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怎么就成了一个基督教国家？
编者按：韩国疫情爆发，短时间内成为了病例数量仅次于日本的海外疫情发生国。而就在昨天，韩国基督教总联合会会长全光勋被警方拘留。这位会长在周末的首尔集会上，拿起话筒就告诉民众不要害怕感染，称“主”能治愈病毒……
这里刊发一篇旧文，探讨《韩国怎么就成了一个基督教国家？》
文 | 游天婵
首发于历史研习社，2017年8月19日
朝鲜半岛一向受儒家和佛教文化浸染颇深，并且统治者们对外来的基督教态度一向不好，曾多次对基督教徒实施迫害。1886年，朝鲜被迫与法国签署《朝法友好通商及航海条约》,基督教最终得到朝鲜政府的许可,变得公开化、合法化，传教士们终于可以安心传教,信徒的皈依也变得安全了。
从这之后到今天，韩国基督教以惊人的速度迅速发展，在2014年，已经有30%的韩国人为基督徒，基督教的痕迹在韩国也随处可见，向人们述说着这里基督教的繁荣。在东亚各国基督教发展史上，韩国的成功没有出其右者，但这成功并非偶然，而与朝鲜半岛之前的内外形势密切相关。
01 本国宗教危机
基督教在韩国崛起之前，韩国的主要宗教有佛教、巫教和儒教。巫教也称萨满教，是韩国的本土宗教，通过巫师的狂舞和唱歌（就是我们所说的跳大神）来为人们祈福、摆脱厄运。传说中韩国的始祖檀君本身就是巫师，新罗王朝之前也一直是神政时代。虽然儒道释从中国传入朝鲜后，巫教有所衰落，但依然对韩国有着深远的影响。
巫教和佛教、儒教相比，它的宗教思想看起来并不成熟。它没有高级的宗教教理和经典，同时信仰万物有灵，希望能在神灵世界与人类世界间建立一种联系，它的祈求也是非常世俗化的，鲜有更高的追求。在儒教统治的时期，朝鲜的政治家们对巫教展开行动，将巫师降为贱民，禁止他们进入都城，不过巫教在百姓中一直相当流行，有个啥事人们还是愿意去求助巫师。
渐渐地随着时间推移，巫教成为了人们生活中的一部分而存在，宗教色彩已经不明显，并且在韩国步入近代化后更是有很多人认为巫教是落后的迷信，甚至是发展的阻力，于是巫教生存空间大减，只能在韩国文化边缘寻找自己的位置。
佛教在新罗、高丽王朝时一直是国教，受到统治阶级的重视和扶植，甚至王子和皇亲中也有出家为僧的。到了朝鲜王朝，太祖李成桂统一朝鲜半岛后尊儒排佛，出家人们一下子被降为贱民，所有的寺庙都被赶到山上。后来变本加厉，毁佛像造兵器，出家为僧被视为违反国家禁令。在朝鲜王朝5个世纪的统治中，任何复兴佛教的努力都遭到儒家学者和官员的强烈反对。尽管在16世纪末时佛教禅宗稍有恢复，但是佛教一直远离社会主流，没有整合社会、团结人心的力量。
这里说个题外话，中国一般不把儒家看成宗教，但是韩国学者认为儒家以四书五经为经典，并有各种祭祀仪式，有着一整套社会伦理道德规范，起着精神安慰作用，因此完全可以划为一种宗教。而韩国可以说是典型的儒教国家。高丽王朝之后，儒学就成为了官定的国学，到了朝鲜时代，儒教和程朱理学更是占了统治地位。
国家的政治体制也同时在仿效中国，不过朝鲜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被日本逐步蚕食，西方势力也破门而入，封建势力力不从心，朝鲜社会的精神支柱儒教受到了极大的震动。另外，由于枯燥无味的儒学已经脱离民众，成为了各派勾心斗角的工具，对普通百姓没有任何吸引力，根本不能在民族危亡时期鼓舞士气，团结人民面对挑战。至于佛教和巫教，更是疲软无力。
由于这些传统宗教的逐渐衰落甚至崩溃，很多韩国人面临信仰危机,在信仰真空的情况下人们迫切地需要新的精神支柱，这就给基督教在韩国的兴起提供了契机，为其流行创造了足够的空间。
02 引入科学文化
基督教除了在朝鲜传播教义，还为朝鲜带去了现代科技、大众启蒙、现代思想等国家复兴急需的自强武器，其支持民主事业，为平民发声，致力于妇女平权，建立医疗机构改善了朝鲜人民的生活水平和质量，教会触及到了朝鲜社会的方方面面并为整个社会带去了久违的新鲜空气。
为了拉近与百姓的距离，减少排斥和打击，很多传教士选择了免费治病施药的方法。很多民众切身体会到西方医学真的很“灵”，便逐步接受了传教士并且潜移默化地影响着身边人，进一步扩大了基督教的影响。而且西方医学在韩国也随之推广，引起了人们医疗观念的变化，中医在社会的统治地位受到怀疑和动摇，在传教事业进一步发展的时候医疗事业业进一步发展，他们的服务面向全社会，使得非信徒也对基督教会的印象非常友好。
基督教也为朝鲜的公共卫生事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修建孤儿院，建立了收容霍乱病人的收容所，抗击传染病，传播卫生观念，因此教会得到了社会各界人士的广泛拥护，吸纳了大量信徒，传教区域也扩大了。今天的延世大学最初诞生的时候就是一所由传教士华罗斯·安德伍德建立的孤儿院。
▲延世大学，由华罗斯·安德伍德创立，长老会传教士
在基督教取得合法地位后，各派教会积极活动，力求得到韩国大众的更多认同。在甲午战争到1910年被日本吞并的十几年间，韩人见识到了西方的强大和东方的衰落，对于西方有了浓厚的兴趣和相当的尊重，学习西方先进教育模式的活动也随之扩大。在当时的很多朝鲜人眼中,基督教最有益之处是传教士们带来平等教育的机会。这和在韩国传统的教育中只容纳贵族子弟是完全不同的。
