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革命|丘吉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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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革命|丘吉尔

一七八九年震撼法国大地的巨大变革同世界上的历次变革有着根本的区别。英国曾在十七世纪经历了王室和人民之间的权力大转移,但国家的基本制度未受触动,或者至少很快就恢复了,普选权也未扩大。 普通英国人的自由得到理解,并且也往往得到承认。他们不可能要求平等,人们不认为这是十分不公平的现象,因为各阶级混杂在一起,从一个阶级上升到另一个阶级虽然不易,至少是可能的,而且常常是能够实现的。美国在革命中宣布了更广泛的人权,在大西洋西岸树立了自由的光辉榜样,最终将对世界产生重要的影响。但在十八世纪末,人们并未预见到美国的远大前途,她本国的政治家也没有预见到这一点。在欧洲,自由、平等与民主的动力必须来自其他地方,它来自法国。英国革命完全是一场国内革命,美国革命基本上也是如此,而法国革命却从巴黎波及欧洲各地。它引起一场为期二、三十年的战争,它的余波直传到十九世纪甚至更远的年代。后来,每一次大规模的民族运动都将抬出一七八九年在凡尔赛制订的原则,直到布尔什维克在一九一七年使形势发生新的变化。

经常有人说,路易十六统治下的法国是实行最残暴的统治的国家,其实并非如此。她的国力雄厚,许多人家道殷实,那么为什么发生了革命呢?有关这个问题的论著甚多。有个事实是大家公认的,法国的政治机器没有反映人民的意志,它未能跟上潮流,也不能适应潮流。这个政治机器是路易十四创造的,在他的有力操纵下,它几乎一直运转到最后一刻。路易十四的继承人接过他的一切大权,却没有继承他的半点才能,他们既不能操纵这个机器,也不能改革它。同时,日益壮大的法国中产阶级伸手要求得到一份权力,他们感到自己在受何种统治的问题上应有发言权。全国充满着无处发泄的政治情绪,它必然要爆发出来,所有善于思考的人早已预见到了这种可能性。一名英国官员从巴黎向国内报告说,法国人民 “充满前所未有的讨论国是的热情”。 在某些阶段,法国人的普遍不满情绪必然极力寻找喷射口,它所需要的只是一颗引爆的火星。百孔千疮的法国财政制度恰好起到了这颗火星的作用。

法国政府在财政上早已处于瘫痪状态。路易十四在长达三十年的战争中耗尽了国家的财力,他在一七一五年去世时,公债相当于岁入的十六倍多。法国人未能摆脱这个负担。许多人试图使法国具有偿付能力,均未如愿。这方面的障碍是很大的。全国有相当大的一部分人基本上不交税,其中有的人即便不是始终拥有最大的权势,也是享有最高的声望。约有四十万贵族基本上不纳税。他们的特权大概得到过承认,因为他们以前作为地主和军事领袖为国家作出过贡献。如今他们的特权不能得到承认了。英国的军事贵族在十五世纪争夺王位的内战中已经自行消亡。法国的历史则更糟,她的君主长期遭到好斗、强大而野心勃勃的贵族的攻击或者类似的威胁。从长远来看,历代法国国王及其大臣们被迫采取有害的政策。如果允许贵族生活在自己的领地上,他们会发动叛乱,假如让他们生活在宫廷里,则可以监督他们。悠闲和奢侈是有效的麻醉剂,凡尔赛能够提供这两种条件,负担主要落在受害者的身上。因此绝大部分贵族被迫或者被说服住到凡尔赛。浮华的宫廷一度达到二十万人,他们在那里消磨时光,大肆挥霍,他们需要的最可怕的武器是用于决斗的长剑。于是产生了离乡的地主阶级,他们无权过问政治,远离自己的领地,不受佃户的爱戴,对这些土地或国家均无贡献,从他们不再亲自管理的土地上收取大量免税的利润。

