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崇年：北京防治瘟疫的历史经验

2003年5月12日，阎崇年先生在北京日报理论周刊刊发过一篇文章，谈北京防治瘟疫的历史经验。当前，全国防控疫情正处于重要时刻，我们重刊这篇文章，供读者参考。——编者

元明清三代，北京出现过哪几次大瘟疫？

在历史上，瘟疫每隔一段时期就要出现一次。北京自成为全国政治中心以来，在元、明、清三代，曾发生过多次大的瘟疫。

元代大都，发生过三次大的瘟疫。第一次是在皇庆二年（1313年），《元史·五行志》记载：“京师大疫”。

第二次是在至正十四年（1354年），《元史·顺帝纪》记载：“京师大饥，加以疫疬，民有父子相食者。”

第三次是在至正十八年（1358年），《元史·朴不花传》记载：“京师大饥疫”。大都城此次瘟疫，广为流行，十分严重，患者遍街巷，死者相枕藉。《元史·后妃传》记载：顺帝皇后奇氏出资命官“葬死者遗骼十余万。”

《元史·朴不花传》也记载，仅宦官朴不花请示朝廷批准，允许买地埋葬饥疫死者尸体，“前后者二十万”。上述两个数字可能张饰，但说明死亡人数，相当可观，实在惊人。

明代北京，《明史·五行志》记载：北京先后在嘉靖三十三年（1554年）四月、嘉靖四十年（1561年）正月、万历十年（1582年）四月、万历十五年（1587年）五月、崇祯十六年（1643年）二月、崇祯十七年（1644年）春，发生过六次大的瘟疫。其中万历十五年，京城共接收医治病患者达109590人。

崇祯十六年（1643年）京师大瘟疫，疫情很严重。夏燮《明通鉴》记载：“京师大疫，死者无算。”染病死亡之多，无法计算数字。

《崇祯实录》又记载：“京师大疫，死亡日以万计。”这是形容数字，并不一定准确。但上述官方记载说明：当时的大瘟疫，势态极其严重。死亡人数过多，竟然无人收尸——“有阖家丧亡，竟无收敛者。”

清朝的瘟疫，《清史稿·灾异志》记载全国大小瘟疫149宗，其范围有的在一个县，有的在一个地区。如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五月“景州大疫，死者无算”；八月“文登大疫，民死几半。”这次瘟疫，北京无染。

嘉庆七年（1802年）“延庆大疫”。

道光四年（1824年）北京城附近的平谷、清苑等地区，发生严重瘟疫，但北京城里没有出现大的瘟疫。

从总体上看，清朝的北京，没有发生像元大都、明北京那样大的瘟疫。这可能原因之一是清朝京师的防治瘟疫措施，比元朝、明朝都好一些。

有哪些历史经验可资借鉴？

元、明、清三代六百多年间，北京在防治大瘟疫方面取得不少经验，值得今天的人们借鉴。

第一，防重于治。清朝从顺治、康熙、雍正、乾隆以来，因为他们特别害怕得痘症（天花等传染病），所以格外重视疾病的防疫。清朝二百六十七年间，北京没有发生元大都、明北京那样大的瘟疫，这同清朝重卫生、重防疫有一定关系。清朝北京的第一个皇帝顺治帝，患天花而死，年二十四岁。

因此，清朝对瘟疫的防治，非常重视。清朝兴建承德避暑山庄、热河木兰围场，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为了防范痘症等传染病在蒙古、西藏地区的流行。

因蒙古游牧地区，空气清新，人烟稀少；中原地带，人烟稠密。他们到北京，水土不服，受感染的机会较多。蒙、藏王公、喇嘛在避暑山庄、木兰围场朝觐，可以减少传染的几率。大的瘟疫往往季节性很强。

如明代北京六次大瘟疫，都流行在春季，最早为正月，最晚到五月，也就是说，公历2月到6月之间。上述瘟疫流行时间，很值得注意。当然，瘟疫流行两三年的例子也有，但不多见。所以，要有长期防疫的思想准备。

第二，断然隔离。元大都、明北京先后九次大瘟疫的猖獗流行，都因为没有采取严格的隔离措施。如元顺帝在瘟疫流行时，非但不采取措施，而且制造豪华龙船，在太液池游戏，极尽奢靡之丑态。清朝则不然。康熙时北京曾出现天花流行，康熙帝命在广宁门（今广安门）外设立“避痘所”，实行患者隔离，减少疫情蔓延。

后规定在京城东西南北四方，各定一村，患痘症者，集中一起，实行隔离。就是皇子痘疾，也要实行隔离。康熙幼年，为防天花，被隔离在福佑宫。康熙大约从三岁到五岁，在那里被隔离了三年。这段期间，不能同他的父母见面。可见清朝隔离措施之严格。

第三，科学防治。人们同瘟疫斗争，要不断总结经验。明朝吴又可著《瘟疫论》，就是研究防治瘟疫病的专著。大的瘟疫到来，民众十分恐惧。很多被传染者，不去医治，而去求神。他们请萨满到家里，为患者跳神治病。

但是，康熙帝不赞成找萨满跳神治病，而是用科学方法医治。他曾患疟疾，御医久治无效。传教士用奎宁（金鸡纳霜）给他治好了病。后来臣民患疟疾，康熙现身说法，介绍用这种药，果然都治好了病。从此他对医学、药学、解剖学、生理学产生兴趣。康熙帝请传教士给讲课，还在宫廷中建立实验室。

第四，群防互救。大的瘟疫发生之后，北京的居民，郎中们贡献药方，有钱者出资买药散发给患者防治，有力者购土地、买棺材埋葬死者。至于街坊邻里、亲朋好友，也争相解囊相助，扶弱济困。

有的皇帝、皇后、皇太子、皇太子妃、朝廷官员、宦官、宫女等，也捐钱救灾。庙宇的僧人，也惠施善事：“凡居民病者予之药，不能丧者给之棺。”

大瘟疫流行之时，官济民，富济贫，众济寡，强济弱，上下左右，邻里亲友，互帮互助，群防群治。瘟疫过后，市民之间，捐弃前嫌，关系密切，社会风尚，为之一新。

第五，国际交流。一次大的瘟疫，传染地区，比较广泛，比如欧洲中世纪的黑死病。1347年到1351年，横扫欧洲中西部的腺鼠疫和肺鼠疫，英国大卫·克里斯特尔主编的《剑桥百科全书·黑死病》条记述：“约有2500万人死亡，占欧洲人口的三分之一。”该书作者认为：这种病“由亚洲传来”。中国大都城的大瘟疫发生在1358年。这比欧洲的黑死病晚七年。

当然，元大都的瘟疫是否是黑死病需要研究，此次大瘟疫是欧洲传到亚洲还是亚洲传到欧洲也需要讨论。不过，应当注意的是，元大都是一座国际大都市，大约有六十多万人口，商人、传教士等往来于欧亚，所以瘟疫的传播与防治具有国际性。

第六，疫后安定。瘟疫防治的经验告诉人们：瘟疫既不可怕，也不可掉以轻心。历史经验表明：大的瘟疫流行，必然影响经济。在皇朝时代“瘟疫”与“饥馑”相伴而生。瘟疫过后，原来潜藏的社会矛盾，会更加明显，甚至会激化。元顺帝、崇祯帝不懂这个道理，使本来严重的社会矛盾更加激化，民变四起，后果严重。

但清朝开明的皇帝，总在灾疫之后，采取一些经济措施，如施赈济、减赋税、开义仓、设粥厂等，以缓解社会矛盾，恢复社会生产。

（作者系北京市社会科学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