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历者忆寻找毛岸英兄弟三人过程及毛岸龙确实下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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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历者忆寻找毛岸英兄弟三人过程及毛岸龙确实下落

2020年02月19日 19:26:58
来源:凤凰网历史

文/孟话历史

▲1931年大同幼稚园部分保育员与幼儿。

二排左一、右一、右二分别为毛岸英、毛岸青和毛岸龙

作者简介: 李云,上世纪30年代初在中央特科担任情报员、交通员。 她是最后一位离世的中央特科成员,是一段历史的见证者。

2002年3月,刘思齐(毛岸英夫人)通过北京的有关领导来上海找我,她是专程来沪了解毛岸英在上世纪30年代情况的。 她的来访使我回忆起中共中央“特科”时的一段经历。

当时并不知道孩子身份

1935年秋天,中央红军经过长征已胜利到达陕北,但形势仍然严峻。 上海地下党组织被笼罩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之中,“特科”成员已大部撤离,留下我们少数未暴露的同志坚持战斗。 当时的总负责人是邱吉夫,主管情报工作的是我丈夫徐强(对外称老金〉,他也是我的直接领导。 一天,徐强突然严肃地通知我,要我想办法去找两个男孩,大的约十三四岁,小的只有十一二岁。 至于孩子的身份,他只说是烈士的后代,从收养的人家跑掉了,估计已流落街头。

“特科”的纪律非常严格,特别是情报工作,对上级的命令必须绝对服从,不能问也不许问。 我接受任务后已意识到,这两兄弟决不是一般的孩子,肯定有比较特殊的背景,而且,圈定我在老西门一带寻找,说明还布置了其他同志在不同的地区开始寻找了。

哪里是流浪儿多的地方呢?我首先想到的是八仙桥小菜场(今金陵中路西藏中路)一带,附近有好几家给人送饭的“包饭作”,常有剩饭剩菜施舍乞丐,每天中午流浪儿童便蜂拥而至抢饭吃。

为了不引起别人的疑惑, 我总是保持一定距离在路边细细观察,往往一站就是半天。 另外还三天两头在老西门一带的大街小巷兜来兜去,处处留意拾垃圾的小孩。 前前后后半年多,我几乎走遍上海街头,但毫无收获。

到了1936年春末夏初时节,徐强告诉我,两个孩子找到了,已送到安全的地方。 并解开孩子真正的身份:毛泽东的儿子。

至于谁找到的?在哪里找到的? 又是怎样找到的? 我虽是他的妻子,他却始终没和我说,直到1988年徐强去世。

大同幼稚园的永福和永寿

解放以后我才得知,1930年11月杨开慧牺牲后,留下毛岸英、毛岸青、毛岸龙三个孩子。 湖南省党的地下组织为了孩子的安全,与上海党的地下组织联系,于1931年春由一位40岁左右的妇女将三个孩子护送到上海。 经上海地下党组织安排,三个孩子进入大同幼稚园。

大同幼稚园是中共历史上创办的第一所幼儿园。 大革命失败后,一些革命烈士的遗孤流落街头;一些革命者去农村开辟根据地,子女在城市四处漂流。 当时在上海主持中央地下工作的周恩来指派,由革命互济会〈又称济难会和赤色互济会)出资,于1930年3月开办大同幼稚园,收留了30多个烈士遗孤和党的领导人子女。 为便于掩护,由董健吾牧师(当时是地下党员)出任园长。

当时毛泽东正受到“左”倾路线排挤,而国民党又大肆宣传缉拿“朱毛”,毛泽东的脑袋悬赏25万大洋。 因此这三个孩子来上海是绝对保密的,向董健吾介绍情况时只说是烈士遗孤,每月由组织上付30元生活费。 不久岸龙因病夭折,什么病,怎么死的详细情况都不清楚。

大约到了1932年春夏之交,由于白区的政治环境日益险恶,大同幼稚园被迫停办,园内孩子都陆续分散作了安置。

岸英、岸青兄弟俩经组织再三考虑,认为暂时放在董健吾家比较安全。 第一,他有牧师身份;第二,他家里当时已有两三个小孩,岸英他们放在他家不易引起他人注意。 董健吾把两个孩子放在他外室家中,生活费由组织上支付。 从入大同幼稚园开始,他们用的是“永福”“永寿”的名字。

据说岸英兄弟俩很聪明,守口如瓶,从不讲自己的父母是谁,董家上下也都不知道他们是谁的孩子。 但是随着岁月推移,由于经济条件以及女主人自己也有孩子等原因,他们未能善待毛家两兄弟,迫使孩子出走不归,开始了流浪生活。

我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接受党组织的任务,去寻找这两个孩子的。

毛岸龙的确是生病死亡

近几年有人跳出来自称毛岸龙,这完全是子虚乌有。 毛岸龙在大同幼稚园生病死亡,这是确实无疑的。

另外有种说法,认为寻找毛家兄弟是党中央的指示,据我所知,这也是不确切的。 当时“特科”与中央联系靠的是唯一的一个电台,我是掌管发报机的机要员,从未收到过中央要求寻找孩子的电报。

又有人说,是毛泽民来上海托潘汉年找孩子的,恐怕也与史实不符。 因为这两人1935年时都在陕北。 潘汉年是在1936年8月到达上海的,那时候孩子已经找到了。

比较可靠的情况是,毛岸英兄弟俩出走以后,董健吾随即报告“特科”领导,当时只有极少数领导知道那是毛泽东的儿子,因此布置地下党员分地区仔细寻找。 由于从事地下工作环境险恶,随时有被抓捕的危险,上下级和同志之间有着严格的保密制度。 我虽然参与寻找工作,但从未见过他们。 我只知道孩子找到以后,“特科”领导曾想把他们送回董家寄养,但兄弟俩坚决不肯回去。

1936年春,冯雪峰到了上海,接手上海情报组织的领导工作。 冯雪峰联系了国民党爱国将领李杜将军,把孩子悄悄送到李家。 李杜将军又想方设法把他们送往苏联。 到莫斯科以后,他们被送到国际第二儿童院,各自起了苏联的名字。

去苏联的这些情况是解放后孙夫人(宋庆龄)告诉我的。 我推测,毛岸英、毛岸青能从上海秘密地去苏联,除了地下党组织和李杜将军外,孙夫人肯定参与谋和安排的。 由于宋庆龄同志一贯不喜张扬的品格,她为革命所做的工作是从来不会和别人提起的。

——摘自《往事与情怀》,李云著,中共党史出版社2020年1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