教士享有同样的特权。教会拥有法国五分之一的土地,在这些土地上有许多宝贵的建筑物。教会当局每年从这些土地上得到的进项约达四千五百万英镑。加上什一税,他们的收入又多一倍。可是六七十年来,大约十四万教士、修士和修女未交任何财产税。这种权利和他们占有的财富一样不公平。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虔诚正直,生活节俭,而一些高级教士却抱有政治野心,庸俗而玩世不恭,损害了基督教会的尊严和影响。法国天主教会无力对抗无政府主义和无神论的冲击,这两股潮流在法国这个文化最发达的欧洲国家汹涌澎湃,迅猛奔腾。

沉重的财政负担落在农民身上。我们不应该夸大他们的痛苦,从十八世纪初开始,他们不断购买土地,到法国革命前夕,他们已经拥有法国的三分之一土地。然而,他们有很大的苦情。 “农民”的土地税几乎等于“贵族”的土地税的五倍。 只有农民才交纳最可恨的人头税,每一百利佛尔的收入要交出五十三利佛尔,捉襟见肘的政府被迫实行的包税制使这种税收更加令人痛恨。名目繁多的间接税使农民的境况更加困苦。一七八八年冬天出现了非常凄惨的景象,许多人饿死。可是也有人说,挨饿的人不会发动革命。农民的生活并不比一百年前差,可能还要稍好一些。他们绝大多数人不问政治,只希望摆脱凶狠的地主对他们的控制并解除不合时宜的税务。革命的动力来自其他方面。贵族意气消沉,丧失了自信心,教士内部分裂,军队已经靠不住,国王和宫廷失去了统治的热情和能力。只有资产阶级保持着权欲,有决心并有信心夺取政权。

资产阶级不是我们心目中的现代民主派,他们由于某些原因不信任民众,然而打算煸动并利用他们去反对“拥有特权的”贵族,必要时利用他们来取得自己的地位,反对君主制本身。卢梭在著名的《社会契约论》和其他文章中论述了平等的原则。每个人不管身份多么卑贱,生来就有管理国家的权利。这个原则长期以来受到各个民主国家的承认,但卢梭首先以尖锐的语言把它总结为广泛的原则。伏尔泰以及为狄德罗的《百科全书》作过贡献的一批学者和评论家历来怀疑传统的宗教观念和社会观念,这些人编纂《百科全书》是为了阐明按照理智实行统治的道理,也是出于单纯求知的愿望。在政治上实行严格控制的法国社会里,这些观点犹如一些有力的发酵剂。在路易十六统治的时代,无人知道这些观点会促使中产阶级在追求权力的道路上走多远。

要想获得或者发现十八世纪法国的权力基础是很难的。许许多多的官员统治着法国,他们当中有的由政府支付薪水,有的靠自己在职权范围内抽取手续费和利润过活,有的则是由私人付给报酬。 这个制度早已摇摇欲坠,缺乏效率,造成文件成堆、办事复杂的局面。在法国革命爆发之后不久,一位法国史学家叙述了一座教堂屋顶的一块瓦费了四十年的周折才补上的过程。使全国感到压抑和恼怒的不是专制,而是混乱状态。一位大臣在法国革命前夕向国王报告说,这个国家已经 无法统治了

当局为了纠正这种代价巨大的混乱局面作了多次尝试,而为了筹集资金以应付这种局面则作了更多的尝试。在路易十五的长期统治期间,公债总额大大减少。路易十六在一七七四年继位时,决心励精图治,任命能干而诚实的蒂尔戈为财政总监。蒂尔戈的计划很简单,如果他有机会执行的话,这些计划可能会行之有效。他建议以政府和官廷紧缩开支的手段弥补国家赤字。他还建议废除农民义务筑路制度,取消闲职和地方关税。镇压行会和促进国内小麦自由交易的措施将振兴实业活动,增加社会财富,可是自由买卖小麦导致了投机活动、面包价格上涨和骚乱。贵族为蒂尔戈限制他们特权的措施所激怒,以玛丽·安托瓦内特王后为首的宫廷势力指责他是改革派,因而他任职四年便下野了。他的所有改革方案几乎全部付诸东流。这些改革显然很有必要,但全国也明显地看出,国王无力实行这些改革措施。