于是很多之前缺少教育机会的平民抓住机会，将孩子们送去教会学校，这使得基督教教会在广大朝鲜民众的支持下迅速增长。1901年至1910年间，基督教会设有专门学校4所（当时官立学校仅有3所），高等普通学校40所，普通学校601所，圣经学校33所。教会传教学校是一战前现代学校的雏形,战后许多韩国的领袖人物大都是从教会学校毕业,大韩民国第一任总统李承晚就是其中之一。
▲韩国街头一名传教士
基督教在韩国的女权运动中也扮演着举足轻重的地位。长期以来朝鲜妇女在父权社会中被多重势力压抑着，一直只能是男性的附庸，不管是在家庭还是在社会都是被边缘化的。很多女性在和社会、教育机会等绝缘的情况下渴望与外面的交往机会，而基督教的平等自由思想以及基督教教会组织能够为她们提供场所和机会。
这种情况很受传教士的重视，劳动阶级和妇女一向都是他们的重点传教对象。两方的意图十分合拍。很多妇女在走进教会施洗之后才拥有自己的名字，在教会中她们可以像男人一样地生活：她们可以担任主日学老师和义工，传教士也会挑选妇女执事或者培训牧师助手。
▲梨花女子大学
很多教派开展女子学校教育，给她们提供较好的职业。1886年监理会传教士玛丽·斯克兰顿创建了梨花女子学堂（后演变为梨花女子大学），取得很多教育成就。基督教从开始就给韩国女性提供了其它宗教从未给予过的学习、成长、自我奋斗的机会，这样的吸引力实在是太大了。妇女中的基督教人数涨势大好，女人比男人更多地参与教会活动，在早期教会中，男女分坐走廊的两边，女人的坐席总是人满。
03 民族主义同盟
1910年，朝鲜沦为日本殖民地，朝鲜民众将基督教当成唯一的避难所，朝鲜近代民族主义得以形成，危机深重的韩民族把基督教信仰和民族主义联系在一起，希望反抗入侵者日本，基督教成为了抗日运动的温床。
基督徒领袖们成为了社会组织中带领人民起来反抗殖民主义领头人，教会则是逃脱日本迫害的庇护所。基督教会中所支持的自由民主思想自然引起了殖民政府的担心，于是这被当作了政治问题。1909年一名朝鲜民族主义者刺杀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这件事被拿来做文章，日本于1911年制造了“105人阴谋事件”，日本军警编造理由对123名教会学校的师生进行抓捕，传教士也被指控煽动学生，因此也犯有阴谋罪。
随后日本军警对新民会等民族主义组织大肆搜捕，七百多人被捕。在刺杀案后，殖民政府要求教会的学校和医院机构都必须符合总督府的标准，且学校正规课程中不能包含宗教课程，这道规定一下子就抹杀了大多数教会学校存在的理由，也使不管国内还是外国的教会都觉得压力山大，对日本统治者的敌意也越来越深，与民族主义者也愈发亲密。
1911年，日本殖民政府发布“教育令”，命令在韩国强制教授日语，韩国历史地理等课程被取消，许多学龄儿童被剥夺了学习的机会，学校所教授的课程仅限于基础教育和初级技术等基本技能。这些都是为了弱化下一代的民族意识。对于舆论的控制更加严密，反日救国之言论被严厉打压。在这种情况下教会提出抗议，并成为了守卫韩国语言和文字的大本营，在教会人们坚持用韩语进行祈祷，将韩语传授给下一代，并扬起了反日的大旗。
▲伫立于塔洞公园的“三一运动”浮雕
1919年3月1日，韩国历史上最重要的民族主义独立运动在全国爆发。大量的基督徒参与了进来，在各地组织抗议活动，并发表《独立宣言》，在这份宣言的33个签署者中有16名是基督徒。基督教是这场运动的中心，起领导作用的多为基督徒，集会场所多为基督教会堂，因此受残害最多的也是基督徒。“三一运动”使得基督教在韩国民众心目中的威望大大提高，反而更加吸引民众入会。不过在这之后，日本政府越发觉得必须摧毁韩国的基督教不可，出台一系列严厉、洗脑的法令，基督教因此受了很多灾难，不过大腿却最终没能扭过胳膊，在压迫中，民众坚决拥护的基督教的斗争精神和生命力依然顽强地存在着。
对于韩国来说，基督教已不再是外来宗教，而是一种爱国爱族的宗教，已经融进了韩国的文化中，成为社会的一部分了。
日本战败后，朝鲜半岛被划成两半。1948年，南北分别成立各自的政府。在1945年到1949年之间，北方的基督徒因惧怕北朝鲜当局的打击纷纷逃到南方。在之后发生的朝鲜战争中，基督徒被视为美帝国主义的走狗和人民的公敌，北方军队所到之处，基督徒、传教团体遭受了残酷的对待。仗一打完，北朝鲜的基督徒聚会被驱散。经历过这些惨痛经历的北方基督徒不仅增长了南方基督教的势力，也更坚定地支持南韩政府，南韩政府报李投桃，也与基督教会关系非常好。
在这之后的发展中，基督教会的重要程度丝毫不减，在国家的各个方面都能看见他们。而且随着韩国经济起飞，韩国基督教会的影响力也随之更上一层楼。
1.苏杭： 《探索韩国基督教的本色化》，博士学位论文，中央民族大学宗教学专业，2012年。
2.陈梦遥： 《韩国基督教盛行的原因》，硕士学位论文，北京大学国际政治专业，2008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