于儒、道、佛三家是比较开融的。唐初以道家老子为祖先，封真人，推崇道家，做神权政治，兼以儒家仁义学说及百家学问治世。随着贞观盛世的到来，唐王朝统治者对佛教也越来越热心，甚至对“道在佛先”的权威发出了本身的质疑。据《全唐文》载：“大道之行，肇于岁古，源出于无名始……至于佛法之兴，基于西域，爰自东汉，方被中华…… 洎乎近世，崇信滋深。”这是李世民对“道在佛先”的诏定，随后不久，基于政治的权衡，李世民却改变了这一政治态度：

自有国以来，何处别造道观？ ！ 凡有功德，并归寺家，国内战场之始，无不一心归命于佛，今天下大定，唯置佛寺。

唐太宗李世民已经从政策上兴起了对佛教的崇扬，其后的中宗、睿宗也归依佛宝。可以说，至开元年间，儒家为主，佛、道并立。开元之后，女皇武则天则“令释教在道法之上”（《旧唐书·则天皇后本纪》）。而至唐玄宗开元到天宝中兴年间，玄宗又重遵儒、道，颁诏限佛。至肃宗、代宗、德宗、代宗、宪宗，统治者对佛教的扶植越发热切，甚至引起了一些儒家士官的反对。韩愈上谏曰：

伏以佛者，夷狄之法也，自后汉时流入中国，上古未尝有也……口不言先王之法言，身不服先王之法服，不知君臣之义，父子之情。

佛教在帝王扶持下的爆炸式发展引起了一些儒家士人的反对，说明唐王朝在对佛教的扶植上“过火”了。

至武宗，他开始灭佛，崇信道教、儒圣。武宗说：

“朕闻三代以前，未尝言佛，汉魏之后，像教浸兴……两京城阙，僧徒日广，佛寺日崇……坏法、害人、无逾此道！ ”

武宗灭佛（来源：baidu.com）

唐王朝对佛教政治态度的复杂起落变化，一方面，表明政治化的佛教是出于统治者对佛教功用的考量的；另一方面，则正表明了唐代佛教迎来了政治上的春天，唐代佛教迎来了在政治上的发展盛世。

唐代佛教超越性在于，佛寺僧众、 译经 、高僧、 宗派皆是唐前数朝的数倍。唐代佛教“大中寺院近五千所，小庙宇四万所；僧尼近三十万人”，据《经录》的统计，唐代佛书大致为七千三百余部，两万四千五百余部，实际应该逾此数。唐代高僧有玄奘、义净、法显 、窥基、法顺、法藏、澄观、慧能、神会、一行、善导、怀素、 道宣等。隋唐代诞生佛教数大宗派：唯识宗、华严宗、禅宗、密宗、净土宗，经典佛籍代表性有《华严经》《大日经》《净土三经》等。

由上文可见，佛教在中国中土的流行，与帝王扶持是离不开关系的，受政治的影响十分巨大。

参考文献：郭朋《中国佛教思想史》等。

击石乃有火，不击元无烟。

人学始知道，不学非自然。

万事须己运，他得非我贤。

青春须早为，岂能长少年。

——孟郊《劝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