蒂尔戈在一七七八年下野,法国在同一年与正在进行战争的英属美洲殖民地结盟。他下台以后,法国的形势并没有好转。她需要更多的钱财进行英法战争,国家赤字达到五亿利佛尔,约等于二千五百万英镑。即使在那个时代,这个数目也并不可怕,如果建立合理的税收制度,消除这个赤字并非难事。可是在凡尔赛,哪有合理可言呢?路易十六在窘境之中任命瑞士新教徒内克为 “财政总长”。 内克以蒂尔戈的下场为前车之鉴,他意识到,触动贵族的特权是不可能的。于是他致力于监狱和医院的改革工作,力争废除对嫌疑犯严刑逼供的制度。此外,他还建立了地方议会,以代行地方政府的职权,提高工作效率。这些议会有各种不切实际的新设想,盲目憎恨中央政府。它们卷入喧嚣的漩涡,只有个别者例外。内克受到挫折,大失所望,在一七八一年五月辞职。

美利坚合众国的诞生激励了法国民众,使他们对自由有了更高的要求。既然美国能够获得自由,他们为何不能呢?拉斐特率领的法国志愿军和罗尚博指挥的王室军队曾经参加美国独立战争,为什么旧王朝要压抑法国人的自尊心和活力呢? 法国的状况仍然是宫廷奢侈,统治混乱,国库空虚。路易十六失去了蒂尔戈和内克,他毫无统治才能,除了游猎、造钟和宴饮之外别无所好。他无计可施,唯知举债而已。到一七八五年,国库巳经空空如也。第二年召开了 “名人会议”,大会接到对所有财产征收财产税和取消免税特权的要求。 这些要求遭到拒绝,名人拒不交税,直到后来他们了解到这场灾难的根源才交了税。教士也持反对态度。与会者纷纷退席回家。政府的垮台已经迫在眉睫,巴黎发生骚乱,王后和首相的模拟像被烧毁。政府如果不答应召集议会,就得不到贷款。路易十六在这场风暴面前屈服了。一七八八年,内克在欢呼声中重新上台。他着手解决紧迫的财政困难,召开了议会。在此期间访问法国的一位英国议员预言说: “如此严重的混乱局面和狂热情绪是不会轻易消逝的,……整个王国的革命条件似乎已经成熟。 ”

在法国历史上,每逢严重的危机都要召集议会,为国家指引道路,支持国王。可是议会已有一百七十五年没有召集了。人们没有见过上一次议会是如何活动的,这一次也无法仿效。至于它会取得何种成果,权限如何,人们只能去推测。国王的大臣们没有制定出指导方针。 聚集到凡尔赛的代表有许多决策的机会,可以作出英明之举,也可能会犯下愚的错误。他们能够着手改革法国,使她恢复生机,也能够通过争权夺利的派系斗争把法国推入无政府状态和战争。在不到三年的时间里,议会进行了一场全面的革命,在欧洲发动了大规模的冲突。但在一七八九年五月五日,人们的政治热情会发展多快以及发展到何种程度,这仍然是无法预料的问题。法国这个古老的代表机构完全可能转而拥护君主制,在这个阶段连疯子也没有想到推翻君主制。大家希望议会制和君主制将在共同的目标下互相支持,法国不久将加入日益增多的立宪制国家的行列。当议员们在五月四日到巴黎圣母院作礼拜时,他们没有想到,他们的工作会导致近代欧洲第一个残酷的独裁制度的诞生,这个制度将无可争议地得到 恐怖的美名。他们也没有想到,他们的无能将为欧洲在恺撒之后出现一个伟人(注: 拿破仑)铺平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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